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多黎各公投結果啟示

美國總統大選完滿結束，上週筆者分析到奧巴馬連任對美國內政外交影響。不過與大選同樣值得媒體關注的，還有波多黎各自治區日前進行的全民公投。結果顯示多數選民支持「就與美國關係改變現狀」兼「成為美國其中一個州」，持續近半世紀的「入美拉鋸戰」總算告一段落。當然，公投結果不具約束力，合併與否仍取決於美國國會決定，經濟與治安問題可能成為一大隱憂。然而波多黎各這次公投結果對美國日後管理其他美屬地區的方法具有參考價值。

波多黎各處於加勒比海海域，屬西印度群島其中一個島嶼，毗鄰多明尼加共和國以及英屬處女島，與美國本土反而並沒有任何土地接壤。十九世紀末，美國與西班牙發生戰爭，西班牙戰敗並將僅存的西半球殖民地─關島、菲律賓、波多黎各(容許古巴獨立)─統統割讓到美方手上，自此波多黎各便成為其中一個美屬土地。波多黎各的總督亦改由美國總統任命，將美國的政治制度移植到當地，甚至通過法令賦予當地居民美國公民權。二戰後，美國提高波多黎各自治權，包括容許民選總督、制定憲法成立自治邦，與美國建立「聯邦」關係。即便如此，波多黎各居民除了兩黨初選外，並無權投票選出美國總統。

波多黎各曾就­「與美國關係改變現狀」議題進行過三次公投，惟獨每次結果均以反對票占過半票數收場。不過四年前支持加入美國的政黨「新進步黨」強勢入主自治政府內閣，大概預兆了這次公投運動的結果。加上奧巴馬四年前入主白宮以後，的確提高了對波多黎各的關注：不但任內推動「波多黎各民主法案」鼓勵居民自決政治前途(議案遭參院否決)，並成為五十年來首位出訪該地的美國總統。縱使這些舉措對公投未必有實質影響，但無疑加強了波多黎各建州派的理據。

波多黎各的政治命運仍然需要得到美國兩院通過才可落實，但假設兩黨對公投結果表態支持，筆者認為對美國內外政策都有一定影響及啟示：

一、國內政治形勢：波多黎各失業率比美國本土高出一倍，外間批評當地發展停滯不前，國家負債情況嚴峻導致當地暴力及販毒問題惡劣，因此經濟問題將會是首先一項挑戰。另外，波多黎各居民以拉丁裔為主，而且部份長居佛羅里達州，兩屆大選都是奧巴馬的支持者，加入美國理應有利民主黨吸納選票；共和黨經歷今次大選慘痛，大有可能改變其種族策略，以宗教和道德牌拉攏拉美族群，大可以波多黎各為試點。這次公投結果選擇「入美」的只有八十萬人，仍有近五十萬人對此有保留，另外亦有五十萬人沒有表態。把這些數據仔細分析，其實建州派的支持者不見得是主流民意，所以白宮處理該地問題更必須小心翼翼，避免重新點燃七十年代「波獨」狂熱，或者促成另一個北愛爾蘭問題。

二、外交方向：假如波多黎各加入美國，外交關係受影響的首先會是一眾拉丁美洲國家。近年拉美地區大吹左傾風潮，一直希望與擺脫美國的干預尋求獨立自主，故此以委內瑞拉為首的玻利瓦爾聯盟，甚至加勒比海及拉美國家都對「波獨」支持有加。加上波多黎各與美國本土中間夾著幾個國家，當中更包括古巴，對於白宮會否利用第五十一個州的特殊位置對中美洲「輸出民主」，難以預料，後者鼓勵「波獨」便更加不遺餘力。

細心分析之下，波多黎各入美的形式其實與夏威夷的情況相近：兩者本來並不屬於美國「天然」領土，而是美國透過外間壓力推動「政權更迭」所占領的土地，再由後者不斷「美國化」這些領地，然後名正言順的將之合併。假如這道方程式是成立的，那麼下一個最有可能成為美國第五十二個州分的相信便是關島。雖然外間有學說認為關島較傾向成為主權國家，再與美國進行協議建立聯盟；然而關島現時主流的公投方式代表性不足，勢必削弱公投結果的認受性；不過如果將持票人擴大到其他移民，那加入美國的機會便會大幅提升。當美國的邊界覆蓋到關島時，「重返亞洲」的理由便更冠冕堂皇。

澳洲力推「向北」藍圖 勢要打進亞太地區

澳洲近日不斷推動其亞洲政策的速度，無論是外交藍圖、政策、言論上，都加強了坎培拉「入亞」的論調。種種跡象似乎反映吉拉德政府正打算趕在亞歐峰會及東盟峰會前表態，加強它在亞太地區的話語權，甚至藉此推展「東盟+6」的區域宏圖大計。在中國的鷹派眼中，這無異於美國進一步的「圍堵」策略；不過，從整個亞太地區而言，澳洲卻是連接亞洲、美國、太平洋地區不可或缺的國家，所以它的外交政策不容忽視。

上週公佈的外交政策藍圖─《亞洲世紀中的澳洲》（Australia in the Asia-Pacific）─開宗明義，已經表示了坎培拉對亞洲地區的重視程度。文件重申澳洲政府打算在2025年前晉身全球十大富國行列的決心，並加強對華、及亞洲其他經濟體系的經貿合作。

除此之外，總理吉拉德亦宣佈放寬對外的簽證安排，鼓勵更多亞洲遊客到澳消費；同一時間亦在教育制度上加強國內學生對亞洲語言的認識程度。

不過「向北」藍圖最重要的一環，卻非東盟政策莫屬。澳洲雖然分別對東盟成員國各自駐有大使，不過一直卻未為東盟組織設立大使職務。吉拉德日前表示駐印尼大使兼任駐東盟大使外，更會新增部門專門負責處理東盟事務。

澳洲外長卡爾昨日接受訪問時，亦強調坎培拉不會漠視東盟作為地區發展的中心地位，對外間垢病的「東盟模式」更予以肯定，認為外交官員要習慣及尊重東盟及其成員國承傳已久的精神。這番說話，對比日前美國單方面批評柬埔寨處事偏袒中國的言論，似乎有弦外之音。

回顧歷史，澳洲並非首次表明要「入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亞洲部份國家經濟起飛，澳洲擔心日本中國近水樓台先得月，因此澳洲時任總理霍克及外長埃文斯獲得美國支持後，拋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方案，沖淡東盟的地區影響力。澳洲同時亦十分雀躍於東盟自由貿易區，透過與個別成員國的貿易協定，加強雙方互相依賴的程度促進兩者融合。近十年間，澳洲與東盟成員國進行多方位接觸合作，取得一定程度共識。

關鍵卻是，隨著多年合作，澳洲與東盟關係仍然曖昧不清。澳洲要在亞太地區取得認同，必先過了東盟這一關口，然而東盟經濟對澳洲卻是一貫「可有可無」的態度，安。畢竟坎培拉未能擺脫它作為美國親密盟友的形象，尤其在「重返亞太」年代下，東盟擔心中美關係會帶來亞洲版冷戰，為保存其獨立形象，相信對澳洲會有一定保留。

菲國「一國兩制模式」對東亞安全啟示

菲律賓政府與南部地區的伊斯蘭分離勢力「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日前達成和解，雙方擬於2016年在棉蘭老島一帶建立「摩洛國」(Bangsamoro)世俗自治政府。根據和平協定，「摩洛國」將會取代現有伊斯蘭自治區的邊界，雙方共同草擬《基本法》，除了外交、國防、貨幣及貿易政策外，「摩洛國」居民將獲得其他領域的自治權力，儼如另一套「一國兩制」模式。

距離「摩洛國」立「國」尚有幾年時間，實踐和平方案途中仍然存在變數──尤其是阿奎諾三世的總統任期會否在此前完結、摩洛族自治區內現有既得利益集團的態度──稍有不慎，和平方案隨時推倒重來。不過假設這次和平協議能夠實現的話，將會對東亞地區安全有幾項啟示：

第一、菲國國內的種族衝突得到緩和：菲律賓中央政府與摩洛族人的衝突歷史悠久。宗教、發展、土地分配失當等歷史及現實因素共同促成六十年代末摩洛人進行獨立運動。部份摩洛人於八十年代已經與政府妥協，畢竟他們反抗只為謀取更大自治權，免受馬尼拉政府的「同化」政策削弱本土文化認同。走激進路線的摩解最初堅持暴力抗爭，然而長期遊擊戰消耗地區發展潛力，最終以擴大地區自治權為前提，與馬尼拉達成和平協議。從此可見，大部份分離勢力的反抗原因只為加強自治權，保護本土文化免被沖淡。中央政府面對這些挑戰，大可以從主權框架中下放部份權力到這些地方。

第二、東南亞國家可以仿傚「自治」模式：菲律賓鄰近國家同樣面對多元種族及分離主義問題，印尼巴布省、緬甸克欽、克倫、撣族等地方的離心力對中央政府構成管治困難。儘管這些國家並非要複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方式治理地區，但是有限度的權力下放讓地區有一定的經濟自由度，卻有助緩和少數民族對政府的偏見。印尼的阿齊省在幾年前實現自治，然而中央政府仍能保持領土完整，便是一個成功範例。

第三、東盟成員國的「協商」能力：菲律賓中央政府與摩洛族能夠成功進行談判，印尼與馬來西亞應記一功。尤其馬來西亞在這十年間以中間人協調雙方訴求，一方面它與菲律賓同屬東盟，另一方面其伊斯蘭會議組織成員身份又能獲得摩解信任，成為馬尼拉與摩洛族的橋樑。東盟內部成員以多元民族及文化聞名，即使過往被批評在外交立場罕有一致共識，但從今次事件卻協助締造地區和平，對東盟內部團結性有正面作用，間接突破「不介入國家內政」原則。日後這個多元特性對解決成員國內部問題甚有參考價值。

事實上，菲律賓此番倘若成功建立「摩洛國」，亦不等於解決掉國內分裂局面。菲南地區依然有不同政治勢力活躍行動，包括與東南亞極端組織「伊斯蘭祈禱團」有緊密關係的阿布沙耶夫、信奉毛澤東思想的新人民軍，他們偶爾會進行恐怖襲擊，威脅地區治安。另外，中央政府仍需處理當地天主教徒與摩洛族人，甚至是摩洛族人之間的利益與宗教衝突並設定和解方案，否則稍有事端觸及他們要害，可能會重新催生激進主義，再次觸發獨立運動。

查韋斯須從理想主義走回現實

委內瑞拉總統大選結束，現任總統查韋斯獲得百分之五十四的得票率，擊敗對手卡普里萊斯，成功第四度當選委國總統。雖便如此，與過往拋離對手至少百分之二十的幅度相比，這次選舉查韋斯卻僅以百分之九的得票差距連任，堪稱歷次大選中贏得最「悲壯」的一次，可見反對聲音在這六年間不斷凝聚。查韋斯要鞏固政權，提防任內再出現政變，相信在政策上需要逐步進行調整，既可履行對支持者的承諾，亦可緩和反對聲音，方可有效延續管治。

大選過後，美國保守報章一致認為查韋斯會維持「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激進路線實現「玻利瓦爾革命」，繼續以石油受益大幅注資與基層有關的民粹政策，剝削社會中、高收入人士，壓抑所有不利「玻利瓦爾革命」的聲音。對外方面，他們更狠批查韋斯反美先鋒的角色，與其他心懷不軌的國家同流合污…簡而言之，查韋斯連任將造成「委內瑞拉的不幸」。

即使保守報章的社評未必全盤客觀，委內瑞拉確實陷入一個關鍵的交叉點。首先，查韋斯的社會經濟政策覆蓋面十分龐大，推動全民高等教育、土地改革都耗費龐大，而國家收入大部份建基於石油價格，所以理論上委國的經濟基礎十分不穩定。金融海嘯一度導致油價急跌，對委國經濟及社福政策即接造成衝擊，正好反映「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的漏洞。

外交方面，過去查韋斯致力推行區域政經合作，不過前提往往是對抗「美帝國主義」，希望成立一個撇下美國因素的拉美共同體。查韋斯任內成立的「美洲玻利瓦爾聯盟」(ALBA)、南方銀行(BancoSur)等區域組織框架，均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反美色彩，經濟合作的利益反被邊緣化，難以引來地區經濟強國阿根廷與巴西的招徠。長此下去，不但無法靠地區合作為委國帶來額外貿易收支，反而為了維持查韋斯「老大哥」的身份形象，不得不「泵水」援助這些落後國家，徹底本末倒置了。

不過，與上次選舉過後大聲疾呼「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萬歲的氣燄比較，查韋斯這次明顯收斂得多，呼籲國家團結同時，並承諾會「改善作風」。獲勝不足一周，查韋斯便急不及待宣佈與南美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的整合計劃，從經濟基建方面打入智利、阿根廷及巴拉圭市場；另一邊廂，在國內講話中又多次強調無意破壞私人產業；口裡再鞭撻美國外交政策也好，也不忘強調個人對奧巴馬連任予以支持。

即使強人對社會主義道路仍然堅持，不過「二十一世紀」的口號變得空洞無物，功用甚有可能變成下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改革提供彈性，縱然保留一定的政治左翼色彩，但是在經濟、外交政策中作出些微讓步，緩和過去幾年激進左翼路線造成的負面影響。

被忽視了的沖繩居民

美國日前在沖繩普天間基地為「魚鷹」運輸機進行試飛，一如既往以和平姿態「重返亞太」的論調為舉動護航，但仍難掩過坊間媒體以「挑釁」及「撐日」去解讀有關造法的聲音。然而甚少媒體關注，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卻可能是一群名不經傳的沖繩居民。

美國在1989年研製「魚鷹」運輸機後，曾經經歷多次奪命意外，被謔稱為「寡婦製造者」，儘管設計不停改良，仍難阻止坊間對其安全性能揣測。因此，即使日美兩國於1996年已有計劃在普天間機場添置「魚鷹」，但日本擔憂民意反彈始終未有納入草案。直到兩年前，美軍對外公佈重新部署24架「魚鷹」到普天間基地後才再次惹起民間關注。雖然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一度退讓，要求「魚鷹」確認安全檢驗前方可在本土進行試飛，然而禁令隨著中日外交風波升溫而得到解除。美國昨日進行試飛，自然引來市民眾批評政府忽視他們安危。

美國前官員早前承認，「魚鷹」進駐普天間目的確實離不開釣魚島。從日本政府角度出發，美國介入釣魚島糾紛的確可以震懾中國，以防局勢升級到小規模衝突。但是「魚鷹」有別於其他軍用直升機，它擁有更高速度及配備更大容量。對於戰略重心向東移的美國，「魚鷹」不但方便介入釣魚島糾紛，更可以短時間內派遣軍隊到達台灣、南韓，更有可能在南海、「北方四島」等受爭議地區向中、朝、俄施壓。一方面可以平衡國際勢力，另一方面則向盟友表示支持，以勉其影響力逐漸消退。由此可見，假如美國大選後並無其他如「九一一」一樣的國土安全問題，美國理應會沿著這條外交路線走下去。

而日本方面，野田佳彥執政期內亦不會再挑戰《美日安保條約》的任何條文，更不會觸碰普天間基地問題，畢竟同屬民主黨的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便是敗於搬遷問題上，慘淡收場。加上民主黨小澤派幾月前退黨自立，「脫美」派失勢，同一時間野田又爭取加入TPP，在外交政策都只能繼續暫時向美國妥協。除非有意外發生，否則野田難有藉口「自打嘴巴」反對「魚鷹」部署。

至於剛剛獲選為自民黨黨魁的安倍晉三，無論是基於他本人親美反華的立場，抑或是奉行現實主義為上的自民黨傳統外交路線，都斷不容許他挑戰美國的外交政策決定。過往自民黨執政，只有在國家經濟強盛下才刻意擺脫美國影響；但以目前東亞環境而言，中日關係鬧僵，日本經濟問題重重，都只會繼續依照美國意思。

至於沖繩居民，則只能繼續默默的反抗著。

聯合國大會對中東危機重新啟示

近日召開的聯合國大會再次成會國家外交角力場。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會上重申釣魚島主權，引起不少華人媒體報導。然而同場播映的伊朗、以色列兩國互相指責的核武政策，卻少獲港人關注。自從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在七年前獲選上任以來，兩國關係持續惡化。艾氏明年將會期滿離任，面對同樣是強硬派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兩國似乎難以在任內改進互信不足問題。這次聯大會議正好展示了兩國問題。

事實上，雙方代表在聯大召開前一星期已於國際原子能組織進行一場「熱身賽」，就中東地區建立「去原子化」的區域安全協議口誅筆伐。伊朗代表譴責以色列尚未加入《核不擴散條約》，是地區中唯一一個「局外人」；以色列方面則繼續以現時地區局勢不穩為由推卸責任，自然是暗示只要伊朗一日有研發核武的可能，以國將永不進行任何談判。

內塔耶亞胡在聯大會議中更呼籲國際社會必須互相合作，在伊朗擁有核武的最後階段前便需要設下紅線。一如既往，艾哈邁迪內賈德自然否認國家在進行核武研究。唯獨西方國家愈趨深信伊朗的核計劃已經步入成熟階段，德克蘭素來對國內核開發計劃透明度其低，難免加深國際機構懷疑。而且近一年間不斷有情報「放風」發現伊朗專門針對以國國防部人員施襲，下手地點更跨越西亞地區，格魯吉亞、馬來西亞，無遠弗屆。 艾氏卸任在即，這些舉動更難臆測伊朗會否有進一步行動。

不過在這次會議中，儘管內賈德繼續發表挑釁性言論，卻罕有未如以往一樣觸動西方國家離場抗議。相反， 以色列的「紅線論」更引起國際社會疑慮，內塔耶亞胡強硬保守的外交思想主導下，屢屢以單邊政策解決地區問題，比起伊朗，更有可能加劇中東地區不穩。

「阿拉伯之春」後，美、以在中東地區的盟友已經逐漸減少，從「勢力均衡」的角度觀看，以色列地位有所改變。然而奧巴馬向來對內塔耶亞胡的鷹派外交甚有忌諱，難以配合以色列進取型的地區政策。白宮日前公開表明「紅線論」無助推動地區和平，顯然向以色列撥冷水。另一邊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愈來愈積極透過聯大會議爭取成為會員國，勢必加快實現「兩國論」的終極目標。內塔耶亞胡在內外交迫的情形下，甚有可能狗急跳牆，必須多加留意。

從蒼井空看中日軟實力對比

中日釣魚島主權爭議鬧得不可開交之際，日本前成人電影女藝人蒼井空宛如擔任兩國和平大使，發揮其「蒼老師」的影響力，呼籲雙方群眾克制冷靜。無論是在新浪微博展示墨寶呼喚「中日人民友好」，或者在《朝日新聞》訪問期間表達個人意願希望兩國能重拾友好關係，蒼井空的言論在網路世界均造成一陣哄動。即使是反日示威中，更有群眾高舉標語「釣魚島是中國的，蒼井空是大家的！」。似乎除了毛主席肖像外，並無其他人物的人氣程度都能與之匹敵。

蒼井空在中國網路世界的地位一直不同凡響。2010年，有中國網民得悉她的Twitter帳戶後迅速在網路世界瘋傳，國內網民「翻牆」風氣一時無兩，據報粉絲數目以一秒加一人的驚人速度急增。同年，中國發生青海玉樹地震後，蒼井在個人微博發起募捐運動，號召日本人協助災區村民，再次轟動中國網路世界。其後蒼井啟用新浪微博，首日便獲得逾22萬粉絲追隨，據報已榮登最受歡迎的外國用戶寶座。幾個月前，有工作人員更在河南省平頂山市中心「公然」播放「蒼老師」的成人電影，再次惹起網民哄動，足見她人氣程度仍然長盛不衰。

這次釣魚島風波中，蒼井空卻從「娛樂」變成「政治」版人物。最新一期《經濟學人》指出，中國反日示威種種示威標語、言論都反映出中國網民在「愛國」論述中隱含了一套十分矛盾的思想。譬如從反日標語中，網民們恰好描述出中國國人反對日本整個國家「購島」事件，卻想理順自己喜歡蒼井空作為日本人、甚至日本文化象徵的現實矛盾，故此得出「蒼井空是大家的」結論，企圖將政治與文化分割。

中國祟尚日本文化事業並非甚麼新鮮事。無論是日本動漫、演藝、或者個人涵養，在中國素來都有固定市場。311福島地震後日本人展示其民間合作精神更獲得不少網民驚嘆，有部份更以此與中國人災後「發死人財」的行為作對照。然而，中國人對日本政治上普遍帶有偏見歧視，一方面礙於日本侵華的既有歷史，加上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的取態經常觸怒華人；另一方面中日媒體不時渲染雙方威脅，將這種不信任推得更深，而東京稍有任何舉動都將被視為「對華不利」。

如果循這思維推演，中日要達到本質上的友好狀態，並不能單靠政府的外交政策安排，民間非國家個體的功用亦不容少覷。從蒼井空近幾年在中國的正面形象而言，無論中日關係日後往何處發展，相信她作為日本親華的象徵都會有一定市場。話說回頭，中國雖然近年來積極推廣中華文化，廣立「孔子學院」宣揚中國「和平發展」觀，然而中國強行推銷這些軟性產品，與日本並排便有點相形見拙了。

日本獨立選民急增 有利橋下徹維新夢

近十年來，日本政壇主要由自民黨及民主黨壟斷。縱然國會選舉早已引入比例代表制成份，本來理應有利多黨制發展；不過選舉制度上仍較偏袒兩黨(例如比例代表名額占不足一半)，因此公明黨、國民新黨等小黨永遠只能依附以上兩黨，合組聯合政府，只有在少數情形下才能對政治環境發起重大影響力。二OO九年以前，在一個「混合兩黨制」的格局下，日本國民尚對形象新鮮的民主黨充滿寄望；然而事隔三年，民主黨連番施政失誤，要麼政策受到自民黨控制的參議院阻撓，要麼似消費稅一類政策民意反彈太強，導致今時今日民主黨民望只有不足百分之十。

不過，反對民主黨繼續執政並非表示輿論普遍支持勁敵自民黨。事實上，自民黨最近的支持率亦不過百分之二十五，而早前日本共同社進行的民調更顯示，兩黨之中「下屆首相最佳人選」石破茂(自民黨)竟然只有百分之九點八，共有百分之三十五表示「不知道」或選擇「其他人」，從此可見社會民眾對兩大黨表現不滿。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教授田中愛治日前公開研究數據，發現國內的「獨立」選民會隨著執政黨的呈現反方向變化，無論是以往執政的自民黨也好，當今的民主黨也好，獨立選票的走勢就宛如一面倒影與最大黨的支持率剛好相反。有趣的是，這些獨立選民內部近來都出現了一股新趨勢：年紀較大的整體都是政治冷感，或是對政黨政治毫不熱衷的；不過愈年青、愈有學歷的選民卻愈是單純地對自民、民主兩黨反感，他們大部份對國際事務及社區問題特別感興趣，反而不太過問本土的政治議題。

過去，日本同樣出現過類似現象，年青積極的獨立選民極其渴望由一個富魅力的政治人物代表他們，政綱甚麼的都不再重要，結果他們選出戰後日本政壇唯一一個「長命首相」─小泉純一郎。小泉之所以成功當選，事實上與他個人政綱無太大關係，反而是他成功擺脫了自民黨總裁一貫保守的形象，以「全面結構變革」作為競選口號為他換取支持。今日，獨立選民將相同激情投放在另一人選身上，他便是代表日本「維新派」的大阪市長，年僅四十三歲的橋下徹。

橋下徹本人素來口才出眾，領導能力更遠超一般日本政客，挾著過去主持電視節目的人氣，成功包裝自己，更以一倍的票數超越對手當選大阪府知事。橋下本人財政立場十分保守，上任後實行財政改革兼大幅削減開支，轉虧為盈；他最有名的「大阪都」構想更是鼓勵「都府合一」，建立屬於關西的東京都，除了表現其激進的政治野心，意圖提升地方自治權外，最主要原因卻是打破了行政架構重叠造成的資源浪費。橋下為達成夢想，更毅然辭去府知事職位，改去參選市長一職，其鮮明形象，再配合他在關西的「實驗」，鞏固了國民對他的印象。

不過，許多人卻忽視了橋下在文化與教育都同樣有保守的一面。例如，他創立的「大阪維新會」曾經提出《教育行政基本條例》修正案，設定教育目標的最終權限由教育委員會改為市長負責，該案於今年五月獲得通過；對公務員體系的要求則更加嚴格，不但實施禁酒令，又安排每兩年一次評核判斷員工去留，早前更成立專責小組監察公務員身上是否有刺青。據說橋下更一度認為公務員有唱國歌的義務。即使橋下本人亦不諱言，指「如今日本政治最重要的就是獨裁」。

橋下成立「大阪維新會」作為地域政黨，為他嬴取大阪市及府的政權，如今他已準備複製同一模式，組織新黨參與國會選舉。他染指國政的決心，早在其《維新版‧船中八策》中可見一斑，然而華文媒體卻甚少著墨他對改革國政的倡議。其中一點被視為「最激進」的，必然是其矢志廢除參議院的決心，鼓勵國家領導人由直接選舉產生。假如他的計劃得以實現，政黨便失去用武之地。如此激進，難怪有部份日本反對聲音斥他為「日本薄熙來」。然而，如果日本政治形勢朝著現今這個方向發展，假以時日，對自民黨─民主黨的輪替執政格局一定造成嚴重打擊，更可能鼓勵出更多橋下徹一類帶有民粹色彩或激進右翼的政治人物，屆時國內國外定會出現變化。

拉美地區財富不均成因不一

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在21日發表《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城市發展報告》，提及拉美地區城市化步伐急速，有近八成人口居住城市，相比起亞洲地區（50%）與非洲（約40%），拉美城鎮化規模實在驚人。不過，數據顯示拉美地區最富有的兩成人口收入平均較最貧困的兩成人口高二十倍，貧富懸殊問題叫人咋舌。這與拉美多個左翼政府呼籲的「公平」「均等」口號有相違背之嫌。

以較簡單的三分法來分析，整個拉美地區無論是政治或者經濟發展政策都可以看成一)以墨西哥為首的新自由主義體，二)以委內瑞拉等著重實踐「廿一世紀社會主義」的國家主導型經濟，三)巴西代表的務實型經濟體。

墨西哥等中美洲國家，過去十年由右翼集團壟斷政局，保守的經濟立場自然鼓勵它向美國靠攏，當中薩爾瓦多更任由美元取替成為法定貨幣。問題是，這些偏袒北美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到底是否對國家整體經濟有利呢？現實似乎是答「否」的，畢竟薩爾瓦多、尼加拉瓜的貪腐及貧富不均現象仍然「首屈一指」，而危地馬拉則受內戰弄得遍地頹桓敗瓦，根本無力復興經濟。

在委內瑞拉，強人查韋斯一味進行國有化，龐大的社會福利網絡及公務員系統單靠石油出口支撐著，國家收入來源相當狹窄兼傾斜。而且查韋斯推崇民粹主義，基本上與國內的中產或知識份子已經劃分界線，再積極的經濟政策不能換來經濟菁英支持，當然成效不彰。另一更嚴重的問題，便是外資企業對「廿一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不信任，尤其這些國家政治不穩定，政變奪權常在過去二十年不停上畫。假如強行推出社會福利改革更有可能剝奪國民經濟生產力，造成五、六十年代中國的大飢荒。

以上三種經濟體系中，只有巴西一類務實型的經濟體系較為成熟的。即使巴西與委內瑞拉等政府同樣傾向左翼，鼓勵提高工人福利、兩性平等、社會均富的社會主義思想，不過在實踐上卻有甚大差異：例如巴西代表工人黨的前總統盧拉積極鼓勵市場改革，推行勞工福利配套，為市場提供調節空間，且讓部份勞工階層富起來，經濟利益得到保障。

不過，巴西在發展國家整體經濟同時，卻忽略了國內基建與城市發展。例如巴西經濟起飛，不過國內城鄉居住環境仍然有一定差距，鄉村地帶成為國內黑幫販毒溫床。同一時間，巴西經濟與國外政經環境走得愈近，便愈容易受到外部環境衝擊。

巴西將會成為下屆奧運及世界杯的主辦國，總統羅賽芙應該把握機會大幅投資國內基建以及國內治安環境，為國內經濟打造根基，造好準備迎接往後國際金融的波動環境。假如巴西的發展方式能夠繼續打擊國內貧窮問題，亦不失為鄰國發展的一個參考。

主權問題源於日本失去外交主導權

日本民主黨政權岌岌可危，國內外分別有多股勢力挑戰野田內閣。近月日本面對國外接二連三挑戰「領土主權」，使野田內閣疏於處理外交的弱點盡露人前；國內以自民黨為首的在野黨派又趁機向民主黨攻擊，自民黨總裁谷桓禎一更不惜透過「不信任動議」要脅野田九月前解散眾議院，民主黨執政的日子應不久矣。

三年前，日本民主黨前黨魁鳩山由紀夫領導日本政壇「變天」，強過與自民黨的外交政策有所不同，企圖重奪《日美安保條約》間接蠶食的外交自主。不過，鳩山「脫美入亞」的宏願最終不能實現，無論接任的菅植人或野田佳彥，都不能繼承其意志，原因是他們兩人都失去外交主導權。

事實上，近兩屆民主黨政府受到國內民情影響，根本無暇處理外交關係，許多情況都只在事後作出回應，尤其在備受爭議的國際問題上都顯得被動。即使是這次釣魚島事件中，野田佳彥明顯受制於石原慎太郎的購島計劃，才會作出由日本政府收購釣魚島的反計劃，激起本港民間保釣人士進行登島計劃，最終產生日本右翼團體的「喪權辱國論」。

同樣，在竹島爭議上，野田只能在李明博作出「挑釁行為」後才進行回應，並由閣員以個人名義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反擊」李明博要求日皇道歉的言論，將鳩山以來民主黨與自民黨剩餘的差別都完全消弭。一方面，民主黨閣員在處理敏感議題上未能取得共識，即使野田曾經表明任內不會參拜神社，卻未能阻止閣員行動。另一方面，這亦可解讀成「爭取選票」策略，野田容許閤員參拜，可能希望重建民主黨強硬形象，減低對手指責外交軟弱帶來的傷害性。

但正因為野田在外交問題上失去主導權，對待主權問題希望左右逢源，反而變得模稜兩可，雙方都不能討好：右翼勢力嫌他不夠激進，鄰國又指責傷害兩國邦交。假若日本民主黨最終下臺，下屆政府應該汲取教訓，主動與其他爭議國家進行秘密會談低調處理主權糾紛，以防問題牽涉到民間層面，尾大不掉，政府被民粹主義牽著鼻子走，問題只會再白熱化。

野田政府今屆推出的種種內政都極具爭議性，重啟核電廠、改革稅制、提出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等等，都換來國內極大迴響。不過，由於多項國內政策，尤其稅制改革，都是經多黨妥協而生，所以即使野田佳彥與民主黨下臺，相信接任的自民黨都不會把政策推倒重來。那唯一分辦自民黨和民主黨分別的，就只剩下外交政策。所謂「進攻是最佳的防守」，下屆政府必先爭取外交主導權，才可控制到形勢發展。

東亞海域這年多事之秋，南海風波、釣魚島主權風波未平，日、韓又為獨島(竹島)主權爆出紛爭。面對南韓總統李明博登島挑釁，日本已經透露風聲，打算將獨島問題再次搬上國際法庭。

不過國際法庭只會在雙方同意下才審理提案，過去東京兩次提告都被首爾拒絕，相信這次結果日方也會徒勞無功。況且即使國際法庭成功開審，裁決結果未必讓日本滿意，甚至可能使日韓陷入更多外交困局。我們大可參照印尼、馬來西亞的事例。

印尼、馬來西亞曾經在六十年代達成共識，承諾將兩個爭議島嶼─利吉丹島及西巴丹島─維持現狀，但是八十年代大馬立法將島嶼列入國家管轄範圍，大力發展旅遊業務，印尼政府表達不滿，於是雙方進行長期交涉不果，最終決定交由國際法庭審理。

海牙法庭在二OO二年裁定兩島主權歸馬來西亞所有，雖然印尼政府接受裁判結果，但事件卻引來國內民意反彈。當時印尼先後受到金融風暴、東帝汶獨立大挫銳氣，裁判結果無疑「喪權辱國」，激起國內民族主義反彈。有愛國份子直斥政府妄顧國家利益，一時間將所有怨憤轉向針對馬來西亞，導致反馬情緒高漲。

印尼政府懂得國際法庭的裁決準則，於是往後都以強硬態度回應來西亞在爭議領土上的種種行為。二OO五年，印尼副總統更親自號召反馬陣線，差點與馬來西亞就另一爭議地開打。

日韓爭議假如交由國際法庭審理，必然就「有效管理權」進行討論：因為馬來西亞獨立前已經在該島開始建設各種設施，而且有立法規管兩島旅遊業務，反映大馬一直擁有實質兼有效的管理權；另一邊廂，雅加達直到六十年代中葉才發難反對大馬侵犯主權，故有利大馬贏得裁決。

相反，獨島爭議遠較馬印兩島爭議激烈，裁判結果的不可測性更高。南韓在一九五二年經已將獨島納入國家主權範圍，但日方一直強烈反對，當中涉及日本作為殖民宗主國的歷史，較難判斷哪一方擁有「有效管理」權。

無論判決結果如何，鑒於兩國民族主義思潮對國家主權完整十分執著，只要有任何一方贏得主權，都必然招致另一方強烈不滿，甚至促成排韓/排日運動。剛好兩國的執政黨民意認受性低落，甚有可能以強硬態度回應主權爭議轉移視線。雖然美國對事件關注，奧巴馬亦理應為日韓雙方進行斡旋，但是白宮的務實派為防兩面不討好，不能太積極干涉問題。

安南和平計劃失敗 歐美勢單邊制裁敍利亞

安南辭去聯合國敍利亞危機特使一職，臨離任前不忘指責安理會內部分裂，導致任內提倡的六點和平計劃無法實現。安南此行離去，歐美國家的鷹派勢力勢進一步行動封鎖敍國，加強對反對派支援。雖然「人道干預」代價不菲，但安南此去確實移除了軍事行動的絆腳石。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近年來支持中東國家推翻獨裁政權，分別在伊拉克、利比亞進行軍事介入，並協助反對派系奪權。在安南重返聯合國前，歐美與阿盟對敍利亞政府長期不肯讓步的強硬立場失去耐性，中俄兩國在安理會上又經常反對制裁方案，於是它們內部出現進行人道干預的聲音，企圖介入敍利亞問題並推翻巴沙爾政權。

安南的和平方案為求折衷反對派(包括西方國家)與保皇派(包括中俄)的顧慮，既要求巴沙爾政權尊重人權及展開包容的政治進程，另一方面堅持用和平手段處理敍利亞亂局，強調雙方即時停火，由聯合國監察組織提供人道支援，防止歐美重施故技借北約(NATO)「人道干預」名正言順軍事介入敍國政治。

儘管支持及反對派口裡支持，但雙方顯然不願落實和平方案，促使歐美國家密謀繞過聯合國以武力手段進行政權更迭。土耳其軍機六月在敍國上空墜毀，奧巴馬被揭近來秘密授權中情局支援反對派推翻敍國政權，這些舉動都挑動到巴沙爾神經。

隨著愈來愈多政府支持者轉投叛軍陣營，相信巴沙爾必定會短期內「絕地反擊」，敍國首都大馬士革與北部城市阿勒頗的戰事極可能做成更多傷亡。況且巴沙爾「承認」國內藏有生化武器，歐美國家即使無法從安理會獲得授權發動制裁(因為中俄必定反對)，仍然可以仿傚過去介入科索沃及利比亞一樣為干預別國內政獲得廣泛認受性。

雖然北約在過去幾月有許多理由介入敍利亞內戰，然而缺乏有力的合理依據(例如為何土耳其軍機會出現在敍國領空；政府軍與反對軍雙方的人權紀錄備受質疑)，出兵無名。而且歐美國家受國內經濟問題影響，經過利比亞一役都不願承擔軍費。

不過，最近國際形勢出現變化，大概會改變北約成員國初衷。一、伊朗作為巴沙爾盟友，指責有國民被武裝份子綁架，似乎暗示將會作出舉動支持政府軍；二、美國總統大選在即，羅姆尼在外交政策上定會針對奧巴馬在人權問題放軟手腳。而且伊朗若有任何舉動，必然刺激以色列。羅娒尼可大打以色列牌，批評奧巴馬犧牲盟友「國家安全」，奪去更多奧巴馬的猶太裔票倉。

安南此行離職，正好放出一個「和平路線非不為也，屬不能也」的訊號，完全放手干預行動。就算歐美不打算將行動升級成「人道干預」，短期內可以預料它們會放棄聯合國的多邊路線，轉而加強單方面制裁敍利亞，向反對軍提供更多軍事物資以及「技術支援」，必要時直接介入敍國內戰。

戰亂促使哥倫比亞「第三勢力」崛起

哥倫比亞西南部考卡地區(Cacua)托里比奧市(Torlibio)近幾星期不斷發生暴力事件，政府的安全部隊與反政府的革命武裝力量遊擊隊(FARC)進行戰爭，造成當地部落村民民不聊生。最終由於雙方對受影響原居民的要求毫不理會，終於促使後者還擊：突襲警察戰略要點，審判叛軍將領，務求將兩者逐出地區。事件重新帶出了哥倫比亞國內的民族問題。

哥倫比亞的原居民在國內地位長時間遭到貶抑，直到九十年代國家重新修訂憲法，賦予所有居民平等權利，他們在法律上的地位才得到提升。但是，制度上的認同並未消去政府與印第安人之間的誤解。

以這事為例，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聞言得悉原居民納薩族人的要求後，曾一度斥責他們「選擇了支持革命軍遊擊隊」，更有流言傳出中央政府在過去數月一直拘捕當地「參與革命活動」的原居民。然而，他們顯然忘記了村民早已飽受革命軍戰火蹂躪，而且後者在考卡地區從事走私販毒業務，對地區治安構成滋擾，當地居民難以對叛軍存有好感。如今無論是政府、親政府的少數民族組織、又或者革命軍同樣無視納薩族人要求，分別透過輿論和槍彈聲拒絕一切撤退的呼叫。如果劇情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反而有助促成國內少數民族團結起來。

根據非政府組織估計，哥倫比亞國內非裔或印第安人占全國四分一人口，與玻利維亞六成原居民的情況有明顯差距。雖然哥倫比亞原居民在參議院內有固定兩席議席，但除此以外，代表原居民的政黨在選舉永遠表現平平，只能擔當議會的極少數派。在這個環境底下，哥倫比亞印第安人的利益不獲主流重視，更遑論仿效玻利維亞由原居民執政。

其中效果最明顯的，便是國內經濟政策。哥倫比亞受到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影響，貧富問題日益嚴重。即使桑托斯強調改善國內福利措施，但去年與美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受美國補貼的農業大幅湧入哥國，對許多依賴農業為生的原居民造成經濟衝擊，累積了不少怨氣。一個觸發點大有可能將他們凝聚起來反抗。

而且，在政治制度上，考卡地區確實擁有培育「第三勢力」的潛力。第一、國家修訂憲法後，(諷刺地，政策概念受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中央權力大幅下降，地區政府的自治權上昇，不論行政、立法機關都要向區內選民負責。由於地方利益、政治氣候各有差異，政黨在地區選舉的影響力有限，相反，個人魅力對地方選舉更有關鍵。如果在考卡地區坐擁十一萬人口的納薩族能善用這項優勢，揀選魅力型領袖參選，帶出原居民與經濟政策議題構連，足以組成一股政治勢力。

第二、考卡地區一直是哥倫比亞原居民的「聖地」，過去托里比奧市更多番見證原居民組織政治運動，為印第安人爭取權益。過往這些運動受到各種內部問題阻撓，例如區內原居民的最大組織只關注單一議題─最顯著的包括土地分配不均情況─繼而忽視國內原居民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自治權利。所以，假如政府和叛軍在事件上仍然擺出一副毫不妥協的姿態，這將加快促成國內「第三勢力」抬頭。屆時中央政府推行全國政策，便不得不把原居民利益放入考慮之列了。

泰柬衝突突顯東盟制度不足

泰國、柬埔寨持續一年多的外交僵局終於有緩和跡象：兩國部隊分別撤離了駐守柏夏威寺（Preah Vihear Temple）附近區域，為該地設立暫時性的「非軍事區」（Demilitarized Zone）。不過國際法庭早於去年七月已經裁定以上安排，雙方卻在事隔一年之後才開始執行撤軍，正好突顯東盟內部缺乏一套有效機制解決成員之間的衝突。

事實上，東盟並非沒有爭端解決機制。根據《東盟憲章》第二十四條，成員國如有任何衝突未能解決，理應按照《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規定，成立高級委員會向爭端國提出解決方法。不過，採取有關安排的前提是，東盟必須獲得所有爭端國同意。否則，問題將會在峰會上討論並商議。

需知道，東盟成立之前，東南亞地區關係緊張，除了對抗共產主義在地區抬頭以外，國家之間仍然受到歷史及殖民主義的餘波影響，關係反覆無常，更隨時爆發出地區戰爭。因此，成立東盟其中一項目的，便是要消除地區惡劣氣氛，利好國家發展經濟促進合作。

有趣的是，爭端處理機制自從東盟成立以來未曾召開過，為什麼呢？雖然東南亞國家簽署加入東盟以後，的確在爭端上表現克制，但並非代表之前的領土紛爭經已自動解決。即使是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菲律賓，這些核心的東盟國家，它們也會間竭爆發邊境衝突，只是衝突不如柏廈威寺般鬧得觸目。

而且，要啟動爭端處理機制必須得到雙方涉事國首肯，這幾乎是無可能的。去年二月，柬埔寨聲稱遭到泰國軍隊侵襲，數度要求東盟派員監察事件，以證明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卻礙於成員國對「共識政治」近乎教條式的信奉，泰國利用這個漏洞阻撓身兼主席國的印尼進行斡旋，最終將事件搬到國際法庭接受裁決。

雖然過往國際法庭亦曾處理馬來西亞與印尼的主權爭議，但當時雙方只有軍事僵持，事件並未演變成軍事衝突。柬埔寨這次繞過東盟機制，直接由國際法庭解決爭端，難免大幅削弱東盟威信及權力。這般造法自然無可厚非，不過先例一開，他日其他國家倘若照版煮碗，東盟作為建立互信的制度一定受到打擊。

再過三年，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便將啟動，在區內加強推行民主管治外，藍圖亦有提倡訂定行為準則規範成員國行為。然而在眾多倡議中，仍然以溝通協商作為處理爭議的手法，即使違規亦未見有條文懲罰。有學者指出東南亞缺乏「東盟意識」，「同為一體」的觀念尚未萌生，導致國家互信不足，故此應該給予更多時間國家學習雙方習性。不過，過了接近半個世紀，東盟在制度化的過程上仍然裹足不前，難以使成員國對機制信服，反而更可能向外力求助。長遠下去，只怕更難建立「東盟意識」。

剛果維和任務應重新定位

中非國家剛果兵變叛亂仍然持續，前任軍閥恩塔甘達（Bosco Ntaganda）在東部奇夫省脫離國家軍隊疑似發動「M23」兵變後，剛果政府軍與聯合國駐剛果部隊携手合作，企圖阻止叛軍再進一步進攻東部重要城市戈馬（Goma）。聯合軍駐當地部隊一反常態，在行動中採取先發制人策略，似乎意圖扭轉外間對它「無所作為」的指責。

聯合國在一九九九年開始派遣穩定特派團到剛果（MONUC/MONUSCO），以維和部隊身份負責監察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剛果的和平進程。至今日為止，特派團軍隊人數高達一萬七千多人[1]，冠絕聯合國駐其他地區的維和部隊，而所需開支在短短一年間更需要接近十五億美元。

雖然成立維和部隊代價高昂，不過它對剛果穩定的效益經常遭人垢病。尤其是維和部隊成立初期，聯合國安理會顯然欠缺周密安排，以為派遣維和部隊到剛果，以中立身份進行調停工作，執行中非國家簽署的停戰協議，和平便自然降臨。這種危機處理機制明顯仍然依循著聯合國的傳統維和路線與手法，安理會希望可以降低聯合國的參與程度，減少干預國家自主權。

上述考慮確實反映後冷戰時代聯合國對干預成員國內政的迴避態度，特別是美國對索馬里的「人道干預」行動慘淡收場後，許多國家吸取經驗，對介入主權國傾向一個模稜兩可的立場，焦點更著眼於實際利益。不過，這種心態最終對幾乎分裂的剛果全無任何幫助。

相反，維和部隊多番被人權組織批評，斥其並未履行「保衛平民」的責任。結果，維和部隊進駐剛果期間，仍然有暴徒到處肆虐殺人，姦殺婦女的情況無所改善。無論行兇者是紀律鬆散的國家軍隊，或者是佔領一隅的軍閥領袖。另一方面，部隊後來協助金沙薩政府，將曾與政府為敵的軍閥成員重新融入社會，是次起事領袖恩塔甘達便是其中之一。最終，恩塔甘達再次發動叛亂。

這次事件突顯聯合國的策略全盤失誤，安理會必須重新審視維和方法。第一、恩塔甘達能組織聯合一眾圖西族人，發動兵變，剛好反映維和部隊對前軍閥的了解未夠深入。文化因素自然是其中一個原因。聯合國維和部隊成員國來自五湖四海，「雜排軍」對當地多元種族間的衝突缺乏了解，即使靠強攻硬闖，也只是治標不治本，更可能加深雙方怨恨，無助移除衝突原因。安理會成員反而應該多派非武裝部隊到當地進行訪問、交談，建立互信基礙，才可以發揮聯合國的調停角色。

另一方面，M23的成員多為圖西族人，即使盧旺達多次否認有份參與，聯合國成員顯然明白它在背後暗助叛軍一把。因為圖西族人與剛果東部的胡圖族人一直有宿怨，難料事件會否激起當地族人自行武裝，保衛民族安全，民族間互相猜疑，這樣要重新團結國家便難上加難。聯合國此時此刻，固然要積極阻止M23進軍戈馬，另一方面，更應該派員到盧旺達進行交涉施壓，切斷叛軍背後的援助。只有這樣，聯合國才可以開始建立真正的和平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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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site/pp.aspx?c=glKWLeMTIsG&b=8102689

調查「阿拉法特事件」將以巴關係推向火線

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死因案再次成為國際新聞焦點。最新證據顯示，這名巴人民族英雄八年前突然患病辭世，懷疑與釙中毒有關。如今種種跡象顯示以色列大有可能參與甚至策劃事件，相信日後開棺驗屍的結果定會將以巴關係白熱化。

製造釙這種高放射性物質的過程十分困難，主要用在軍事及科研項目上。而且元素不能隨便在市場購入，基本上用家必須要有大型核反應堆才能正常運作。這些考慮起碼大大降低了個人行為的可能性，畢竟有關操作理應需要大量人手，而且核反應堆設施並非輕易能夠進出，所以欠缺重量級人物或組織支持，根本難以行動。雖然以色列一直表示自己並無研發任何核武器科技項目，不過外間揣測以國藏有大量核武器，而且美國大有可能在背後支援，絕對有能力生產釙元素。

客觀因素而言，以色列政府有需要對阿拉法特進行暗殺嗎？若論九十年代，以巴關係受惠於《奧斯陸和平協議》（Oslo Peace Accords）締結的和平氛圍影響，縱然雙方偶有衝突，然而整體上以色列政府對付的都是哈瑪斯。然而踏入千禧，以巴關係迅速惡化，阿拉法特重新發動「起義」（Intifada），恐怖襲擊在以國境內屢見不鮮，以色列則加速在巴勒斯坦境內拓展殖民區，且一度要求將阿拉法特驅逐為藉口，將他軟禁，更數度向阿拉法特住處範圍施予襲擊。從這些表面跡象顯示，當時以色列政府派員暗殺阿拉法特，似乎不無可能。至於行兇者是否聞風喪膽的摩薩德集團，這個就不得而知了。

這篇評論並非偵探小說，無意猜度行兇者的身份。事實上，無論行兇者是誰也好，自從偵察報告刊出以後，許多人都將事件與以色列構上關係，便自動對以巴關係造成壓力，巴人自治政府執政黨法塔赫（Fatah）與領袖阿巴斯（Mahmoud Abbas）更將首當其衝。阿巴斯當選出任巴人自治政府總理後，致力推動外交渠道與以色列達成和解。不過，自治區內經濟低迷，已經釀成民怨四起，加上巴人自治政府在西岸周圍設置圍牆，西岸已有激進組織討論發動第三次「起義」對抗自治政府。

在這個客觀形勢下，阿巴斯斷不會低調處理事件。第一，外交關係緊張可有助法塔赫轉移視線，分散國內反對派力量。第二，調查事件對巴人的負面影響甚少，假如証實以色列有份參與事件，大可為巴人提高道德高地，在國際舞台爭取更多同情心，畢竟以色列的政治暗殺行為素來惹人非議，調查結果可以突顯以色列的非法性，為巴人換取理據支持獨立，加速實現「兩國論」。況且，即使事件與以色列無直接關係，巴勒斯坦亦無虧損，畢竟事件只為調查民族英雄死因，阿巴斯事後大可指調查絕無他意。所以，無論如何，阿巴斯將會高調處理事件，至少這應該是區內普遍支持的做法。

墨西哥大選 禁毒戰線勢退讓

墨西哥總統選舉在即，在野建制革命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形勢大好，甚有機會推倒執政國家行動黨(National Action Party, PAN)，捲土重來，重奪總統府寶座。過去十二年，外間一度對國家行動黨寄予厚望，希望改變當時建制革命黨統治逾七十一年的貪腐局面，刺激疲憊不堪的經濟狀況。不過，兩位總統政績平平，國家經濟更加靠攏美國然而經濟發展持續失衡。現任總統卡德隆(Felipe Calderon)當選後更隨即向國內組織嚴密的販毒集團宣戰，至今造成五萬人死亡。難怪有輿論表示，這次選舉實際上是對國家行動黨繼續執政的公投運動[1]。云云項目當中，相信這場「毒品戰爭」的方向更是其中一項關鍵議題。

墨西哥土壤適合種植大麻及冰毒，加上邊境與美國接壤，方便從事販毒轉售，成為不少販毒集團的天堂。尤其是九十年代中葉以後，南美哥倫比亞的兩大毒梟積弱，墨西哥毒販順理成章擴張地盤，進行跨國毒品經營，與本地黑幫進行勾當，將地盤覆蓋到軍火走私及人口販賣。這些毒梟有的結盟，有的互相廝殺，對墨西哥與中美洲國家治安造成嚴重影響，同時對墨西哥的邦交關係帶來齬齟。

不過，卡德隆對毒販集團開戰，反而加劇了國內安全問題。首先，以強硬手段對抗毒梟鼓勵後者進行以暴易暴。在短短五年間，墨西哥國內有三十一名市長、前市長、或者市長候選人死於與毒品戰爭有關的案件。他們對付平民百姓的手法更骸人所聞，當中包括斬首行動。在五月首兩星期，短短十四日已有八十一人死在這種手法當中。

卡德隆固然善用機會打造威脅論，暗示毒販透過恐怖手法志在奪權，從而統戰各方鞏固國民行動黨政權。但這種幾近小布殊式的「稻草人辯證法」似乎不攻自破。畢竟至今為止，毒梟並無跡象要取代現政府。更諷刺的，是傷亡率在「毒品戰爭」開始以後大覆上升，意味著戰爭造成更多不穩。

最主要的原因，是卡德隆輕視了國內貪腐程度。事實上，墨西哥警察與軍隊成員素來行事欠透明度，更大有可能遭到對方滲透，自然會向毒梟「放水」。上週在墨西哥首都機場發生警員同袍槍擊事件，就是一例。再者，卡德隆政府以鐵腕對抗同時，卻缺乏懷柔政策向小型毒販招手，導致許多無以為計的小混混轉而加入其他幫派，野火燒不盡，毒草吹又生。假如卡德隆在背後向他們施予經濟誘因，收買人心，至少可以削弱地區毒梟幫派。

顯然，建制革命黨參選人潘尼亞尼托(Enrique Pena Nieto)汲取卡德隆低民望的教訓，嘗試在全面停火與全面對抗之間找個平衡點。一方面，他聘請了哥倫比亞的專家，諮詢哥國整肅毒販心得。另外，他亦提出擴大準軍事化的武警以守衛地區安全為主要目標。第二項政策措施明顯與卡德隆的做法有顯著分別，尤其是潘尼亞強調減少傷亡率，而非捕獲毒梟首領，暗示戰事將會息微。同一時間，有潘尼亞托亞的競選團隊成員透露，他們有意將毒品合法化，藉法律途徑打擊黑市。以上方法難免會引起道德上的爭議，然而持續六年的「毒品戰爭」成效既然存疑，從商業手法削弱非法販毒集團理應比較可行。相反，國民行動黨候選人堅持沿用卡德隆路線，無視現任總統的民望教訓，似乎將會賠上總統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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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抱此輿論心態的，主要將投票視為對國家行動黨的支持或反對，而非建基於對其他黨派治國理念方針的認同。

巴基斯坦「司法政變」 扎爾達里政途堪虞

巴基斯坦總統扎爾達里與國內司法機關的對立關係日趨惡化，總理吉拉尼被最高法院罷黜其總理職務，地方法院又向準備接替的候選人夏哈布丁(Makhdoom Shahbuddin)發出拘捕令。如今無人接管政府運作，伊斯蘭堡幾乎陷入癱瘓狀態。今次最高法院高調捲入政治事件，美國《華爾街日報》將此形容為「司法政變」(Judicial Coup)，槍頭明顯是朝著總統扎爾達里與執政巴基斯坦人民黨一行人。扎爾達里此前面臨內憂外患，這場「司法政變」無疑雪上加霜。

巴國最高法院對國家政治發展舉足輕重，近年在政治上的活躍程度更足以成為「政府─軍方─司法」角力的其中一名要員。尤其是首席法官喬德里(Iftikhar Chaudhry)挑戰前總統穆沙拉夫執政的合法性，打破「法官要效忠軍方」的禁忌，成為人民英雄。他矢志打擊貪污的決心，更促成最高法院借機發動這次「司法政變」，希望逼使內閣成員就範，提供扎爾達里的罪證，絆倒執政人民黨。不過事件產生了一個疑問：到底「政變」一事是出於最高法院的司法獨立判斷，抑或種種行為只不過是最高法院靠攏軍方，好讓軍方復辟的先兆？

畢竟巴基斯坦民眾對穆沙拉夫的政權怨恨很深，軍方如今正受伊斯蘭武裝份子困擾，進行軍事政變只會換來國內國外輿論批評，更可能使美國大條道理放棄巴基斯坦，這對軍方反恐政策百害無一利。至少，軍隊應該無暇準備發動政變推翻扎爾達里。

雖然如此，扎爾達里卻仍然面對反對派在國會推動彈劾議案的危機。反對黨領袖之一的沙拉夫(Nawaz Sharif)近來已經發動攻勢，要求扎爾達里提早解散國會進行大選。尤其是媒體早前爆出「備忘錄門」，伊斯蘭堡被揭與美國進行檯底交易，以巴基斯坦的外交決策方向，作為換取白宮阻止巴國軍方發動政變的酬勞。扎爾達里被沙拉夫狠批認同賣國，駐美大使因此黯然下台。加上最高法院已經受理案件，結果隨時成為反對派攻擊口實。

事實上，如今喬德里亦面對包庇兒子貪污的指責，甚有可能「優先」處理扎爾達里的案件轉移群眾視線。扎爾達里的貪污案件一日未解決，事情最後亦可能朝著「罷免漩渦」的方向發展：即任何總理候選人上台，最終都會被最高法院或豁下機關阻撓。除非扎爾達里或喬德里任何一邊突然下台，漩渦可能持續到翌年總統大選才可。

智利的皮諾切特後遺症

提及軍事強人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相信許多智利人民仍然難以忘懷。藉著政變登上總統寶座的皮諾切特，掌握軍政大權，軍政府主宰智利政壇長達十五年，統治下國家出現駭人所聞的人權問題，「被消失」的情況屢見不鮮。皮諾切特進行軍事獨裁，中斷了源自十九世紀的共和體制。雖然強人辭世已近六年，然而但凡與他有關的所有議題，仍然會觸動不少智利人民的情緒。有人在忘懷昔日的國家英雄，有人卻恨之入骨。最近一年，智利左翼團體有強勢再起的跡象，「皮諾切特」四字大有可能加深國內左右矛盾。

這星期，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再因為皮諾切特牽起群眾抗議，爭拗源頭竟然是一部紀錄片。右翼組織「九一一基金會」（Corporacion 11 de Septiembre）[1]上週日舉辦首映活動，播放一套講述皮諾切特踏上總統歷程的紀錄片。簡單而言，電影是一部英雄挽歌：政變實屬民族壯舉，皮氏推翻民選總統不過是抵抗共產主義的英雄行為，可憐英雄死時仍被左派份子控告鞭撻。首映找來皮諾切特孫子致辭，不少右翼政客出席活動。電影內容固然觸動支持者心靈，畢竟這是為他們而設的。不過左翼份子與在野黨一致反對電影上映，更因此在市中心多處發動騷亂，攻擊參與首映的群眾。警察介入驅散示威者，事件最終變成警民對峙的局面。

過去幾個月，社會已經受其他事件影響，重燃對皮諾切特的關注。今年一月，政府修改教科書設定，以「政權」取代「獨裁」形容皮諾切特軍政時期，釀成受害人親屬不滿；過去三年，國家法院亦對許多皮諾切特時代的秘密警察展開聆訊，審查他們犯下的侵權罪行。無獨有偶，持續接近一年的學生示威運動，雖然只要求建立更公平的教育制度，但造成今日教育程度懸殊的「罪魁禍首」，恰巧正是皮諾切特。

有分析認為，是次悼念皮諾切特的首映參加者為近六年最多，全賴保守派成功回朝，起鼓舞之效。事實上，皮涅拉政府（Sebastian Pinera）早知道其保守立場在左翼反對者眼中是「原罪」，故一直嘗試與皮諾切特保持距離，以防瓜田李下之嫌。去年三月，皮涅拉便向美國總統奧巴馬要求提供皮諾切特過去侵權的證據，證明他公正審視歷史的態度。而過去有關修改教科書的爭執，也不見得是偏袒強人。但是隨著貧富懸殊加劇，年輕一輩普遍傾向民粹主導，示威活動近來更往往變成警民衝突收尾。今次事件反映皮諾切特仍然是激化社會矛盾的名詞，也將會成為皮涅拉政府施政上的一大制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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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皮諾切特於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發動政變，奪去民選總統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 Gossens）的職務，事件與美國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恐怖襲擊事件無關。

宗教衝突突顯緬甸改革挑戰

上週五，緬甸若開邦孟都鎮爆發宗教衝突，事件迅速擴散到邦內其他地方。總統登盛上任以來首次宣佈緊急狀態，派出軍隊進駐若開邦戒嚴，並接管該地的所有行政工作。這場衝突涉及佛教徒與回教信徒的糾紛之餘，其實亦牽連到緬甸改革面臨的兩大難題：網絡言論和少數民族管治。

雖說若開邦一連串以暴易暴的騷動，源於兩週前佛教信眾姦殺案；邦內回、佛信徒心存芥蒂，卻自十九世紀已開始累積。據稱擁有孟加拉血統的洛興雅族（Rohingya）一直篤信伊斯蘭教，在英國殖民地時代遷徙到若開邦，輸入廉價勞工，逐漸與該地信奉佛教的居民發生磨擦，更在二戰期間促成屠殺。緬甸軍政府執政後，仍然以高壓手段統治他們，且不承認他們的國民地位，只以非法移民的心態待之。

這次騷動為日後的少數民族管治帶來幾點啟示。

第一，緬甸國內擁有許多少數民族，單是官方認可種族的數量已經多達一百三十五，散佈二十一個邦區（包括自治區），部份種族與政府關係更相當惡劣。登盛接任總統一職，爭取改革國家政治經濟，於是向少數民族拋出橄欖枝。近幾個月，軍方及政府高層積極與撣邦、卡欽與克倫這幾個反對聲音最熾烈的地方進行談判，嘗試執行《停火協定》。有報章提出，登盛的目標是促成「全國民族大會」，擴大這些民族的自治權滿足當地群眾，作為解決種族矛盾的終極方案。

不過，這些民族未必全部信奉佛教，例如這年才簽署停戰的卡欽族，有超過三成居民是基督徒，習俗傳統不一，需要一定時間磨合。再加上兩地缺乏互信，齟齬可能變成武裝衝突的導火線，屆時將和平進程的計劃毀於一旦。而且，國內尚有其他不獲認可的少數族群，政府如何處理他們的訴求呢？

第二，騷亂能夠迅速蔓延，與中央政府解除互聯網封鎖有關。國民在互聯網未開放的年代，對網絡的使用方法與資訊接收渠道欠缺認知。如今，政府一下子解禁網絡言論，網民無所適從，有的對所有資訊照單全收，囫圇吞棗；有的將個人情感表現無遺，在討論區以「侵略者」及「恐怖分子」稱呼洛興雅人，頓時加劇族群衝突。政府一下子解封了網路言論，是鐵定不能走回頭了，不然只會造成更深的民怨，改革便白費心機。國家能夠做的，便是鼓勵新聞資訊如實公佈，不偏不倚地擴大接收層面，減少不知情者對事件的誤會，從而加深族群衝突。

日本改組內閣背後的政治角力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第二次宣佈改組內閣，撤走五名大臣。學者出生的森本敏以民間人士身份接替被譏為「防衛白紙」的田中直紀出任防衛大臣，史無前例，成為這次改組的最大賣點。

森本敏現任拓殖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學術領域上專門研究日本的安保政策及日美同盟，過去多次強調美日同盟作為平衡中國崛起的重要性，堅持妥善解決「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立場與野田佳彥十分接近。任用森本，一方面可視為對美國釋出善意，以示自己不會重返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脫美入亞」的路線；另一方面，一川保夫與田中直紀這兩位前防相對外交事務一竅不通，成為了在野黨攻擊民主黨的最大話柄，森本的專業知識可彌補以上過失，減少尷尬場面。

不過，改組最重要的對象，似乎是黨內以小澤一郎為首的派系，以及最大在野黨自民黨。野田佳彥上場後，致力繼承菅直人意志，推動增加銷售稅法案，然而始終未能與黨內親小澤派達成共識。其實，兩人一直屢有齟齬，無論在起用前內閣官房長官、親菅植人的枝野幸男出任經濟產業大臣，抑或是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TPP）等議題上，小澤都公開反對野田決定，兩人政見可謂南轅北轍。

自四月開始，民主黨內部分裂情況已經相當明顯：先有二十九名國會議院因增加銷售稅法案辭去黨務；其後小澤被判無罪重返民主黨，壯大黨內反增稅派。改組前夕，野田與小澤曾經進行兩次會談，希望可藉此消除分歧，團結黨內聲音。結果小澤堅持加稅只會違反零九年立下的「政權公約」─亦即民主黨與選民之間的選舉承諾。這才促使野田向自民黨伸出橄欖枝，打算在人事安排上妥協，放棄小澤親信田中直紀，改讓立場親自民黨的森本敏入閣，圖謀換取自民黨支持法案。

不過自民黨的合作條件實際上相當苛刻，除了要求執政黨撤換問責大臣，更要接受自民黨社保改革方案的內容，以及放棄民主黨的「政權公約」。假如野田接受了所有要求，小澤派必定「造反」逼走野田佳彥，甚至另組新黨，屆時民主黨分裂，只會將最大黨地位重新交還自民黨。

民主黨內部分裂對外交政策將會造成影響。以防相用人為例，田中直紀既是小澤親信，也是前首相田中角榮的乘龍快婿，對中國態度較和善，田中亦曾表示希望建立更密切的中日軍事關係，外交方向與小澤相近。如今鷹派的森本敏入閣，再配合收購釣魚島一事促成的緊張氣氛，美日只會走得更近，中日關係亦可能短期內走入低谷。

用零和思維拆解印緬合作

印度總理辛格週日訪問緬甸，成為二十五年來首位出訪緬國的印度總理，雙方領導人會面後更圍繞能源、運輸、及邊界合作等事項簽署了共十二份文件，象徵與實質意義同樣重大。一方面，緬甸軍政府透過昂山素姬選入國會一例，換取歐美解除經濟制裁，恢復外交關係，印緬加強貿易上往來，改善緬甸經濟狀況，挽回軍政府一點面子。另一方面，印緬在如此關鍵時刻展開密切合作，可以釋去西方對德里的外交壓力，又可贏得奈比都的好感，對印度「東望」政策提供一大助力，與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競爭將會越演越烈。


如果以零和心態觀察印緬關係，緬甸親西方的曖昧態度應當犯上「嚴重傷害了中緬六十多年的兄弟情結」的重罪。先是去年九月，登盛為回應國內民眾訴求，放棄與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合作修建的密松水壩（Myitsone Dam）；今年五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又宣佈放棄多年來對緬甸的制裁，並鼓勵美商於當地進行投資。印度此番與緬甸合作項目上，居然包括了兩項新的水電計劃工程，甚有沖著中國而來之勢。


中國印度近幾年關係不佳，對北京而言，這與表現具侵略性的「東望」政策不可分割。印度近二十年間開始崛起，建立大國形象成為歷屆印度政府的重要任務，而且印度國民對六十年代中印邊境戰爭戰敗一事耿耿於懷，於是對東南亞國家虎視眈眈。九十年代中期，德里積極與東盟部份成員合作發展水利以及經濟項目，成為該地「東盟加三」以外的重要國家。最近一年，印度明顯刻意介入南海紛爭，更支持越南立場將問題國際化，這肯定是觸動中國神經。


印緬合作對中國來說，都是百般滋味在心頭。一直以來，印度與緬甸偶然會有雙邊合作的項目進行，例如兩國的水電計劃於二零零四年便開始了，然而一籃子的全方位合作，這次卻是首次。中國既明白緬甸的經濟狀況如今需要外來催化劑，卻亦焦慮緬甸有朝一日變得與東盟成員國一樣，自此與中國貌合神離：在經濟上與中國互惠互利，在安全戰略上卻依賴西方國家，平衡中國威脅。地緣政治考慮上，緬甸一直通過雲南昆明向中國提供天然氣；另一方面，雲南省與緬甸邊境接釀，同時又鄰接孟加拉灣，對中國的海上運輸悠關重要。更重要的，緬甸可以稱得上是東盟唯一一個「真心」支持中國的成員國，尤其以現時鬧僵的中國─東盟關係上，緬甸的政治立場具有絕對的影響力。故此，北京希望能夠在奈比都保持著「大哥」地位，這對中國的外交、經濟及安全都有莫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