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峰會與亞洲地區整合的特色

第六次東亞峰會將於下月在峇里島舉行，屆時將會有兩項焦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美國及俄羅斯將會正式加入，成為會議第十七及第十八名會員國。第二、早前南海問題鬧得面紅耳赤，東亞峰會將會成為涉事國領袖的外交角力場。東亞峰會作為亞太區元首級的官方活動，它的結構卻反映出會員國依然對東亞地區發展取向缺乏共識。

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的東亞國家，認為除了透過「東盟+3」機制紓緩地區緩經濟問題，亦開始憧憬一個制度化的政治及經濟共同體，促進地區合作之餘，亦可以建立一種嶄新的「亞洲」身份認同。東亞國家成立東亞峰會，就是要成為共同體的基礎，為國家之間建立互信。

不過在這個藍圖之上，東亞國家卻偏偏因為峰會作為共同體雛型的特點，對峰會的組成及結構產生分歧。中國提倡以「東盟+3」作為峰會的主軸，藉此捍衛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江湖地位；日本卻致力拉攏印度、澳洲和新西蘭加入峰會，引入親美勢力抗衡中國壟斷東亞的野心。

與此同時，東盟成員國一心希望將自己的一套合作框架及模式擴充下去，不須偏袒中、美、日任何一方，仍然保持自己在地區上的話語權。不過，東盟當時相對擔憂中國將會在區內逐步擴張，於是大部分成員都接納日本方案，去年更歡迎美國、俄羅斯申請，將一個本來屬於東亞的區域網路擴大到亞太層面。

東亞峰會的結構反映了當地地區整合的一大特色，這就是亞洲人對東亞或者亞太的模糊界定。與歐洲峰會不一樣，東亞峰會的成員國不止是亞洲國家，反而更將美國、澳洲、新西蘭等地理上不屬於歐亞大陸的國家都囊括入內。當東亞峰會變成了大國外交的競技場，現實政治的顧慮蓋過文化層面上的認同，這無疑窒礙了建立「亞洲人」身份認同的步伐，亦即是與峰會的本意背道而馳。

東亞峰會的另一個要點，便是東盟在亞洲整合中的軸心角色。峰會在設定上規定了會員國必須先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且要承諾遵守東盟文化，透過共識與諮詢作為解決問題的辨法。其實這份文件是東盟成立後所制定的和平條約，所有東南亞國家在加入東盟以前，必須先簽定這份文件。另外，峰會亦限制了會議的主辨地點，指定必須要在東南亞舉辦。同時，中、日兩國互相猜疑對方動機，因此許多地區組織都不得不由東盟領導。

從以上分析所得，東亞峰會所勾勒的政治藍圖與歐洲整合的方向截然不同。歐盟的成立一方面塑造出「歐洲人」的身份認同，另一邊廂制定一系列嚴謹的決策機制通過方案。相反，東亞峰會中有三分一的會員國根本就不是傳統上的東亞國家，文化、歷史經歷上的差距使它們難以建立一種超越國族的身份認同。而東盟以及一眾東亞國家一直反對成立一個制度化的合作機構，擔心會從而剝奪國家主權。由此推論，即使將來成立東亞共同體，它的模式肯定與歐盟大異小同。

普京「歸位」對中俄關係的影響

上周二，俄羅斯總理普京以一百六十人組成的訪問團向中國進行訪問，就中俄經濟及貿易合作帶來七十億美元的甜頭。無獨有偶，聯安局在普京出訪日前宣佈將事發一年的中國間諜案交由法院處理，有評論認為此舉乃普京宣佈明年「回朝」後向華示好的姿態。假如普京來年順利重新執掌克里姆林宮，中俄關係似乎只會更加牢固。

二OOO年，普京取代葉利欽上場，成為俄羅斯總統。跟葉利欽搖擺不定的外交定位不同，普京向來以強硬姿態見稱，一方面要鞏固其反美立場，另一方面致力尋求盟友，以圖在國際舞台上重拾蘇聯的雄風。

九十年代中葉，中俄雙方逐漸擺脫蘇聯解體前的惡劣關係。一九九六年，兩國更成為戰略伙伴，多次就西方國家「侵犯其他國家主權」發出聯署譴責。普京上台後，充分利用中俄的反美傾向，與中方簽訂《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除了就地區安全、文化交流等議題取得共識，俄方更承諾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灣獨立。同年，中、俄與中亞四國成立上海合作組織，一面豎着反恐旗幟，另一方面拉攏中亞國家防止美國於當地立足。

中、俄的合作關係其實更著重於現實考慮。從北京角度出發，俄羅斯可以為中國提供能源輸送以及先進的軍事科技；至於俄羅斯則可以透過販賣能源賺取資金振興國內經濟。不過隨著俄國與中國在軍事交易問題出現愈來愈多磨擦，甚至觸發中國決定自行研發改良武器減少對外依賴，兩國的伙伴關係仍然較著眼於安全及經濟議題上。

中俄的經商往來愈來愈頻密，同時亦衍生了另一個問題。俄國遠東一帶的華裔居民，惹來俄國民族主義分子猜忌，以為中國乘機「吞併」該地。有調查發現，愈來愈多俄國人對中國人感到不友善，同時愈來愈少人認為兩國友好對俄國有好處。除了感到國土被侵犯，俄國人更加不甘心接受自己國際地位比中國次等。

為了維持勢力平衡，俄羅斯手上一直保持兩手準備。例如與印度加緊貿易及軍事上合作，既可以擴大市場增加商機，亦可以減低對中國的依賴，以防再次發生因為天然氣價格談判膠著而影響國內經濟的情況。

梅德韋杰夫上台之初對美國的態度確實較普京友善。然而兩者對亞洲政策基本上步伐一政，仍然是已務實以及現實利益視之。近日俄羅斯逐漸增加在東亞的參與度，譬如加入東亞峰會、與金正日進行近年首次對談等等。雖然俄國努力爭取在東亞地區內的獨立性，不過以目前中國在區內的龍頭地位、配合普京的務實作風推演，普京回朝理應只會更加鞏固中俄的穩定關係。

從日本介入南海反映日本、東盟關係

上月二十七日，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與日本新任首相野田佳彥達成協議，將日菲關係升級為「戰略性伙伴」。除了加強經貿合作，兩國更承諾要保護海上安全及和平，當中野田更明言支持菲國，在南中國海成立一個符合國際法，並且具法律約束力的守則。日本高調支持菲國行為，雖然不至於挑起北京政府神經，但是野田在東亞峰會前夕擺出明確姿態，卻十分值得玩味。這是否意味日本重新投入亞洲呢？

二戰結束後，日本宣佈放棄所有戰前在南海擁有的控制權。所以在當代南海主權紛爭之中，日本的角色一直比較次要。儘管如此，日本偶爾會就南海安全發話，立場主要是維持當地安全。原因有三：

第一，日本在南海的立場，正正反映它在釣魚島主權紛爭上的立場。假如日本不把握機會向中國表態，表示自己關注中國的「霸權」行為，那自然削弱日本在東海問題上的籌碼。更甚者，韓國、俄羅斯亦會就島嶼主權向日本施壓，屆時日本便會成為國際博奕的大輸家。

第二，南海以及馬六甲海峽掌握了日本最主要的海上交通線，其中包括大量石油入口。假如當地持續發生衝突，將會影響日本國內的經濟生產，甚至造成能源危機。基於經濟考慮，日本甚至積極拉攏東盟成員國，大力打擊海盜滋生。

第三，日本二戰時期佔領了大部份東南亞，管治手段一直惹人垢病。為了一洗戰前的兇殘形象，日本一直致力在金錢上支援東南亞國家發展。加上後來面對中國崛起，日本有感必須爭取當地國家歡心，阻止中國成為東亞地區的龍頭。經濟層面上，日本已經追不上中國起飛；在安全問題上，中國與東盟國家時常發生爭執，反而有利日本靠邊站。

有學者曾經提出，日本在東南亞的身份，不過是投射中日兩國之間的政治及外交角力。這種邏輯思維，在未成形的東亞共同體上可見一斑。日本不斷倡議成立「東盟+6」，支持澳洲、新西蘭以及印度加入東盟系統；中國對這項建議嗤之以鼻，認為日本將所有親美國家拉進來，目的只為沖淡中國的勢力。

本周，日本外相將會出訪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三國，爭取透過多邊合作解決南海問題。中國素來希望事件由雙邊談判化解問題，自然反對日本此舉。然而，日本對多邊網絡及亞洲的「忠誠」向來都備受質疑。須知道，日美安保同盟是現代日本外交關係的核心，亦是美國對中國最重要的一道防線。野田是眾所周知的親美派，絕無理由放棄這段逾半世紀歷史的關係。短時間內，估計日本投入多邊合作框架出於現實政治考慮，而不是日本「脫歐入亞」的先兆。

緬甸開啟改革之路

2011年，對許多威權國家的執政者而言，都是教人頭痛的。中東如是，東南亞如是。緬甸亦不例外。不過，向來自由度排名接近包尾的緬國，似乎有意啟動改革，為國內政治僵局破冰。

去年緬甸進行大選，由時任總理吳登盛(Thein Sein)執掌政府，打破自六O年代開始，國家由軍方統治的困局。儘管吳登盛出身文人官僚架構，不過直到此刻，他仍被視為軍方操控的傀儡。加上是次選舉當中，反對派國家民主聯盟杯葛選舉，執政黨被指操控選票，新政府認受性自然大打折扣。至今，西方國家仍然拒絕放寬經濟制栽；周邊的東盟成員國對緬甸若即若離。區內唯一與緬甸關係稍為密切的，只剩下中國。

要平息民怨四起的局面，緬甸必須扭轉國內經濟及民生問題。緬甸經濟仍然相當落後，超過一半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三餐不繼。不過軍方獨攬大權，將販賣天然資源所得收入，點滴歸公，以維持軍費之用，導致民眾生活百上加斤。政治方面，緬甸軍方政權長時間受到挑戰：一方面昂山素姬等反對派人物要求推行民主改革；另一方面與國內少數民族的內戰已經持續了六十多年。近幾年，軍政府的強硬作風受到多方面抨擊，加大了反對勢力的籌碼。2008年，緬甸發生風災，生靈塗炭。然而軍方起初卻注目於修改憲法，擔心外國勢力乘機介入，影響公投結果。故緬甸政府當時以「不得干預國家內政」為由，拒絕接受國際社會援助。結果惹得西方國家公憤，美國甚至揚言進行「人道干預」，入侵緬甸。

吳登盛上臺後，政府態度稍作軟化。今年八月，昂山素姬踏足仰光以外的城市，進行訪問活動。這次旅程政府雖然作出口頭干預，但實際上雙方已經取得共識，並沒因為旅程一事產生衝突。旅程進行期間，吳登盛更與素姬進行會談，這在前領袖丹瑞(Than Shwe)管治期間根本不曾發生。最近，政府更廢除二十三年來的禁令，允許傳媒刊登素姬的文章。面對國內少數民族，政府亦開始釋出善意，表示願意成立委員會，進行和平洽談。這種妥協姿態，似乎預示了執政黨有改變作風的決心。

出於現實政治考慮，緬甸政府必須作出改革。緬國經濟疲憊不堪，政府在改革經濟政策同時，更重要的，是獲得外國支持。許多國際組織不滿軍政府行為，加上西方國家認為軍政府違反人道，多番從背後阻撓，故對資助方面特別嚴謹。新政府必需改變過往專橫跋扈的形象，透過改革，回應國內反對聲音以及迎合國際社會，才可以逐漸控制國家內部的分裂。不然，阿拉伯之春的種子很快就傳播到緬甸國內。

大馬廢除國內安全法啟示

九月中旬，馬來西亞首相納吉(Najib Razak)宣佈廢除國內安全法，將這道奉行逾半世紀的法律正式畫上句號。自從1957年馬來亞獨立起始，巫統一直執政至今，當中內安法的確發揮了不少作用。

不過，近幾個月來，大馬示威不斷，反映大馬人民對納吉及巫統的管治手法越趨不滿。七月，反對派在吉隆坡發動一場反貪腐選舉行動，要求政府進行選舉改革。按舉辦單位所指，有大約五萬名群眾參與是次運動。這個數字，對於「遊行多過食飯」的香港人來說只是小數目，但對於實行著內安法的威權國家，卻傳來陣陣危機的味道。

有分析指出，只要納吉廢除了內安法，就可以順利在國會選舉中取得連任。到底內安法有多可惡呢？二戰結束，英屬馬來亞政府受到馬來亞共產黨威脅，下令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六O年代，馬來亞獨立，緊急狀態宣佈結束。但為了穩定國家安全，所有緊急法令都被收編入普通法，成為內安法，並融入大馬人民的日常生活。內安法其中最為人垢病的地方，就是它賦予內政部至高無上的權力：只要內政部長認為有人危害社會安全，警方可以毋須經過任何審訊的情況下，將「暴亂份子」拘留。至於拘留時限，一般慣例為六十日。但只要政府下命令，便可將犯人扣押兩年，而內政部長更有權力無限延長拘留期。除此之外，以「維穩」之名打壓言論、集會等個人及政治自由，自然少不了。

巫統一黨獨大，與內安法其實不無關係。前總理馬哈蒂爾(Mahathir Mohamad) 一直受到反對派指控，藉內安法打擊異己。一九八七年，警方逮捕了百餘名反對派人士，馬哈蒂爾利用內安法賦予的權力，否決一切司法覆核的要求。另一個著名受害者，就是馬氏的副總理安華(Anwar Ibrahim)。金融風暴發生後不久，安華公開質疑馬氏施政失誤，以及任人唯親的作風。安華被逐出政府後，聯合反對派，要求政府進行經濟改革。結果馬氏透過內安法，拘捕安華以及幾名反對者。九一一發生後，政府更可借國家安全之名借題發揮，壓制反對聲音。

事實上，納吉兩年前上臺，亦無跡象打算廢除惡法。政府在七月的示威浪潮中，更動用內安法拘捕了接近一千五百名示威者。不過近兩三個月，國際層面發生了些許變化，為納吉帶來一個訊息：政府假如不改革，其認受性只會不斷受到質疑。近至新加坡國會及總統大選、遠至中東的利比亞革命，再加上國內反對派民主行動黨開始搶佔國會席位，都為大馬執政聯盟亮起警號。如果政府不想面對從下而上的暴力革命，那就只可以透過政治改革，從上而下的開放政體。這也許是香港特首可以參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