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獨立選民急增 有利橋下徹維新夢

近十年來，日本政壇主要由自民黨及民主黨壟斷。縱然國會選舉早已引入比例代表制成份，本來理應有利多黨制發展；不過選舉制度上仍較偏袒兩黨(例如比例代表名額占不足一半)，因此公明黨、國民新黨等小黨永遠只能依附以上兩黨，合組聯合政府，只有在少數情形下才能對政治環境發起重大影響力。二OO九年以前，在一個「混合兩黨制」的格局下，日本國民尚對形象新鮮的民主黨充滿寄望；然而事隔三年，民主黨連番施政失誤，要麼政策受到自民黨控制的參議院阻撓，要麼似消費稅一類政策民意反彈太強，導致今時今日民主黨民望只有不足百分之十。

不過，反對民主黨繼續執政並非表示輿論普遍支持勁敵自民黨。事實上，自民黨最近的支持率亦不過百分之二十五，而早前日本共同社進行的民調更顯示，兩黨之中「下屆首相最佳人選」石破茂(自民黨)竟然只有百分之九點八，共有百分之三十五表示「不知道」或選擇「其他人」，從此可見社會民眾對兩大黨表現不滿。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教授田中愛治日前公開研究數據，發現國內的「獨立」選民會隨著執政黨的呈現反方向變化，無論是以往執政的自民黨也好，當今的民主黨也好，獨立選票的走勢就宛如一面倒影與最大黨的支持率剛好相反。有趣的是，這些獨立選民內部近來都出現了一股新趨勢：年紀較大的整體都是政治冷感，或是對政黨政治毫不熱衷的；不過愈年青、愈有學歷的選民卻愈是單純地對自民、民主兩黨反感，他們大部份對國際事務及社區問題特別感興趣，反而不太過問本土的政治議題。

過去，日本同樣出現過類似現象，年青積極的獨立選民極其渴望由一個富魅力的政治人物代表他們，政綱甚麼的都不再重要，結果他們選出戰後日本政壇唯一一個「長命首相」─小泉純一郎。小泉之所以成功當選，事實上與他個人政綱無太大關係，反而是他成功擺脫了自民黨總裁一貫保守的形象，以「全面結構變革」作為競選口號為他換取支持。今日，獨立選民將相同激情投放在另一人選身上，他便是代表日本「維新派」的大阪市長，年僅四十三歲的橋下徹。

橋下徹本人素來口才出眾，領導能力更遠超一般日本政客，挾著過去主持電視節目的人氣，成功包裝自己，更以一倍的票數超越對手當選大阪府知事。橋下本人財政立場十分保守，上任後實行財政改革兼大幅削減開支，轉虧為盈；他最有名的「大阪都」構想更是鼓勵「都府合一」，建立屬於關西的東京都，除了表現其激進的政治野心，意圖提升地方自治權外，最主要原因卻是打破了行政架構重叠造成的資源浪費。橋下為達成夢想，更毅然辭去府知事職位，改去參選市長一職，其鮮明形象，再配合他在關西的「實驗」，鞏固了國民對他的印象。

不過，許多人卻忽視了橋下在文化與教育都同樣有保守的一面。例如，他創立的「大阪維新會」曾經提出《教育行政基本條例》修正案，設定教育目標的最終權限由教育委員會改為市長負責，該案於今年五月獲得通過；對公務員體系的要求則更加嚴格，不但實施禁酒令，又安排每兩年一次評核判斷員工去留，早前更成立專責小組監察公務員身上是否有刺青。據說橋下更一度認為公務員有唱國歌的義務。即使橋下本人亦不諱言，指「如今日本政治最重要的就是獨裁」。

橋下成立「大阪維新會」作為地域政黨，為他嬴取大阪市及府的政權，如今他已準備複製同一模式，組織新黨參與國會選舉。他染指國政的決心，早在其《維新版‧船中八策》中可見一斑，然而華文媒體卻甚少著墨他對改革國政的倡議。其中一點被視為「最激進」的，必然是其矢志廢除參議院的決心，鼓勵國家領導人由直接選舉產生。假如他的計劃得以實現，政黨便失去用武之地。如此激進，難怪有部份日本反對聲音斥他為「日本薄熙來」。然而，如果日本政治形勢朝著現今這個方向發展，假以時日，對自民黨─民主黨的輪替執政格局一定造成嚴重打擊，更可能鼓勵出更多橋下徹一類帶有民粹色彩或激進右翼的政治人物，屆時國內國外定會出現變化。

拉美地區財富不均成因不一

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在21日發表《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城市發展報告》，提及拉美地區城市化步伐急速，有近八成人口居住城市，相比起亞洲地區（50%）與非洲（約40%），拉美城鎮化規模實在驚人。不過，數據顯示拉美地區最富有的兩成人口收入平均較最貧困的兩成人口高二十倍，貧富懸殊問題叫人咋舌。這與拉美多個左翼政府呼籲的「公平」「均等」口號有相違背之嫌。

以較簡單的三分法來分析，整個拉美地區無論是政治或者經濟發展政策都可以看成一)以墨西哥為首的新自由主義體，二)以委內瑞拉等著重實踐「廿一世紀社會主義」的國家主導型經濟，三)巴西代表的務實型經濟體。

墨西哥等中美洲國家，過去十年由右翼集團壟斷政局，保守的經濟立場自然鼓勵它向美國靠攏，當中薩爾瓦多更任由美元取替成為法定貨幣。問題是，這些偏袒北美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到底是否對國家整體經濟有利呢？現實似乎是答「否」的，畢竟薩爾瓦多、尼加拉瓜的貪腐及貧富不均現象仍然「首屈一指」，而危地馬拉則受內戰弄得遍地頹桓敗瓦，根本無力復興經濟。

在委內瑞拉，強人查韋斯一味進行國有化，龐大的社會福利網絡及公務員系統單靠石油出口支撐著，國家收入來源相當狹窄兼傾斜。而且查韋斯推崇民粹主義，基本上與國內的中產或知識份子已經劃分界線，再積極的經濟政策不能換來經濟菁英支持，當然成效不彰。另一更嚴重的問題，便是外資企業對「廿一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不信任，尤其這些國家政治不穩定，政變奪權常在過去二十年不停上畫。假如強行推出社會福利改革更有可能剝奪國民經濟生產力，造成五、六十年代中國的大飢荒。

以上三種經濟體系中，只有巴西一類務實型的經濟體系較為成熟的。即使巴西與委內瑞拉等政府同樣傾向左翼，鼓勵提高工人福利、兩性平等、社會均富的社會主義思想，不過在實踐上卻有甚大差異：例如巴西代表工人黨的前總統盧拉積極鼓勵市場改革，推行勞工福利配套，為市場提供調節空間，且讓部份勞工階層富起來，經濟利益得到保障。

不過，巴西在發展國家整體經濟同時，卻忽略了國內基建與城市發展。例如巴西經濟起飛，不過國內城鄉居住環境仍然有一定差距，鄉村地帶成為國內黑幫販毒溫床。同一時間，巴西經濟與國外政經環境走得愈近，便愈容易受到外部環境衝擊。

巴西將會成為下屆奧運及世界杯的主辦國，總統羅賽芙應該把握機會大幅投資國內基建以及國內治安環境，為國內經濟打造根基，造好準備迎接往後國際金融的波動環境。假如巴西的發展方式能夠繼續打擊國內貧窮問題，亦不失為鄰國發展的一個參考。

主權問題源於日本失去外交主導權

日本民主黨政權岌岌可危，國內外分別有多股勢力挑戰野田內閣。近月日本面對國外接二連三挑戰「領土主權」，使野田內閣疏於處理外交的弱點盡露人前；國內以自民黨為首的在野黨派又趁機向民主黨攻擊，自民黨總裁谷桓禎一更不惜透過「不信任動議」要脅野田九月前解散眾議院，民主黨執政的日子應不久矣。

三年前，日本民主黨前黨魁鳩山由紀夫領導日本政壇「變天」，強過與自民黨的外交政策有所不同，企圖重奪《日美安保條約》間接蠶食的外交自主。不過，鳩山「脫美入亞」的宏願最終不能實現，無論接任的菅植人或野田佳彥，都不能繼承其意志，原因是他們兩人都失去外交主導權。

事實上，近兩屆民主黨政府受到國內民情影響，根本無暇處理外交關係，許多情況都只在事後作出回應，尤其在備受爭議的國際問題上都顯得被動。即使是這次釣魚島事件中，野田佳彥明顯受制於石原慎太郎的購島計劃，才會作出由日本政府收購釣魚島的反計劃，激起本港民間保釣人士進行登島計劃，最終產生日本右翼團體的「喪權辱國論」。

同樣，在竹島爭議上，野田只能在李明博作出「挑釁行為」後才進行回應，並由閣員以個人名義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反擊」李明博要求日皇道歉的言論，將鳩山以來民主黨與自民黨剩餘的差別都完全消弭。一方面，民主黨閣員在處理敏感議題上未能取得共識，即使野田曾經表明任內不會參拜神社，卻未能阻止閣員行動。另一方面，這亦可解讀成「爭取選票」策略，野田容許閤員參拜，可能希望重建民主黨強硬形象，減低對手指責外交軟弱帶來的傷害性。

但正因為野田在外交問題上失去主導權，對待主權問題希望左右逢源，反而變得模稜兩可，雙方都不能討好：右翼勢力嫌他不夠激進，鄰國又指責傷害兩國邦交。假若日本民主黨最終下臺，下屆政府應該汲取教訓，主動與其他爭議國家進行秘密會談低調處理主權糾紛，以防問題牽涉到民間層面，尾大不掉，政府被民粹主義牽著鼻子走，問題只會再白熱化。

野田政府今屆推出的種種內政都極具爭議性，重啟核電廠、改革稅制、提出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等等，都換來國內極大迴響。不過，由於多項國內政策，尤其稅制改革，都是經多黨妥協而生，所以即使野田佳彥與民主黨下臺，相信接任的自民黨都不會把政策推倒重來。那唯一分辦自民黨和民主黨分別的，就只剩下外交政策。所謂「進攻是最佳的防守」，下屆政府必先爭取外交主導權，才可控制到形勢發展。

東亞海域這年多事之秋，南海風波、釣魚島主權風波未平，日、韓又為獨島(竹島)主權爆出紛爭。面對南韓總統李明博登島挑釁，日本已經透露風聲，打算將獨島問題再次搬上國際法庭。

不過國際法庭只會在雙方同意下才審理提案，過去東京兩次提告都被首爾拒絕，相信這次結果日方也會徒勞無功。況且即使國際法庭成功開審，裁決結果未必讓日本滿意，甚至可能使日韓陷入更多外交困局。我們大可參照印尼、馬來西亞的事例。

印尼、馬來西亞曾經在六十年代達成共識，承諾將兩個爭議島嶼─利吉丹島及西巴丹島─維持現狀，但是八十年代大馬立法將島嶼列入國家管轄範圍，大力發展旅遊業務，印尼政府表達不滿，於是雙方進行長期交涉不果，最終決定交由國際法庭審理。

海牙法庭在二OO二年裁定兩島主權歸馬來西亞所有，雖然印尼政府接受裁判結果，但事件卻引來國內民意反彈。當時印尼先後受到金融風暴、東帝汶獨立大挫銳氣，裁判結果無疑「喪權辱國」，激起國內民族主義反彈。有愛國份子直斥政府妄顧國家利益，一時間將所有怨憤轉向針對馬來西亞，導致反馬情緒高漲。

印尼政府懂得國際法庭的裁決準則，於是往後都以強硬態度回應來西亞在爭議領土上的種種行為。二OO五年，印尼副總統更親自號召反馬陣線，差點與馬來西亞就另一爭議地開打。

日韓爭議假如交由國際法庭審理，必然就「有效管理權」進行討論：因為馬來西亞獨立前已經在該島開始建設各種設施，而且有立法規管兩島旅遊業務，反映大馬一直擁有實質兼有效的管理權；另一邊廂，雅加達直到六十年代中葉才發難反對大馬侵犯主權，故有利大馬贏得裁決。

相反，獨島爭議遠較馬印兩島爭議激烈，裁判結果的不可測性更高。南韓在一九五二年經已將獨島納入國家主權範圍，但日方一直強烈反對，當中涉及日本作為殖民宗主國的歷史，較難判斷哪一方擁有「有效管理」權。

無論判決結果如何，鑒於兩國民族主義思潮對國家主權完整十分執著，只要有任何一方贏得主權，都必然招致另一方強烈不滿，甚至促成排韓/排日運動。剛好兩國的執政黨民意認受性低落，甚有可能以強硬態度回應主權爭議轉移視線。雖然美國對事件關注，奧巴馬亦理應為日韓雙方進行斡旋，但是白宮的務實派為防兩面不討好，不能太積極干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