「中國威脅論」化解美越宿怨？

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近日訪問華盛頓，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晤期間宣佈建立「全面夥伴關係」作為合作框架，對兩國戰略、經濟發展悠關重要。美越關係升級，相信讓中國部份鷹派人物加深美國「重返亞太」、「圍堵中國」的焦慮，在軍事戰略上作出更強硬姿態，可能本末倒置，反而挑起東南亞的局勢不穩。

張晉創這次訪問目的引起傳媒注意，原因是過去越南元首甚少主動訪問美國。自從美越關係在1995年正常化以後，只有前國家主席阮明哲曾經出訪美國。因此，外間普遍預料張氏此行意義重大，有可能借經濟合作為名，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為實。

這種帶有陰謀論味道的推論，確實並非空穴來風。近月來，中國、越南就南海的主權爭議雖然有平息的跡象，不過情況不等於問題已經擱置，雙方仍然會為漁船越界驅逐漁民等執法問題喋喋不休。張晉創更在會晤中向奧巴馬抗議中國在南海的挑釁行為，反映主權爭議對會談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越南與中國近年來同樣積極擴充軍備，雙方十年間的軍費各自增加超過一倍。當中國解放軍積極擴充航空母艦及潛艇數量的時候，越南亦分別從俄羅斯、印度、加拿大等地購入先進軍備。加上美國盟友菲律賓周三發動全球反華示威，有謠言傳出獲得越南支持，兩者勢要在外交政策上留難中國政府，更讓中國憂心美越全面夥伴關係具針對性。
然而，越南美國之間的共同興趣不只中國。假如將所有外交合作都視為美國「圍堵中國」的工具，難免把國際關係看得太過簡單。

越南近年經濟發展碰壁，急需美國開放市場，才可保持高速增長穩定民心。上月越南國會對國家領導人投信任票，越共第三號人物、負責經濟政策的國家總理阮晉勇民望低迷，「低信任」的得票比例接近三分一，反映越南社會對經濟狀況不滿。張晉創此行正希望催促奧巴馬盡快落實「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讓越南可以加強出口。況且，美國是越南第二大出口目的地，河內與華府建立更緊密關係，保持國家經濟增長，對越共合法性絕對有益。

另外，美國越南在人權立場上態度南轅北轍，無論是貪污、個人自由、政治犯以及居於美國的越南裔人士，都成為美國朝野政黨的攻擊理由。況且，鑒於美越八年戰爭的心理陰影仍然存在，兩國如要建立美日、美韓一樣的同盟關係，相信不會在這幾年內發生。

反對派回歸 「救國夢」蓄勢待發？

流亡法國的柬埔寨反對派領軍人物桑蘭西（Sam Rainsy）上周獲柬埔寨國王特赦，昨日凱旋回歸首都金邊，在講話中表示此行矢志「拯救國家」，似乎為他帶領的救國黨下了一道強心針，讓本月二十八日的大選增添火藥味。儘管如此，桑的政敵─人民黨領袖兼首相洪森─之所以冠冕堂皇以「和解精神」為由，並要求國王發出特赦令，全因為洪森早已在幕後操盤，禁止「帶罪在身」的桑蘭西參與選舉過程。換言之，桑不但無法在這次選舉中與洪森競逐首相寶座，更連投票權利亦被剝奪，人民黨執政地位很大機會穩如泰山。

洪森借人民黨的軀殼延續其政治壽命，讓家族網絡壟斷國家政商系統，官商勾結的例子俯拾皆是，導致國內的民權狀況每況愈下。黨政官員強霸土地的問題尤其嚴重，政府常以經濟發展為由，以廉價租約將土地經營權外判予人民黨政要轄下企業，縱容後者巧取豪奪當地居民的住屋，在黨政共同操控國家司法制度的情形下，平常人家的權利根本不能得到保障。去年金邊萬谷湖（Boeung Kak）的和平示威活動，最後以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柬埔寨雖然名義上實行民主選舉，每五年進行一次國會選舉，表面上容許各政黨參選角逐議席；但是，根據政治學者分析觀察所得，柬埔寨實際上已經是一黨專政，人民黨在選舉期間一直干預全國選舉工程，甚至採用違法手段打擊異己，當中包括操控候選人名單、阻止政敵在媒體上宣傳政綱理念、篡改選民資料、「一屋七姓十三票」的種票網絡等，均是耳熟能詳的政壇舊聞。

以上月為例，有二十八名反對派議員被議會其中一個委員會開除議席，原因竟是他們合併及另組新黨，導致他們失去當選時候的代表性。這些話聽起來似是而非，不過執政黨幾乎掌握國家所有政治經濟體制，反對派與之相比實力懸殊，前者要指鹿為馬確非難事。而且洪森每次選舉前總能向選民提供種種福利，特別讓小商店老闆、城鄉居民感到方便，自然會將票投給人民黨。近日有統計顯示，近八成柬埔寨居民認同人民黨的發展方向，反對派要打擊其根基，宛如愚公移山。

然而，柬埔寨的政治經濟穩定一直是洪森的選票來源，因此選民才對人民黨的粗暴手段視而不見。倘若這種社會契約被打破，上述的社會弊端定然陸續浮現，更能凝聚反對派群眾，人民黨在選戰中肯定失去不少勝算。鑑於歐盟四年前已經開始減少對柬的借貸，而美國的援助金額亦有前設，金邊已經愈來愈靠攏北京。中國的經濟發展路線近日出現不少負面猜測，對柬埔寨經濟有一定影響，加上國內民眾對中國普遍沒有特別好感，持續的經濟合作可能加劇柬國的財富分配問題，出現民意反彈。那便是桑蘭西實現救國夢的時機了。

波士尼亞大屠殺與人道干預迷思

7月11日是波士尼亞斯瑞布雷尼察（Srebrenica）大屠殺的18週年紀念日，當地有逾一萬五千人出席悼念活動，紀念這場巴爾幹人民的歷史悲劇，以哭聲控訴歷史對當地居民的暴行。斯瑞布雷尼察的慘案對西方社會造成極大震撼，他們對人道干預的觀點亦產生了一定變化。

波士尼亞在1992年脫離南斯拉夫統治，宣佈獨立，隨即引來國內的塞爾維亞族人反對，雙方更因此開戰。由於戰聯合國安理會在1993年通過在斯瑞布雷尼察建立安全區，派遣維和部隊、軍人、警察在當地進駐。後來歐美國家見外交途徑失去效用，於是倡議設立禁飛區，授權北約進行空襲。儘管如此，西方國家卻無法阻止塞族攻陷安全區，導致塞族軍人姦殺屠城，造成人間悲劇。北約事後進行大規模轟炸活動，逼使塞族進行和談，卻始終無法挽回屠殺失去的八千條生命。相關慘劇的聆訊過程仍然在國際法庭戰爭罪行法庭進行，參與發動大屠殺的塞族領袖卡拉季奇前途未卜，控訴歷史的聲音始終不會消失。

大屠殺一事，對歐美國家的外交政策產生一定警惕，特別是面對潛在的人道危機時，這些聲音亦會隨之變得響亮。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近日西方國家在回應「阿拉伯之春」後利比亞、敍利亞的內戰時，曾經借用斯瑞布雷尼察屠殺的「錯誤決定」─ 即未能及時作出反擊阻止慘劇發生 ─ 作為人道干預的理據。自從巴沙爾政權被指藏有生化武器後，相關論述更是高唱入雲。

在討論國際關係，人道干預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課題，尤其是當國家在選擇干預行動時，背後一定牽涉到「主權」與「人權」的優次排序：如果支持干預，即國家可以進行軍事行動介入別國內政，意味人權比主權重要；反之亦然。歐美國家普遍認同人權優先於主權，而亞洲國家則傾向於後者。

事實上，外間輿論不應將反對人道干預與冷酷無情畫上等號。過去有不少例子證明西方國家武力介入別國內戰，總會將問題變得更複雜。歸根究底，國家在選擇應否進行干預時都沒有設下一個周詳計劃，以致每次介入行動終結後便拂袖而去，無意解決種族宗教糾紛、經濟不均等根源問題。另一方面，近年西方國家介入紛爭每每以推翻當地政權作為介入目標，不但遠離了「保護人權」口號的本質，甚至會加深對戰雙方的恨意，釀成另一波更嚴重的衝突：伊拉克、利比亞局面至今仍然混亂，大概說明了反對介入者的考慮。

「海洛英教父」與跨國販毒問題

外號「海洛英教父」的金三角毒梟羅星漢上周去世，以八十歲高齡結束其輝煌的富豪人生。過去叱吒東南亞的販毒「三巨頭」─坤沙、羅星漢、魏學剛─當中，羅星漢是最早發跡的一人，他對緬甸獨立後中央政府與地方武裝派系之間的角力互動發揮一定作用。

國共內戰後，有部份國民黨殘軍在緬北建立武裝勢力，並接管英國人遺留下來的鴉片種植販賣事業，成為緬甸政府的眼中釘。羅星漢受惠於這種敵對關係，在1960年成立孟洞公司，分化當地族人，並獲得政府許可經營鴉片業務權，借軍隊負責押運邊境一帶販賣。通過這種中央─地方互相合作原則，羅星漢與緬甸政府共同擊潰國民黨殘軍、緬共、獨立軍勢力，並承認中央政府的合法性。

在這種互惠互利邏輯推動下，羅星漢的事業終於擴展到歐美地區，在六、七十年代成為金三角的大毒梟，美國政府更一度重金懸賞將他緝捕。雖然後來緬甸軍政府與羅星漢就裁軍一事發生衝突，羅因而先後被判死刑及無期徒刑，據說他仍然獲得優人一等的待遇。後來羅星漢金盤洗手，一方面充當「和事佬」協助軍政府與部份武裝販毒集團進行和談；另一方面「棄武從商」，建立王國「亞洲世界集團」（Asia World Group），搖身一變成為緬甸首富，經常接獲與中資企業有關的計劃項目，當可涉及中央政府在背後操弄。

雖然羅星漢晚年表示自已支持政府實行禁毒措施，但外間有聲音對緬甸的將來感到悲觀。第一、泰國政府近年致力推動禁毒大有得著，而老撾向來所占不大，唯獨緬甸的毒品生產率卻不跌反升。根據《時代週刊》早前報導所得，緬甸有大約三十萬住戶種植大麻鴉片，以此來彌補內戰造成的經濟損失，透過販賣毒品維持生計，滿足其經濟需要。第二、緬甸地方反對勢力為了維持運作，大規模種植毒品，藉此換取資金。第三、緬甸總統登盛雖然積極內政，不過政府內部有軍隊一直覬覦販毒帶來私利，於是吸納部份前毒梟，發展其販毒大計，部份更懂得借助商業包裝，用販毒所賺得的黑錢進行投資，當局更難追蹤去向。而且緬甸政策向來只針對買家，無力禁止貨源生產，軍人與毒梟互相勾結，又擁有實權，大可置政府禁毒的命令於不顧。

「教父」雖死，但只要緬甸政府一日無法改善軍隊貪腐、種族衝突及經濟發展三個源頭，販毒問題永遠不能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