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眾人遺忘的國度─東帝汶

二OO二年正式獨立的東帝汶，飽受幾十年來從葡萄牙人以及印尼軍隊的戰火蹂躪，現今仍然受制於建國問題，對於如何處理後殖民時代的種種問題一籌莫展，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仍然是曖昧不清。至於國際社會，更似乎經已忘記了這個東亞地區上最後一塊殖民地的存在了。

東帝汶獨立後，雖然正名為國家，不過國內的所有問題仍然遠遠落後於鄰近地區國家的發展。現今東帝汶仍然是全亞洲最貧窮的國家，經濟主要是依賴國際慈善團體贊助以及本土農產品貿易。「解決貧困」(poverty reduction)仍然是東帝汶與聯合國今時今日致力解決的問題之一。

今日東帝汶發展困難重重，其中一部分由歷史遺留下來的，乃自十六世紀葡萄牙政府極少注重當地基建設備等等投資，一心把帝汶島打造成為單純的通商口岸。到七十年代，東帝汶初嚐獨立的滋味。不過甜頭在幾天內就遭到鄰國印尼一下子粉碎了，不但成為了印尼第二十七個省，更有十萬人死於二十多年的抗爭運動。印尼當時出於國家安全考慮出兵吞併，自然不會關注發展東帝汶民生事項。

即使獨立以後，東帝汶仍然飽受國家內鬥的窘局，社會矛盾此起彼落。二OO六年，有軍人因為不滿被栽而發動嘩變，導致政府要向國際社會求救平息亂局，更造成十五萬難民流亡海外。與此同時，政治暗殺依然屢見不鮮，貪污舞弊風氣日盛，國家處於一個相當不穩定的狀態。這種混亂的情況對政府施政造成相當大的阻礙。建國至今仍未解決的土地爭議便是當中的俵俵者。至今東帝汶的土地法內容依然含糊不清，土地分配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大大降低外商的投資意欲。東帝汶要完全實行經濟獨立，似乎還有一點距離。

外交關係中，蘇哈托血腥統治的印尼仍然是兩國建交的一道刺，加上東帝汶與印尼管轄的西帝汶邊境接壤，兩地不時就邊界問題互相向對方譴責。東帝汶與澳洲的關係則要好得多，經濟上兩國合力開採帝汶海的天然氣，作為國內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東帝汶更一直仗著澳洲的維和部隊以及捐款資助才得以維持下去。而中國近日亦開始向東帝汶伸出援手，積極參與該國開勘油田的計劃。

在東南亞地區內，東帝汶卻未獲得周邊國家青睞，接納它成為東盟的第十一位成員國。它尷尬的地理位置少不免是其中一項顧慮，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只怕是其他成員國擔憂它經濟落後的狀況會拖垮東盟的競爭力。假如東帝汶想透過地區組織促進國家發展，當務之急，應該努力出口周邊地區的天然氣資源，改善法律吸引外資，以及解決國內日益頻仍的民生問題，建立一系列現代國家最基本的條件。

黃海喋血案反映東亞海洋主權問題

日前黃海發生中韓漁民衝突，導致一名扣押中國漁船的韓國海警被殺。事件激起中、韓兩地爆發民族主義示威，韓國民眾反應激烈，既有民間團體試圖衝擊中國大使館，南韓海洋警察廳更表示考慮日後容許開槍射擊違規的中國漁船。至於中國方面，日前更有示威者對南韓駐華大使館施予襲擊，中韓關係逐步緊張化。


東亞國家自二戰結束以來，國際關係一直受到海洋安全議題纏繞。中國分別在東、南海與日本及東盟成員國發生磨擦；獨島/竹島主權影響日、韓邦交；日、俄在北方領土問題上仍未解決。東南亞一帶更有武裝分子、海賊等非國家勢力干擾地區安全。隨著東盟成員國之間互相合作，對抗非國家個體的成績開始浮現。相反，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主權紛爭，則仍然是地區安全的絆腳石。畢竟凡是涉及主權問題，東亞國家都會變得異常敏感。


中、韓兩國雖然沒有正面的領土主權糾紛，不過是次黃海喋血案，卻源於國際海洋法賦予每國沿海國家的專屬經濟區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根據該法，國家的領海範圍只限於沿岸計起十二海里，不過國家的專屬經濟區則覆蓋該國家從領海基線延伸到二百海里的範圍。而沿海國除外，海洋法並未列明其他國家有權在該經濟區進行捕魚。這次血案，就是由於中國漁船在仁川市甕津郡小青島西南方85公里裡進行「非法捕魚」活動，故此韓國海洋警察廳進行緝捕，並引致悲劇發生。過往中國與日本、越南多番因為漁船及捕魚問題發生糾紛，並因此升上國際層面，成為超越商業上的問題。


就這次漁業問題，韓國一方措詞強硬，總統李明博更表示要劃撥特別預算，強化海警裝備及人力，制定對策防止悲劇再次發生。雖然事件的嚴重性遠不及去年九月中、日就釣魚台撞船一事所引致的外交糾紛，國家之間卻必須加緊國際的海事合作以及成立仲裁機制。例如中、日、韓民間團體致力促成的合作協議草案，早已就三國漁民面對捕撈糾紛的合理應對方法作出指引，希望可以減少暴力事件。然而缺乏政府層面的介入，始終難以規管漁民及海警的行為。各國政府亦應該致力教導漁民盡量遠離兩地邊界地區，更理想的，甚至是鼓勵漁民改變漁業生產方式，免生事端。

泰王與泰國民主化：魚與熊掌？

各位準備前往泰國渡過甜蜜聖誕的朋友請留意：假如你曾經在網上公開批評或羞辱泰國王室，那麼你們這趟旅行必須小心。一名生於泰國的美籍汽車商人曾經在網上張貼了一份被泰國當局禁止刊登的文件，並將其翻譯成泰文。由於文件牽涉大量與泰王普密蓬(King Bhumibol Adulyadej)有關的資料，該名商人於五月到訪泰國時候被當局拘捕，日前更被泰國法院以欺君罪名宣判監禁兩年半。

事件惹來美方以及人權組織關注，一方面他們對盟友曼谷的王室表示尊重，但另一方面他們亦需要捍衛國民的言論自由。況且，「侵犯」或「侮辱」王室的定義可以很遼闊，一不小心可以被政黨挪用，作為針對政敵的武器，「莫須有」的味道十分濃烈。面對反對聲音，曼谷政府卻依然故我，並聲稱將會關閉所有涉及侮辱王室的網站。由此可見泰國普遍民眾對王室仍然十分敬重，王室人員依然不能隨便拿來開玩笑。

雖然泰國奉行君主立憲制，參照外國的慣例，國王的地位只屬於象徵式，實權欠奉，甚至應該盡量迴避談及國家內政，英女王正是箇中典範。泰國於一九三二年轉型，首次實行這種政治制度，泰國王室的影響力卻絲毫未見減退。以當今泰王為例，他多次在政局不安之時發表講話暗批政府，間接讓反對派獲得認受性，促使後者推倒政權。七十年代，泰國出現反政府浪潮，軍隊血腥鎮壓群眾企圖平息亂事。事件導致泰王介入，並透過講話暗示對軍方不滿。最後政府出現真空，由泰王親自選出首相執掌臨時政府。

同時，泰王與軍隊關係密切，而且後者不受民間歡迎，軍人不得不順應民間「尊王」的文化，藉此改善形象。近二十年，泰國軍方更儼如泰王的忠實支持者。二OO五年，俗稱「黃衫軍」的人民民主聯盟(People’s Alliance for Democracy)進行街頭抗爭，要求當時首相他信(Thaksin Shinawatra)下台，後來軍方發動政變，他信流亡海外至今。泰王在事件中的身份，一直眾說紛紜。走民粹路線的他信向來與泰王不咬弦，當時更有陰謀論盛傳他信有廢王之心。許多人都認為軍方事前得到泰王首肯，才決定推翻他信。只是現今證據不足，難以確認泰王的介入程度。況且泰國如要突顯自己的民主制度，更不能表明為人尊敬的國君竟然就是破壞制度的其中一人。

儘管如此，身處這個網絡盛行的年代下，泰國當局必須承認民眾輿論的力量愈來愈強大，同時愈來愈難壓制。加上泰王近年健康狀況急轉直下，繼任人魅力卻遠不如父親得到群眾認同，外界揣測軍方勢力未必再聽命於中央，屆時可能亂象頻生。從西方民主化學界角度推拷，君權與民主難以並存。站在十字路口的泰國如何平衡民主、君權，及軍方的勢力，是災後政府必須面對的議題。

美緬友好對華影響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正式展開訪緬之旅，為迄自緬甸八八革命以後的外交僵局破冰。美國總統奧巴馬自從上月在東亞峰會上高調宣佈「重返亞洲」計劃以後，旋即委派希拉里進行訪問，似乎為解除歷時二十多年的制裁舖路。華府此一步棋，使人聯想到「圍堵中國」政策，畢竟中國鄰近國家都已與美國有軍事合作，假如將緬甸納入包圍鏈內，中國的東邊及南邊都被全面封鎖了。

從地緣政治角度出發，冷戰時期緬甸的位置十分特殊。一方面它與中國雲南省邊境接壤，國共內戰期間有不少國民黨人到緬國撣邦(Shan)避難，更一度被美方中情局視為反共基地。另一方面，緬甸國內擁有大量天然資源，在獨裁軍方上台前更算是東南亞中數一數二的經濟體系，吸引到不少外商在當地投資。後來軍方上場，信奉鬼神之說，手持五行曆法，將經濟推落谷底，大力鎮壓國內學生反對運動，並軟禁民主鬥士昂山素姬。美國在後冷戰時代鼓吹「輸出民主」，自然不容仰光政府發難。自此兩國關係冰封三尺，促成中緬友誼萬歲。

如今美國重回緬甸，既回應了緬甸現任文人政府的政治開放改革，同時挑戰了中國的外交方針。今年九月，緬甸政府宣佈暫停一個由中緬兩國政府合作的堤壩興建項目，外界認為緬甸政府此舉反映它們開始向中國說「不」。同時，美國盟友印度與緬甸早已修補關係。假如緬甸將來實行民主政制，換上親西方政權上場，只要有朝一日中、美進行衝突，美國既可借緬甸要脅中國南部邊境，亦可以切斷緬甸對華的能源輸出，更遑論保障麻六甲海峽運輸及航行安全。配合中國附近所有親美國家，中國始乎避無可避會被圍堵。

事實上，美緬修好對華未必是壞事一樁。首先緬甸國內的分離勢力在中緬邊界進行衝突，2009年緬甸華僑與緬甸軍方在果敢發生糾紛，不但造成大量難民遷徙到中國境內，更有炸彈「不慎」拋入中國邊界範圍。美國介入要求民主化，其實正合他們脾胃，畢竟他們要求的是更多自治權，並且擁有民主制度，對中央有影響力。而且，緬甸過往人權記錄慘不忍睹，西方國家、甚至東盟都施壓要求改革，中國卻礙於盟友身份，不敢公開抨擊軍政府出位行徑，為此感到尷尬不已。假如美緬修好，至少可以減少白宮譴責的頻率，為北京挽回些許面子。其次，緬甸經濟百廢待舉，主要依賴農業及天然氣出口，斷不會為了與美修好而放棄中國這個龐大的商場。作為小國，如何周旋於大國之間從來是一項高深學問。不過登盛屬雞，不是豬也不是龍，應該會懂得這個道理。

東盟走向國際化的喜與憂

第十九屆東盟峰會於本周正式開幕，外界目光主要聚焦在兩大事項，分別是緬甸在2014年會否合資格成為輪值主席國、以及成員國如何處理南海問題。相反，落實東盟發展方向的《峇里協定III》(Bali Concord III) 似乎光彩盡失。事實上，以往最影響東盟深遠的幾次協定，超過一半均在峇里島簽署。

過往東盟分別在1976年及2003年簽署過《峇里協定》，兩者都比較集中對內發展。《峇里協定I》的條文確立了東盟以地區和平作為目標，藉此推動成員國國內的經濟發展，同時並制定了東南亞國家加入東盟的先決條件。《峇里協定II》則視區域合作為東盟近十年的方針，主要設定了東盟共同體的藍圖，就政治及地區安全、經濟合作、社會文化交流三大議題成立機制，向東南亞一體化邁進一步。

有別過往經驗，《峇里協定III》的前言已經重申東盟需要在國際社會上加大發言權，並且需要深化與聯合國的合作關係。協定除了要求成員國對全球問題上作出更一致的口徑外，更承諾加強東盟秘書長的實際權力。換言之，一直迴避制度化的東盟國家同意在某程度上作出讓步，以彰顯《東盟憲章》的精神。

《協定》的合作範圍，仍然以東盟共同體最關注的三大議題為重點。其中尤其於政治及安全合作上最值得討論。《峇里協定II》雖然曾經提及安全共同體的合作性質及規範，不過當時構思的機制仍然將東南亞國家處於被動立場，只是繼續承襲東盟「和平理性」的手段，鼓勵國家透過與其他國家進行對談，作為唯一的合作範式。《協定III》則清楚列明了東盟如何就不同全球問題上作出反應，更推動成員國就維和及建設戰後和平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協定III》雖然並未放棄爭取和平理性，但面對要脅區域安全的挑戰上，東盟顯然更懂得玩弄手上的遊戲咭，將仲裁的責任全部推到國際組織上。這與東盟以往「攬上身」的玩法截然不同。主要原因是東南亞國家的軍力多而不威，不能震懾周邊的強國，如此一來根本不能將安全議題放在檯面討論。相反，把國際法律及國際組織拉進東亞局勢，一方面方便東盟國家製造輿論，逼使違法國就範，將緊張的地區問題暫時壓住；與此同時，東盟此舉旨在暗示自己的議價能力有限。尤其是面對中國一類龐然大國，但凡有成員國指控中國「侵入」南海地區，東盟的表現都是模稜兩可。

要建立更強大的區域認同，東盟必須展現出一定的優勢和震懾力，方能加強區內國家對組織的認同及信任。單是將問題責任推卸到國際組織無疑有助提升自己的道德地位，不過當東盟自己欠缺一套解決問題的方法，長遠發展只會減低組織的可信性。

假如中國在湄公河進行武裝護航

上月初，湄公河發生中國籍貨船遇襲事件，十三名船員集體罹難。事件引起北京以及周邊國家關注。日前中國更表示考慮派出武警到湄公河水域進行護航，日前國防部長梁光烈更罕有地就此表態，暗示解放軍有機會介入地區治安任務。假如北京決定進行武裝護航，鐵定為中國與東南亞近日不穩的關係掀起巨浪。

橫跨中國雲南省、泰國、緬甸、老撾及越南的湄公河是東南亞的第一大河以及世界第六大河，更是維持這些國家農業生態及經濟發展的泉源。亞洲開發銀行於一九九一年開始推動區域合作計劃，鼓勵沿岸國家以持續發展天然資源為目標。後來這幾個國家自行協商，除了落實自由航行之外，更簽署協定為相互船舶提供最惠國待遇。

況且，湄公河一直都有跨國罪案發生，走私毒品及武器彈藥等等，屢見不鮮，沿岸國家就此亦頭痛不已。慘劇發生後，中泰緬老四國亦曾發表聯合聲明，同意盡快落實《湄公河流域執法安全合作協議》，並同意建立執法安全合作機制，進行聯合巡邏執法，打擊跨國犯罪集團。湄公河的例子曾經被視作東南亞國家合作的另一範例，證明它們有成為友好之邦的潛力。

不過這類合作機制一直不被看好。首先，東南亞國家對「捍衛國家主權」的觀念根深蒂固，為聯合執法帶來相當大的麻煩。例如在泰國前總理他信執政時期，差點與緬甸就跨國販毒集團越境執法一事發生武力衝突。其次，部份國家的軍方勢力獨立性及影響力太強，與中央政府的協調未必全然一致。

第三，亦是最重要的，是參與國家勢力不一，很容易造就區域霸權。中國與緬越老泰力量懸殊，後者更深受「中國威脅論」影響，擔心中國勢力入侵地區。假如中國決定武裝護航，不但軍事化這個經濟合作流域，更可能成為日後中國─東南亞衝突帶來另一個憂慮。

更何況，中國與東南亞的友好關係既是雙邊性質，亦只局限在經濟貿易方面。兩者主權糾紛仍然停留在最基本的階段。當倡議了十年的《南海行為守則》仍未成形，外人很難想像湄公河的合作框架能夠有相當大的成效。但假如中國堅持實行單邊武裝護航，東南亞的安全議題肯定會更加波濤洶湧。

吉爾吉斯總統選舉加強俄國勢力

上周日，中亞國家吉爾吉斯進行總統選舉，親俄派總理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以壓倒性姿態奪得寶座。這次大選除了被視為中亞政權和平過渡的曙光之餘，選舉結果亦將會影響美國與俄羅斯，重新調整在中亞的戰略部署。

身為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一員的吉爾吉斯，獨立後依然獲得莫斯科關注。吉國國內擁有相當多的俄裔人口，種族衝突導致大量非法移民流入俄國，導致俄國邊境不穩。同時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元氣大傷，必須趁機聯合中亞國家，抵制北約東擴的威脅。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開始注視中亞國家的戰略性，加上當時吉國深受極端伊斯蘭組織騷擾，於是兩國簽署協議租用吉國的軍事機場，為美方戰機補給，協助美方的阿富汗戰線。俄方為制衡美國軍事勢力入侵後園，以穩定地區安全為名，要求吉國租借另一軍事機場。

去年吉爾吉斯發生「第二次鬱金香革命」，反對派因為不滿時任總統巴基耶夫貪污腐敗，壓制自由，故組織示威行動並推翻政府，後來甚至通過公投將吉爾吉斯改為國會制度。俄羅斯一直被指是事件的幕後黑手，原因是克里娒林宮不滿巴基耶夫左右逢源，一面收受俄國經濟援助，一面容許美國及北約組織繼續租用吉國軍事機場，威脅俄國安全。新政府一上台便宣佈與俄國份屬好友，支持與俄國的區域合作，親俄立場表露無遺。

現今新總統阿坦巴耶夫上場，尚未上台經已表明立場，例如要求美國在2014年徹出該機場，聲稱以防受到美國的敵對國家進行報復。縱然他口中所指的是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弦外之音卻明顯不過。

事實上，美國對中亞最為關注的不過只是對抗極端伊斯蘭組織，以及制衡俄羅斯及中國在中亞越趨緊密的合作關係，美方可以提供這些國家的援助其實相當微不足道。一，俄國與吉爾吉斯之間擁有太多利益掛勾。俄國掌握了吉爾吉斯的天然氣輸送，同時又有許多直接投資項目在吉國進行，比起美國租用機場的租金相比有實際差距；二，俄國與格魯吉亞在08年進行的戰爭震懾這些前蘇聯共和國，擔心他朝君體也相同，故此不敢與莫斯科的利益對著幹。隨著美國逐漸放棄阿富汗戰事，緩緩撤軍，相信對吉爾吉斯亦不會再這麼著緊。相反，逐漸在中亞聚集影響力的中國，可能才是俄羅斯的競爭對手。

東亞峰會與亞洲地區整合的特色

第六次東亞峰會將於下月在峇里島舉行，屆時將會有兩項焦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美國及俄羅斯將會正式加入，成為會議第十七及第十八名會員國。第二、早前南海問題鬧得面紅耳赤，東亞峰會將會成為涉事國領袖的外交角力場。東亞峰會作為亞太區元首級的官方活動，它的結構卻反映出會員國依然對東亞地區發展取向缺乏共識。

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的東亞國家，認為除了透過「東盟+3」機制紓緩地區緩經濟問題，亦開始憧憬一個制度化的政治及經濟共同體，促進地區合作之餘，亦可以建立一種嶄新的「亞洲」身份認同。東亞國家成立東亞峰會，就是要成為共同體的基礎，為國家之間建立互信。

不過在這個藍圖之上，東亞國家卻偏偏因為峰會作為共同體雛型的特點，對峰會的組成及結構產生分歧。中國提倡以「東盟+3」作為峰會的主軸，藉此捍衛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江湖地位；日本卻致力拉攏印度、澳洲和新西蘭加入峰會，引入親美勢力抗衡中國壟斷東亞的野心。

與此同時，東盟成員國一心希望將自己的一套合作框架及模式擴充下去，不須偏袒中、美、日任何一方，仍然保持自己在地區上的話語權。不過，東盟當時相對擔憂中國將會在區內逐步擴張，於是大部分成員都接納日本方案，去年更歡迎美國、俄羅斯申請，將一個本來屬於東亞的區域網路擴大到亞太層面。

東亞峰會的結構反映了當地地區整合的一大特色，這就是亞洲人對東亞或者亞太的模糊界定。與歐洲峰會不一樣，東亞峰會的成員國不止是亞洲國家，反而更將美國、澳洲、新西蘭等地理上不屬於歐亞大陸的國家都囊括入內。當東亞峰會變成了大國外交的競技場，現實政治的顧慮蓋過文化層面上的認同，這無疑窒礙了建立「亞洲人」身份認同的步伐，亦即是與峰會的本意背道而馳。

東亞峰會的另一個要點，便是東盟在亞洲整合中的軸心角色。峰會在設定上規定了會員國必須先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且要承諾遵守東盟文化，透過共識與諮詢作為解決問題的辨法。其實這份文件是東盟成立後所制定的和平條約，所有東南亞國家在加入東盟以前，必須先簽定這份文件。另外，峰會亦限制了會議的主辨地點，指定必須要在東南亞舉辦。同時，中、日兩國互相猜疑對方動機，因此許多地區組織都不得不由東盟領導。

從以上分析所得，東亞峰會所勾勒的政治藍圖與歐洲整合的方向截然不同。歐盟的成立一方面塑造出「歐洲人」的身份認同，另一邊廂制定一系列嚴謹的決策機制通過方案。相反，東亞峰會中有三分一的會員國根本就不是傳統上的東亞國家，文化、歷史經歷上的差距使它們難以建立一種超越國族的身份認同。而東盟以及一眾東亞國家一直反對成立一個制度化的合作機構，擔心會從而剝奪國家主權。由此推論，即使將來成立東亞共同體，它的模式肯定與歐盟大異小同。

普京「歸位」對中俄關係的影響

上周二，俄羅斯總理普京以一百六十人組成的訪問團向中國進行訪問，就中俄經濟及貿易合作帶來七十億美元的甜頭。無獨有偶，聯安局在普京出訪日前宣佈將事發一年的中國間諜案交由法院處理，有評論認為此舉乃普京宣佈明年「回朝」後向華示好的姿態。假如普京來年順利重新執掌克里姆林宮，中俄關係似乎只會更加牢固。

二OOO年，普京取代葉利欽上場，成為俄羅斯總統。跟葉利欽搖擺不定的外交定位不同，普京向來以強硬姿態見稱，一方面要鞏固其反美立場，另一方面致力尋求盟友，以圖在國際舞台上重拾蘇聯的雄風。

九十年代中葉，中俄雙方逐漸擺脫蘇聯解體前的惡劣關係。一九九六年，兩國更成為戰略伙伴，多次就西方國家「侵犯其他國家主權」發出聯署譴責。普京上台後，充分利用中俄的反美傾向，與中方簽訂《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除了就地區安全、文化交流等議題取得共識，俄方更承諾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灣獨立。同年，中、俄與中亞四國成立上海合作組織，一面豎着反恐旗幟，另一方面拉攏中亞國家防止美國於當地立足。

中、俄的合作關係其實更著重於現實考慮。從北京角度出發，俄羅斯可以為中國提供能源輸送以及先進的軍事科技；至於俄羅斯則可以透過販賣能源賺取資金振興國內經濟。不過隨著俄國與中國在軍事交易問題出現愈來愈多磨擦，甚至觸發中國決定自行研發改良武器減少對外依賴，兩國的伙伴關係仍然較著眼於安全及經濟議題上。

中俄的經商往來愈來愈頻密，同時亦衍生了另一個問題。俄國遠東一帶的華裔居民，惹來俄國民族主義分子猜忌，以為中國乘機「吞併」該地。有調查發現，愈來愈多俄國人對中國人感到不友善，同時愈來愈少人認為兩國友好對俄國有好處。除了感到國土被侵犯，俄國人更加不甘心接受自己國際地位比中國次等。

為了維持勢力平衡，俄羅斯手上一直保持兩手準備。例如與印度加緊貿易及軍事上合作，既可以擴大市場增加商機，亦可以減低對中國的依賴，以防再次發生因為天然氣價格談判膠著而影響國內經濟的情況。

梅德韋杰夫上台之初對美國的態度確實較普京友善。然而兩者對亞洲政策基本上步伐一政，仍然是已務實以及現實利益視之。近日俄羅斯逐漸增加在東亞的參與度，譬如加入東亞峰會、與金正日進行近年首次對談等等。雖然俄國努力爭取在東亞地區內的獨立性，不過以目前中國在區內的龍頭地位、配合普京的務實作風推演，普京回朝理應只會更加鞏固中俄的穩定關係。

從日本介入南海反映日本、東盟關係

上月二十七日，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與日本新任首相野田佳彥達成協議，將日菲關係升級為「戰略性伙伴」。除了加強經貿合作，兩國更承諾要保護海上安全及和平，當中野田更明言支持菲國，在南中國海成立一個符合國際法，並且具法律約束力的守則。日本高調支持菲國行為，雖然不至於挑起北京政府神經，但是野田在東亞峰會前夕擺出明確姿態，卻十分值得玩味。這是否意味日本重新投入亞洲呢？

二戰結束後，日本宣佈放棄所有戰前在南海擁有的控制權。所以在當代南海主權紛爭之中，日本的角色一直比較次要。儘管如此，日本偶爾會就南海安全發話，立場主要是維持當地安全。原因有三：

第一，日本在南海的立場，正正反映它在釣魚島主權紛爭上的立場。假如日本不把握機會向中國表態，表示自己關注中國的「霸權」行為，那自然削弱日本在東海問題上的籌碼。更甚者，韓國、俄羅斯亦會就島嶼主權向日本施壓，屆時日本便會成為國際博奕的大輸家。

第二，南海以及馬六甲海峽掌握了日本最主要的海上交通線，其中包括大量石油入口。假如當地持續發生衝突，將會影響日本國內的經濟生產，甚至造成能源危機。基於經濟考慮，日本甚至積極拉攏東盟成員國，大力打擊海盜滋生。

第三，日本二戰時期佔領了大部份東南亞，管治手段一直惹人垢病。為了一洗戰前的兇殘形象，日本一直致力在金錢上支援東南亞國家發展。加上後來面對中國崛起，日本有感必須爭取當地國家歡心，阻止中國成為東亞地區的龍頭。經濟層面上，日本已經追不上中國起飛；在安全問題上，中國與東盟國家時常發生爭執，反而有利日本靠邊站。

有學者曾經提出，日本在東南亞的身份，不過是投射中日兩國之間的政治及外交角力。這種邏輯思維，在未成形的東亞共同體上可見一斑。日本不斷倡議成立「東盟+6」，支持澳洲、新西蘭以及印度加入東盟系統；中國對這項建議嗤之以鼻，認為日本將所有親美國家拉進來，目的只為沖淡中國的勢力。

本周，日本外相將會出訪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三國，爭取透過多邊合作解決南海問題。中國素來希望事件由雙邊談判化解問題，自然反對日本此舉。然而，日本對多邊網絡及亞洲的「忠誠」向來都備受質疑。須知道，日美安保同盟是現代日本外交關係的核心，亦是美國對中國最重要的一道防線。野田是眾所周知的親美派，絕無理由放棄這段逾半世紀歷史的關係。短時間內，估計日本投入多邊合作框架出於現實政治考慮，而不是日本「脫歐入亞」的先兆。

緬甸開啟改革之路

2011年，對許多威權國家的執政者而言，都是教人頭痛的。中東如是，東南亞如是。緬甸亦不例外。不過，向來自由度排名接近包尾的緬國，似乎有意啟動改革，為國內政治僵局破冰。

去年緬甸進行大選，由時任總理吳登盛(Thein Sein)執掌政府，打破自六O年代開始，國家由軍方統治的困局。儘管吳登盛出身文人官僚架構，不過直到此刻，他仍被視為軍方操控的傀儡。加上是次選舉當中，反對派國家民主聯盟杯葛選舉，執政黨被指操控選票，新政府認受性自然大打折扣。至今，西方國家仍然拒絕放寬經濟制栽；周邊的東盟成員國對緬甸若即若離。區內唯一與緬甸關係稍為密切的，只剩下中國。

要平息民怨四起的局面，緬甸必須扭轉國內經濟及民生問題。緬甸經濟仍然相當落後，超過一半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三餐不繼。不過軍方獨攬大權，將販賣天然資源所得收入，點滴歸公，以維持軍費之用，導致民眾生活百上加斤。政治方面，緬甸軍方政權長時間受到挑戰：一方面昂山素姬等反對派人物要求推行民主改革；另一方面與國內少數民族的內戰已經持續了六十多年。近幾年，軍政府的強硬作風受到多方面抨擊，加大了反對勢力的籌碼。2008年，緬甸發生風災，生靈塗炭。然而軍方起初卻注目於修改憲法，擔心外國勢力乘機介入，影響公投結果。故緬甸政府當時以「不得干預國家內政」為由，拒絕接受國際社會援助。結果惹得西方國家公憤，美國甚至揚言進行「人道干預」，入侵緬甸。

吳登盛上臺後，政府態度稍作軟化。今年八月，昂山素姬踏足仰光以外的城市，進行訪問活動。這次旅程政府雖然作出口頭干預，但實際上雙方已經取得共識，並沒因為旅程一事產生衝突。旅程進行期間，吳登盛更與素姬進行會談，這在前領袖丹瑞(Than Shwe)管治期間根本不曾發生。最近，政府更廢除二十三年來的禁令，允許傳媒刊登素姬的文章。面對國內少數民族，政府亦開始釋出善意，表示願意成立委員會，進行和平洽談。這種妥協姿態，似乎預示了執政黨有改變作風的決心。

出於現實政治考慮，緬甸政府必須作出改革。緬國經濟疲憊不堪，政府在改革經濟政策同時，更重要的，是獲得外國支持。許多國際組織不滿軍政府行為，加上西方國家認為軍政府違反人道，多番從背後阻撓，故對資助方面特別嚴謹。新政府必需改變過往專橫跋扈的形象，透過改革，回應國內反對聲音以及迎合國際社會，才可以逐漸控制國家內部的分裂。不然，阿拉伯之春的種子很快就傳播到緬甸國內。

大馬廢除國內安全法啟示

九月中旬，馬來西亞首相納吉(Najib Razak)宣佈廢除國內安全法，將這道奉行逾半世紀的法律正式畫上句號。自從1957年馬來亞獨立起始，巫統一直執政至今，當中內安法的確發揮了不少作用。

不過，近幾個月來，大馬示威不斷，反映大馬人民對納吉及巫統的管治手法越趨不滿。七月，反對派在吉隆坡發動一場反貪腐選舉行動，要求政府進行選舉改革。按舉辦單位所指，有大約五萬名群眾參與是次運動。這個數字，對於「遊行多過食飯」的香港人來說只是小數目，但對於實行著內安法的威權國家，卻傳來陣陣危機的味道。

有分析指出，只要納吉廢除了內安法，就可以順利在國會選舉中取得連任。到底內安法有多可惡呢？二戰結束，英屬馬來亞政府受到馬來亞共產黨威脅，下令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六O年代，馬來亞獨立，緊急狀態宣佈結束。但為了穩定國家安全，所有緊急法令都被收編入普通法，成為內安法，並融入大馬人民的日常生活。內安法其中最為人垢病的地方，就是它賦予內政部至高無上的權力：只要內政部長認為有人危害社會安全，警方可以毋須經過任何審訊的情況下，將「暴亂份子」拘留。至於拘留時限，一般慣例為六十日。但只要政府下命令，便可將犯人扣押兩年，而內政部長更有權力無限延長拘留期。除此之外，以「維穩」之名打壓言論、集會等個人及政治自由，自然少不了。

巫統一黨獨大，與內安法其實不無關係。前總理馬哈蒂爾(Mahathir Mohamad) 一直受到反對派指控，藉內安法打擊異己。一九八七年，警方逮捕了百餘名反對派人士，馬哈蒂爾利用內安法賦予的權力，否決一切司法覆核的要求。另一個著名受害者，就是馬氏的副總理安華(Anwar Ibrahim)。金融風暴發生後不久，安華公開質疑馬氏施政失誤，以及任人唯親的作風。安華被逐出政府後，聯合反對派，要求政府進行經濟改革。結果馬氏透過內安法，拘捕安華以及幾名反對者。九一一發生後，政府更可借國家安全之名借題發揮，壓制反對聲音。

事實上，納吉兩年前上臺，亦無跡象打算廢除惡法。政府在七月的示威浪潮中，更動用內安法拘捕了接近一千五百名示威者。不過近兩三個月，國際層面發生了些許變化，為納吉帶來一個訊息：政府假如不改革，其認受性只會不斷受到質疑。近至新加坡國會及總統大選、遠至中東的利比亞革命，再加上國內反對派民主行動黨開始搶佔國會席位，都為大馬執政聯盟亮起警號。如果政府不想面對從下而上的暴力革命，那就只可以透過政治改革，從上而下的開放政體。這也許是香港特首可以參考的地方。

三山五嶽，同氣連枝。

東盟。我已忘記了是甚麼時候開始對這組織產生興趣，到今日甚至堅持東亞共同體的龍頭不應是中、美、日、韓；相反，一個由東南亞十國所組成的政治群體，更適合實現所謂「大東亞共榮圈」。這股熱衷，任何時候也看似不設實際，尤其是如今鬧得熱烘烘的「中國崛起論」及「美國回歸亞洲」的大前提下。

東南亞國家政治取態、經濟發展、宗教背景大相徑庭：例如泰國篤信佛教，跟印尼此一全球穆斯林信徒最多的國家價值觀自然有異；越南仍然是實行一黨專政的共產政權，與菲律賓的(半)民主政體對比鮮明。東盟成員國背景多元化，跟比較單一的歐盟國家有著天淵之別，是什麼原因促使這些國家綁在一起呢？於是乎，學界便研發一個新的詞彙 -- 「東盟模式」。然而，這模式包含著什麼樣的元素，卻一直以來未得到共識。唯一肯定的，是東盟成員國對不干預、沉默外交，不動武等基本國際社會規範有著不能言喻的痴戀。東亞國家對傳統「主權」的認識和執著，亦是歐亞國家最顯著的差異。從此推測，歐洲議會及歐盟委員會等超國制度，似乎難以短期內在東亞找到伯樂。大部份東亞國家畢竟只有在二戰結束後才得以獨立，殖民政府的欺壓與歧視政策對這些國民記憶猶新；再加上獨立後許多國家曾經捲入內戰、分裂、赤軍突起的血腥紛爭，內憂不絕，外患只會加劇新政權倒台的壓力。故此，東南亞國家致力尋求國際社會的基本設定 - 平等以及不干預內政。到六十年代中葉，東南亞地區局勢不穩，先有外國勢力介入 - 美國進行越戰、中國被質疑煽動其他地方的共產黨進行暴動；然後東南亞國家基於土地主權瓜葛互相仇視對方，繼而進行軍事競賽。地區安全岌岌可危，影響多國政權穩定，故此以星馬印泰菲為首的五個國家藉著摒棄前嫌，取得共識，希望可以發展獨立的外交政策並承諾遵守一套定為「東盟模式」的合作框架，好讓成員國安心發展國家事務。

九十年代後期，東盟勢力得以擴展覆蓋整個東南亞 (東帝汶除外)，並開始主導部份東亞地區合作組織的發展。鑑於東北亞國家長期缺乏互信機制 - 中日關係尤其觸目 - 只要其中一方提出組成地區合作難免會有瓜田李下之嫌。因此，作為第三者，東盟的立場較易釋疑。當然，「東盟模式」所強調的不干預性未必足以建立歐盟一樣牢固的區域群體。兩個月前的泰柬邊境衝突亦反映東盟內部的互信仍然不足；對緬甸軍政府長期侵犯人權敢怒不敢言，外間組織甚至將東盟的形象貶為人權犯的庇護所。迄今為止，東盟成員國對「東盟模式」亦有微言，希望成員國將硬崩崩的不干預政策作出適量調整，從而對其他成員國就政策進行「交談」。二零零七年，東盟亦通過成立憲章，正式將「東盟模式」制度化，並建立願景，希望透過東盟可鞏固民主政體，加強保障人權，成立單一市場等。

源自：《經濟學人》

誠然東盟本身內藏著不少問題，然而身處於一個不穩定的亞太地區中，這弱者聯盟的重要性實在不弱。如何解決長遠歷史所締結的恩怨情仇，應該是這組織急需尋求機制去解決的問題。借鏡東盟的獨立性，香港理應充分利用其「去政治化」的背景去籌備東亞整合論壇一類非正規外交活動。始終也是亞洲的一部份，想脫亞出世，才是不設實際。

愛。回家。

飛機才剛降落赤鱲角國際機場，我又禁不住開始比較英倫島嶼與香城。剛剛適應盎格魯人的生活態度，習慣那種晚間沒有霓虹燈五光十色的不夜城生活，在校園內漫步，仰望萬里無雲的星空。在香港期待已久的生活，今天總算如願以償。回到這人口密度爆燈的高樓城市，頓感失落。
香港一直予人重商主義的形象，今次回來體驗更深。朋友話題多是股票/牛熊證/窩輪，我卻似把本科念的金融學統統還給教授，插不了嘴。或者這是靠金融業餬口的結果，現在轉攻東亞國際關係，跟去政治化的香港格格不入，大概又需要花一點時間去融入。人在外，少留意香港經濟動脈；只知道東亞國家發展模式，卻不甚明暸本土邊隻股票夠勁。倘若他朝學成回家，學海無涯，畢竟還須多看一下《XXX投資策略》、《YYY發達天書》。

國際都市的悖論。

趁埃及「人民力量」革命餘溫尚存，本打算發佈一篇有關「人民力量」的文章。不過，今早看了莊曉陽的評論，發人深省，於是決定打個尖，寫一下感想。

來源：http://www.sxc.hu/browse.phtml?f=download&id=987820

回想起來，香港(國際版)新聞已經很久沒有一連幾天把所有精力投放在一個地區，而且內容是相當政治性的。(當然，國際金融亦可以是一個政治議題。)雖然內容少不免涉及「利比亞/埃及/突尼斯華僑平安無事回國」，對於素來金融凌駕一齊的辦報團體，尚算一番喜象。

文化研究視新聞媒體的報導為選擇性，以排版的前後及內容的多寡來灌輸辦報團體對新聞的主次視野。換言之，新聞某程度上是機構影響民眾思想的一個橋樑。這種輸入/輸出的關係不一定是單向式。以香港此類言論自由比較開放的地區上，辨報團體與讀者的關係可以是互動的，因為報紙/媒體的收入直接/間接依賴讀者。要是讀者口味跟某報紙/媒體立場不一致，後者會先失去賣報收入，繼而廣告商會把資金抽走，最後輸家一定是新聞團體。所以，尤其以本土新聞為顯著，讀者的口味會決定報紙/新聞團體的定向及立場，後者從而再透過傳播媒體把報社的立場滲入讀者思想，鞏固自己市場。因此，眾所週知，香港有幾份報紙是偏向建制，有幾份是走向反對派，亦有些是較為獨立的。

然而，來到國際版，多份報章的新聞報導幾乎是源出一轍。礙於意識形態的對立幾乎灰飛煙滅，就連親中的報社亦不避嫌發佈有關利比亞亂局的情況。上述輸入輸出關係變得模糊不清，可有可無。當然，翻譯外電是其中一個原因(某親中報社甚至會採用美國媒體來報導國內被「河蟹」的新聞) 。香港人對國際新聞觀點相近，誠如莊君所言，實為「關我乜事」的心態作祟。幾年前黃子華曾於棟篤笑中譏諷港人閱報心態「仆街仆得太遠係無用」，「你不如話有個咩野PK347恆星大爆炸50億光年以外有個星球冚球剷，關我鬼事」¹。相比泰柬邊境衝突衍生的地區問題，大部份港人似乎更憂心鄰街四嬸一家爭產結果。

環球金融交匯逐漸緊密的世代下，香港固然無法獨善其身，棄外間政經發展的不顧。可惜此類關注仍然是停留在功能/務實層面上，並未可以更進一步，走入原則或價值層。更堪虞的，儘管是功能性質的國際新聞評論，數來數去的主要寫手都是沈旭暉凌劍豪馮南樓。粗略估計，超過一半以上的評者乃源自同一機構。這近乎「壟斷」經營的成因，基於香港人對國際政治新聞的興趣淡薄，有心人寥寥無幾，只好自成一閣，「夠腳」湊合籌碼得以發聲。

部份大專學生選學科純粹為「好Grade」「追hon」，「求學不是求分數」的理念貫徹而終，乃不能兌現的夢。有人認為選商科可為將來畢業工作舖路，誰知工科畢業生亦可當核數師。除非教授是「Grade神」，否則在嚴重傾倒商界及成績的社會裡，國際政治科目(甚至非商/非專科)難有喘息空間。「八十後」的崛起無疑為政治冷感的香港帶來新沖擊，但要擴闊至國際層面，仍然有待改善。大專院校經常提倡及鼓勵大學生多參與社會，在全球化的年代下，是否亦應多加配套擴展學生國際視野呢？

了解國情重要，了解國際關係卻同樣重要。一，它可以配合港人功能上的需求，譬如說中東局勢動盪除了影響區內石油供應外，亦會影響往後進口國家的能源政策定位：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發展以降，中國開始積極囤積戰略儲備；中東政局不穩，只會加緊中國與拉丁美洲及中亞國家的合作。對國際局勢有初步認識，方可推敲國家經濟政策的目的及長遠後果。政、經本不分家。二，香港地理位置特殊，既是「國際金融中心」，亦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擁有一定優勢函接中西兩方的國際觀及論述。西方學者對中國接管香港主權後的管治變化頗有著墨，就以去年菲律賓人質事件觸發的「次主權」爭議為例，便可反映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一國兩制」觀潛有不少衝突，本港大可借題發揮，為學術界及政法界的定義作出一個修補²。三，「一國兩制」下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實屬可貴，假如港人永遠將討論空間圍繞著單一議題，或者把焦點集中於本地芝麻綠豆的花邊新聞，不作多元化發展，實在浪費了當年爭取高度自治的立法會起草委員及民運人士一番苦心。

¹─自黃子華(2003)，《黃子華棟篤笑之冇炭用》
²─自沈旭暉(2010)，《解構香港次主權 ——從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談起》，明報20100824；練乙錚(2010)，《「次主權」是個好東西》，信報 20100915

批判。

早已忘記，我是如何學會走路。
對許多所見所聞習以為常，幾乎忘記了「為什麼」。
忽視基本假設，經常一下子跳到結論，蠻危險的。

尤其是一心打算做學棍的我。

康橋。

闊別一年有多，再次踏進大學城。這次有伴，跟上次獨自旅行不一樣。除此之外，劍橋給我的印象沒多差異。依舊是那道不怎清澈的康河，學院與學院之間的古舊小巷，一個二個看似普通的小攤檔。上次待得最久的盆栽公園，這次大夥提不起勁一探究竟。畢竟跟獨個兒去旅行迥然不同，結伴成行換來了安全感，卻取待了那事事好奇的態度。記得之前旅走英倫，每天動輒拍下幾百幀照片，好打發時間；始終邊走邊聊，忽略了太多人和事。不能太奢侈太貪心，反正沒有甚麼怨言。車途上聽著糖兄妹的輕快歌曲，反映自己這躺小旅程的心態，有別陳奕迅《一個旅人》的孤單。


經過康橋，見到徐志摩《再別康橋》的首尾兩句：「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點雲彩。」頓時觸憾心靈。「尋夢？撐一支長篙向青草更青處漫溯」摸索到自己的夢，卻怕自己一直盲目被潮流擾亂思緒，回頭又讓它溜走。


臨別想起司徒華近日仙逝，「他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點雲彩。」眼睛沒有淚水，只願極樂世界安待如斯一位巨人。


再見。

毒物。

小時候酒和咖啡都是「禁品」，別說淺酌，就是嗅一嗅也得冀盼皇恩浩蕩。每次客人到訪，我只可看著大人們嘻嘻哈哈的把酒狂歡，自己手上的可口可樂頓然變得酸酸的。咖啡嘛，就天天早上望著爸媽大口大口咕嚕咕嚕的喝，味道應該是十分捧的吧。「他們真自私，把所有樂子都留給自己！」總覺得自己手上的是次人一等。


終於成功模仿公仔箱裡頭的角色，裝模作樣在酒吧「摸摸杯底」，又會故作悠閒在咖啡店裡打發時間。打破禁忌的感覺教人痛快得很。少不更事，以為自己好飲得，一開動就幾乎停不來。有幾回甚至喝得酩酊大醉，翌日醒來的苦頭盡在不言中。又以為自己對咖啡因駕馭自如，一喝多，心跳加速得滿臉通紅。


偏偏見過鬼唔怕黑。要我滴酒不沾是十分痛苦的，習慣了有酒下肚，就是一個星期不喝，也難保下個星期可以擺脫誘惑。咖啡的魔力更邪惡，缺了它就似僵屍見十字架一樣。大人們就是上了癮才一味的喝呀喝，逃避不過是徒然罷。假如起初沒有碰到這兩物？反正現在碰了，管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