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特赦法背後的政治角力

泰國國會眾議院周四以300票贊成，124票反對下，首讀通過由執政「為泰黨」提交的特赦條例草案，並決定成立委員會專門針對及修訂法律條文內容。這份草案主要針對2006年至2012年間曾先後被控參與反政府示威及造成社會騷亂的民眾，藉法律條文赦免有關指控。

相關條例在泰國牽起政治暗湧：一方面，提出草案的「為泰黨」議員沃拉猜（Worachi Hema）認為特赦法可以幫助當年蒙冤受屈的政治犯，並且有利推進國內和解；相反，民主黨等反對派懷疑草案旨在大赦前總理他信。假若草案變成法例，他信的貪污罪行亦可能因此得到豁免，更可光明正大回國重整旗鼓，絕非民主黨等反對派所樂見。

特赦條例牽起的反對聲音已經超越政黨層面，連人權組織都發聲表態，關注通過草案會縱容那些有份參與政變、侵犯人權的罪犯，特別是一眾曾經參與武力鎮壓暴亂的軍警。人權觀察組織亞洲主任日前表示，特赦條例只會讓這些武裝份子逍遙法外，擔心會打破先例，長遠削弱泰國的民主及人權發展。

從近幾年泰國政治局勢而言，特赦條例的影響其實不言而喻。自從2006年軍隊發動政變將總理他信推翻以後，支持與反對他信的政治板塊一直角力至今。反對他信封政的「黃衫軍」以中產、尊皇為核心價值，他們普遍不滿他信權力過大，有意挑戰泰皇至高無上的君權；另外「紅衫軍」大多以鄉郊農民為主，他們受惠於他信的農業政策，對推翻他信的民主黨嗤之以鼻。雙方在過去幾年多次進行正面衝突釀成死傷，即使在現總理英祿治下稍有改善，但彼此芥蒂仍然深刻，明顯缺乏互信。

「為泰黨」占眾議院過半數席位，要通過二讀、三讀等程序難度不大，但倘若英祿及其內閣官員無視這些聲音，強行通過法例，一定會造成民意反彈。在這次國會會議當中，曼谷當局在個別區域援引「國內安全法」應付反對派大規模的示威集會，可見雙方互信基礙欠奉。雙方在此役表現克制，未有釀成任何暴力事件。泰國近年「支持VS反對」的惡性循環導致國內政經局面不穩，假如未能改變這種政治生態，泰國經濟問題只會繼續惡化，更遑論處理國內的分離勢力。

津巴布韋的民主哀歌

非洲國家津布巴韋週三進行總統及國會大選，由執政逾三十年的總統穆加貝（Robert Mugabe）與總理茨萬吉拉伊（Morgan Tsvangirai）互相爭奪權力寶座。如無意外，穆加貝應該以逾半數支持下獲勝，自動越過第二輪選舉，以八十九歲高齡第七度連任。雖然津國在今年三月透過公投啟動修憲程序，名義上將總統權力大幅收窄，並通過一系列人權法案加強人民政治權利；但是回顧穆加貝過去政績，倘若一如他所言「管治到九十五歲」，津布巴韋民主發展及經濟復元的前景似乎一片黯淡。


港人對津巴布韋的認識，大概源於總統親屬與香港的淵源：例如2009年穆加貝夫人格蕾絲來港購物時毆打本港《南華早報》記者；千金波娜在城市大學讀書等花邊新聞。相反，除了津國一度推出過面額一百兆的紙幣淪為世紀奇聞以外，該國的發展狀況甚少成為關注對象。

津巴布韋今日是非洲中最貧乏的國家之一，失業率一度高達百分之九十五的遠超周邊國家的標準，連最嚴重的納米比亞，也只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口失業；通脹率在2008年直逼250,000,000%，據說花三萬億才可乘搭巴士。不過，在穆加貝上任總統前，津巴布韋一度是區內數一數二的經濟體，而且英國在殖民地時代遺下不少基建設備，本來讓津國足夠在保護主義的思潮下自給自足。


但是穆加貝的極端社會主義思想主導下實施激進土地改革，沒收許多農民的私有土地，並將其分配到親信手上；又藉排外民粹主義打擊外商投資，鞏固權力基礎；在其他社會福利政策花費極巨，嚴重破獲國家財政穩健。九十年代中葉，穆加貝漠視介入剛果內戰帶來的經濟壓力，終於導致國家陷入通脹危機，直到2009年，茨萬吉拉伊與穆加貝在非洲南部開發共同體（SADC）號召下達成和解共組政府後，前者的經濟政策才讓問題得以舒緩。


名義上，津巴布韋行政體制每五年由普選產生，選民理應可以投過選票將穆趕下臺。不過，津國在實行選舉時與柬埔寨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同樣從合法及非法的途徑影響選票結果。根據《經濟學人》與《衛報》報導發現，津國的已登記選民出現極不尋常的跡象：例如年輕、合資格選民出奇地少，但年逾百歲的選民卻有十萬人。這些「鬼魅」選民來自何處，他們的投票意向等等，自然成為其中一大疑團。執政黨與親穆加貝的民兵團關係亦是另一關鍵要素。在上屆大選中，初選領先的反對派成員受到襲擊，而且有部份反對派支持者被警方拘捕、打壓、甚至擊斃，令許多有心人卻步。再加上穆加貝擅長煽動民情，以「外國勢力入侵」等口號鼓動群眾，滋生暴力事件，讓選舉變成十分危險的政治活動。


由於穆加貝這次幾乎是注定獲勝，茨萬吉拉伊難從正常途徑否定這場選舉的合法性。但假如後者借群眾運動挑戰前者，似乎國內仍然未有共識，隨時會變成當年的泰國一樣，長時間陷入支持、反對者的「非我即敵」之爭，對津國的前途絕無益處。另一方面，茨氏與穆加貝為了這次選舉幾乎已經撕破臉，雙方互相批評對方抹黑，加上積蓄已久的心結，相信雙方要花許多功夫才能重新合作。這個時候，或許只有透過SADC、非盟等區域組織的仲裁下，才可避免國家陷入分裂。

「中國威脅論」化解美越宿怨？

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近日訪問華盛頓，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晤期間宣佈建立「全面夥伴關係」作為合作框架，對兩國戰略、經濟發展悠關重要。美越關係升級，相信讓中國部份鷹派人物加深美國「重返亞太」、「圍堵中國」的焦慮，在軍事戰略上作出更強硬姿態，可能本末倒置，反而挑起東南亞的局勢不穩。

張晉創這次訪問目的引起傳媒注意，原因是過去越南元首甚少主動訪問美國。自從美越關係在1995年正常化以後，只有前國家主席阮明哲曾經出訪美國。因此，外間普遍預料張氏此行意義重大，有可能借經濟合作為名，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為實。

這種帶有陰謀論味道的推論，確實並非空穴來風。近月來，中國、越南就南海的主權爭議雖然有平息的跡象，不過情況不等於問題已經擱置，雙方仍然會為漁船越界驅逐漁民等執法問題喋喋不休。張晉創更在會晤中向奧巴馬抗議中國在南海的挑釁行為，反映主權爭議對會談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越南與中國近年來同樣積極擴充軍備，雙方十年間的軍費各自增加超過一倍。當中國解放軍積極擴充航空母艦及潛艇數量的時候，越南亦分別從俄羅斯、印度、加拿大等地購入先進軍備。加上美國盟友菲律賓周三發動全球反華示威，有謠言傳出獲得越南支持，兩者勢要在外交政策上留難中國政府，更讓中國憂心美越全面夥伴關係具針對性。
然而，越南美國之間的共同興趣不只中國。假如將所有外交合作都視為美國「圍堵中國」的工具，難免把國際關係看得太過簡單。

越南近年經濟發展碰壁，急需美國開放市場，才可保持高速增長穩定民心。上月越南國會對國家領導人投信任票，越共第三號人物、負責經濟政策的國家總理阮晉勇民望低迷，「低信任」的得票比例接近三分一，反映越南社會對經濟狀況不滿。張晉創此行正希望催促奧巴馬盡快落實「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讓越南可以加強出口。況且，美國是越南第二大出口目的地，河內與華府建立更緊密關係，保持國家經濟增長，對越共合法性絕對有益。

另外，美國越南在人權立場上態度南轅北轍，無論是貪污、個人自由、政治犯以及居於美國的越南裔人士，都成為美國朝野政黨的攻擊理由。況且，鑒於美越八年戰爭的心理陰影仍然存在，兩國如要建立美日、美韓一樣的同盟關係，相信不會在這幾年內發生。

反對派回歸 「救國夢」蓄勢待發？

流亡法國的柬埔寨反對派領軍人物桑蘭西（Sam Rainsy）上周獲柬埔寨國王特赦，昨日凱旋回歸首都金邊，在講話中表示此行矢志「拯救國家」，似乎為他帶領的救國黨下了一道強心針，讓本月二十八日的大選增添火藥味。儘管如此，桑的政敵─人民黨領袖兼首相洪森─之所以冠冕堂皇以「和解精神」為由，並要求國王發出特赦令，全因為洪森早已在幕後操盤，禁止「帶罪在身」的桑蘭西參與選舉過程。換言之，桑不但無法在這次選舉中與洪森競逐首相寶座，更連投票權利亦被剝奪，人民黨執政地位很大機會穩如泰山。

洪森借人民黨的軀殼延續其政治壽命，讓家族網絡壟斷國家政商系統，官商勾結的例子俯拾皆是，導致國內的民權狀況每況愈下。黨政官員強霸土地的問題尤其嚴重，政府常以經濟發展為由，以廉價租約將土地經營權外判予人民黨政要轄下企業，縱容後者巧取豪奪當地居民的住屋，在黨政共同操控國家司法制度的情形下，平常人家的權利根本不能得到保障。去年金邊萬谷湖（Boeung Kak）的和平示威活動，最後以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柬埔寨雖然名義上實行民主選舉，每五年進行一次國會選舉，表面上容許各政黨參選角逐議席；但是，根據政治學者分析觀察所得，柬埔寨實際上已經是一黨專政，人民黨在選舉期間一直干預全國選舉工程，甚至採用違法手段打擊異己，當中包括操控候選人名單、阻止政敵在媒體上宣傳政綱理念、篡改選民資料、「一屋七姓十三票」的種票網絡等，均是耳熟能詳的政壇舊聞。

以上月為例，有二十八名反對派議員被議會其中一個委員會開除議席，原因竟是他們合併及另組新黨，導致他們失去當選時候的代表性。這些話聽起來似是而非，不過執政黨幾乎掌握國家所有政治經濟體制，反對派與之相比實力懸殊，前者要指鹿為馬確非難事。而且洪森每次選舉前總能向選民提供種種福利，特別讓小商店老闆、城鄉居民感到方便，自然會將票投給人民黨。近日有統計顯示，近八成柬埔寨居民認同人民黨的發展方向，反對派要打擊其根基，宛如愚公移山。

然而，柬埔寨的政治經濟穩定一直是洪森的選票來源，因此選民才對人民黨的粗暴手段視而不見。倘若這種社會契約被打破，上述的社會弊端定然陸續浮現，更能凝聚反對派群眾，人民黨在選戰中肯定失去不少勝算。鑑於歐盟四年前已經開始減少對柬的借貸，而美國的援助金額亦有前設，金邊已經愈來愈靠攏北京。中國的經濟發展路線近日出現不少負面猜測，對柬埔寨經濟有一定影響，加上國內民眾對中國普遍沒有特別好感，持續的經濟合作可能加劇柬國的財富分配問題，出現民意反彈。那便是桑蘭西實現救國夢的時機了。

波士尼亞大屠殺與人道干預迷思

7月11日是波士尼亞斯瑞布雷尼察（Srebrenica）大屠殺的18週年紀念日，當地有逾一萬五千人出席悼念活動，紀念這場巴爾幹人民的歷史悲劇，以哭聲控訴歷史對當地居民的暴行。斯瑞布雷尼察的慘案對西方社會造成極大震撼，他們對人道干預的觀點亦產生了一定變化。

波士尼亞在1992年脫離南斯拉夫統治，宣佈獨立，隨即引來國內的塞爾維亞族人反對，雙方更因此開戰。由於戰聯合國安理會在1993年通過在斯瑞布雷尼察建立安全區，派遣維和部隊、軍人、警察在當地進駐。後來歐美國家見外交途徑失去效用，於是倡議設立禁飛區，授權北約進行空襲。儘管如此，西方國家卻無法阻止塞族攻陷安全區，導致塞族軍人姦殺屠城，造成人間悲劇。北約事後進行大規模轟炸活動，逼使塞族進行和談，卻始終無法挽回屠殺失去的八千條生命。相關慘劇的聆訊過程仍然在國際法庭戰爭罪行法庭進行，參與發動大屠殺的塞族領袖卡拉季奇前途未卜，控訴歷史的聲音始終不會消失。

大屠殺一事，對歐美國家的外交政策產生一定警惕，特別是面對潛在的人道危機時，這些聲音亦會隨之變得響亮。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近日西方國家在回應「阿拉伯之春」後利比亞、敍利亞的內戰時，曾經借用斯瑞布雷尼察屠殺的「錯誤決定」─ 即未能及時作出反擊阻止慘劇發生 ─ 作為人道干預的理據。自從巴沙爾政權被指藏有生化武器後，相關論述更是高唱入雲。

在討論國際關係，人道干預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課題，尤其是當國家在選擇干預行動時，背後一定牽涉到「主權」與「人權」的優次排序：如果支持干預，即國家可以進行軍事行動介入別國內政，意味人權比主權重要；反之亦然。歐美國家普遍認同人權優先於主權，而亞洲國家則傾向於後者。

事實上，外間輿論不應將反對人道干預與冷酷無情畫上等號。過去有不少例子證明西方國家武力介入別國內戰，總會將問題變得更複雜。歸根究底，國家在選擇應否進行干預時都沒有設下一個周詳計劃，以致每次介入行動終結後便拂袖而去，無意解決種族宗教糾紛、經濟不均等根源問題。另一方面，近年西方國家介入紛爭每每以推翻當地政權作為介入目標，不但遠離了「保護人權」口號的本質，甚至會加深對戰雙方的恨意，釀成另一波更嚴重的衝突：伊拉克、利比亞局面至今仍然混亂，大概說明了反對介入者的考慮。

「海洛英教父」與跨國販毒問題

外號「海洛英教父」的金三角毒梟羅星漢上周去世，以八十歲高齡結束其輝煌的富豪人生。過去叱吒東南亞的販毒「三巨頭」─坤沙、羅星漢、魏學剛─當中，羅星漢是最早發跡的一人，他對緬甸獨立後中央政府與地方武裝派系之間的角力互動發揮一定作用。

國共內戰後，有部份國民黨殘軍在緬北建立武裝勢力，並接管英國人遺留下來的鴉片種植販賣事業，成為緬甸政府的眼中釘。羅星漢受惠於這種敵對關係，在1960年成立孟洞公司，分化當地族人，並獲得政府許可經營鴉片業務權，借軍隊負責押運邊境一帶販賣。通過這種中央─地方互相合作原則，羅星漢與緬甸政府共同擊潰國民黨殘軍、緬共、獨立軍勢力，並承認中央政府的合法性。

在這種互惠互利邏輯推動下，羅星漢的事業終於擴展到歐美地區，在六、七十年代成為金三角的大毒梟，美國政府更一度重金懸賞將他緝捕。雖然後來緬甸軍政府與羅星漢就裁軍一事發生衝突，羅因而先後被判死刑及無期徒刑，據說他仍然獲得優人一等的待遇。後來羅星漢金盤洗手，一方面充當「和事佬」協助軍政府與部份武裝販毒集團進行和談；另一方面「棄武從商」，建立王國「亞洲世界集團」（Asia World Group），搖身一變成為緬甸首富，經常接獲與中資企業有關的計劃項目，當可涉及中央政府在背後操弄。

雖然羅星漢晚年表示自已支持政府實行禁毒措施，但外間有聲音對緬甸的將來感到悲觀。第一、泰國政府近年致力推動禁毒大有得著，而老撾向來所占不大，唯獨緬甸的毒品生產率卻不跌反升。根據《時代週刊》早前報導所得，緬甸有大約三十萬住戶種植大麻鴉片，以此來彌補內戰造成的經濟損失，透過販賣毒品維持生計，滿足其經濟需要。第二、緬甸地方反對勢力為了維持運作，大規模種植毒品，藉此換取資金。第三、緬甸總統登盛雖然積極內政，不過政府內部有軍隊一直覬覦販毒帶來私利，於是吸納部份前毒梟，發展其販毒大計，部份更懂得借助商業包裝，用販毒所賺得的黑錢進行投資，當局更難追蹤去向。而且緬甸政策向來只針對買家，無力禁止貨源生產，軍人與毒梟互相勾結，又擁有實權，大可置政府禁毒的命令於不顧。

「教父」雖死，但只要緬甸政府一日無法改善軍隊貪腐、種族衝突及經濟發展三個源頭，販毒問題永遠不能得到解決。

奧巴馬訪非志在收復失地

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式展開一星期的非洲訪問行程，分別與塞內加爾、坦桑尼亞、南非三國領導人會面。奧巴馬自從2009年出任總統以來，對撒哈拉以南的國家關注有限。上屆總統任期中，更只曾出訪過加納，而且訪問時間更只有22小時，較一般訪問短暫，可見非洲當時不屬於白宮外交考慮因素。如今奧巴馬一連八日訪問三國，碰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外訪亦包括南非及坦國，不禁讓外界懷疑華府會否改變外交方向，加強關注非洲事務─特別是撒哈拉以南一帶─藉此制約北京。


不過，如果將這次訪問理解成「擴充美國勢力」，似乎以「收復失地」更加貼切目前狀況。首先，奧巴馬身為美國首位黑人總統，非洲國家自然對他期望甚殷，然而過去四年白宮低調處理雙方關係，卻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第一，奧巴馬與非洲有血緣羈絆，其父是生長於肯雅的盧歐族人，在擔任總統前多次到訪肯雅尋根，讓外間認為奧巴馬會更關注「同胞」狀況； 第二，奧巴馬在2009年訪問加納時候，表示美國與非洲國家應該以互相尊重作為兩國關係的基礎，突出非洲對全球社會的重要性，讓當地不少國家對奧巴馬政府抱有極大幻想； 第三，前總統克林頓及喬治布殊在任期間對非洲投放極多資源。前者打破慣例，成為第一位在任內多次訪問非洲的美國總統，更通過《非洲發展與機會法案》，允許部份非洲產品可以免稅出口，現時更有35個非洲國家、6000項貨品從中獲得優惠；後者則成立援助機構「千年挑戰公司」向有需要國家提供援助，致力打擊當地愛滋病散播問題，同時協助蘇丹及利比利亞內戰達成停火協議，更在離任後積極到非洲推舉當地健康意識。這些先例自然讓外間對奧巴馬產生一定期望。


其次，美國這次訪問專門挑選當地較為民主及穩定的國家為主：塞內加爾政府相對開放，至於坦桑尼亞在布殊年代一直都有接受白宮援助，而南非更是揉合了經濟發展與民主制度的國家，在非盟裡有一定影響力。再者，美國過去一直都有總統訪問以上國家，因此外交人員挑選這些國家作為外訪對象，其實做法相當合理。至於抗衡中國的說法，當中可能亦有盤算，但只怕算不上是主因。


事實上，白宮四年外交政策作風現實，優先處理國家安全與經濟復甦，阿富汗、中東及亞太區成為焦點重心；相反，美國與非洲關係似乎愈來愈落後於後者與中國、巴西、土耳其的經濟合作，其中中國在非洲的貿易總額更在過去十年間翻了十倍。奧巴馬面對新興國家在非洲的政治經濟實力日漸膨脹，似乎終於發現美國的影響力相對萎縮，才逼於盡快執行訪問任務收復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