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模式」與南韓經濟崛起

三星集團前會長 李健熙

韓國報業巨擘《朝鮮日報》上周發出社論，斥責該國企業集團的三星集團優越性凌駕「法律之上」，儼如享有治外法權。三星集團不但被指縱容旗下手機銷售手法違規，而且涉嫌提交虛假資料，四處阻撓政府委員會進行調查，顯然視法律如無物。南韓雖然早於上世紀末實行民主制度，然而「三星模式」背後的政商勾結問題嚴重，癥結在於國家的財閥勢力已經到達尾大不掉的境地。

1961年朴正熙發動政變奪權，其時南韓經濟疲弱不堪，甚至比北韓共產主義領導下的經濟更差。反共立場鮮明的朴氏上臺後，倡議「指導性資本主義」，大搞經濟開發計劃，並參照日本經濟起飛的發展方向，透過威逼利誘，要脅財閥合作。起初政府仍然處於強勢地位，企業生產量必須達到指定目標，否則不能獲取政府低息借貸。不過稍後美軍宣佈大幅撤出朝鮮半島，朴正熙受制於安全考慮，急須武裝自己軍備，唯有向國內的財閥集團傾斜，實施優惠稅項，扶植市場壟斷，優先處理鋼鐵、造船、電子產品等重、化工業項目，逐漸形成一種「相互依賴」或「相互綁架」的局面。

八十年代，政府更要配合全國邁向「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趨勢，推動金融業自由化，促使財閥收購金融機構及證券公司，方便更多資金流入，甚至發展跨業經營。在亞洲金融風暴前夕，五大財團各涉足多達三十幾種行業。基本上，三星、現代這些大企業已經操控整個韓國經濟命脈。

這種政經氣氛鼓勵許多富商躍躍欲試，包括以零售乾貨起家的三星集團。三星首任會長李秉喆早在三十年代已經成立三星商會，主要出口韓國貨物到中國，後來業務擴張至保險業務、傳媒行業等等。直到政府出動傾斜政策，集團才開始染指電子、造船及化工業，為今日人所共知的「三星共和國」踏出第一步。財閥集團財雄勢大，貧富不均愈來愈明顯，加上傳媒頻頻爆出政治人物與某某巨賈富商勾結，成為民間向威權政府施壓的最佳武器。八十年代末期，南韓要求政治問責的聲音越來越強烈，逼使青瓦臺進行改革，壓抑財團。

不過政治改革衍生了政黨的出現，就連當權派都得組織政黨，面對群眾。這樣再次為財閥製造喘息空間，甚至動用政治獻金作為籌碼，聲言絕不支持反財閥政黨，可見財閥的能耐已經遠超政府所及，甚至反轉槍頭，操控政府。

金融風暴後，立場左傾的金大中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達成協議，降低財閥過度影響經濟的能力並且加緊監控「官商勾結」。三星集團前會長李健熙曾多次被指控向政治人物提供非法獲利行賄，換取政府包庇逃稅，最終逼使李健熙辭去會長一職。這些問題或者在左翼政府上場的時候得以正視，然而迄自李明博上場，宣揚「CEO治國」特赦多位違規的企業領導層，罰錢了事，甚有「回到過去」的味道。如今「三星模式」的網絡實在太廣泛，再者「人情債」源來有自，社會上受過財團欣惠的人太多，而且他們早已散佈到政商界各階層，勾結問題只怕難以霎時間杜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