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特赦法背後的政治角力

泰國國會眾議院周四以300票贊成，124票反對下，首讀通過由執政「為泰黨」提交的特赦條例草案，並決定成立委員會專門針對及修訂法律條文內容。這份草案主要針對2006年至2012年間曾先後被控參與反政府示威及造成社會騷亂的民眾，藉法律條文赦免有關指控。

相關條例在泰國牽起政治暗湧：一方面，提出草案的「為泰黨」議員沃拉猜（Worachi Hema）認為特赦法可以幫助當年蒙冤受屈的政治犯，並且有利推進國內和解；相反，民主黨等反對派懷疑草案旨在大赦前總理他信。假若草案變成法例，他信的貪污罪行亦可能因此得到豁免，更可光明正大回國重整旗鼓，絕非民主黨等反對派所樂見。

特赦條例牽起的反對聲音已經超越政黨層面，連人權組織都發聲表態，關注通過草案會縱容那些有份參與政變、侵犯人權的罪犯，特別是一眾曾經參與武力鎮壓暴亂的軍警。人權觀察組織亞洲主任日前表示，特赦條例只會讓這些武裝份子逍遙法外，擔心會打破先例，長遠削弱泰國的民主及人權發展。

從近幾年泰國政治局勢而言，特赦條例的影響其實不言而喻。自從2006年軍隊發動政變將總理他信推翻以後，支持與反對他信的政治板塊一直角力至今。反對他信封政的「黃衫軍」以中產、尊皇為核心價值，他們普遍不滿他信權力過大，有意挑戰泰皇至高無上的君權；另外「紅衫軍」大多以鄉郊農民為主，他們受惠於他信的農業政策，對推翻他信的民主黨嗤之以鼻。雙方在過去幾年多次進行正面衝突釀成死傷，即使在現總理英祿治下稍有改善，但彼此芥蒂仍然深刻，明顯缺乏互信。

「為泰黨」占眾議院過半數席位，要通過二讀、三讀等程序難度不大，但倘若英祿及其內閣官員無視這些聲音，強行通過法例，一定會造成民意反彈。在這次國會會議當中，曼谷當局在個別區域援引「國內安全法」應付反對派大規模的示威集會，可見雙方互信基礙欠奉。雙方在此役表現克制，未有釀成任何暴力事件。泰國近年「支持VS反對」的惡性循環導致國內政經局面不穩，假如未能改變這種政治生態，泰國經濟問題只會繼續惡化，更遑論處理國內的分離勢力。

津巴布韋的民主哀歌

非洲國家津布巴韋週三進行總統及國會大選，由執政逾三十年的總統穆加貝（Robert Mugabe）與總理茨萬吉拉伊（Morgan Tsvangirai）互相爭奪權力寶座。如無意外，穆加貝應該以逾半數支持下獲勝，自動越過第二輪選舉，以八十九歲高齡第七度連任。雖然津國在今年三月透過公投啟動修憲程序，名義上將總統權力大幅收窄，並通過一系列人權法案加強人民政治權利；但是回顧穆加貝過去政績，倘若一如他所言「管治到九十五歲」，津布巴韋民主發展及經濟復元的前景似乎一片黯淡。


港人對津巴布韋的認識，大概源於總統親屬與香港的淵源：例如2009年穆加貝夫人格蕾絲來港購物時毆打本港《南華早報》記者；千金波娜在城市大學讀書等花邊新聞。相反，除了津國一度推出過面額一百兆的紙幣淪為世紀奇聞以外，該國的發展狀況甚少成為關注對象。

津巴布韋今日是非洲中最貧乏的國家之一，失業率一度高達百分之九十五的遠超周邊國家的標準，連最嚴重的納米比亞，也只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口失業；通脹率在2008年直逼250,000,000%，據說花三萬億才可乘搭巴士。不過，在穆加貝上任總統前，津巴布韋一度是區內數一數二的經濟體，而且英國在殖民地時代遺下不少基建設備，本來讓津國足夠在保護主義的思潮下自給自足。


但是穆加貝的極端社會主義思想主導下實施激進土地改革，沒收許多農民的私有土地，並將其分配到親信手上；又藉排外民粹主義打擊外商投資，鞏固權力基礎；在其他社會福利政策花費極巨，嚴重破獲國家財政穩健。九十年代中葉，穆加貝漠視介入剛果內戰帶來的經濟壓力，終於導致國家陷入通脹危機，直到2009年，茨萬吉拉伊與穆加貝在非洲南部開發共同體（SADC）號召下達成和解共組政府後，前者的經濟政策才讓問題得以舒緩。


名義上，津巴布韋行政體制每五年由普選產生，選民理應可以投過選票將穆趕下臺。不過，津國在實行選舉時與柬埔寨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同樣從合法及非法的途徑影響選票結果。根據《經濟學人》與《衛報》報導發現，津國的已登記選民出現極不尋常的跡象：例如年輕、合資格選民出奇地少，但年逾百歲的選民卻有十萬人。這些「鬼魅」選民來自何處，他們的投票意向等等，自然成為其中一大疑團。執政黨與親穆加貝的民兵團關係亦是另一關鍵要素。在上屆大選中，初選領先的反對派成員受到襲擊，而且有部份反對派支持者被警方拘捕、打壓、甚至擊斃，令許多有心人卻步。再加上穆加貝擅長煽動民情，以「外國勢力入侵」等口號鼓動群眾，滋生暴力事件，讓選舉變成十分危險的政治活動。


由於穆加貝這次幾乎是注定獲勝，茨萬吉拉伊難從正常途徑否定這場選舉的合法性。但假如後者借群眾運動挑戰前者，似乎國內仍然未有共識，隨時會變成當年的泰國一樣，長時間陷入支持、反對者的「非我即敵」之爭，對津國的前途絕無益處。另一方面，茨氏與穆加貝為了這次選舉幾乎已經撕破臉，雙方互相批評對方抹黑，加上積蓄已久的心結，相信雙方要花許多功夫才能重新合作。這個時候，或許只有透過SADC、非盟等區域組織的仲裁下，才可避免國家陷入分裂。

「中國威脅論」化解美越宿怨？

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近日訪問華盛頓，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晤期間宣佈建立「全面夥伴關係」作為合作框架，對兩國戰略、經濟發展悠關重要。美越關係升級，相信讓中國部份鷹派人物加深美國「重返亞太」、「圍堵中國」的焦慮，在軍事戰略上作出更強硬姿態，可能本末倒置，反而挑起東南亞的局勢不穩。

張晉創這次訪問目的引起傳媒注意，原因是過去越南元首甚少主動訪問美國。自從美越關係在1995年正常化以後，只有前國家主席阮明哲曾經出訪美國。因此，外間普遍預料張氏此行意義重大，有可能借經濟合作為名，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為實。

這種帶有陰謀論味道的推論，確實並非空穴來風。近月來，中國、越南就南海的主權爭議雖然有平息的跡象，不過情況不等於問題已經擱置，雙方仍然會為漁船越界驅逐漁民等執法問題喋喋不休。張晉創更在會晤中向奧巴馬抗議中國在南海的挑釁行為，反映主權爭議對會談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越南與中國近年來同樣積極擴充軍備，雙方十年間的軍費各自增加超過一倍。當中國解放軍積極擴充航空母艦及潛艇數量的時候，越南亦分別從俄羅斯、印度、加拿大等地購入先進軍備。加上美國盟友菲律賓周三發動全球反華示威，有謠言傳出獲得越南支持，兩者勢要在外交政策上留難中國政府，更讓中國憂心美越全面夥伴關係具針對性。
然而，越南美國之間的共同興趣不只中國。假如將所有外交合作都視為美國「圍堵中國」的工具，難免把國際關係看得太過簡單。

越南近年經濟發展碰壁，急需美國開放市場，才可保持高速增長穩定民心。上月越南國會對國家領導人投信任票，越共第三號人物、負責經濟政策的國家總理阮晉勇民望低迷，「低信任」的得票比例接近三分一，反映越南社會對經濟狀況不滿。張晉創此行正希望催促奧巴馬盡快落實「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讓越南可以加強出口。況且，美國是越南第二大出口目的地，河內與華府建立更緊密關係，保持國家經濟增長，對越共合法性絕對有益。

另外，美國越南在人權立場上態度南轅北轍，無論是貪污、個人自由、政治犯以及居於美國的越南裔人士，都成為美國朝野政黨的攻擊理由。況且，鑒於美越八年戰爭的心理陰影仍然存在，兩國如要建立美日、美韓一樣的同盟關係，相信不會在這幾年內發生。

反對派回歸 「救國夢」蓄勢待發？

流亡法國的柬埔寨反對派領軍人物桑蘭西（Sam Rainsy）上周獲柬埔寨國王特赦，昨日凱旋回歸首都金邊，在講話中表示此行矢志「拯救國家」，似乎為他帶領的救國黨下了一道強心針，讓本月二十八日的大選增添火藥味。儘管如此，桑的政敵─人民黨領袖兼首相洪森─之所以冠冕堂皇以「和解精神」為由，並要求國王發出特赦令，全因為洪森早已在幕後操盤，禁止「帶罪在身」的桑蘭西參與選舉過程。換言之，桑不但無法在這次選舉中與洪森競逐首相寶座，更連投票權利亦被剝奪，人民黨執政地位很大機會穩如泰山。

洪森借人民黨的軀殼延續其政治壽命，讓家族網絡壟斷國家政商系統，官商勾結的例子俯拾皆是，導致國內的民權狀況每況愈下。黨政官員強霸土地的問題尤其嚴重，政府常以經濟發展為由，以廉價租約將土地經營權外判予人民黨政要轄下企業，縱容後者巧取豪奪當地居民的住屋，在黨政共同操控國家司法制度的情形下，平常人家的權利根本不能得到保障。去年金邊萬谷湖（Boeung Kak）的和平示威活動，最後以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柬埔寨雖然名義上實行民主選舉，每五年進行一次國會選舉，表面上容許各政黨參選角逐議席；但是，根據政治學者分析觀察所得，柬埔寨實際上已經是一黨專政，人民黨在選舉期間一直干預全國選舉工程，甚至採用違法手段打擊異己，當中包括操控候選人名單、阻止政敵在媒體上宣傳政綱理念、篡改選民資料、「一屋七姓十三票」的種票網絡等，均是耳熟能詳的政壇舊聞。

以上月為例，有二十八名反對派議員被議會其中一個委員會開除議席，原因竟是他們合併及另組新黨，導致他們失去當選時候的代表性。這些話聽起來似是而非，不過執政黨幾乎掌握國家所有政治經濟體制，反對派與之相比實力懸殊，前者要指鹿為馬確非難事。而且洪森每次選舉前總能向選民提供種種福利，特別讓小商店老闆、城鄉居民感到方便，自然會將票投給人民黨。近日有統計顯示，近八成柬埔寨居民認同人民黨的發展方向，反對派要打擊其根基，宛如愚公移山。

然而，柬埔寨的政治經濟穩定一直是洪森的選票來源，因此選民才對人民黨的粗暴手段視而不見。倘若這種社會契約被打破，上述的社會弊端定然陸續浮現，更能凝聚反對派群眾，人民黨在選戰中肯定失去不少勝算。鑑於歐盟四年前已經開始減少對柬的借貸，而美國的援助金額亦有前設，金邊已經愈來愈靠攏北京。中國的經濟發展路線近日出現不少負面猜測，對柬埔寨經濟有一定影響，加上國內民眾對中國普遍沒有特別好感，持續的經濟合作可能加劇柬國的財富分配問題，出現民意反彈。那便是桑蘭西實現救國夢的時機了。

波士尼亞大屠殺與人道干預迷思

7月11日是波士尼亞斯瑞布雷尼察（Srebrenica）大屠殺的18週年紀念日，當地有逾一萬五千人出席悼念活動，紀念這場巴爾幹人民的歷史悲劇，以哭聲控訴歷史對當地居民的暴行。斯瑞布雷尼察的慘案對西方社會造成極大震撼，他們對人道干預的觀點亦產生了一定變化。

波士尼亞在1992年脫離南斯拉夫統治，宣佈獨立，隨即引來國內的塞爾維亞族人反對，雙方更因此開戰。由於戰聯合國安理會在1993年通過在斯瑞布雷尼察建立安全區，派遣維和部隊、軍人、警察在當地進駐。後來歐美國家見外交途徑失去效用，於是倡議設立禁飛區，授權北約進行空襲。儘管如此，西方國家卻無法阻止塞族攻陷安全區，導致塞族軍人姦殺屠城，造成人間悲劇。北約事後進行大規模轟炸活動，逼使塞族進行和談，卻始終無法挽回屠殺失去的八千條生命。相關慘劇的聆訊過程仍然在國際法庭戰爭罪行法庭進行，參與發動大屠殺的塞族領袖卡拉季奇前途未卜，控訴歷史的聲音始終不會消失。

大屠殺一事，對歐美國家的外交政策產生一定警惕，特別是面對潛在的人道危機時，這些聲音亦會隨之變得響亮。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近日西方國家在回應「阿拉伯之春」後利比亞、敍利亞的內戰時，曾經借用斯瑞布雷尼察屠殺的「錯誤決定」─ 即未能及時作出反擊阻止慘劇發生 ─ 作為人道干預的理據。自從巴沙爾政權被指藏有生化武器後，相關論述更是高唱入雲。

在討論國際關係，人道干預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課題，尤其是當國家在選擇干預行動時，背後一定牽涉到「主權」與「人權」的優次排序：如果支持干預，即國家可以進行軍事行動介入別國內政，意味人權比主權重要；反之亦然。歐美國家普遍認同人權優先於主權，而亞洲國家則傾向於後者。

事實上，外間輿論不應將反對人道干預與冷酷無情畫上等號。過去有不少例子證明西方國家武力介入別國內戰，總會將問題變得更複雜。歸根究底，國家在選擇應否進行干預時都沒有設下一個周詳計劃，以致每次介入行動終結後便拂袖而去，無意解決種族宗教糾紛、經濟不均等根源問題。另一方面，近年西方國家介入紛爭每每以推翻當地政權作為介入目標，不但遠離了「保護人權」口號的本質，甚至會加深對戰雙方的恨意，釀成另一波更嚴重的衝突：伊拉克、利比亞局面至今仍然混亂，大概說明了反對介入者的考慮。

「海洛英教父」與跨國販毒問題

外號「海洛英教父」的金三角毒梟羅星漢上周去世，以八十歲高齡結束其輝煌的富豪人生。過去叱吒東南亞的販毒「三巨頭」─坤沙、羅星漢、魏學剛─當中，羅星漢是最早發跡的一人，他對緬甸獨立後中央政府與地方武裝派系之間的角力互動發揮一定作用。

國共內戰後，有部份國民黨殘軍在緬北建立武裝勢力，並接管英國人遺留下來的鴉片種植販賣事業，成為緬甸政府的眼中釘。羅星漢受惠於這種敵對關係，在1960年成立孟洞公司，分化當地族人，並獲得政府許可經營鴉片業務權，借軍隊負責押運邊境一帶販賣。通過這種中央─地方互相合作原則，羅星漢與緬甸政府共同擊潰國民黨殘軍、緬共、獨立軍勢力，並承認中央政府的合法性。

在這種互惠互利邏輯推動下，羅星漢的事業終於擴展到歐美地區，在六、七十年代成為金三角的大毒梟，美國政府更一度重金懸賞將他緝捕。雖然後來緬甸軍政府與羅星漢就裁軍一事發生衝突，羅因而先後被判死刑及無期徒刑，據說他仍然獲得優人一等的待遇。後來羅星漢金盤洗手，一方面充當「和事佬」協助軍政府與部份武裝販毒集團進行和談；另一方面「棄武從商」，建立王國「亞洲世界集團」（Asia World Group），搖身一變成為緬甸首富，經常接獲與中資企業有關的計劃項目，當可涉及中央政府在背後操弄。

雖然羅星漢晚年表示自已支持政府實行禁毒措施，但外間有聲音對緬甸的將來感到悲觀。第一、泰國政府近年致力推動禁毒大有得著，而老撾向來所占不大，唯獨緬甸的毒品生產率卻不跌反升。根據《時代週刊》早前報導所得，緬甸有大約三十萬住戶種植大麻鴉片，以此來彌補內戰造成的經濟損失，透過販賣毒品維持生計，滿足其經濟需要。第二、緬甸地方反對勢力為了維持運作，大規模種植毒品，藉此換取資金。第三、緬甸總統登盛雖然積極內政，不過政府內部有軍隊一直覬覦販毒帶來私利，於是吸納部份前毒梟，發展其販毒大計，部份更懂得借助商業包裝，用販毒所賺得的黑錢進行投資，當局更難追蹤去向。而且緬甸政策向來只針對買家，無力禁止貨源生產，軍人與毒梟互相勾結，又擁有實權，大可置政府禁毒的命令於不顧。

「教父」雖死，但只要緬甸政府一日無法改善軍隊貪腐、種族衝突及經濟發展三個源頭，販毒問題永遠不能得到解決。

奧巴馬訪非志在收復失地

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式展開一星期的非洲訪問行程，分別與塞內加爾、坦桑尼亞、南非三國領導人會面。奧巴馬自從2009年出任總統以來，對撒哈拉以南的國家關注有限。上屆總統任期中，更只曾出訪過加納，而且訪問時間更只有22小時，較一般訪問短暫，可見非洲當時不屬於白宮外交考慮因素。如今奧巴馬一連八日訪問三國，碰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外訪亦包括南非及坦國，不禁讓外界懷疑華府會否改變外交方向，加強關注非洲事務─特別是撒哈拉以南一帶─藉此制約北京。


不過，如果將這次訪問理解成「擴充美國勢力」，似乎以「收復失地」更加貼切目前狀況。首先，奧巴馬身為美國首位黑人總統，非洲國家自然對他期望甚殷，然而過去四年白宮低調處理雙方關係，卻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第一，奧巴馬與非洲有血緣羈絆，其父是生長於肯雅的盧歐族人，在擔任總統前多次到訪肯雅尋根，讓外間認為奧巴馬會更關注「同胞」狀況； 第二，奧巴馬在2009年訪問加納時候，表示美國與非洲國家應該以互相尊重作為兩國關係的基礎，突出非洲對全球社會的重要性，讓當地不少國家對奧巴馬政府抱有極大幻想； 第三，前總統克林頓及喬治布殊在任期間對非洲投放極多資源。前者打破慣例，成為第一位在任內多次訪問非洲的美國總統，更通過《非洲發展與機會法案》，允許部份非洲產品可以免稅出口，現時更有35個非洲國家、6000項貨品從中獲得優惠；後者則成立援助機構「千年挑戰公司」向有需要國家提供援助，致力打擊當地愛滋病散播問題，同時協助蘇丹及利比利亞內戰達成停火協議，更在離任後積極到非洲推舉當地健康意識。這些先例自然讓外間對奧巴馬產生一定期望。


其次，美國這次訪問專門挑選當地較為民主及穩定的國家為主：塞內加爾政府相對開放，至於坦桑尼亞在布殊年代一直都有接受白宮援助，而南非更是揉合了經濟發展與民主制度的國家，在非盟裡有一定影響力。再者，美國過去一直都有總統訪問以上國家，因此外交人員挑選這些國家作為外訪對象，其實做法相當合理。至於抗衡中國的說法，當中可能亦有盤算，但只怕算不上是主因。


事實上，白宮四年外交政策作風現實，優先處理國家安全與經濟復甦，阿富汗、中東及亞太區成為焦點重心；相反，美國與非洲關係似乎愈來愈落後於後者與中國、巴西、土耳其的經濟合作，其中中國在非洲的貿易總額更在過去十年間翻了十倍。奧巴馬面對新興國家在非洲的政治經濟實力日漸膨脹，似乎終於發現美國的影響力相對萎縮，才逼於盡快執行訪問任務收復失地。

煙霧危機揭露東南亞跨國合作漏洞

印尼蘇門答臘自從六月中旬起出現森林大火，產生嚴重的煙霧問題，加上受到氣候變化、熱帶風暴影響，導致周邊國家受到大火濃煙籠罩，促成更廣泛的空氣污染情況。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顯示，當地空氣污染指數已經達到有史以來的高位，破天荒錄得401點，級別屬於「威脅病人及老人生命」程度，大幅拋離1997年印尼森林大火所錄得的226點。

林火問題除了造成一定的環境破壞外，亦會觸發其他「界外效應」，隨時令損失倍增。以1997年的煙霧問題為例，事件起源於印尼經濟發展需要，鼓勵企業生產大量棕櫚油、橡膠等產品，同時農民為開墾耕地，不惜砍伐焚毀大片森林。兩者造成的林火問題，經過「厄爾尼諾」現象洗禮，蔓延到東南亞大部份國家，當中包括星、馬、泰、汶萊。環境問題由一個國家造成，卻成為跨國災難，地區經濟虧損了90億美元，東盟成員國關係因而出現裂縫，足以證明「界外效應」的威力。

這次煙霧危機對新加坡造成一定程度打擊，由於空氣污染指數極高，不少市民情願困在室內亦不願外出，短期內對新加坡的餐飲、旅遊業務有負面影響；況且，空氣質素是新加坡營商環境的一大賣點，這個優勢在過去吸走不少駐紮本港的外資企業；長遠而言，定前的煙霧瀰漫或會趕走部份外企。

不過，從表面分析，印尼中央政府受制於國內的利益板塊牽引，難以大刀闊斧杜絕林火源頭。試舉一例，印尼的棕櫚油企業為國家經濟帶來近百分之五收入，因此在國內擁有龐大影響力。他們透過自已的政經地位，建立一個錯綜複雜的關係網，與各個政黨、官員都有相當豐富的脈絡，就連印尼的環境部長的工作亦遭學者批評只不過是協調企業間的利益考慮，而非為政府辦事。利益及商業考慮成為政府改革的一大阻力。

印尼作為區域大國，理應負上一定程度的「大國責任」，改變印尼過去在環境問題的保守態度。一方面，煙霧危機源頭始於蘇門答臘、婆羅洲等印尼領土範圍，中央政府的確有道德責任改善伐木問題；另一方面，印尼欲透過東盟延伸其政治利益，那麼維繫東盟團結便成為其中一項先決條件，否則定必削弱其認受性。與此同時，國際社會早有共識將環境保護議題定調為國際法的基本元素，倘若印尼部份國會議員繼續逃避責任，以干預主權之名阻撓通過《東盟跨國煙霧污染協定》，無論對東盟、抑或印尼也絕非好事。

伊朗大選成溫和派絕地反擊機會？

伊朗將於本週進行總統選舉，近日不斷傳出候選人落馬消息。由憲法監護委員會於五月通過參選名單開始，已有三名重量級人馬被篩選，剩下八人角逐。過去兩日，再有二人被勸退，僅餘六人爭奪總統寶座。


從意識形態角度歸納，現時的候選人當中只有一人屬於溫和派陣型，四人來自保守陣營，一名獨立候選人。假如屬於溫和派的魯哈尼（Hassan Rohani）能夠堅持到周日，按目前以一敵五的局面，有利他集中選票，很大機會可以支撐到第二輪選舉。自從2009年大選，改革派候選人穆沙維落敗，指責現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選舉舞弊的「綠色運動」面臨種種打壓，運動領導人至今仍遭到軟禁，元氣未曾恢復。外間正在關注溫和派以及改革派支持者可否把握機會，重整旗鼓。


魯哈尼在這次選舉中具有幾個優勢：第一、他是唯一一個以教士身份的候選人，而且他對伊斯蘭革命及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一向表示尊重，可以獲取中間派人士及溫和派教士支持；第二、他與改革派人脈關係不錯，提倡保障公民權利，日前更獲得改革派領軍人物、前總統拉夫桑賈尼高調支持，加上如今改革派別無選擇，只可以支持魯哈尼。


第三、他與今屆政府無直接關係，可以對艾氏的經濟政策大加鞭撻。艾哈邁迪內賈德任內實行民粹政策，即使面對西方制栽，仍然大灑金錢提供福利，通脹率更高達百分之三十二，失業率卻仍占百分之十三，導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這次選舉中，保守派候選人似乎仍未汲取教訓，在經濟政策上仍然傾向以「派錢」作招徠，或者推動私有化加劇貧富差距，相信會失去不少城市選票。由於魯哈尼曾經擔任首席核談判代表，其溫和立場獲得英美接受，有利爭取西方國家取消制裁，因此較受年輕選民支持。


然而，溫和派回朝的最大隱憂，就是哈梅內伊的個人喜好。雖然伊朗自稱為「中東最民主的國家」，擁有一套較完善的選舉制度，國會及總統由普選產生等等；不過，選舉結果需要得到最高領袖認可，所以倘若魯哈尼不合哈梅內伊脾胃，最高領袖擁有權力否決選舉結果。另外，最高領袖隨時可以修改總統權力，將總統完全邊緣化，前總統拉夫桑賈尼、甚至現任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都因為一度開罪哈梅內伊而遭到「懲罰」，權力大不如前。最高領袖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甚至有機會凌駕選民認受，這就是「伊朗式民主」的一大特色。

緬甸民主挑戰難短期內解決

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上星期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期間，明言自己有意參選總統選舉，角逐該國元首寶座。昂山素姬及其所屬政黨全國民主聯盟（NLD）在國內獲得廣泛支持，遠遠拋離執政聯邦鞏固與發展黨（USDP），有資格成為緬甸第一位女元首，有望確立緬甸的民主化改革。

不過，昂山素姬如果要達成心願，建立一個成功的民主制度，仍需要幾個因素支持。

首先，緬甸軍政府在2008年成立的新憲法當中，規定總統候選人的伴侶不可是外國人。加入此項限制目的，便是藉「杜絕外國勢力干預」為名，阻止身為英國人妻子的昂山素姬改朝換代。雖然今年3月國會通過成立憲法檢討委員會，重新討論憲法的原則問題，不過USDP議員早已表示此舉只為檢討部份民族的自治性。昂山素姬早前亦坦言修改憲法是「全世界最難的事」。

另外，緬甸緬 11toral College)經濟雖然逐步開放，包括實行《海外投資法》，開放國內資源市場吸引外資發展國家經濟，加速國家城市化；但假如政策短時間內未能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或者國家資源落入權貴手上，很容易鼓吹排外思想及民粹主義。由於緬甸經濟需要大量外援，仇外主義導致經濟發展難有起色，而且跟民主精神越走越遠。

緬甸的種族衝突同樣對建設民主制度造成相當大的挑戰。除了近來若開邦羅興亞族人飽受僧侶與若開族人攻擊外，緬甸政府與其他民族的關係仍然相當脆弱。即使政府去年與大部份民族簽訂停火協議，但過去有不少例子證明任何一方會隨時破壞協定，令雙方重返戰場。登盛政府身於權力核心，不過軍隊幾乎不受其指揮，成為實踐和平方案另一絆腳石。本來昂山素姬父親昂山將軍生前提倡的聯邦制，以包容不同民族作為大前提，提升民族治權，加強各方代表性，是一個可行的辦法。然而，面對軍隊及部份緬甸人的保守態度，改革方案純屬紙上談兵。

全民盟以及整個國家對民主制度的見解觀念都有一定重要性。今年三月全民盟進行領導層選舉，釀成黨內「少壯派」與「主流派」的分歧。前者批評決策全盤由年老的「主流派」壟斷，任由昂山素姬說了算，幾乎沒有討論空間，更遑論任何公平和透明原則。即使批評對全民盟的支持度未見造成太大打擊，倘若這種管治方式延伸到國家層面上，那麼昂山素姬主張的民主觀念恐怕會讓許多人失望。

最後，國民支持全民盟的原因，有極大部份歸究於他們對昂山素姬及其父親的景仰；相反，全民盟提倡的聯邦制度、民主理念相對抽象，難以單憑概念獲取民眾支持。這種重視個人色彩的政治模式，對國家建立穩定民主制度相當危險。因為只要這個領導人離開崗位，或者政策效果有違民意導致群眾幻想破滅，整個制度將會很容易崩潰，國家甚至隨時陷入混亂局面。尤其昂山素姬身體機能開始退化，更需要把握時間擺脫國民對「支持昂山素姬=民主」的錯誤投射。

美國網絡監控醜聞對中美關係影響

美國政府及其國家安全局的一連串監控國民爭議愈演愈激烈。英國《衛報》發現，白宮原來在電訊網絡外，在互聯網上亦進行一個名為「PRISM」的行動，監控本土與外國用戶的對話資料（內容除外），而且覆蓋層面極度廣泛。

調查又揭出國安局秘密成立的「無國界告密者」程式（Borderless Informant, BI）具備儲存及分析功能，統計及按國家歸納採集所得的數據，而且以上程式所搜集的情報已經多達970億，華府再多解析都擺脫不了白宮侵犯私隱的罪名，官方論述恐怕會被視為低劣的政治化妝，隱隱散發出「此地無銀」的氣味。

雖然輿論焦點暫時集中在國內政治層面，但由於華府聲稱監控目的涉及國家安全策略、外交方向等，筆者相信其影響很快便會延伸到國際層面，尤其對中美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將會發揮一定作用。

在一般情況下，情報是政策制訂的重要元素，所以從國安局搜集情報的多寡，可以粗略評估指定國家對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從BI近六年的的數據分析顯示，中東局勢似乎遠較亞太區重要。據《衛報》透露，970億項情報中，伊朗獨占14億、其次是巴基斯坦、約旦和埃及。雖然受「關注」程度未必證明美國與該國關係人好壞，但是從宏觀的局勢而言，資訊卻相當符合美國在中東的地區利益。伊朗的核發展、巴基斯坦的反恐戰爭、約旦與沙特阿拉伯的盟友關係、埃及作為「阿拉伯之春」的催化劑成效，統統有跡可尋。

中國在以上排名中位置處於中游一帶，受監控程度與美國本土接近；至於亞太地區除印度以外，其他國家的受監控程度都相對低。假如「重返亞太」或者所謂「圍堵中國」論不是近一兩年才醞釀的外交政策，以致情報數量落後於中東主要國家，那麼似乎只有兩個可能：一，是「重返亞太」戰略的重要性被外間誇大，美國的戰略考慮仍然處於中東地區；二，是中國的防監控功能十分強橫，以致美國情報人員不能搜出情報。

另一影響，則直接涉及中美在網絡安全上的合作。「習奧會」前，中美互相指控在幕後指使黑客風波，入侵對方安全系統盜取國家機密。縱然兩國元首會面後，雙方達成共識，願意循外交途徑確保網絡安全，不過坊間對此普遍不寄厚望。如今媒體接二連三爆出PRISM及BI醜聞，使奧巴馬在民權立場上的道德高地突然崩塌；相反，北京則可以照板煮碗，借「國家安全」名義向網絡空間施予更多限制，進行更嚴厲的監控，即使雙方在政策執行及問責機制上有分別，但美國亦難從原則層面指責中國。兩個大國尚且如此，全球網絡安全不知該從何說起。

告密者的引渡問題同樣對中美關係產生隱憂。昨日告密者史諾登公開身份，透露自己正藏身香港，表示期望北京政府不會把他引渡到美國受審。告密者行蹤曝光，無論是白宮或國會，都急於要求北京交人，中國大可向美國提出條件交換利益，亦可挾著「習奧會」中美和諧氣氛，將兩國關係推上一層樓。然而，假若中國贊成將史諾登遺返，將「人民英雄」送回美國受審，形同表示北京政府身受「黑客入侵」的說法自相矛盾，到時候同樣損害中國與其他鼓勵網絡空間自由化的國家的友誼。

可幸的是，中美之間並沒有簽署「引渡條約」，所以有關引渡的責任將會落在與美國有協議的香港身上，按道理最後決定遺返的權力歸於終審法院。不過，相關協議存在灰色地帶，本港立法會議院湯家驊表示未必適合於政治罪犯，加上香港過去並沒有接觸過相似案件，至今仍然難料史諾登的命運。

筆者相信事件將會再次引起世界各地對網絡安全及保障私隱權利的關注；同一時間，美國以「道德主義」為論述核心的外交政策都會很難找到受眾。

奧巴馬政府患上「小布殊後遺症」？

Credit: http://garyhardwick.blogspot.com

白宮近月來面對的醜聞連綿不絕，先後有報導發現利比亞班加西使館遇襲內情文件遭到刪改、國稅局被揭刻意刁難國內保守派團體的免稅身份、司法部未獲許可便扣查美聯社員工的通話紀錄等等，一波接著一波湧現，反映白宮以反恐、國安等名義扼緊公民權益，導致出現一種濫用權力的趨勢。美國的民權狀況在奧巴馬任內受到多方面挑戰。

日前英國《衛報》揭發奧巴馬政府原來一直秘密蒐集電訊公司客戶國內外的通話紀錄，而且機制完全缺乏透明度，奧巴馬政府聲望必定受挫。首先，授權白宮透過聯邦調查局(FBI)監控電話用戶的美國境外情報監督法院，以閉門方式審批監視活動；再加上授權內容並無限制聯調局的監控對象，意即涉事公司Verizon的所有用戶都有機會成為目標。即使Verizon毋須向聯調局提供通話內容，但單憑通話對象、時間、長度等都可能觸犯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針對「無理搜查和查封」及「沒有合理事實依據」的限制。

在法律立場上，白宮堅持有關行為符合法律，特別是有關美國《愛國法》擴大政府搜查權力及有效範圍，兼且毋須事先得到對象認同。不過，前總統布殊藉推行《愛國法》打擊國內恐怖主義加強執法者權力，做法惹來非議，不但受到民權份子唾罵，聯邦法院早前更宣佈部份條文違憲。更諷刺的，是奧巴馬任參議員時候曾經大力批評《愛國法》，然而今日居然靠這道法令過關，一定做成政治壓力。政治評論網Politico更有文章狠批奧巴馬政府儼如布殊政府的第四任期，完全漠視公民權利。

美國政治向來都有一個魔咒，就是連任總統的「蜜月期」一般較第一任期短，政治醜聞亦會接二連三浮現。雖然總統解決了連任包袱，免除選票束縛，理應可以在第二任期內大展拳腳；但國會中期選舉畢竟是另一個政治挑戰，萬一這些醜聞處理失當，輕則成為跛腳鴨政府，總統大可提早退休；重則做了下任同黨總統候選人的絆腳石，使黨友失去參眾議院多數黨席位，變成千古罪人。

奧巴馬連任不足半年，便面對如此眾多批評，極多數更是源自民權份子這些民主黨的傳統票源。部份民主黨人為保明年選舉議席，已經選擇加入批評行列。這個趨勢對矢志強勢回歸的共和黨而言本應是好事，然而過去共和黨人普遍支持《愛國法》，對其侵犯民權的效果隻眼開隻眼閉，預料他們亦不敢在事件上大做文章，免得民意反彈。反正假若美國傳統魔咒屬實，不利奧巴馬的消息勢必源源不絕，共和黨眾不需為此而憂心。

Larry King過檔展示威權國家打造軟實力困境

美國著名時事評論員Larry King日前宣佈重出江湖，再次主持電視清淡節目。他自從2010年宣佈結束在CNN的金牌節目後，一直退而不休，去年更在網絡電視繼續主持節目訪問社會賢達名人。不過，Larry這件「喜訊」卻引來各界震驚，因為他的新僱主居然是俄羅斯國營電視頻道「今日俄羅斯」(簡稱RT）。

對於一位自認是自由主義者的節目主持，竟然選擇加盟一個備受自己盟友鞭撻的國家官方喉舌，難怪有網民批評他只不過是為了金錢「將自己賣給敵人」。《外交政策》有評論員發佈網誌，要求Larry應先把RT的節目翻看幾遍才考慮簽約安排。按其說法，RT部份節目違反中立原則，包括一些清談節目缺乏應有的批判風格，對親俄外交立場的言論照單全收，甚至認同「俄國在敍利亞問題上態度中立，適合調查敍國政府軍有否動用化武」等驚人見解。

美國網民討論Larry過檔，除了關注老人家貞節牌坊會否失守外，言論更深一層的涵義不乏美俄冷戰對立思維的影子，以及普遍群眾懷疑威權政府大力推行軟實力立心不良。

中國政府近年借官方媒體擴張海外打造軟實力，推銷中國文化，以圖打破中國的負面形象，同樣遭受不少美國輿論批評。有不少美國媒體認為，央視美洲頻道、新華社這些官方媒體，任何報導事先必定受過國家監管過濾，所有涉及中國的新聞消息都遭到威權體制「去敏感化」，既有違專業操守，又無法滿足觀眾獵奇。因此，無論RT、央視等頻道收購多少當地著名評論員，耗資幾多億元，眾所周知，這些都難以觸動觀眾心靈。

威權國家擴張海外媒體另一個制肘，便是它們與美國在國際戰略層面上的關係。事實上，就連一些較有質素保證的媒體在打入美國市場期間都面對類似挑戰。卡塔爾半島電視台近年積極拓展英文頻道，但基於美國國內對阿拉伯人的偏見根深蒂固，以為半島英文台只是另一個反猶太、反美的軀殼，蓋過其獨立編採的立場和報導手法的多元性。

RT的情況相信比半島電視台情況更堪虞：它既是官方喉舌頻道，難以採取獨立報導，更遑論是任何批評普京及其外交政策的空間；另一邊廂，美俄關係雖然開始升溫，但無論如何這種妥協關係仍然相當不穩定，政府間的友好能否轉化成民間互信亦需要一段長時間醞釀，特別是兩國如今對敍利亞危機共識不足，美俄隨時受到當地利益影響改變合作初衷。

RT宣揚俄國軟實力的阻力極巨，相信連Larry King這位老手亦難以推動；相反，可能在網民倒采的聲浪下，令其金漆招牌蒙上污點。

敍利亞和談成效全賴美俄取態

全賴美國國務卿克里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合力拉攏下，敍利亞朝野雙方終於有望展開和談，有機會為持續達兩年的內戰畫上休止符。過去聯合國曾經多次號召朝野雙方進行和談不果，但時至今日，政府軍面對持續不下的膠著狀態，反對派的道德光環隨著接二連三的醜聞幾近殆盡，再加上國際社會對雙方不斷施壓，終促成這次會談。

敍利亞局勢持續混亂，表面上是阿薩德政權與反對派各部落之間的權力鬥爭造成，但雙方保持均勢，兼且無意向對方示意妥協，敍利亞的將來唯有依賴國際社會參與。雖然敍利亞問題屬於國家事務，但無論是軍火買賣、政府與反對派的國際認受性、敍國內部不同教派造成的邊境衝突，都已經超越個別單位能夠獨力處理的能力範圍。芸芸國家之中，美俄關係更是全盤棋局的重要一著。

2009年惜逢美俄兩國元首換人，兩國關係「重新啟動」，雙方達成多項協定，但瞬間便受到俄國的「反美主義」衝擊，去年普京獲選總統後，美俄關係更直達谷底。不管是牽涉俄國人權的「馬格尼茨基事件」，或是兩國之間的軍事競賽，雙方之間不和阻止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任何有關譴責阿薩德政府的草案。外交途徑失效，間接促成敍國部份反對派以更激進手段回應政府軍。

同一原理，美俄銳意改善關係，有利雙方共同籌備和平會談。兩國關係緩和，可從近日俄國對間諜風波的態度中略知一二。美俄之間向來不乏間諜戰，2010年俄籍間諜安娜查普曼身份被揭，事件以雙方互換間諜告終，不過，媒體高調跟進導致美俄關係冷卻。相反，克里姆林宮這次面對美國中情局尋獲線人的行動卻以低調手法處理，與普京過去刻意營造的反美氣氛截然不同，顯然雙方已有共識要減少分歧。

事實上，只有美俄達成協議，才可分別動員敍國政府與反對派加入和談。若果和談缺少任何一方，對敍利亞進程根本亳無作用。而且，美俄在區內的影響力不可或缺，特別在這個關鍵時刻，美國必須有限度對其區內盟友─特別是土耳其及以色列─施壓，阻止他們對敍利亞進行軍事行動，以免挑起阿薩德神經退出和談；同樣，俄羅斯亦須透過外交方法勸止阿薩德政府採取挑釁行為，暫停向政府提供軍火，以免將辛苦經營的和談條件毀於一旦。

東盟路線對「新亞太條約」的借鏡

印尼外交部長馬提（Marty Natalegwa）在訪美期間倡議成立一條覆蓋亞太地區的新條約，希望藉此加強國家互信，打破亞太地區近日接二連三的緊張局勢。馬提建議新條約應該參照東盟骨幹條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作為藍本，並強調區內不能接受單一國家在地區內「具有不受制約的優勢」，以及任何由大國紛爭造成的不穩定狀況。雖然相關建議重彈舊調，似乎只是複製「東盟模式」〈ASEAN Way〉到亞太地區，但對建構亞太地區合作制度的意義重大。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東盟五國在1976年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從國際法角度承認成員國之間的主權範圍，為成員國之間建立互信基礎。冷戰結束後，東盟擴張，條約成為了東南亞國家加入的必要條件。為保持東盟在區內的影響力，東盟將條約延伸到其他地區組織，包括「東盟＋３」、東亞峰會等國際合作領域上，要求所有合作對象先承認東南亞國家主權。


條約背後的邏輯主要有二：第一、透過有國際法律效力的條約，為東南亞國家之間帶來適當規範。東南亞國家在獨立初期互相敵視，擔心鄰國侵犯自己領土，再受到冷戰意識形態對立的氛圍影響，國家需要尋求共識承認領土邊界，確保鄰國遵守條約精神，從而集中資源到國家經濟發展，穩外安內。


第二、條約最初版本主要針對東南亞國家，東盟成員國透過此條約建構出一個共同身份，從社會文化角度建立互信，長遠而言，更有助規範國際爭議。「東南亞」這個概念直到二戰前仍然相當模糊，例如，日本推舉大東亞共榮圈政策時，便用「南洋」形容今日東南亞地區以及部份太平洋島國；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反擊日本時，便將東南亞視為「要將日本人驅逐的地方」。大概直到東盟成立，成員國鼓吹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今日的「東南亞」才出現一個載體。條約的作用便是將這個共同概念制度化，讓東盟有效代表東南亞。


縱然東盟成員國之間屢有紛爭，但這些問題都沒有升溫到武裝衝突，與條約背後的精神不無關係。印尼提倡的新條約，從表面上看確實只是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重新包裝，但如果條約將對象從東南亞擴大到亞太區，要求簽署國承認區內國家主權，透過國際法約束國家解決紛爭的途徑，對「無秩序狀態」的亞太地區意義重大。

台灣國際地位尷尬 無力應對台菲漁船槍擊案

(圖片來源：聯合報)

5月9日，台灣一艘屏東縣琉球籍漁船遭菲律賓公務船開槍攻擊，船長家屬更被殺害。事件發展成外交風波，台灣外交部已提出抗議及譴責，並要求菲政府正式道歉、緝兇及賠償。根據台方說法，縱然案法地區與菲律賓的「專屬經濟海域」重疊，但畢竟仍屬台灣二百海浬的範圍內，勢必牽連到中國、台灣、菲律賓的海洋主權爭議。

台菲兩地執法線邊界模糊，經濟海域卻有近半重疊，因此漁業導致外交風波並不罕見。事實上，自從菲國在1998年公佈實施新漁業法後，雙方漁業衝突加劇，台灣漁船更多次遭到菲國扣押，即使後來簽署合作備忘錄，卻一直無法達到增強交流合作的目標。七年前，台灣另一艘漁船亦在菲律賓海北方海域捕魚期間遭菲水警開槍掃射，導致一人死亡，案件最終卻不了了之。

有學者認為，台菲應該參考《台日漁業協定》，透過已簽署的《台菲農漁業合作暸解備忘錄》建立工作小組，劃設「特別合作海域」讓台灣漁民免受菲國公務船騷擾。以上提議固然是解決問題的理想方法，不過在執行上卻甚為艱巨。

第一、台灣的國際地位十分尷尬，雖然在實體上具有無異於一般國家的權力，但始終不是國際法上認可的「主權國」。當台灣人認為台菲關係對等，馬尼拉卻可以因為兩地無邦交關係，不承認台灣的「主權」身份而擱置簽訂協議。況且，亦因為台灣的國際身份特殊，無法受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保障，而且雙方簽訂的《備忘錄》沒有明確指定雙方責任，難以用國際法對「條約」的觀點約束菲國行為。由此可見，台灣在整個漁業邊界協定上處於相當被動的位置。《台日漁業協定》能夠達成，與日本的外交政策考慮有關，並無改變台灣處於被動的事實。

第二、中國在經過《台日漁業協定》一役後，肯定會改變過往低調的角色，積極介入台菲漁業爭議上。無論是官方新華社或是中國外交部，俱在血案發生後瞬間發表報導及講話，狠狠批評菲律賓的「野蠻行為」，新華社更指責菲國「軍艦血腥屠殺中國漁民」。中國反應如此高調，自然離不開兩岸關係的「主體性」，這番表態與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強調在兩岸關係中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議程降低中國因素影響，可謂互相呼應。另一方面，礙於黃岩島主權爭議，中菲關係交惡，中國高調為台灣站台，大有可能產生反效果。

第三、即使台菲兩國能夠排除萬難，清楚介定執法邊界，雙方在執行上仍然面臨不少難題。最重要的，是南海地區較東海地區更難執法。撇除現時國家對海洋主權邊界爭議，南海地區一帶仍然飽受海盜肆虐。菲律賓雖然對南海部份島嶼宣稱擁有主權，但面對海盜問題則束手無策，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體制腐化無力應對，甚至可能藉攻擊漁船進行敲詐。即使菲國在阿奎諾三世領導下，國家腐敗狀況有所改善，但整體水平依然遠低於國際標準。如果中央政府根本無法管治地區執法人員，《協定》的功效將會事倍功半。再者，涉事地區盛產收益不菲的黑鮪魚，菲律賓這個靠漁業支持經濟的國家不會輕易作出讓步。

馬杜羅當選委國總統挑戰重重

委內瑞拉總統補選告一段落，一如所料，由號稱「查韋斯之子」的副總統馬杜羅成功連任。不過馬杜羅僅以百分之一點六的優勢取勝，有報導指差距之少實屬近四十年來首次，相較去年十月查韋斯「失手」以百分之十點八拋離同一對手卡普里萊斯相比，確實教人大跌眼鏡。

從這次投票數據中 ，可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卡普里萊斯雖然落敗，但無論是得票率及實質票數比上次高，能夠在一個月內成功集結支持者，反映了委國反對派及親商派之間找到共識，而且具備驚人的統戰能力。第二，馬杜羅得票較之前民調結果差距甚大，極有可能與馬杜羅二月宣佈貨幣貶值三成造成經濟民生狀況惡化有關，以致失去部份遊離票的支持。

當兩個候選人支持度這般叮噹碼頭，相信國內的二元對立日後會更白熱化。選舉後反對派的大型示威活動，「選舉舞弊」、「政變陰謀」的指責此起彼落，只不過是執政黨與反對派的一場預演。

當然，卡普里萊斯畢竟只是眾黨派妥協之作，經歷兩次「突襲」都無緣問鼎總統一職，地位受到質疑。早在補選前夕已有激進派不滿卡氏過份軟弱，而且卡氏領導反對派能力不足，未能及時阻止選舉後的暴力事件，大有機會為政敵帶來口實；而且反對派由多個政黨組成，合作機制相當鬆散，規模較小的政黨批評大黨壟斷決策，有違「直接民主」原則。同一時間，這次選舉失利必定會導致路線分歧，反對派應該轉軚走經濟主導的「新自由主義」路線；抑或繼續奉行溫和派提倡的「巴西模式」，強調社會福利保障，相信會成為另一個潛在憂慮。

即便如此，卻不代表馬杜羅地位穩如泰山。第一、選舉結果導致不少「查粉」失望，領導層內部亦將罪過歸究到馬杜羅的個人魅力身上，日後可否駕馭軍方或者國會議長卡貝友等政治力量，仍然是一大疑問；第二、卡普里內斯在這次選舉中承諾沿用部份「查韋斯時代」民粹政策，包括工人最低工資提高四成、打擊貧窮問題等，反映了兩者間的政策方向逐漸模糊。倘若馬杜羅不能在民生問題—尤其是罪案頻仍、供電不足、糧食危機—多下功夫，長遠下去，兩者只能靠個人魅力分辨優劣。況且，查韋斯時代獨靠石油換取民生的施政方法不利發展，委國始終需要徹底的經濟改革。倘若馬杜羅在處理以上問題一概未能達標，屆時，缺乏個人風釆的「查韋斯之子」只怕兇多吉少。

中菲「非法捕撈」事件背後的政治考慮

中國漁船日前涉及闖入菲律賓南部圖巴塔哈群礁海洋保護區「非法捕撈」，在水域一帶擱淺，十二名中國漁民遭菲海岸警衛隊拘捕，更被視為中國間諜，登時上演另一幕外交風波。去年四月，兩國亦因為有中國漁民在黃岩島一帶捕魚，觸發雙方軍事對峙。不過，這次事發地點是獲聯合國教科文憑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之一，同時亦位於菲國境內，與黃岩島的邊界爭議不能相提並論。


由於事發地點屬於菲國主權範圍之內，肇事的海洋保護區更擁有特別待遇受菲國法律約束，加上菲國國內民情支持政府大力執法，幾名中國漁民似乎難逃制裁。假如事件發展成這個地步，只怕會重新激起中、菲兩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再一次上演去年的外交僵局。


中菲兩國關係自去年黃岩島一役後稍有好轉，不過今年一月菲律賓建議將黃岩島主權爭議交由國際海洋法法庭仲裁，中菲關係已經再度展開一輪爭執。中國素來對多邊仲裁存有保留，擔心過往做法及慣例與國際法不符，甚至觸發連環效應，導致其他國家紛紛仿傚，把所有雙邊爭議國際化，這是中國拒絕接受的。況且，習近平接任黨國領導權力以後，對外政策暫時傾向以民族主義作核心主導。倘若此次捕漁事件最終與南海主權爭議構起關係，北京較大機會在主權問題上以強硬姿態回應馬尼拉。


雖然日前東盟主席國汶萊蘇丹哈桑納爾向華訪問期間，獲得中國積極回應，並以堅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對話協商精神解決南海紛爭；但是畢竟〈宣言〉只是表現出政治姿態，本質上並無任何約束力。縱然中國口裡表示為制定具法律效力的《南海行為準則》作為目標，直至今日卻仍然只聞樓梯響。上週，中國更宣佈對外開放西沙群島作為旅遊景點，勢激起越南反感。中國藉著汶萊此行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會否被視為中國「微笑外交」重新起步，抑或只是分化東盟內部的殺手鐧，相信四月下旬的東盟峰會將會有目共睹。


另一邊廂，菲律賓五月進行中期選舉，由前總統艾斯特拉達為首的反對黨「聯合國家主義聯盟」(UNA)狠批阿奎諾政府執政以來在外交政策上過份軟弱，包括未有為入侵沙巴的「蘇祿皇家軍」提供法律援助，又指責部份執政自由黨參議員「賣國」將國家利益舉手奉送到中國等。即使是次菲國選舉中，議員似乎更集中火力主張修改憲法，不過凡涉及國家利益議題放諸選舉都會造成一定影響力。


在今年一月期間，美國一艘掃雷艦碰巧在同一事發海域上觸礁，引起國內學生激烈示威，並將事件牽涉到美駐菲軍隊問題，最終美方向菲國賠款了事，情況相當尷尬。有見國內民族主義升溫之際，這一趟倘若政府處理失當，難免會為選舉對手帶來口實。中菲兩國即使外交政策及政治制度南轅北轍，但是回到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始終仍然逃不過制肘。

亞洲擺脫核威脅的最佳方法？

北韓近日強硬回應美國上週派出B-52轟炸機演習挑釁刺激，會否促成部份網上評論口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暫時仍然存疑，但是朝鮮核問題自冷戰結束後對東亞地區安全長期製造不穩，一直透過「邊緣策略」(Brinkmanship)爭取國家利益，對六方會談等多邊合作機制模稜兩可，周邊國家對北韓可謂束手無策。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屆上任以來本欲冷淡處理北韓威脅策略，但礙於與南韓、日本的同盟關係，始終不能太過抽離，最終還是身陷泥淖。

許多學者已經就核擴散議題提出各種應對方法，當中猶以新現實主義大師華爾茲(Kenneth Waltz)去年就伊朗應否擁有核武的見解最為顯著。華氏認為美國及以色列應該支持伊朗加入核武俱樂部，好讓德克蘭政府滿足保護自己國家安全的需要，從而與以色列達到「共同毀滅」共識，產生互相制衡的效果，反而有助地區穩定及安全。

華氏的理論自然有值得參考的地方，不過近日北韓的反應開始令人質疑平壤政府的理性程度是否足以令金正恩政權甘願接受「共同毀滅」原則規範，特別是平壤政府的行為甚有可能顛覆外界對北韓政權穩定的認知。因為假如不幸發生核戰爭，關島受襲，對美國的威脅不至致命，反而會鼓勵美國以強硬手段回應，透過美國第七艦隊及美韓同盟進行大規模還擊，中國基於維穩需要，對北韓會否全力支持，又或者是「明撐北韓，暗反金家」，這都是未知數。以現況為例，即使北韓連串舉動純屬虛張聲勢，但造成的緊張氣氛有機會導致擦槍走火，仍然會挑動戰局。無論如何，持久戰事對中美朝韓都不會提升安全度，甚至有違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

事實上，北韓對地區安全最大的挑戰並非在於核武器這個客觀存在，而是周邊國家對北韓政權的不信任以及它們將「無核化」信作為穩定地區安全的靈丹妙藥。北韓之所以成功震懾其他國家，就因為大家都深信核武破獲力驚人，而並非因為它「非理性」的表現行徑。若果今日北韓持有的只是常規武器，我們幾乎肯定沒有其他國家會關注朝鮮半島問題。所以，倘若國際社會不再視擁有核武為一件太新奇刺激的事，又或者當北韓「接受」核武並不能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它便自然減低對核武的依賴。

這種想法雖然聽似不著邊際，但過去卻非無先例可尋。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前任總統列根的「星戰計劃」，僅靠宣傳和傳播吹捧出一套當時並不可行的防禦系統，令其他國家包括主要對象蘇聯信以為真，核彈頭頓時成為廢物，促使莫斯科投身軍備競賽，結果經濟破產，不得不與美國進行談判和實施改革。同一道理，以北韓現時的狀況，核彈已經是唯一可依賴的最後及唯一殺著，假如這武器根本不能為國家安全帶來增值，平壤的核威脅很大可能就會迎刃而解。

土耳其庫爾德和解志在入歐

自1999年一直在囚的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PKK)領袖厄賈蘭周四透過盟友宣佈停火協議。厄賈蘭在信中呼籲黨員內放下槍械，並盡快撤離土耳其邊境在庫爾德人曆法中的元旦作出充滿歷史性的宣言，意味持續近三十年的種族武裝衝突有望結束。儘管過去土庫兩國多次未能履行停火協議安排，但這次無論是土國總理埃爾多安、抑或是厄蘭賈德，都似乎有意進行讓步。

土庫衝突的起因可以追溯到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巴黎和會。當時的戰敗國之一、土耳其的前身─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在《色佛爾條約》中向列強承諾准許國內的庫爾德人進行民族自決，建立「庫爾德斯坦」。然而帝制在兩年後便遭到土耳其民族主義份子推翻，而後來與列強再簽訂的《洛桑條約》亦再沒有提及「庫爾德斯坦」的任何安排。

隨著戰後政治新版圖得到確立，庫爾德人的聚居地亦被劃分兼納入不同國家的領土內，包括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敍利亞等，分散各地的庫爾德獨立運動亦因此飽受當地政府鎮壓。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伊拉克政府便與當地庫爾德部落進行兩次戰爭，死亡人數多達十幾萬，是土庫衝突的三倍。

遊散各地的庫爾德人無疑讓這些國家頭痛不已，雖然不少庫獨組織，包括PKK在內，都已經打消獨立建國的念頭，但一方面土耳其政府不願提升庫爾特人的種族地位，對他們諸加歧視，特別是語言政策上的制肘，去年便釀成數百名庫族人絕食抗議；另一方面，庫獨內部的激進派對長期受壓逼感到不滿，偶爾進行恐怖襲擊，被歐美分別認定為恐怖分子行列，導致雙方一直未能履行停火協定。

埃爾多安及正義發展黨(AKP)在2003年執政以來曾經多次對庫爾德族伸出橄欖枝，為土耳其三十年代對庫族造成的大屠殺道歉，並提倡修改威權時代遺留下來的憲法，加強國家民主化及多元政制，保障庫族人權利。埃爾多安的妥協態度與其一貫強硬作風有異，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與土耳其入歐盟的願望有關。

土耳其自從六十年代便已經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准會員，在埃爾多安執政期間更加積極參與加入歐盟的部署。不過，除了土國自己的宗教信仰與政制保守，與歐盟「入會」要求不符之外，歐洲成員國對土庫關係亦相當關注。在這個背景下，便不難理解AKP修憲目的所在。雖然土耳其過去幾年對入歐的熱情冷卻，但假如埃爾多安能夠成功爭取入歐，同時解決國內血腥衝突問題，一定為其總統之路帶來重要籌碼。

民間需慎防過分解讀「日本右轉論」

中日關係停滯不前，除了因為爭奪領土主權、歷史問題外，民間的影響力亦是其中一個主因。隨著兩國領導人紛紛落實，中日兩國關係緩和期望看似落空，更甚者，無論是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或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有意識地提出「民族復興」或「永不當二等國家」論述，為中日兩地增添不少互疑，甚至過分解讀對方行為往往只為針對自己。如果社會潛移默化地接受這套信念，那麼武力衝突便只是朝夕之事了。

自從安倍去年獲舉薦成自民黨黨魁以來，其言行舉止使不少媒體認定日本會「更右轉」。安倍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正主義」歷史觀超出許多人的預期，無論是對「慰安婦」及「東京大審判」的態度、修憲，都被標籤「極右」表現。安倍在言論態度上與石原慎太郎、橋下徹等「極右」人士並無二致。

不過，到目前為止，安倍除了在言論上相對激進，及安排保守派修改教科書外，他在許多外交行為上仍算克制，例如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縱然安倍經常放風透露自己「後悔」過去放棄參拜，但至今仍未作出行動；同樣，安倍上任後並無高調處理台灣問題，與過去「更右的」首相有明顯分歧；安倍希望促進美日同盟關係，但媒體卻自動解讀成「圍堵中國」，忽視了上任後曾經派遣特使及執政聯盟盟友到華修補關係的平衡策略。

事實上，我們經常誤會日本的軍事目標只有中國，卻忘記了日本對北韓的恐懼及不安其實遠超中國。畢竟，在許多日本人眼中，北韓行徑比中國更難捉摸，不管是火箭或是潛艇，對日本本土帶來更直接的威脅。

有趣的地方是，安倍七年前接替小泉純一郎後其實亦曾發表相近的「極端」言論，然而所促成的迴響遠不如今日。這種反應跟外界期望有一定關係，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眾在比較外交政策上的取材不夠廣泛。日華關係在小泉純一郎的五年任期內長期陷入低潮，當外間已經標籤日本為右翼國家的時候，自然對安倍言論不感詫異。

如今問題是，自福田康夫出任首相以來，日中關係有明顯改善。尤其是民主黨執政期間，坊間對日本「脫美入亞」充滿憧憬。儘管菅直人及野田佳彥任內出現釣島紛爭，但至少兩國處理手法並無意刻意借事件大做文章，或者與修憲等「敏感議題」牽線，故此民主黨的外交政策多被視為親華或屬中間派。在這種氣氛影響下，安倍的強硬言論便顯得格外突出。同樣是強調美日同盟關係、同樣是提倡日本走向「正常國家」，不過卻因為前任首相的外交取態，導致民間社會出現一種相異的解讀。

沙巴亂局的政治盤算

馬來西亞政府與自稱「蘇祿皇家軍」的武裝份子已經在沙巴事件上擾攘了一個月。上週馬國警方與蘇祿軍展開激烈衝突後，馬國派出戰機與軍隊將行反攻。即使前日「蘇祿軍」領袖、自封蘇丹的賈馬魯爾‧基拉梅三世提出停火協定，馬國首相納吉布堅持停戰協議只可在武裝份子無條件投降的情況下進行。面對只有三百來人的「皇家軍」，馬來西亞的兵力自然迎刃有餘，加上大選在即，納吉布的強硬姿態與執政聯盟的政治盤算不無關係。


納吉布自2009年擔任馬來西亞首相，任內作風惹來不少爭議。一方面，納吉布宣佈將會廢除備受爭議的國安法，過去「未審先判」的年代似乎即將完結。大馬政府亦嘗試推動種族融和，藉此為國內經濟帶來一絲春風，與過去強調凡事以馬來人為先的政策出現微妙變化。


但同一時間，納吉布仍然十分依賴地方土豪維護政權穩定，無助改善民生議題。對公民社會的手法同樣遭受外間批評，特別是過去兩次「淨選盟」抗議集會，政府分別發動「撐政府」集會抗衝反對聲音，以及派出武警驅散示威人士，惹來民意反彈。禍不單行，近幾年執政聯盟國民陣線內部傳出黨派分裂，代表馬來人的巫統與代表華人的馬華公會鬧出嚴重分歧，假如雙方在選舉前鬧翻，鐵定影響國陣的華人票源，對整個國陣無疑弊多於利。


透過外交或國土安全問題凝聚國內選票是一個常用的選舉策略，假如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勝利，更有助打擊對手的吸票能力。另外，有陰謀論指出基拉梅三世曾經與反對派領袖安華會面，暗示兩者有關連。有心人只要將事件放大，便可以將安華打造成為出賣國家領土主權的叛國者，重創民聯形象，屆時反對派便會瞬間瓦解。政府亦可借宣佈「緊急狀態」延遲沙巴州這個關鍵地的大選，為國陣爭取時間吸納選票。


然而，馬來西亞當局在考慮選舉問題之時，亦需要顧及鄰國菲律賓民意反彈的可能性。儘管「蘇祿軍」在菲南並未得到廣泛支持，甚至同為國內回教少數派的摩洛民族解放陣線亦與之劃清界線，然而不少菲律賓民眾見同胞遭受馬來西亞戰機轟炸鎮壓，較同情「蘇祿軍」一方。況且，沙巴州一地涉及菲、馬兩國之間的主權爭議，有可能牽起菲民「收復失地」的念頭。菲律賓五月將會進行國會選舉，沙巴州主權問題會否成為其中一項議題，值得納吉布關注。

從教育改革著手打破墨西哥金權問題

過去幾十年，許多政體雖然在制度上存在著政黨制度，然而實際上卻是一黨獨大，無疑挑戰「政黨輪替」的理念，當中包括日本、墨西哥、台灣等等。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上許多時候都存在著金權勾結的弊病。雖然後來它們都出現政壇變天，在野黨與執政黨都出現權力輪替的現象，但時至今日，「黑、金、政」的三位一體仍然纏繞著這些地方，阻礙政府推動社會改革。


墨國現任總統培尼亞涅托（Enrique Piena Neto）上臺僅僅三個月，便企圖大刀闊斧削弱國內的貪腐集團。首當其衝的就是墨西哥最「著名」的教育界。墨西哥教育分佈一直出現分佈不均問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曾發表統計報告，發現當地有逾半數15-19歲青少年失業兼失學。


儘管「雙失」表面上只涉及當地教育問題處理不善，但事實上墨西哥的暴力及販毒率高企不下，與學業問題息息相關。正因為當地低學歷情況普遍、再加上墨西哥受到北美貿易協定規限，對美國開放貿易邊境，促成嚴重的高通脹及高失業困境，才導致更多青少年加入犯罪集團。前總統卡德隆過去六年藉高壓手段向國內毒梟宣戰，治標不治本，反而造成更多暴力罪案，無助解決問題。


培尼亞涅托的改革方案，卻主要針對「全國教師工會」（SNTE）及其終生主席葛迪洛（Elba Esther Gordillo）的權力。該工會自八十年代成形，起初主力爭取提升教師權益，不過許多批評指責工會與建制革命黨關係密切，即使是葛迪洛主席一職，亦與時任總統薩利納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向該工會施壓有關。如今工會會員數目達一百四十萬人，足以形成政治勢力左右政壇發展。同一時間，葛迪洛掌握教師生殺大權，即使受聘人士如何不濟，但只要向工會購買教師職務，便可自動從受政府資助的學校獲取薪酬。這種不受規管的手法造成相當嚴重的貪污風氣。


更無奈的，是這個龐大的工會集團掌握了一百四十萬選票，成為墨西哥各個政黨爭相競逐的對象。坊間曾有戲言，指任何總統候選人都必須得到葛迪洛「祝福」才可有勝選機會。前總統卡德隆亦蒙幸得到「祝福」，才足以藉些微差距贏得總統席位。亦正是這種政治權力失衡分佈，讓墨國的教育改革工作舉步為艱。


無獨有偶，政府宣佈推動教育改革翌日，葛迪洛便即時以「挪用公帑」罪名被捕。假如培尼亞涅托此舉能夠打破工會壟斷勢力，不但有利於政府財政上的效用，減少資源浪費，「造王者」下馬，更能為建制革命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的形象帶來一番新氣象，打破過去金權掛勾的負面形象。

安倍「二等國家論」解日右翼對美屈結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周五到美國與總統奧巴馬會晤，不少華媒認為此行與釣島主權、北韓核試、以及日圓貶值等國際議題有關。由於釣島與北韓問題將會涉及到《美日安保條約》之中美國對日本的防禦承諾，所以奧巴馬的態度多少會影響中日、甚至東北亞安全局勢，同時亦可窺見奧巴馬第二任期的亞太策略佈局。會面結果似乎沒有讓中國失望，奧巴馬並未提及到「中國」二字，更遑論任何牽涉釣魚島問題的字眼，安倍亦表示將會繼續冷靜處理釣魚島紛爭。


但整個訪美旅程最有趣的，還是安倍在會面後發表題為《日本回來了》的演講。演講除了講述「安倍經濟學」對日本出入口的正面影響外，更重要是道出日本自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爆破以來的種種困擾，當中最核心的便是：日本永不會做二等國家。這或許道出日本右翼近年開始贏得市場的原因。


在七、八十年代，日本國力主要投放在出口工業產品上，一度贏得「世界工廠」的美譽，甚至一度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日本產品更充斥全球市場。日本右翼人物代表石原慎太郎更一度出版《日本可以說不》，鼓勵日本提高自主權反對美國霸權思想。


然而受到《廣場協議》及國內企業結構問題拖累，日本不但經濟力量大幅下滑，甚至在東亞地區內的議題都受制於美國。例如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日本一度提倡「亞洲貨幣基金」向受困國家撥款，惟獨最終礙於美國反對而作罷。二OO九年，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上任，毅然「脫美入亞」，卻因為美國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弄得焦頭爛額，更導致辭任首相一職。後來繼任者買了教訓，只好繼續以日美同盟為主軸，在外交領域上變相失去許多彈性。這個背景下，不難理解國民、甚至右翼人士為何希望藉釣魚島爭端反守為攻，主動把美國拖下水。安倍貴為右翼人物，在第一任期本欲修改和平憲法，及一切有關美占時期的文獻，但始終國內、黨內仍難達成共識，而且自民黨人氣度急遽下降，修憲之說不成氣候。


安倍這番「二等國家論」論，固然難以換取奧巴馬的同情。但是在解讀以上言論時，除了把對象假設針對成中國外，還需把美國、日本國民都包括在內。對中國，當然是要作出「主權不能妥協」的姿態，意即不會受制於中國威脅；對日本國民，那便是換取政治資本，表示自己立場堅定未變，為七月參議院選舉爭取民意支持。假如安倍所屬的自民黨在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那便大有可能加速修憲，為國家軍隊「正常化」發展，與美關係有機會產生微妙變化，這便是奧巴馬要考慮的地方。

北韓勢強硬 「六方會談」恐遙遙無期

聯合國安理會上月一致通過決議草案，就北韓發射火箭一事加強制裁。議案獲得中國、俄羅斯支持，觸怒北韓領袖金正恩，不但招來北韓媒體發難批評，金氏更暗示以核試驗作為威脅，向安理會成員國進行報復。如果屬實，那便是金正恩出任國家元首以來的首次公開核試驗，無論成功與否，都具有一定象徵意義，順勢將北韓與中國之間的裂痕牽引出來了。


過去外間對這名「八十後」元首施予厚望，希望北韓終於走出金日成金正日的「先軍政治」陰霾，但是一年間的「金正恩時代」似乎引證了北韓領導層對核武的依賴，況且即使金正恩在外交場合上表現出一副妥協姿態，最終他仍然會選擇以硬實力回應一切威脅。


雖然只有短短一年，不過金正恩的外交路線及模式卻似乎展現了一點端倪。去年二月，美國與北韓進行雙邊會談，本來已經達成共識，以凍結核試驗及長程導彈測試作為換取美國糧食的條件。此後不久，金正恩卻宣佈發射運載衛星的火箭「銀河三號」，導致國際社會震驚，糧食援助計劃告吹，北韓亦表示重新研究核試驗，第一次的「破冰」旅程無疾而終；同樣，年初金正恩發出的新年賀詞當中，提及希望妥善解決兩韓僵局的建議後，美國新墨西哥州前州長理查森聯同Google執行主席施密特以私人名義訪問北韓，讓外界以為美朝能夠重返談判桌上，但卻演變成北韓準備啟動核試驗的結果。


而有趣的是，中國在兩次事件中擺出一種不耐煩的姿態：去年首次試射「銀河三號」前兩星期，《環球時報》社評便表示中國不會受到衝突各方受綁架，不乏對平壤政府的暗示；近日《環時》與北韓《勞動新聞》唇槍舌劍，比過去一次更加嚴正，大概展現了北京當局對平壤政府的態度。而且，有新聞報導流出中國向北韓駐華大使池在龍大打「口水戰」，反映出北韓對核試驗的態度志在必得，明顯與中國外交政策出現衝突。


中國月來已經受釣島主權一事弄得自己在東亞圈內孤立無援，不欲再給北韓弄得焦頭爛額，尤其擔心美國會借機在其東亞安全網絡上加重佈防，間接針對中國。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亦必須承認國內出現民族主義高漲的局面，特別是他們普遍不滿北京過去被平壤牽著鼻子走。這些因素聚集起來，中國再不能夠似金正日時代一樣對北韓處處保護。


中國是「六方會談」的召集人，假如中朝關係繼續搞僵，「六方會談」根本無可能實現；但假如金正恩選擇與美進行雙邊交涉繞過中國的話，無疑對北京帶來外交醜相。如今中國政府手上的牌似乎有限，要是北韓繼續「去馬」，北京只怕需要向經濟制裁下手了。

北韓核試驗 東亞地區安全再起波濤

北韓周二向中美宣佈成功進行地下核試驗，引起國際輿論譁然。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翌日公開譴責平壤政府，指其違反安理會決議案；美國、歐盟、南韓、日本等國亦旗幟鮮明支持制裁北韓。就連中國這個傳統盟友，亦有不少網民對北韓核試無視中國面子的問題表達不滿，贊成對「金家王朝動真格」。雖然國內亦有新左派人士高度表揚北韓核試成功，不過相信他們的力量仍然無阻北京支持制裁。

中國對北韓的依賴源來有自，筆者亦在多篇文章中曾經述及，在此不贅。鑒於此次核試驗並非意料之外，事實上周邊地區國家都應該預料到事件終究會發生，畢竟核試前未有任何談判曝光。相反，在試射前夕更多次傳出中國與北韓秘密會談不果，北京企圖擔任仲裁者的角色告吹，斡旋失敗。

北韓核試驗其中一點最大的啟示，反映了金正恩政權與北京政府之間的關係產生了微妙變化。一方面，北京對平壤的影響力似乎開始下滑，觀乎近兩月凡涉及朝鮮半島安全問題的事項中，北京定必派員阻止平壤進行「過激」行為，例如十二月金正恩宣佈試射火箭及衛星後，中國已經出面勸阻，然而北韓最終堅持按照原定計劃進行。同樣，核試前夕，中國北韓半島事務特別代表武大偉「到最後一秒都在盡外交努力」，結果有目共睹。

但是，一如以往，另一個最讓中國憂心的問題，是「後試射」東北亞地區安全的局勢。兩年前，學者Jooyoung Song分析中國在過去十年對朝鮮半島危機取態（包括天安艦事件、金正日兩次核試驗），事實上相當取決於白宮的態度，以及事件對北韓政權穩定的影響。根據該學者分析，假如美國會以武力回應北韓，而且不會招致平壤政府倒臺，那中國將較傾向接受制栽方案；但其他情況下（美國不作出武力回應，或者回應會危及北韓政權）中國則會選擇否決安理會的制裁案。

從Song的模型分析，其實與中國外交大策略脗合。中國在過去十年期間雖然強調「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甚有改變國際社會現狀的作風，然而在領土安全上，中國除了捍衛國家「核心利益」的領土外，對其他國家邊界仍然希望能夠維持原狀。北韓「金家王朝」的安危對中國境內外安全更是悠關重要。中國加入制裁行列，首先出於北韓政府不會倒台的前提，既可滿足「負責任大國」的道德要求，亦可確切反映政府內部對金家的不滿，教訓北韓。

不過，有一點還是需要留意的。北韓核試後，美國雖然一如以往加緊與日韓的軍事同盟，但是日韓兩國本質上的反應似乎較兩次核試更為激烈。南韓不但按慣例部署巡航導彈，進行海上軍演，表明將會在兩年內開發及部署防空及導彈防禦系統，配有「先發制人」的阻嚇功效，國內更開始醞釀研發核彈的相關輿論；日本方面，則可利用機會加速推動修憲，為國家及自衛隊「正常化」舗路，甚至為國家進行「先發制人」戰術提供充足理據。這種幾近軍備競賽的發展，再加上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看在北京眼內有明顯針對中國安全的威脅成份，這只怕才是北韓核試射最大的後遺症。

準法國介入馬里 突顯中國國際法觀

聯合國安理會日前就法國軍隊宣佈介入馬里內戰一事舉行特別會議，罕有地一致支持（註：並非通過決議）總統奧朗德的武裝行動，協助馬里政府打擊盤踞北方的反對派系。中國與俄羅斯貴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之一，素來對軍事介入相當忌諱，尤其是兩國擁有三次否決制裁敍利亞政府的「前科」在身，已經觸怒不少西方國家。


驀然回首，中國自從一九七一年入聯以後，堅持高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權平等的旗幟，多番阻撓聯合國授權西方國家進行所謂「人道干預」介入其他國家內政。近年來，北京政府唯一例外「通過」的（實況是中國代表缺席），就只有兩年前在利比亞一役中授權北約軍隊在當地設立「禁飛區」，懲罰卡達菲殘酷鎮壓人民。不過，事後中國譴責西方國家將設立「禁飛區」演變成軍事介入，無視國家主權，扭曲議案原意。此例一直成為中國與歐美在聯合國合作上的芥蒂，使北京日後處理介入主權國的相關議題上特別小心謹慎。


每逢面對「人道干預」問題，中國都喜愛沿著一套「尊重國家主權」的說法蒙混過去，似乎暗指其他國家無視別國主權一樣。但細心觀察下，中西的分別不過是先後次序問題。中國與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在戰後好不容易擺脫列強控制，因此對外國介入領土主權十分忌憚，信守《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款中對傳統絕對主權（Absolute Sovereignty）的定義。其他國際合作領域都只會在互相承認主權的條件下進行。況且許多發展中國家認為國際法很多條文都是專門為發達國家度身訂做，甚有機會鑽研法律漏洞對自己構成威脅，導致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牢牢握緊這項條文保護領土安全。


相反，無論英國或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外交政策從過去針對軍事安全，轉為推展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觀。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同樣主張，人權一類「普世價值」應該在國家主權之上，假如別國政府無法解決國內人民需要，國際社會在此絕對有責任從旁協助，必要關頭更需要派兵拯救那些飽受壓迫的「陌生人」。這種思路假設每個政府都有「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在前殖民宗主國中大為盛行，難免與中國及第三世界的認知出現矛盾。


不過，如果這種解說成立的話，那麼中國斷不可能容許法國「明目張膽」介入馬里的。到底是甚麼改變了北京政府的態度呢？


事實上，中國在馬里一例中採取合作的立場，最直接的原因有三：第一、中國需要尋找機會展現其「盡責任大國」的一面，推銷軟實力。中國過去受到不少西方國家譏諷為專門「坐順風車」，對國際事務缺乏承擔；第二、「介入」乃由馬里政府親口要求，假如中國否決，反而更突顯它「不尊重」馬里政府的主權，有自打嘴巴之嫌；第三、肇事的反對派有一部份是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分子，而且有分裂國家的傾向，儼如中國境內時常警惕的三股勢力（即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兩者目標一拍即合。再加上中國在西非一帶擁有巨額投資，馬里亂事持續始終對中國不利，故此北京政府不得不在立場上選擇性讓步，卻並非是中國在國際法的態度出現重要變化。

美國調整「重返亞洲」須慎防重犯戰略模糊錯誤

美國總統奧巴馬本周進行連任儀式，象徵著美國外交大方向將不會呈現太大變卦。雖然外交官員有調動，例如克里將會取代希拉里出任國務卿一職、國防部長由共和黨的黑格爾問鼎，不過觀乎奧巴馬近日的演說內容，白宮似乎無意大幅調整外交政策。

奧巴馬四年前從布殊手上接任總統職務以降，以務實及合作姿態重建美國形象，與布殊的「價值觀外交」出現明顯分歧。不過，根據《經濟學人》分析報導，奧巴馬雖然致力改善美國外交關係，但基於新政府的「務實」態度，所有決策都經過利益及帳目盤算，導致白宮四年來處理國際問題都流於表面，即使奧巴馬有意提升美國國際地位的初衷，但依然成效不彰。

近日鬧得熱烘烘的釣魚島問題上，美國始終予人一種模稜兩可的感覺：一方面希望調解中日兩國的緊張情緒，呼籲兩國和平談判，並要求雙方克制不要進行射擊，以防挑動地區安全不穩；但另一方面美國又不欲開罪日本，與自衛隊頻頻進行軍事演習，前日更在美國西岸進行歷來最大型的「鐵拳」奪島軍演，作為抗衡中國在釣島海域的挑釁行為。受到美國債務問題所困，白宮理應希望中日兩國糾紛可以和平處理，迴避履行《美日安保條約》中保護日本的責任。

可惜，無論在中國抑或日本眼中，美國種種匪夷所思的行為卻有機會促成兩國開戰的決心。中國領導人見美國極力斡旋釣島問題，自然明白美國不想介入爭端，所以連日來派戰機及海監、漁政到釣島水域巡航，一來可以向日本發出「釣島主權不容侵犯」的訊息，逼使日本承認釣島主權有爭議，方便日後談判；二來可以贏取日漸強硬的解放軍人心；三來可以向美國測試底線，了解奧巴馬會在甚麼情況下作出反彈。須知去年中菲就黃岩島主權問題弄得劍拔弩張，希拉里卻明言《美菲共同防禦條約》不適用於南海爭議上；相反，在這次中日爭端中，美國參議院卻釣島主權問題符合啟動《日美安保條約》。中國大概打算從此次爭端向美國「摸底」，作為日後重申海洋島嶼主權問題的參考。

至於日本，它的取態卻與菲律賓走得甚近，而且基於美國承諾《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便對採用強硬立場更樂觀，加上與美軍不停進行演習，宛如持有「空頭支票」一樣無限量支援。況且，日本正需要一場國際及外交危機推動修憲運動，加速國家實現「正常化」(即擁有軍隊及國防事務)，重新索回一個正常國家應有的主權。面對國內右翼民情上漲，首相安倍晉三更是騎虎難下。

中日兩國關係持續惡化，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上漲自然有份促成現狀，不過美國的角色亦相當關鍵。假如美國不再調整態度，甚至有機會重犯當年台海飛彈危機「戰略模糊」的失誤，將外交問題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面，更容易擦槍走火。

「大鼻子情聖」彰顯俄國軟實力？

法國總統奧朗德去年提倡向年薪逾一百萬歐羅的公民的入息稅率提高至百分之七十五，惹來極大回響。憑電影《大鼻子情聖》靡聲國際的法國影帝謝勒狄柏度早已表明不滿，身體力行移民到鄰國比利時，引起國內輿論哄動，有人指責他無恥，有人則對他深表同情。今年一月，「情聖」獲得俄羅斯寵幸，不但得到總統普京親自簽署法令授予俄國國籍，更獲得後者公開接見。

謝氏便命正言順放棄法國護照。謝勒狄柏度為了回敬普京「知遇之恩」，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自己酷愛俄羅斯歷史、文化和智慧，歌頌俄國的「民主」較法國「吝嗇」的政治家偉大。不但如此，西方國家眼中視為民權代表的俄國女子搖滾樂隊Pussy Riot，在謝勒狄柏度口中更批評得一毛不值，認為這次異見份子有勇無謀，暗示他們在政治領域上難有作為。正如「情聖」所述，這些話本來在法國是不會有人說，不會獲得別人認同；但謝勒狄柏度態度轉變得這麼快，例如與中亞獨裁國家烏茲別克的「第一女兒」卡利莫娃 (Gulnara Karimova)共演音樂影片，難道是受到俄羅斯文化感染，突然崇尚一套「俄式民主」嗎？

「情聖」入籍俄國，表面原因是出於俄羅斯的稅收制度：俄羅斯現時入息稅率是百分之十三，遠低於比利時的百分之五十，更遑論法國新稅制獲通過後的百分之七十五。縱然奧朗德的政策未獲憲法法院批准執行，但新稅率之高冠絕全球，已經帶來一定阻嚇力。根據《每日郵報》報導顯示，法國人已佔比利時尼辛市三分一人口，該市亦成為法國人的避稅天堂。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卻是俄羅斯政治體制的漏洞：例如國家對法治的概念仍然處於發展階段、國內的貪污問題仍然十分嚴重、金權政治十分普遍…等等問題。這些西方學者認為屬於「不自由民主」或者「裙帶資本主義」本來對當地居民是相當厭惡之處，卻同樣是這些打算逃稅流亡者的天堂。況且，俄羅斯與西歐關係一般，有力反抗後者要求把他們引渡回國，較英屬開曼群島這些傳統避稅天堂更為安全。再者，普京回朝後，積極拉攏西歐國內不滿政府的名門望族，希望借他們的聲音矮化西歐文化為俄羅斯民族復興抬轎，難得謝勒狄比度願意身先士卒，克里姆林宮斷不會輕言完璧歸趙。

四面楚歌：奧巴馬第二任期 經濟危機四伏

美國總統奧巴馬去年成功爭取連任，再無任何競選策略的牽掛，外間普遍期望他能在新任期內發揮超越黨派鬥爭的政治風範，將美國從持續近五年的政治經濟深淵中出拯救出來。但是，無論從上週千鈞一髮躲開的「財政懸崖」，又或者是擾攘多時的內閣人選，都預兆奧巴馬的第二任期比第一任期還要驚險。稍一不慎，民主黨隨時在兩年後國會選舉輸掉參議院多數黨地位，白宮變成夕陽跛腳鴨政府。

所謂避開「財政懸崖」，其實只是將削赤問題延遲處理。總之，大規模的削支與加稅議案將會在兩個月後跟提高美國債務上限一事共同斟酌，屆時共和黨大可利用眾議院多數黨的有利位置向民主黨討價還價，奧巴馬意圖大增富人稅率的計劃更容易泡湯。

另外，奧巴馬的財經團隊將會重新「執位」，現任財相蓋特納有極大機會離任，甚有可能由現任白宮幕僚長傑克‧盧（Jacob Lew）接任職務。傑克‧盧曾經掌管白宮預算辦公室，是削減開支的能手，擔任白宮幕僚長期間得與不少共和黨人周旋，擁有熟練的政治手腕，料有能力擔任財長一職。

不過，按《紐約時報》一篇報導描寫，傑克‧盧為人太注重原則細節，不但會捍衛立場，更會擺出一副毫無妥協餘地的姿態。兩年前，路與眾議院院長博納談判滅赤計劃的細節之時，雙方鬧得不歡而散，奧巴馬當時提倡的跨黨派式「大妥協」因而觸礁。所以，即使傑克‧盧能獲得奧巴馬提名，他首要面對的第一道難關，將會是一眾共和黨的國會議員。

從近月奧巴馬的閣員名單，包括有意競逐國務卿的賴斯、防長人選哈格爾等人備受保守派人士窮追猛打的表現，大概可預測傑克‧盧的下場。即使通過人選的權力落在民主黨佔多數的參議院手上，反對派的影響力始終能夠左右政府的支持率。

除了蓋特納以外，奧巴馬還得承受聯儲局主席伯南克明年辭任招致的衝擊。事實上，聯儲局已對市場發出信號，逐步在年底前結束量化寬鬆政策的無限「印鈔」政策。一來，這樣可能會提早終結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效用，無助生產力復甦；二來，「後伯南克時代」的聯儲局主席是「通脹鴿派」還是「鷹派」，仍是未知數，難料會否獲得參議員歡心。

縱然解決以上的政經問題，也只不過是奧巴馬第二任期的開端，而已。

改得太遲：敍利亞政權窮途末路之謎

敍利亞總統阿薩德周日發表演說，提倡全盤計劃「擴充政府」，重新啟動朝野和談，並進行全民公投通過新憲章；但同一時間他在言論中譴責由「蓋達」領導的反對派系，要求國際社會停止對叛軍提供外交及軍事援助，並表明此次將會是一場「保家衛國」的戰爭，無意短時間內下臺，甚至終結戰事。多份報導認為阿薩德此行純粹回應去年年底聯合國特別化表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的「索馬利亞論」─即敍國將會分裂成不同宗派部落，軍閥割據互相砍伐，人民會任由部落領袖玩弄，儼如今日的索馬利亞一樣。

阿薩德拋出橄欖枝，原意是奪取道德高地，逼使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停止在軍械上支持反對派。從敍利亞政權角度出發，阿薩德的言論無疑對歐美、抑或其他海灣國家，都是一個合時的下台階。近日《衛報》報導，許多已經公開承認反對派「全國聯盟」的國家都未有履行承諾，向他們提供軍事援助，導致反對派內部開始出現不滿聲音。敍利亞政府看準這個虛位，企圖離間兩者關係，然後來個漁翁得利，擊潰反對派，穩定局面。

到時候，改革與否已經不再是問題：因為聯合國安理會內，任何有關制裁敍國的議案都肯定會由中、俄聯手否定；敍利亞的防空守線較鄰國利比亞牢固，因此北約成員國將不會冒險設立「禁飛區」；同時，伊朗在幕後支持足以制約美國進行鹵莽的干預行動。

不過，阿薩德的如意算盤響了嗎？

首先，阿薩德的言論瞬間激起多個國家指控，批評所謂「和平方案」不過空話一則。即使是言辭相對溫和的歐盟外交高級代表艾希頓，都明確指出阿薩德必須交出政權，政治和談才可順利展開。儘管歐美國家礙於經濟原因未必希望支援反對派系，不過「全國聯盟」大可藉此機會證明敍利亞政權根本無心改革，惟有在短時間內合力推翻，敍國才會回復和平，西方國家才可集中精神應對經濟問題。

另外，敍國堅定盟友的取態至今愈見曖昧，至於在危急關頭下會否伸出援手，仍然存在很大疑問。例如俄羅斯一直都在聯合國極力支持阿薩德政權，但上月下旬總統普京卻表示自己「不太關注」阿薩德政權命運，暗示隨時可能倒戈相向，呼籲阿薩德下台；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亦在去年高調勸喻阿薩德應藉選票證明政權獲得認受性，而非透過戰爭或武力鎮壓。況且伊朗即將進行大選，候選人為爭取選票，更難預料下一步行動。

最後，即使阿薩德順利延續政權，但基於阿薩德此前一直無心改革，事態發展到不能扭轉的地步，敍國只會長期陷入長期不穩定的局面。敍利亞公開呈現出兩極化的現象，朝野已經造成不能痊癒的傷口。即使國家不至於發展到索馬利亞作為「失敗國家」的例子，但亦有可能出現蘇丹南北分裂的情況，雙方衝突常態化，生靈塗炭。

美國炸斃「塔利班好人」拉近中巴關係

新年伊始，美軍無人機轟炸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帶，炸死了「巴基斯坦塔利班」其中一派系的指揮官納齊爾(Mullah Nazir)以及身邊幾名同伴。外間一直認為美國無人機策略無視領土主權問題，去年以同樣手法擊潰蓋達第二把交椅利比(Abu Yahya al-Libi)，備受巴國人民批評，牽起地區的反美情緒。況且納齊爾對巴國穩定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次美軍行為勢將引起巴國軍方不滿，美巴關係甚可能重回低谷。

納齊爾屬為巴國塔利班的好戰派，經常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領袖奧瑪爾向美軍施予突襲，更有傳聞指他派遣麾下部隊支援阿國塔利班攻擊美軍及北約軍隊，美國自然視之為眼中釘。

不過南瓦濟裏斯坦當地村民眼中，納齊爾卻因為將區內尋釁滋事的烏茲別克族人驅逐出外，被當地人專稱為「塔利班好人」；而且巴國軍隊與納齊爾有共識在先，雙方河水不犯井水，納齊爾派系將不向巴人施襲奪權，有利保持國內勢力平衡。如今納齊爾一死，天秤失衡，區內出現權力真空，巴塔其他派系將會重燃一連串激烈血腥的權鬥活動。

奧巴馬四年前登任美國總統寶座以後，揚言放棄前總統小布殊的反恐戰爭，以及透過武力推動「政權更迭」的強硬作風，改為透過無人戰機定點清除相關武裝份子向一份被美國總統認可的「恐怖份子名單」進行定點清除。

毋庸置疑，新反恐策略能夠減少雙方傷亡人數，以「溫和」手段亦能掃除一眾「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恐怖份子，不過仍然無法釋除「被針對國」的國安以及主權問題。按智庫「新美國基金會」數據顯示，美軍去年進行共四十八次無人機襲擊，幾乎每一週便進行一次轟炸，對平民百姓的生命及生活都造成嚴重困擾，甚至驅使後者加入反美網絡，更加孤立美國：去年九月多個國家進行反美浪潮，其中巴基斯坦更是「重災區」，便知一二。

再者，外間一致認同美國做法無異於侵犯巴國領土主權，據說連巴國的情報機關亦無權過問美軍在領土內的目標，例如當年美軍海豹部隊狙殺拉登同樣繞過巴國軍部便進行，顯然出現一種不對等的主權關係。即使巴國數月前重新解封境內前往北約後勤補給線的協議，藉此緩和雙方關係，不過納齊爾之死將使巴國高層重新審視兩國關係，兩國關係再次陷入低谷。巴勒斯坦為了「補償」失去美國影響力的後果，甚至會更靠攏中國，屆時東亞地區的角力便會延伸至南亞地區，區內關係將會進一步緊張。 

二O一三年：後「狂人」時代的拉丁美洲？

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今年十月大選取勝獲得連任，豈料兩個月後再受到癌症復發困擾，任內第四次到古巴進行移除腫瘤手術。雖然官方對外宣佈查韋斯病情已經轉趨穩定，不過亦有謠言傳出這位拉美「狂人」將活不過明年四月。與此同時，外間亦不斷有流言表示前古巴革命領袖卡斯特羅將撐不過明年。縱使這些傳言早已見怪不怪，但假設流言變成現實，兩大「強人」/「狂人」果真辭世，勢必影響拉美地區政治格局。

查韋斯出發接受治療前，已經對外宣佈「欽點」前外長、現任副總統馬杜羅作為繼任人，並要求所有支持者不可離他而去。雖然如此，但馬杜羅的個人魅力確實遠遜於查韋斯，即便是查韋斯的支持者，他們都認為支持馬杜羅都只因為後者的要求。拉丁美洲整個大陸都十分注重「大佬文化」及領導角色，假如馬杜羅未能學會查韋斯的激昂陳辭以及個人風格（例如查韋斯以長氣見稱），相信無論是國內國外都難以重新凝聚支持者。屆時委內瑞拉作為「廿一世紀社會主義」的核心國或者實際領導地位將受到挑戰，要麼轉移到玻利維亞或者厄瓜多爾等小國，要麼就失去動力繼而沉寂不起。

同一道理，如果卡斯特羅與世長辭，相信會大幅削弱古巴作為反美「聖地」的地位。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立場較長兄溫和，在改革國家經濟同時引入市場元素，奉行五十幾年的「無稅年代」明年亦將告完結。這些改革雖然減輕了古巴中央政府的財政負擔，不過古巴自開始市場化以來已經開罪不少左翼國際組織。加上勞爾上任以來對美國態度相對軟弱友善，逐漸失去其反美的特色。

拉美左翼國家對古巴的認同，最重要是出於對卡斯特羅及其意識形態的仰慕。眾領袖之中，查韋斯過去多年更是不違餘力為古巴爭取成立多個國際組織，藉此抗衡排斥古巴、由美國主導的美洲國家組織。假如古巴失去了查韋斯，相信前者的國際地位一定大受影響；同樣，假如古巴失去了卡斯特羅，反美的光環蕩然無存，相信地區的領導核心將會出現變化。

普京新政策重燃俄國「反西方」論述

過去二十年來，俄羅斯國內孤兒的海外助養者當中，其中占最大部份的來自美國家庭；單是去年，俄羅斯國內共有一千五百名幼童獲美國家庭收養，美國亦成為最多收留俄國幼童的海外居所。不過，俄羅斯總統普京日前簽署法案，禁止美籍人士收養俄羅斯兒童。

普京此舉一出造成國內外輿論一片嘩然，外間一致認為法案與美國月前一宗專門針對俄國官員的「馬尼次基法案」(Magnitsky Act)有關。法案源自一名俄籍律師馬尼次基，在幾年前揭發俄國官員稅務欺詐案後被捕入獄後，遭毒打致死。美國國會近日通過法案，指定所有涉案的俄國官員均不獲簽證，同時他們在美國境內的財產亦會遭到凍結，而且法案將會附設成美俄兩國貿易關係的條件，近乎介入俄國內政。普京事後已不斷抨擊「馬尼次基法案」不公，因此克里姆林宮推出新政策便迎來外間解讀成一種向西方報復的策略，甚至乎有傳媒指出此乃近十三年內最「反西方」的立法。

不過，只要將普京要推行民族復興的國策計算在內，便不難理解克宮如此急進與西方國家「對著幹」的目的：要建立愛國主義，鞏固民族及國家認同。跟十二年前接替葉利欽，收拾「爛攤子」的情況不一樣，俄羅斯如今缺乏一個共同敵人去凝聚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沒有壟斷政經命脈的寡頭大亨、暫時免受分離主義及恐怖分子的突襲；相反，國家經濟近年受惠於油價升幅，國內的公民社會開始醞釀，國內缺乏一股巨代表性的主導思想，正值意識形態真空期。

事實上，缺乏統一思想的「弊病」早於去年俄國國會選舉已經逐一浮現，例如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被指要透過舞弊方式才可獲得多數黨地位、民間社會愈來愈多反對普京的遊行運動。這些狀況更加促使克宮去尋求一個「民族敵人」去鞏固國民對強人領袖的認同及需要。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有異於俄國的政治傳統，再加上北約對俄國邊界的佈防，更加容易挑起俄國人民的民族情感，從而將「反西方」的政策合理化。

普京推出新法案固然只是姿態，反駁美國干預國家內政的後果。而且法案本身具有十分大的爭議性，難料政策會否造成民意反彈：例如新政策將暴露出國內的孤兒問題、政策的必要性亦存有疑問，即使是外長拉夫羅夫也表明總統推出政策是一項錯誤決定。然而，為了維護政權穩定，相信普京任內仍會推行一系列加強愛國及反西方元素的政策，甚至妄顧政策的實用價值。昨日那個以務實主義掛帥的普京已經不復存在了。

東亞「向右走」區域國家建立互信難

東北亞地區主要國家的大選已經塵埃落定，顯然各國的右翼勢力都獲得大多數民眾支持。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回朝，再加上日本維新會突圍而出成為國會第三大黨，象徵強硬右派已經重整旗鼓；南韓新世界黨朴槿惠擊敗左翼民主統合黨候選人文在寅，保住國內保守派領導地位；習近平接任共產黨總書記一職後，已經兩次談論「民族復興」，富國強軍之說挺合外交右派的脾胃；明年東盟秘書長換屆，由越南副外長黎良明擔任，鑑於中越兩國近年衝突頻仍，招人憂慮東盟日後會將國家主權問題與其他合作事項掛勾混為一談。再加上長年政策欠透明度的北韓，似有意來年再進行「火箭外交」，東亞地區局勢似乎將再陷入不穩狀態。

這些「右傾」因素，並非依照本土「建設派 VS 破壞派」或 「建制派 VS 民主派」的二元式刻劃；相反，在國際關係上，這些因素強調捍衛國家主權，國際之間的對等關係。他們往往對國族較有一種優越感，這種特質並不一定局限於威權國家，民主國家如英國，國內的右翼近年再次掘起，高舉脫離歐盟的旗幟號召支持者。右派發展到極致甚有可能滋生軍國主義，情形跟二戰時期的軸心國一樣。 這種狀況，在打著共產主義名號、走「先軍政治」為實的北韓相當合得來。

東亞地區雖然一直有右翼聲音存在，過往日本曾出現教科書爭議、南韓亦不時強調「種族優越論」，表示宋代居於中國邊境地區的女真族乃南韓人，一度統治中國北部等等，不過卻甚少情況會出現一致「向右彎」的情況。如今幾乎所有國家右翼人士得道，再加上中日、日韓、中國與東盟成員國之間今年重新燃起主權爭議，難料明年將有重大突破，東亞地區安全來年相信並無太大改變。反而，由於這些國家及地區組織執著於主權爭端，現行互信機制產生裂痕，必會阻礙國際安全合作，甚至出現倒退趨勢。

2012年：人類氣候問題的最後希望？

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日益嚴重，身處香港的可能體驗不夠深刻，故此華人媒體對環境問題不至廣泛報導；但假若你長居菲律賓、圖瓦魯、馬爾代夫、印尼等深受自然災害影響的國家，便會特別關注正在多哈進行中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COP18)。

多哈氣候會議已經進入第二階段，亦即原則上高級別的談判階段。儘管第一階段議程似乎成效有限，然而甫踏入新階段，二十五位成員國經已達成共識要減少黑碳、甲烷、臭氧排放量，從而降低對全球環境生態的破壞。

不過，這次會議的終極目標─延續將於今年到期的《京都協議書》─的安排卻未有下文。

《京都協議書》在一九九七年京都氣候峰會中推出，透過具約束力的條文限制工業化國家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減至較一九九零年的排放量少百分之五點二的地步。相反，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則可免受約束制肘，引來美國強烈不滿，更在小布殊任期內退出《協議書》。其他發達國家，包括日本、俄羅斯、加拿大在內的發達國家，都表態反對為《協議書》實行第二承諾期。加拿大更於去年宣佈退出《協議書》，成為第一個中途退出的國家。

按照去年南非德班會議推出的「減排路線圖」決定，《京都協議書》理應獲得有效延續五年。不過許多受影響國家多次要求所有排碳大國接受一套具約束力的協定，推動全球減排的決心。儘管如此，這次會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二氧化碳減排資助金額仍然爭持不下，對「綠色氣候基金」的開支比例未有共識，長遠的技術援助合作計劃還處於「只聞樓梯響」的境況。長遠下去，大會甚有可能無疾而終。

事實上，全球發生的氣候變化問題愈來愈明顯，其引致的種種天然災害力量有增無減：十月美國本土發生的颶風「桑迪」橫掃加勒比海及北美洲，奪去美國境內110人的生命；日前颱風「寶霞」社菲律賓南部招來狂風巨浪，超過1000人死亡或失蹤；更遑論其他每日飽受氣候變化影響，甚至有機會陸沉的島國。

昨日大會期間，菲國代表在會議講話中突然一陣哽咽，請求其他國家放下自身利益，為「七十億人口所要求的」盡快達成共識。語畢，其他國家代表紛紛站立拍手示好。但成員國是否真能趕在今日大會完結前得到完滿結論呢，這卻值得深思。

東盟版本的《萬曆十五年》？

在許多歷史學家眼中，明神宗萬曆十五年，相比起萬曆年代其他內外困局，理應是明帝國史上最無風無浪的一年。然而「大歷史觀」學家黃仁宇筆下的《萬曆十五年》卻打破了這套論述。黃仁宇在書中點出選出六個風雲人物加以描繪，突顯出官場受到一套僵化的傳統思想系統束縛，無所作為。雖然表面呈現一幅符合英文書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無關痛癢的畫像，但卻為明帝國覆亡播下種子。

柬埔寨過去兩周舉行了東盟峰會(ASEAN Summit)及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分別通過了《東盟人權宣言》以及「區域全面夥伴經濟關係」(RCEP)。前者加緊東盟十國在人權議題上的共識，後者則以「東盟加六」為主軸強化東盟與中、日、韓、澳、新、印的自由貿易關係，從外觀而言，東盟主導的區域網絡看來更加鞏固了。

不過，這兩項決策對東盟帶來的正面影響程度有限，其他嚴峻議題按下不表，即使2012年的兩個峰會不至於no significance，但卻也不見值得載歌載舞。

首先，東盟推動《人權宣言》，是一種從上而下的執行方法，並無任何配套保護及推動公民社會，而且當中對保障「公民權利」附設條件，例如不得挑戰國家安全、公共秩序等等。但相關的詮釋權卻往往由執法者掌握，大多成員國的司法系統獨立性存疑，《人權宣言》難免成為紙老虎。

RCEP雖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大彈性，將幾個「東盟加一」的雙向貿易網絡多邊化，而且包括中國、印度兩個龐大市場，有助東北、東南亞經濟上互相依賴，理應促進東亞區域化。

但美國要繼續「重返亞太」任務，務必會循著「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TPP)路徑打進亞太市場。區內經濟體系較完善的，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對TPP自然趨之若鶩；但柬埔寨、老撾等國家卻仍需要差別待遇的條文扶助國家新興經濟行業。而且，TPP同時屬於白宮對東亞外交戰略的重要一環，透過吸納區內其他國家平衡中國崛起的力量。TPP與RCEP長時間對峙，定會窒礙區域建立一體意識。

更重要的，是東盟地區對地區安全仍然缺乏共識。今年七月在金邊舉行的首次東盟峰會(東盟憲章規定東盟主席國每年需要舉行兩次峰會)，以未能達成共識向中國抗議南海的擴充政策告終，是為四十五年來前所未見的結果。今次峰會上未再提及有關地區安全問題，純粹拖延策略，東盟十國終須建立共識，為區域安全尋求統一口徑。不然，東盟最後必定會分開成親美/親中兩派，撕裂整個區域組織。到時候，四十五年的區域化工程將毀於一旦。

2012年看似平平無奇，然而東盟前途卻滿佈陰霾。到底能否在2015年實行共同體前建立更多共識，這要視乎成員國目光能否超越國家利益，放眼到區域上；否則今次峰會將會奠定東盟瓦解，儼如《萬曆十五年》下的明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