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學生運動再起 左翼強勢回歸

去年五月，智利持續數月發生大型示威，更有占領校園運動，抗議國家教育政策不公平，更牽動到銅礦工人發起遊行。右翼皮涅拉政府（Sebastian Piñera）民望連續下跌，從兩年前營救礦難後支持率高達七成，到現時僅僅超越三成，大大呈現管治危機。三月中旬，智利學生再次發動群眾示威，幾日前的遊行更有五萬人參與。即使皮涅拉嘗試調整貸款措施，改由政府主導以及稅制改革，取代銀行高息借貸，仍然有大部份學生對此毫不領情。幕後策劃遊行的智利學生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Students of Chile, CONFECH）左翼色彩濃厚，甚為不滿國家奉行市場經濟政策，對皮涅拉以及現時的經濟政策將會造成挑戰。

智利的教育制度向來被基層學生垢病。雖然智利教育品質在拉美地區名列前茅，然而有超過一半院校均屬私立大學，學費相當高昂，近乎全球之冠，一般情況下只有富家子弟才有緣入讀。智利政府對公共教育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等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四，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議的百分之七差距甚遠。

智利強人皮諾切特在七十年代推翻民選總統，擔憂高等免費教育會培育反對聲音，所以大幅刪減公立中學及大學的資助，強行將教育納入市場經濟方式發展。即使九十年代初期回復民主選舉，執政近廿載的左翼民主聯盟（Concertación）將資源擴大公共開支，卻對高教改革著墨有限。

事實上，大型學生示威在智利已經屢見不鮮。2006年，首都聖地亞哥同樣爆發大規模示威，參與者多達四十萬人，同時有大學生及教職員參與罷工罷課支持群眾，是智利三十年來最大型兼同類的示威運動。當時新任總統巴切萊（Michelle Bachelet）作出退讓，表示願意縮減中學生的考試費用、向財困學生提供免費午餐等。不過上次主力針對中學生，至於大學生的處境仍未有多大改善。

與過去運動出現差異，去年開始的示威運動組織成份比較強，而且領袖人物的魅力非凡，更能帶起富有政治色彩的訴求。主力領導人巴列霍（Camila Vallejo）相貌出眾，鼻環不離身的鮮明形象深入民心。即使其共青團身份及共產黨家庭背景經常成為對手垢病之處，不過她務實的作風阻止她支持戰友們提倡另立政權的激烈主張。以上各項總和，足以吸引群眾支持。

這一年來的學生示威運動固然與智利學制失衡有關，然而一連串運動卻揭示了國內貧富不均的深層次矛盾，而年青一輩質疑市場經濟的公平性質，與中產階層或一眾企業以「經濟為先」的運作模式產生衝突。皮涅拉本來是百萬富翁，故此偏好「小政府」方針，認為國家的競爭力在於市場的開放性。再者，即使他支持平衡社會福利，他的政黨在國會中比例並非大多數，可能要進行妥協才可讓福利方案通過。而如今左翼學生運動逐漸能夠動員社會其他階層，擴大他們的政治版圖，對政府將會帶來重大考驗，甚至可能促成「基層vs企業」的政治僵局。

傳統安全概念仍然困擾亞洲區域合作

在國際關係學術定義上，安全(security)可以簡約地分為傳統(traditional)及非傳統(non-traditional)。前者主要涉及軍事行動，以國家為行動單位。上世紀軍備競賽間接促成兩次世界大戰，目的希望捍衛/擴充國家領土，到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受制於核威脅，講究陣營之間勢力均等。相反，非傳統主要在冷戰終結後才興起，定義較含糊：凡不屬「傳統」的安全考慮，包括恐怖主義、糧食或氣候危機都會被列入其中，由於受影響範圍通常跨越國界，較多以「人」，而非國家，作為考慮因素。

後冷戰時代，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軍事力量遠超其他國家，自然可以著眼於區外的「非傳統安全」議題，保持其影響力。然而，亞洲國家並未受蘇聯解體影響，仍然深受傳統式安全思維決定外交方向，日本、菲律賓等多個美國盟友更憂慮白宮將會撤出地區而驚恐不定。區內國家長期互不信任，就連東盟組織成員國之間亦會偶而發生衝突，因此區域合作從不深入。這個趨勢對逐漸追求「區域化」，以解決「非傳統安全」作為要務的世界潮流，難免產生抵觸。

亞洲國家(主要指東亞及南亞)致力爭取領土完整，對有爭議土地寸土不讓。近三年，中國與越南、菲律賓就南海島嶼主權上經常發生衝突，將美國日本印度等區外大國介入主權糾紛之中，區域緊張局勢急遽上升，國內更有網民支持解放軍硬起來，佔領南海，甚至與越、菲開戰。何況南海純粹區內糾紛的冰山一角，朝鮮核危機、中印矛盾的白熱化等。即使日韓兩國同屬美國盟友，亦時為竹島/獨島的主權進行罵戰。

專門研究軍備買賣的國際智庫組織SIPRI指出，印度的武器進口量已經達到全球第一，亞洲國家亦占全球的首五席。這固然與它們本身對外國武器依賴不無關係，但假如國家對周邊安全有信心，那麼這幾年來增加軍火支出就不乎邏輯了。儘管這可以是外交姿態，事實反映出亞洲國際關係仍然不太和諧。

雖然外間認為亞洲國家可以憑藉打擊跨國販毒、海洋安全等非傳統議題上的合作，增強互信，從而避免發生軍備競賽的傳統安全挑戰。不過亞洲國家本來種族多元化，與拉美、歐洲、中東種族背景類近的地區大相逕庭，而且東亞國家的民族意識十分熾熱，很容易變成國家民族衝突的催化劑。這些問題實際上較難靠簡單的合作解決。反而國家時為領土主權發難，更有機會危及合作關係。而且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的決定通常基於現實需要，對凝聚「區域一體化」意識未必有長遠效用。解決亞洲國家信任情況，只有達到真正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將之具體及制度化，才能除去區域合作的巨大障礙。

印巴「大和解」在望？

巴基斯坦總統扎爾達里（Asif Ali Zardari）周日以私人身份訪問印度進行朝聖，參拜拉賈斯坦邦一個著名的伊斯蘭蘇菲派聖地，並與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進行會面。中斷七年的元首級會面如今重新恢復，加上訪問團隊內有多名巴國政要，外間對扎爾達里朝聖選址及其巨額捐款進行多重解讀，認為憧憬已久的印巴「大和解」指日可待。

是次私人會談短短三十分鐘，覆蓋了包括印巴貿易合作、孟買恐襲事件，克什米爾（Kashmir）及西亞欽冰川（Siachen Glacier）等邊境問題。雖然會談並無實際及即時成果，然而近來有幾項有趣的發展值得注意。

第一，扎爾達里的兒子兼巴國人民黨主席比拉瓦爾（Bilawal Bhutto Zardari）外訪後在網上批評兩國軍方花費巨額投資軍備，棄貧苦大眾不顧，令人「感到羞愧和恥辱」。比拉瓦爾挾著亡母貝娜齊爾（Benazir Bhutto）的威望，向來被視為指定繼承人。巴國軍方在政壇上具有龐大影響力，而且扎爾達里忙於應付內政，短期內印巴關係難以大幅改變。縱然如此，比拉瓦爾此番言論相信贏取了不少印巴國內民眾的好感，人民黨可能因此得分不少。

第二，兩年前在印度被判終生監禁的巴籍科學家切斯蒂（Dr. Khalil Chisty）昨日突然獲得印度法庭保釋，批准其返回巴國。幾小時後，扎爾達里立即要求巴國法庭釋放一名被囚一年多的印籍漁民。印巴兩國邊界時常發生漁民「侵入」對方國土，因而被作為政治底下的犧牲品。如今兩國願意放棄這些代罪羔羊，最少是兩國關係改善的一小步。

第三，印巴兩國近年的經濟合作有明顯發展。巴基斯坦去年給予印度最惠國待遇，兩國終於進行無差別的貿易，有助巴國出口印度利潤。外間早已有解讀，認定此舉無異於和平進程的觸發點。如今更有遙傳巴基斯坦將會從印度進口能源及燃料，假如計劃成事，理應增加兩國進行武裝衝突的阻力。

第四，在扎爾達里進行訪問前，印度軍方與巴國軍方合作拯救被困於西亞欽冰川雪崩的百幾名巴籍士兵。事件突顯地區環境受氣候影響，有望推動兩國產生共識，合作應對環境安全。

不過，印巴之間的偒痕並未完全復原，領導人需要多下苦功才可以將兩國關係正常化。首先，兩國內政同樣不穩定。印度日前更有報導指出軍方曾經有意進行政變，即使軍方及政府同時否認事件屬實，事件卻惹來巨大迴響。而且執政國大黨對巴國立場分裂不一，難以預料後辛格時期的對巴政策。巴基斯坦情況亦不遑多讓，扎爾達里任內醜聞不斷，一直被批評無力抵禦北約空襲壓力，去年美軍伏擊拉登成功更突顯巴國情報問題重重，甚至有扎氏「被政變」傳聞。兩國內政不穩，難望有持久的良好關係。

再者，「大和解」的先決條件遠不達標，印度難以放手與巴基斯坦合作。2008年孟買發生恐怖襲擊，印度一直要求巴國緝拿疑似幕後主腦薩伊德（Hafiz Saeed），然而扎爾達里的反應始終模稜兩可，開罪不少印度人。核武與邊境，這些歷史較悠久的爭端，急不在一時。相反，巴國不肯就薩伊德一事讓步，兩國「大和解」只會是一廂情願。

新時代下的中國公共外交政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日前在網上訪談中提及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強調中國目前的外交政策為人民服務，由政府媒體相互合作，鼓勵社會各界參與，並向外國公眾推廣國家的政策理念。他更明言公眾是外交的「參與者和推動者」，藉此消弭外國對中國的誤解。

所謂公共外交，與一般大眾認識的官方外交有所分別。雖然兩者同樣以政府為主導，不過後者傳達方式往往局限於對方政府，相反前者則以國家民眾為對象，透過他國民意影響兩國關係。

美國是最先提出「公共外交」這套詞彙的國家，儘管細節不一，不過整體上認同政府以媒體或者文化交流重新包裝美國對外政策，宣揚美國文化，藉此贏取對象國家民眾歡心。聽似玄之又玄，實際上電影院大銀幕播放的荷李活猛片、政黨的海外實習生計畫，只要政府從中參與策劃，同樣可以是公共外交途徑。這種外交手法最理想的結果就是使得外國建構一種「美國=強大+興盛+自由+民主」的方程式，取代其擴張外交政策可能引伸「美國=霸權+帝國+掠奪疆土」的反效果。當中意味與中國統戰策略甚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國政府近十年間致力經營「和平崛起」，不但推動博鰲亞洲論壇這類民間色彩濃厚的場合，促進民間外交，甚至參與製作電影行業，設立孔子學院，歌頌共產黨與中華民族友善形象，借此制衡西方國家及鄰近地區的「中國威脅論」，成效似乎未如想像中有效。根據佩尤民調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的統計數字，去年較多國家對中國好感度有所提升，然而不滿中國的數字仍然相當牢固。這自然與西方媒體取態有一定關係。再者每逢選舉季節，「中國牌」仍能炒熱，民眾對中國的認知很易便可回復舊有狀態。

不過更重要的，卻是中國近來政策「表裡不一」，一面高唱「和平發展」的溫柔曲調，另一邊廂，解放軍卻加碼開發軍備，積極進行軍事現代化。過去兩年，中國面對南海問題更有摒棄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的外交方針，更有跡象顯示軍方打算強硬處理有關爭拗。中國的取態與9/11後的美國獵巫式反恐手法一樣，跟友善形象沾不上邊。

「三星模式」與南韓經濟崛起

三星集團前會長 李健熙

韓國報業巨擘《朝鮮日報》上周發出社論，斥責該國企業集團的三星集團優越性凌駕「法律之上」，儼如享有治外法權。三星集團不但被指縱容旗下手機銷售手法違規，而且涉嫌提交虛假資料，四處阻撓政府委員會進行調查，顯然視法律如無物。南韓雖然早於上世紀末實行民主制度，然而「三星模式」背後的政商勾結問題嚴重，癥結在於國家的財閥勢力已經到達尾大不掉的境地。

1961年朴正熙發動政變奪權，其時南韓經濟疲弱不堪，甚至比北韓共產主義領導下的經濟更差。反共立場鮮明的朴氏上臺後，倡議「指導性資本主義」，大搞經濟開發計劃，並參照日本經濟起飛的發展方向，透過威逼利誘，要脅財閥合作。起初政府仍然處於強勢地位，企業生產量必須達到指定目標，否則不能獲取政府低息借貸。不過稍後美軍宣佈大幅撤出朝鮮半島，朴正熙受制於安全考慮，急須武裝自己軍備，唯有向國內的財閥集團傾斜，實施優惠稅項，扶植市場壟斷，優先處理鋼鐵、造船、電子產品等重、化工業項目，逐漸形成一種「相互依賴」或「相互綁架」的局面。

八十年代，政府更要配合全國邁向「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趨勢，推動金融業自由化，促使財閥收購金融機構及證券公司，方便更多資金流入，甚至發展跨業經營。在亞洲金融風暴前夕，五大財團各涉足多達三十幾種行業。基本上，三星、現代這些大企業已經操控整個韓國經濟命脈。

這種政經氣氛鼓勵許多富商躍躍欲試，包括以零售乾貨起家的三星集團。三星首任會長李秉喆早在三十年代已經成立三星商會，主要出口韓國貨物到中國，後來業務擴張至保險業務、傳媒行業等等。直到政府出動傾斜政策，集團才開始染指電子、造船及化工業，為今日人所共知的「三星共和國」踏出第一步。財閥集團財雄勢大，貧富不均愈來愈明顯，加上傳媒頻頻爆出政治人物與某某巨賈富商勾結，成為民間向威權政府施壓的最佳武器。八十年代末期，南韓要求政治問責的聲音越來越強烈，逼使青瓦臺進行改革，壓抑財團。

不過政治改革衍生了政黨的出現，就連當權派都得組織政黨，面對群眾。這樣再次為財閥製造喘息空間，甚至動用政治獻金作為籌碼，聲言絕不支持反財閥政黨，可見財閥的能耐已經遠超政府所及，甚至反轉槍頭，操控政府。

金融風暴後，立場左傾的金大中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達成協議，降低財閥過度影響經濟的能力並且加緊監控「官商勾結」。三星集團前會長李健熙曾多次被指控向政治人物提供非法獲利行賄，換取政府包庇逃稅，最終逼使李健熙辭去會長一職。這些問題或者在左翼政府上場的時候得以正視，然而迄自李明博上場，宣揚「CEO治國」特赦多位違規的企業領導層，罰錢了事，甚有「回到過去」的味道。如今「三星模式」的網絡實在太廣泛，再者「人情債」源來有自，社會上受過財團欣惠的人太多，而且他們早已散佈到政商界各階層，勾結問題只怕難以霎時間杜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