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脅論」化解美越宿怨？

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近日訪問華盛頓，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晤期間宣佈建立「全面夥伴關係」作為合作框架，對兩國戰略、經濟發展悠關重要。美越關係升級，相信讓中國部份鷹派人物加深美國「重返亞太」、「圍堵中國」的焦慮，在軍事戰略上作出更強硬姿態，可能本末倒置，反而挑起東南亞的局勢不穩。

張晉創這次訪問目的引起傳媒注意，原因是過去越南元首甚少主動訪問美國。自從美越關係在1995年正常化以後，只有前國家主席阮明哲曾經出訪美國。因此，外間普遍預料張氏此行意義重大，有可能借經濟合作為名，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為實。

這種帶有陰謀論味道的推論，確實並非空穴來風。近月來，中國、越南就南海的主權爭議雖然有平息的跡象，不過情況不等於問題已經擱置，雙方仍然會為漁船越界驅逐漁民等執法問題喋喋不休。張晉創更在會晤中向奧巴馬抗議中國在南海的挑釁行為，反映主權爭議對會談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越南與中國近年來同樣積極擴充軍備，雙方十年間的軍費各自增加超過一倍。當中國解放軍積極擴充航空母艦及潛艇數量的時候，越南亦分別從俄羅斯、印度、加拿大等地購入先進軍備。加上美國盟友菲律賓周三發動全球反華示威，有謠言傳出獲得越南支持，兩者勢要在外交政策上留難中國政府，更讓中國憂心美越全面夥伴關係具針對性。
然而，越南美國之間的共同興趣不只中國。假如將所有外交合作都視為美國「圍堵中國」的工具，難免把國際關係看得太過簡單。

越南近年經濟發展碰壁，急需美國開放市場，才可保持高速增長穩定民心。上月越南國會對國家領導人投信任票，越共第三號人物、負責經濟政策的國家總理阮晉勇民望低迷，「低信任」的得票比例接近三分一，反映越南社會對經濟狀況不滿。張晉創此行正希望催促奧巴馬盡快落實「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讓越南可以加強出口。況且，美國是越南第二大出口目的地，河內與華府建立更緊密關係，保持國家經濟增長，對越共合法性絕對有益。

另外，美國越南在人權立場上態度南轅北轍，無論是貪污、個人自由、政治犯以及居於美國的越南裔人士，都成為美國朝野政黨的攻擊理由。況且，鑒於美越八年戰爭的心理陰影仍然存在，兩國如要建立美日、美韓一樣的同盟關係，相信不會在這幾年內發生。

美國網絡監控醜聞對中美關係影響

美國政府及其國家安全局的一連串監控國民爭議愈演愈激烈。英國《衛報》發現，白宮原來在電訊網絡外，在互聯網上亦進行一個名為「PRISM」的行動，監控本土與外國用戶的對話資料（內容除外），而且覆蓋層面極度廣泛。

調查又揭出國安局秘密成立的「無國界告密者」程式（Borderless Informant, BI）具備儲存及分析功能，統計及按國家歸納採集所得的數據，而且以上程式所搜集的情報已經多達970億，華府再多解析都擺脫不了白宮侵犯私隱的罪名，官方論述恐怕會被視為低劣的政治化妝，隱隱散發出「此地無銀」的氣味。

雖然輿論焦點暫時集中在國內政治層面，但由於華府聲稱監控目的涉及國家安全策略、外交方向等，筆者相信其影響很快便會延伸到國際層面，尤其對中美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將會發揮一定作用。

在一般情況下，情報是政策制訂的重要元素，所以從國安局搜集情報的多寡，可以粗略評估指定國家對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從BI近六年的的數據分析顯示，中東局勢似乎遠較亞太區重要。據《衛報》透露，970億項情報中，伊朗獨占14億、其次是巴基斯坦、約旦和埃及。雖然受「關注」程度未必證明美國與該國關係人好壞，但是從宏觀的局勢而言，資訊卻相當符合美國在中東的地區利益。伊朗的核發展、巴基斯坦的反恐戰爭、約旦與沙特阿拉伯的盟友關係、埃及作為「阿拉伯之春」的催化劑成效，統統有跡可尋。

中國在以上排名中位置處於中游一帶，受監控程度與美國本土接近；至於亞太地區除印度以外，其他國家的受監控程度都相對低。假如「重返亞太」或者所謂「圍堵中國」論不是近一兩年才醞釀的外交政策，以致情報數量落後於中東主要國家，那麼似乎只有兩個可能：一，是「重返亞太」戰略的重要性被外間誇大，美國的戰略考慮仍然處於中東地區；二，是中國的防監控功能十分強橫，以致美國情報人員不能搜出情報。

另一影響，則直接涉及中美在網絡安全上的合作。「習奧會」前，中美互相指控在幕後指使黑客風波，入侵對方安全系統盜取國家機密。縱然兩國元首會面後，雙方達成共識，願意循外交途徑確保網絡安全，不過坊間對此普遍不寄厚望。如今媒體接二連三爆出PRISM及BI醜聞，使奧巴馬在民權立場上的道德高地突然崩塌；相反，北京則可以照板煮碗，借「國家安全」名義向網絡空間施予更多限制，進行更嚴厲的監控，即使雙方在政策執行及問責機制上有分別，但美國亦難從原則層面指責中國。兩個大國尚且如此，全球網絡安全不知該從何說起。

告密者的引渡問題同樣對中美關係產生隱憂。昨日告密者史諾登公開身份，透露自己正藏身香港，表示期望北京政府不會把他引渡到美國受審。告密者行蹤曝光，無論是白宮或國會，都急於要求北京交人，中國大可向美國提出條件交換利益，亦可挾著「習奧會」中美和諧氣氛，將兩國關係推上一層樓。然而，假若中國贊成將史諾登遺返，將「人民英雄」送回美國受審，形同表示北京政府身受「黑客入侵」的說法自相矛盾，到時候同樣損害中國與其他鼓勵網絡空間自由化的國家的友誼。

可幸的是，中美之間並沒有簽署「引渡條約」，所以有關引渡的責任將會落在與美國有協議的香港身上，按道理最後決定遺返的權力歸於終審法院。不過，相關協議存在灰色地帶，本港立法會議院湯家驊表示未必適合於政治罪犯，加上香港過去並沒有接觸過相似案件，至今仍然難料史諾登的命運。

筆者相信事件將會再次引起世界各地對網絡安全及保障私隱權利的關注；同一時間，美國以「道德主義」為論述核心的外交政策都會很難找到受眾。

台灣國際地位尷尬 無力應對台菲漁船槍擊案

(圖片來源：聯合報)

5月9日，台灣一艘屏東縣琉球籍漁船遭菲律賓公務船開槍攻擊，船長家屬更被殺害。事件發展成外交風波，台灣外交部已提出抗議及譴責，並要求菲政府正式道歉、緝兇及賠償。根據台方說法，縱然案法地區與菲律賓的「專屬經濟海域」重疊，但畢竟仍屬台灣二百海浬的範圍內，勢必牽連到中國、台灣、菲律賓的海洋主權爭議。

台菲兩地執法線邊界模糊，經濟海域卻有近半重疊，因此漁業導致外交風波並不罕見。事實上，自從菲國在1998年公佈實施新漁業法後，雙方漁業衝突加劇，台灣漁船更多次遭到菲國扣押，即使後來簽署合作備忘錄，卻一直無法達到增強交流合作的目標。七年前，台灣另一艘漁船亦在菲律賓海北方海域捕魚期間遭菲水警開槍掃射，導致一人死亡，案件最終卻不了了之。

有學者認為，台菲應該參考《台日漁業協定》，透過已簽署的《台菲農漁業合作暸解備忘錄》建立工作小組，劃設「特別合作海域」讓台灣漁民免受菲國公務船騷擾。以上提議固然是解決問題的理想方法，不過在執行上卻甚為艱巨。

第一、台灣的國際地位十分尷尬，雖然在實體上具有無異於一般國家的權力，但始終不是國際法上認可的「主權國」。當台灣人認為台菲關係對等，馬尼拉卻可以因為兩地無邦交關係，不承認台灣的「主權」身份而擱置簽訂協議。況且，亦因為台灣的國際身份特殊，無法受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保障，而且雙方簽訂的《備忘錄》沒有明確指定雙方責任，難以用國際法對「條約」的觀點約束菲國行為。由此可見，台灣在整個漁業邊界協定上處於相當被動的位置。《台日漁業協定》能夠達成，與日本的外交政策考慮有關，並無改變台灣處於被動的事實。

第二、中國在經過《台日漁業協定》一役後，肯定會改變過往低調的角色，積極介入台菲漁業爭議上。無論是官方新華社或是中國外交部，俱在血案發生後瞬間發表報導及講話，狠狠批評菲律賓的「野蠻行為」，新華社更指責菲國「軍艦血腥屠殺中國漁民」。中國反應如此高調，自然離不開兩岸關係的「主體性」，這番表態與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強調在兩岸關係中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議程降低中國因素影響，可謂互相呼應。另一方面，礙於黃岩島主權爭議，中菲關係交惡，中國高調為台灣站台，大有可能產生反效果。

第三、即使台菲兩國能夠排除萬難，清楚介定執法邊界，雙方在執行上仍然面臨不少難題。最重要的，是南海地區較東海地區更難執法。撇除現時國家對海洋主權邊界爭議，南海地區一帶仍然飽受海盜肆虐。菲律賓雖然對南海部份島嶼宣稱擁有主權，但面對海盜問題則束手無策，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體制腐化無力應對，甚至可能藉攻擊漁船進行敲詐。即使菲國在阿奎諾三世領導下，國家腐敗狀況有所改善，但整體水平依然遠低於國際標準。如果中央政府根本無法管治地區執法人員，《協定》的功效將會事倍功半。再者，涉事地區盛產收益不菲的黑鮪魚，菲律賓這個靠漁業支持經濟的國家不會輕易作出讓步。

中菲「非法捕撈」事件背後的政治考慮

中國漁船日前涉及闖入菲律賓南部圖巴塔哈群礁海洋保護區「非法捕撈」，在水域一帶擱淺，十二名中國漁民遭菲海岸警衛隊拘捕，更被視為中國間諜，登時上演另一幕外交風波。去年四月，兩國亦因為有中國漁民在黃岩島一帶捕魚，觸發雙方軍事對峙。不過，這次事發地點是獲聯合國教科文憑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之一，同時亦位於菲國境內，與黃岩島的邊界爭議不能相提並論。


由於事發地點屬於菲國主權範圍之內，肇事的海洋保護區更擁有特別待遇受菲國法律約束，加上菲國國內民情支持政府大力執法，幾名中國漁民似乎難逃制裁。假如事件發展成這個地步，只怕會重新激起中、菲兩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再一次上演去年的外交僵局。


中菲兩國關係自去年黃岩島一役後稍有好轉，不過今年一月菲律賓建議將黃岩島主權爭議交由國際海洋法法庭仲裁，中菲關係已經再度展開一輪爭執。中國素來對多邊仲裁存有保留，擔心過往做法及慣例與國際法不符，甚至觸發連環效應，導致其他國家紛紛仿傚，把所有雙邊爭議國際化，這是中國拒絕接受的。況且，習近平接任黨國領導權力以後，對外政策暫時傾向以民族主義作核心主導。倘若此次捕漁事件最終與南海主權爭議構起關係，北京較大機會在主權問題上以強硬姿態回應馬尼拉。


雖然日前東盟主席國汶萊蘇丹哈桑納爾向華訪問期間，獲得中國積極回應，並以堅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對話協商精神解決南海紛爭；但是畢竟〈宣言〉只是表現出政治姿態，本質上並無任何約束力。縱然中國口裡表示為制定具法律效力的《南海行為準則》作為目標，直至今日卻仍然只聞樓梯響。上週，中國更宣佈對外開放西沙群島作為旅遊景點，勢激起越南反感。中國藉著汶萊此行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會否被視為中國「微笑外交」重新起步，抑或只是分化東盟內部的殺手鐧，相信四月下旬的東盟峰會將會有目共睹。


另一邊廂，菲律賓五月進行中期選舉，由前總統艾斯特拉達為首的反對黨「聯合國家主義聯盟」(UNA)狠批阿奎諾政府執政以來在外交政策上過份軟弱，包括未有為入侵沙巴的「蘇祿皇家軍」提供法律援助，又指責部份執政自由黨參議員「賣國」將國家利益舉手奉送到中國等。即使是次菲國選舉中，議員似乎更集中火力主張修改憲法，不過凡涉及國家利益議題放諸選舉都會造成一定影響力。


在今年一月期間，美國一艘掃雷艦碰巧在同一事發海域上觸礁，引起國內學生激烈示威，並將事件牽涉到美駐菲軍隊問題，最終美方向菲國賠款了事，情況相當尷尬。有見國內民族主義升溫之際，這一趟倘若政府處理失當，難免會為選舉對手帶來口實。中菲兩國即使外交政策及政治制度南轅北轍，但是回到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始終仍然逃不過制肘。

民間需慎防過分解讀「日本右轉論」

中日關係停滯不前，除了因為爭奪領土主權、歷史問題外，民間的影響力亦是其中一個主因。隨著兩國領導人紛紛落實，中日兩國關係緩和期望看似落空，更甚者，無論是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或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有意識地提出「民族復興」或「永不當二等國家」論述，為中日兩地增添不少互疑，甚至過分解讀對方行為往往只為針對自己。如果社會潛移默化地接受這套信念，那麼武力衝突便只是朝夕之事了。

自從安倍去年獲舉薦成自民黨黨魁以來，其言行舉止使不少媒體認定日本會「更右轉」。安倍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正主義」歷史觀超出許多人的預期，無論是對「慰安婦」及「東京大審判」的態度、修憲，都被標籤「極右」表現。安倍在言論態度上與石原慎太郎、橋下徹等「極右」人士並無二致。

不過，到目前為止，安倍除了在言論上相對激進，及安排保守派修改教科書外，他在許多外交行為上仍算克制，例如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縱然安倍經常放風透露自己「後悔」過去放棄參拜，但至今仍未作出行動；同樣，安倍上任後並無高調處理台灣問題，與過去「更右的」首相有明顯分歧；安倍希望促進美日同盟關係，但媒體卻自動解讀成「圍堵中國」，忽視了上任後曾經派遣特使及執政聯盟盟友到華修補關係的平衡策略。

事實上，我們經常誤會日本的軍事目標只有中國，卻忘記了日本對北韓的恐懼及不安其實遠超中國。畢竟，在許多日本人眼中，北韓行徑比中國更難捉摸，不管是火箭或是潛艇，對日本本土帶來更直接的威脅。

有趣的地方是，安倍七年前接替小泉純一郎後其實亦曾發表相近的「極端」言論，然而所促成的迴響遠不如今日。這種反應跟外界期望有一定關係，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眾在比較外交政策上的取材不夠廣泛。日華關係在小泉純一郎的五年任期內長期陷入低潮，當外間已經標籤日本為右翼國家的時候，自然對安倍言論不感詫異。

如今問題是，自福田康夫出任首相以來，日中關係有明顯改善。尤其是民主黨執政期間，坊間對日本「脫美入亞」充滿憧憬。儘管菅直人及野田佳彥任內出現釣島紛爭，但至少兩國處理手法並無意刻意借事件大做文章，或者與修憲等「敏感議題」牽線，故此民主黨的外交政策多被視為親華或屬中間派。在這種氣氛影響下，安倍的強硬言論便顯得格外突出。同樣是強調美日同盟關係、同樣是提倡日本走向「正常國家」，不過卻因為前任首相的外交取態，導致民間社會出現一種相異的解讀。

安倍「二等國家論」解日右翼對美屈結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周五到美國與總統奧巴馬會晤，不少華媒認為此行與釣島主權、北韓核試、以及日圓貶值等國際議題有關。由於釣島與北韓問題將會涉及到《美日安保條約》之中美國對日本的防禦承諾，所以奧巴馬的態度多少會影響中日、甚至東北亞安全局勢，同時亦可窺見奧巴馬第二任期的亞太策略佈局。會面結果似乎沒有讓中國失望，奧巴馬並未提及到「中國」二字，更遑論任何牽涉釣魚島問題的字眼，安倍亦表示將會繼續冷靜處理釣魚島紛爭。


但整個訪美旅程最有趣的，還是安倍在會面後發表題為《日本回來了》的演講。演講除了講述「安倍經濟學」對日本出入口的正面影響外，更重要是道出日本自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爆破以來的種種困擾，當中最核心的便是：日本永不會做二等國家。這或許道出日本右翼近年開始贏得市場的原因。


在七、八十年代，日本國力主要投放在出口工業產品上，一度贏得「世界工廠」的美譽，甚至一度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日本產品更充斥全球市場。日本右翼人物代表石原慎太郎更一度出版《日本可以說不》，鼓勵日本提高自主權反對美國霸權思想。


然而受到《廣場協議》及國內企業結構問題拖累，日本不但經濟力量大幅下滑，甚至在東亞地區內的議題都受制於美國。例如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日本一度提倡「亞洲貨幣基金」向受困國家撥款，惟獨最終礙於美國反對而作罷。二OO九年，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上任，毅然「脫美入亞」，卻因為美國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弄得焦頭爛額，更導致辭任首相一職。後來繼任者買了教訓，只好繼續以日美同盟為主軸，在外交領域上變相失去許多彈性。這個背景下，不難理解國民、甚至右翼人士為何希望藉釣魚島爭端反守為攻，主動把美國拖下水。安倍貴為右翼人物，在第一任期本欲修改和平憲法，及一切有關美占時期的文獻，但始終國內、黨內仍難達成共識，而且自民黨人氣度急遽下降，修憲之說不成氣候。


安倍這番「二等國家論」論，固然難以換取奧巴馬的同情。但是在解讀以上言論時，除了把對象假設針對成中國外，還需把美國、日本國民都包括在內。對中國，當然是要作出「主權不能妥協」的姿態，意即不會受制於中國威脅；對日本國民，那便是換取政治資本，表示自己立場堅定未變，為七月參議院選舉爭取民意支持。假如安倍所屬的自民黨在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那便大有可能加速修憲，為國家軍隊「正常化」發展，與美關係有機會產生微妙變化，這便是奧巴馬要考慮的地方。

北韓勢強硬 「六方會談」恐遙遙無期

聯合國安理會上月一致通過決議草案，就北韓發射火箭一事加強制裁。議案獲得中國、俄羅斯支持，觸怒北韓領袖金正恩，不但招來北韓媒體發難批評，金氏更暗示以核試驗作為威脅，向安理會成員國進行報復。如果屬實，那便是金正恩出任國家元首以來的首次公開核試驗，無論成功與否，都具有一定象徵意義，順勢將北韓與中國之間的裂痕牽引出來了。


過去外間對這名「八十後」元首施予厚望，希望北韓終於走出金日成金正日的「先軍政治」陰霾，但是一年間的「金正恩時代」似乎引證了北韓領導層對核武的依賴，況且即使金正恩在外交場合上表現出一副妥協姿態，最終他仍然會選擇以硬實力回應一切威脅。


雖然只有短短一年，不過金正恩的外交路線及模式卻似乎展現了一點端倪。去年二月，美國與北韓進行雙邊會談，本來已經達成共識，以凍結核試驗及長程導彈測試作為換取美國糧食的條件。此後不久，金正恩卻宣佈發射運載衛星的火箭「銀河三號」，導致國際社會震驚，糧食援助計劃告吹，北韓亦表示重新研究核試驗，第一次的「破冰」旅程無疾而終；同樣，年初金正恩發出的新年賀詞當中，提及希望妥善解決兩韓僵局的建議後，美國新墨西哥州前州長理查森聯同Google執行主席施密特以私人名義訪問北韓，讓外界以為美朝能夠重返談判桌上，但卻演變成北韓準備啟動核試驗的結果。


而有趣的是，中國在兩次事件中擺出一種不耐煩的姿態：去年首次試射「銀河三號」前兩星期，《環球時報》社評便表示中國不會受到衝突各方受綁架，不乏對平壤政府的暗示；近日《環時》與北韓《勞動新聞》唇槍舌劍，比過去一次更加嚴正，大概展現了北京當局對平壤政府的態度。而且，有新聞報導流出中國向北韓駐華大使池在龍大打「口水戰」，反映出北韓對核試驗的態度志在必得，明顯與中國外交政策出現衝突。


中國月來已經受釣島主權一事弄得自己在東亞圈內孤立無援，不欲再給北韓弄得焦頭爛額，尤其擔心美國會借機在其東亞安全網絡上加重佈防，間接針對中國。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亦必須承認國內出現民族主義高漲的局面，特別是他們普遍不滿北京過去被平壤牽著鼻子走。這些因素聚集起來，中國再不能夠似金正日時代一樣對北韓處處保護。


中國是「六方會談」的召集人，假如中朝關係繼續搞僵，「六方會談」根本無可能實現；但假如金正恩選擇與美進行雙邊交涉繞過中國的話，無疑對北京帶來外交醜相。如今中國政府手上的牌似乎有限，要是北韓繼續「去馬」，北京只怕需要向經濟制裁下手了。

北韓核試驗 東亞地區安全再起波濤

北韓周二向中美宣佈成功進行地下核試驗，引起國際輿論譁然。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翌日公開譴責平壤政府，指其違反安理會決議案；美國、歐盟、南韓、日本等國亦旗幟鮮明支持制裁北韓。就連中國這個傳統盟友，亦有不少網民對北韓核試無視中國面子的問題表達不滿，贊成對「金家王朝動真格」。雖然國內亦有新左派人士高度表揚北韓核試成功，不過相信他們的力量仍然無阻北京支持制裁。

中國對北韓的依賴源來有自，筆者亦在多篇文章中曾經述及，在此不贅。鑒於此次核試驗並非意料之外，事實上周邊地區國家都應該預料到事件終究會發生，畢竟核試前未有任何談判曝光。相反，在試射前夕更多次傳出中國與北韓秘密會談不果，北京企圖擔任仲裁者的角色告吹，斡旋失敗。

北韓核試驗其中一點最大的啟示，反映了金正恩政權與北京政府之間的關係產生了微妙變化。一方面，北京對平壤的影響力似乎開始下滑，觀乎近兩月凡涉及朝鮮半島安全問題的事項中，北京定必派員阻止平壤進行「過激」行為，例如十二月金正恩宣佈試射火箭及衛星後，中國已經出面勸阻，然而北韓最終堅持按照原定計劃進行。同樣，核試前夕，中國北韓半島事務特別代表武大偉「到最後一秒都在盡外交努力」，結果有目共睹。

但是，一如以往，另一個最讓中國憂心的問題，是「後試射」東北亞地區安全的局勢。兩年前，學者Jooyoung Song分析中國在過去十年對朝鮮半島危機取態（包括天安艦事件、金正日兩次核試驗），事實上相當取決於白宮的態度，以及事件對北韓政權穩定的影響。根據該學者分析，假如美國會以武力回應北韓，而且不會招致平壤政府倒臺，那中國將較傾向接受制栽方案；但其他情況下（美國不作出武力回應，或者回應會危及北韓政權）中國則會選擇否決安理會的制裁案。

從Song的模型分析，其實與中國外交大策略脗合。中國在過去十年期間雖然強調「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甚有改變國際社會現狀的作風，然而在領土安全上，中國除了捍衛國家「核心利益」的領土外，對其他國家邊界仍然希望能夠維持原狀。北韓「金家王朝」的安危對中國境內外安全更是悠關重要。中國加入制裁行列，首先出於北韓政府不會倒台的前提，既可滿足「負責任大國」的道德要求，亦可確切反映政府內部對金家的不滿，教訓北韓。

不過，有一點還是需要留意的。北韓核試後，美國雖然一如以往加緊與日韓的軍事同盟，但是日韓兩國本質上的反應似乎較兩次核試更為激烈。南韓不但按慣例部署巡航導彈，進行海上軍演，表明將會在兩年內開發及部署防空及導彈防禦系統，配有「先發制人」的阻嚇功效，國內更開始醞釀研發核彈的相關輿論；日本方面，則可利用機會加速推動修憲，為國家及自衛隊「正常化」舗路，甚至為國家進行「先發制人」戰術提供充足理據。這種幾近軍備競賽的發展，再加上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看在北京眼內有明顯針對中國安全的威脅成份，這只怕才是北韓核試射最大的後遺症。

準法國介入馬里 突顯中國國際法觀

聯合國安理會日前就法國軍隊宣佈介入馬里內戰一事舉行特別會議，罕有地一致支持（註：並非通過決議）總統奧朗德的武裝行動，協助馬里政府打擊盤踞北方的反對派系。中國與俄羅斯貴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之一，素來對軍事介入相當忌諱，尤其是兩國擁有三次否決制裁敍利亞政府的「前科」在身，已經觸怒不少西方國家。


驀然回首，中國自從一九七一年入聯以後，堅持高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權平等的旗幟，多番阻撓聯合國授權西方國家進行所謂「人道干預」介入其他國家內政。近年來，北京政府唯一例外「通過」的（實況是中國代表缺席），就只有兩年前在利比亞一役中授權北約軍隊在當地設立「禁飛區」，懲罰卡達菲殘酷鎮壓人民。不過，事後中國譴責西方國家將設立「禁飛區」演變成軍事介入，無視國家主權，扭曲議案原意。此例一直成為中國與歐美在聯合國合作上的芥蒂，使北京日後處理介入主權國的相關議題上特別小心謹慎。


每逢面對「人道干預」問題，中國都喜愛沿著一套「尊重國家主權」的說法蒙混過去，似乎暗指其他國家無視別國主權一樣。但細心觀察下，中西的分別不過是先後次序問題。中國與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在戰後好不容易擺脫列強控制，因此對外國介入領土主權十分忌憚，信守《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款中對傳統絕對主權（Absolute Sovereignty）的定義。其他國際合作領域都只會在互相承認主權的條件下進行。況且許多發展中國家認為國際法很多條文都是專門為發達國家度身訂做，甚有機會鑽研法律漏洞對自己構成威脅，導致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牢牢握緊這項條文保護領土安全。


相反，無論英國或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外交政策從過去針對軍事安全，轉為推展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觀。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同樣主張，人權一類「普世價值」應該在國家主權之上，假如別國政府無法解決國內人民需要，國際社會在此絕對有責任從旁協助，必要關頭更需要派兵拯救那些飽受壓迫的「陌生人」。這種思路假設每個政府都有「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在前殖民宗主國中大為盛行，難免與中國及第三世界的認知出現矛盾。


不過，如果這種解說成立的話，那麼中國斷不可能容許法國「明目張膽」介入馬里的。到底是甚麼改變了北京政府的態度呢？


事實上，中國在馬里一例中採取合作的立場，最直接的原因有三：第一、中國需要尋找機會展現其「盡責任大國」的一面，推銷軟實力。中國過去受到不少西方國家譏諷為專門「坐順風車」，對國際事務缺乏承擔；第二、「介入」乃由馬里政府親口要求，假如中國否決，反而更突顯它「不尊重」馬里政府的主權，有自打嘴巴之嫌；第三、肇事的反對派有一部份是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分子，而且有分裂國家的傾向，儼如中國境內時常警惕的三股勢力（即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兩者目標一拍即合。再加上中國在西非一帶擁有巨額投資，馬里亂事持續始終對中國不利，故此北京政府不得不在立場上選擇性讓步，卻並非是中國在國際法的態度出現重要變化。

美國調整「重返亞洲」須慎防重犯戰略模糊錯誤

美國總統奧巴馬本周進行連任儀式，象徵著美國外交大方向將不會呈現太大變卦。雖然外交官員有調動，例如克里將會取代希拉里出任國務卿一職、國防部長由共和黨的黑格爾問鼎，不過觀乎奧巴馬近日的演說內容，白宮似乎無意大幅調整外交政策。

奧巴馬四年前從布殊手上接任總統職務以降，以務實及合作姿態重建美國形象，與布殊的「價值觀外交」出現明顯分歧。不過，根據《經濟學人》分析報導，奧巴馬雖然致力改善美國外交關係，但基於新政府的「務實」態度，所有決策都經過利益及帳目盤算，導致白宮四年來處理國際問題都流於表面，即使奧巴馬有意提升美國國際地位的初衷，但依然成效不彰。

近日鬧得熱烘烘的釣魚島問題上，美國始終予人一種模稜兩可的感覺：一方面希望調解中日兩國的緊張情緒，呼籲兩國和平談判，並要求雙方克制不要進行射擊，以防挑動地區安全不穩；但另一方面美國又不欲開罪日本，與自衛隊頻頻進行軍事演習，前日更在美國西岸進行歷來最大型的「鐵拳」奪島軍演，作為抗衡中國在釣島海域的挑釁行為。受到美國債務問題所困，白宮理應希望中日兩國糾紛可以和平處理，迴避履行《美日安保條約》中保護日本的責任。

可惜，無論在中國抑或日本眼中，美國種種匪夷所思的行為卻有機會促成兩國開戰的決心。中國領導人見美國極力斡旋釣島問題，自然明白美國不想介入爭端，所以連日來派戰機及海監、漁政到釣島水域巡航，一來可以向日本發出「釣島主權不容侵犯」的訊息，逼使日本承認釣島主權有爭議，方便日後談判；二來可以贏取日漸強硬的解放軍人心；三來可以向美國測試底線，了解奧巴馬會在甚麼情況下作出反彈。須知去年中菲就黃岩島主權問題弄得劍拔弩張，希拉里卻明言《美菲共同防禦條約》不適用於南海爭議上；相反，在這次中日爭端中，美國參議院卻釣島主權問題符合啟動《日美安保條約》。中國大概打算從此次爭端向美國「摸底」，作為日後重申海洋島嶼主權問題的參考。

至於日本，它的取態卻與菲律賓走得甚近，而且基於美國承諾《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便對採用強硬立場更樂觀，加上與美軍不停進行演習，宛如持有「空頭支票」一樣無限量支援。況且，日本正需要一場國際及外交危機推動修憲運動，加速國家實現「正常化」(即擁有軍隊及國防事務)，重新索回一個正常國家應有的主權。面對國內右翼民情上漲，首相安倍晉三更是騎虎難下。

中日兩國關係持續惡化，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上漲自然有份促成現狀，不過美國的角色亦相當關鍵。假如美國不再調整態度，甚至有機會重犯當年台海飛彈危機「戰略模糊」的失誤，將外交問題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面，更容易擦槍走火。

東亞「向右走」區域國家建立互信難

東北亞地區主要國家的大選已經塵埃落定，顯然各國的右翼勢力都獲得大多數民眾支持。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回朝，再加上日本維新會突圍而出成為國會第三大黨，象徵強硬右派已經重整旗鼓；南韓新世界黨朴槿惠擊敗左翼民主統合黨候選人文在寅，保住國內保守派領導地位；習近平接任共產黨總書記一職後，已經兩次談論「民族復興」，富國強軍之說挺合外交右派的脾胃；明年東盟秘書長換屆，由越南副外長黎良明擔任，鑑於中越兩國近年衝突頻仍，招人憂慮東盟日後會將國家主權問題與其他合作事項掛勾混為一談。再加上長年政策欠透明度的北韓，似有意來年再進行「火箭外交」，東亞地區局勢似乎將再陷入不穩狀態。

這些「右傾」因素，並非依照本土「建設派 VS 破壞派」或 「建制派 VS 民主派」的二元式刻劃；相反，在國際關係上，這些因素強調捍衛國家主權，國際之間的對等關係。他們往往對國族較有一種優越感，這種特質並不一定局限於威權國家，民主國家如英國，國內的右翼近年再次掘起，高舉脫離歐盟的旗幟號召支持者。右派發展到極致甚有可能滋生軍國主義，情形跟二戰時期的軸心國一樣。 這種狀況，在打著共產主義名號、走「先軍政治」為實的北韓相當合得來。

東亞地區雖然一直有右翼聲音存在，過往日本曾出現教科書爭議、南韓亦不時強調「種族優越論」，表示宋代居於中國邊境地區的女真族乃南韓人，一度統治中國北部等等，不過卻甚少情況會出現一致「向右彎」的情況。如今幾乎所有國家右翼人士得道，再加上中日、日韓、中國與東盟成員國之間今年重新燃起主權爭議，難料明年將有重大突破，東亞地區安全來年相信並無太大改變。反而，由於這些國家及地區組織執著於主權爭端，現行互信機制產生裂痕，必會阻礙國際安全合作，甚至出現倒退趨勢。

東盟版本的《萬曆十五年》？

在許多歷史學家眼中，明神宗萬曆十五年，相比起萬曆年代其他內外困局，理應是明帝國史上最無風無浪的一年。然而「大歷史觀」學家黃仁宇筆下的《萬曆十五年》卻打破了這套論述。黃仁宇在書中點出選出六個風雲人物加以描繪，突顯出官場受到一套僵化的傳統思想系統束縛，無所作為。雖然表面呈現一幅符合英文書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無關痛癢的畫像，但卻為明帝國覆亡播下種子。

柬埔寨過去兩周舉行了東盟峰會(ASEAN Summit)及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分別通過了《東盟人權宣言》以及「區域全面夥伴經濟關係」(RCEP)。前者加緊東盟十國在人權議題上的共識，後者則以「東盟加六」為主軸強化東盟與中、日、韓、澳、新、印的自由貿易關係，從外觀而言，東盟主導的區域網絡看來更加鞏固了。

不過，這兩項決策對東盟帶來的正面影響程度有限，其他嚴峻議題按下不表，即使2012年的兩個峰會不至於no significance，但卻也不見值得載歌載舞。

首先，東盟推動《人權宣言》，是一種從上而下的執行方法，並無任何配套保護及推動公民社會，而且當中對保障「公民權利」附設條件，例如不得挑戰國家安全、公共秩序等等。但相關的詮釋權卻往往由執法者掌握，大多成員國的司法系統獨立性存疑，《人權宣言》難免成為紙老虎。

RCEP雖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大彈性，將幾個「東盟加一」的雙向貿易網絡多邊化，而且包括中國、印度兩個龐大市場，有助東北、東南亞經濟上互相依賴，理應促進東亞區域化。

但美國要繼續「重返亞太」任務，務必會循著「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TPP)路徑打進亞太市場。區內經濟體系較完善的，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對TPP自然趨之若鶩；但柬埔寨、老撾等國家卻仍需要差別待遇的條文扶助國家新興經濟行業。而且，TPP同時屬於白宮對東亞外交戰略的重要一環，透過吸納區內其他國家平衡中國崛起的力量。TPP與RCEP長時間對峙，定會窒礙區域建立一體意識。

更重要的，是東盟地區對地區安全仍然缺乏共識。今年七月在金邊舉行的首次東盟峰會(東盟憲章規定東盟主席國每年需要舉行兩次峰會)，以未能達成共識向中國抗議南海的擴充政策告終，是為四十五年來前所未見的結果。今次峰會上未再提及有關地區安全問題，純粹拖延策略，東盟十國終須建立共識，為區域安全尋求統一口徑。不然，東盟最後必定會分開成親美/親中兩派，撕裂整個區域組織。到時候，四十五年的區域化工程將毀於一旦。

2012年看似平平無奇，然而東盟前途卻滿佈陰霾。到底能否在2015年實行共同體前建立更多共識，這要視乎成員國目光能否超越國家利益，放眼到區域上；否則今次峰會將會奠定東盟瓦解，儼如《萬曆十五年》下的明帝國。

被忽視了的沖繩居民

美國日前在沖繩普天間基地為「魚鷹」運輸機進行試飛，一如既往以和平姿態「重返亞太」的論調為舉動護航，但仍難掩過坊間媒體以「挑釁」及「撐日」去解讀有關造法的聲音。然而甚少媒體關注，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卻可能是一群名不經傳的沖繩居民。

美國在1989年研製「魚鷹」運輸機後，曾經經歷多次奪命意外，被謔稱為「寡婦製造者」，儘管設計不停改良，仍難阻止坊間對其安全性能揣測。因此，即使日美兩國於1996年已有計劃在普天間機場添置「魚鷹」，但日本擔憂民意反彈始終未有納入草案。直到兩年前，美軍對外公佈重新部署24架「魚鷹」到普天間基地後才再次惹起民間關注。雖然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一度退讓，要求「魚鷹」確認安全檢驗前方可在本土進行試飛，然而禁令隨著中日外交風波升溫而得到解除。美國昨日進行試飛，自然引來市民眾批評政府忽視他們安危。

美國前官員早前承認，「魚鷹」進駐普天間目的確實離不開釣魚島。從日本政府角度出發，美國介入釣魚島糾紛的確可以震懾中國，以防局勢升級到小規模衝突。但是「魚鷹」有別於其他軍用直升機，它擁有更高速度及配備更大容量。對於戰略重心向東移的美國，「魚鷹」不但方便介入釣魚島糾紛，更可以短時間內派遣軍隊到達台灣、南韓，更有可能在南海、「北方四島」等受爭議地區向中、朝、俄施壓。一方面可以平衡國際勢力，另一方面則向盟友表示支持，以勉其影響力逐漸消退。由此可見，假如美國大選後並無其他如「九一一」一樣的國土安全問題，美國理應會沿著這條外交路線走下去。

而日本方面，野田佳彥執政期內亦不會再挑戰《美日安保條約》的任何條文，更不會觸碰普天間基地問題，畢竟同屬民主黨的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便是敗於搬遷問題上，慘淡收場。加上民主黨小澤派幾月前退黨自立，「脫美」派失勢，同一時間野田又爭取加入TPP，在外交政策都只能繼續暫時向美國妥協。除非有意外發生，否則野田難有藉口「自打嘴巴」反對「魚鷹」部署。

至於剛剛獲選為自民黨黨魁的安倍晉三，無論是基於他本人親美反華的立場，抑或是奉行現實主義為上的自民黨傳統外交路線，都斷不容許他挑戰美國的外交政策決定。過往自民黨執政，只有在國家經濟強盛下才刻意擺脫美國影響；但以目前東亞環境而言，中日關係鬧僵，日本經濟問題重重，都只會繼續依照美國意思。

至於沖繩居民，則只能繼續默默的反抗著。

從蒼井空看中日軟實力對比

中日釣魚島主權爭議鬧得不可開交之際，日本前成人電影女藝人蒼井空宛如擔任兩國和平大使，發揮其「蒼老師」的影響力，呼籲雙方群眾克制冷靜。無論是在新浪微博展示墨寶呼喚「中日人民友好」，或者在《朝日新聞》訪問期間表達個人意願希望兩國能重拾友好關係，蒼井空的言論在網路世界均造成一陣哄動。即使是反日示威中，更有群眾高舉標語「釣魚島是中國的，蒼井空是大家的！」。似乎除了毛主席肖像外，並無其他人物的人氣程度都能與之匹敵。

蒼井空在中國網路世界的地位一直不同凡響。2010年，有中國網民得悉她的Twitter帳戶後迅速在網路世界瘋傳，國內網民「翻牆」風氣一時無兩，據報粉絲數目以一秒加一人的驚人速度急增。同年，中國發生青海玉樹地震後，蒼井在個人微博發起募捐運動，號召日本人協助災區村民，再次轟動中國網路世界。其後蒼井啟用新浪微博，首日便獲得逾22萬粉絲追隨，據報已榮登最受歡迎的外國用戶寶座。幾個月前，有工作人員更在河南省平頂山市中心「公然」播放「蒼老師」的成人電影，再次惹起網民哄動，足見她人氣程度仍然長盛不衰。

這次釣魚島風波中，蒼井空卻從「娛樂」變成「政治」版人物。最新一期《經濟學人》指出，中國反日示威種種示威標語、言論都反映出中國網民在「愛國」論述中隱含了一套十分矛盾的思想。譬如從反日標語中，網民們恰好描述出中國國人反對日本整個國家「購島」事件，卻想理順自己喜歡蒼井空作為日本人、甚至日本文化象徵的現實矛盾，故此得出「蒼井空是大家的」結論，企圖將政治與文化分割。

中國祟尚日本文化事業並非甚麼新鮮事。無論是日本動漫、演藝、或者個人涵養，在中國素來都有固定市場。311福島地震後日本人展示其民間合作精神更獲得不少網民驚嘆，有部份更以此與中國人災後「發死人財」的行為作對照。然而，中國人對日本政治上普遍帶有偏見歧視，一方面礙於日本侵華的既有歷史，加上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的取態經常觸怒華人；另一方面中日媒體不時渲染雙方威脅，將這種不信任推得更深，而東京稍有任何舉動都將被視為「對華不利」。

如果循這思維推演，中日要達到本質上的友好狀態，並不能單靠政府的外交政策安排，民間非國家個體的功用亦不容少覷。從蒼井空近幾年在中國的正面形象而言，無論中日關係日後往何處發展，相信她作為日本親華的象徵都會有一定市場。話說回頭，中國雖然近年來積極推廣中華文化，廣立「孔子學院」宣揚中國「和平發展」觀，然而中國強行推銷這些軟性產品，與日本並排便有點相形見拙了。

日本改組內閣背後的政治角力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第二次宣佈改組內閣，撤走五名大臣。學者出生的森本敏以民間人士身份接替被譏為「防衛白紙」的田中直紀出任防衛大臣，史無前例，成為這次改組的最大賣點。

森本敏現任拓殖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學術領域上專門研究日本的安保政策及日美同盟，過去多次強調美日同盟作為平衡中國崛起的重要性，堅持妥善解決「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立場與野田佳彥十分接近。任用森本，一方面可視為對美國釋出善意，以示自己不會重返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脫美入亞」的路線；另一方面，一川保夫與田中直紀這兩位前防相對外交事務一竅不通，成為了在野黨攻擊民主黨的最大話柄，森本的專業知識可彌補以上過失，減少尷尬場面。

不過，改組最重要的對象，似乎是黨內以小澤一郎為首的派系，以及最大在野黨自民黨。野田佳彥上場後，致力繼承菅直人意志，推動增加銷售稅法案，然而始終未能與黨內親小澤派達成共識。其實，兩人一直屢有齟齬，無論在起用前內閣官房長官、親菅植人的枝野幸男出任經濟產業大臣，抑或是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TPP）等議題上，小澤都公開反對野田決定，兩人政見可謂南轅北轍。

自四月開始，民主黨內部分裂情況已經相當明顯：先有二十九名國會議院因增加銷售稅法案辭去黨務；其後小澤被判無罪重返民主黨，壯大黨內反增稅派。改組前夕，野田與小澤曾經進行兩次會談，希望可藉此消除分歧，團結黨內聲音。結果小澤堅持加稅只會違反零九年立下的「政權公約」─亦即民主黨與選民之間的選舉承諾。這才促使野田向自民黨伸出橄欖枝，打算在人事安排上妥協，放棄小澤親信田中直紀，改讓立場親自民黨的森本敏入閣，圖謀換取自民黨支持法案。

不過自民黨的合作條件實際上相當苛刻，除了要求執政黨撤換問責大臣，更要接受自民黨社保改革方案的內容，以及放棄民主黨的「政權公約」。假如野田接受了所有要求，小澤派必定「造反」逼走野田佳彥，甚至另組新黨，屆時民主黨分裂，只會將最大黨地位重新交還自民黨。

民主黨內部分裂對外交政策將會造成影響。以防相用人為例，田中直紀既是小澤親信，也是前首相田中角榮的乘龍快婿，對中國態度較和善，田中亦曾表示希望建立更密切的中日軍事關係，外交方向與小澤相近。如今鷹派的森本敏入閣，再配合收購釣魚島一事促成的緊張氣氛，美日只會走得更近，中日關係亦可能短期內走入低谷。

用零和思維拆解印緬合作

印度總理辛格週日訪問緬甸，成為二十五年來首位出訪緬國的印度總理，雙方領導人會面後更圍繞能源、運輸、及邊界合作等事項簽署了共十二份文件，象徵與實質意義同樣重大。一方面，緬甸軍政府透過昂山素姬選入國會一例，換取歐美解除經濟制裁，恢復外交關係，印緬加強貿易上往來，改善緬甸經濟狀況，挽回軍政府一點面子。另一方面，印緬在如此關鍵時刻展開密切合作，可以釋去西方對德里的外交壓力，又可贏得奈比都的好感，對印度「東望」政策提供一大助力，與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競爭將會越演越烈。


如果以零和心態觀察印緬關係，緬甸親西方的曖昧態度應當犯上「嚴重傷害了中緬六十多年的兄弟情結」的重罪。先是去年九月，登盛為回應國內民眾訴求，放棄與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合作修建的密松水壩（Myitsone Dam）；今年五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又宣佈放棄多年來對緬甸的制裁，並鼓勵美商於當地進行投資。印度此番與緬甸合作項目上，居然包括了兩項新的水電計劃工程，甚有沖著中國而來之勢。


中國印度近幾年關係不佳，對北京而言，這與表現具侵略性的「東望」政策不可分割。印度近二十年間開始崛起，建立大國形象成為歷屆印度政府的重要任務，而且印度國民對六十年代中印邊境戰爭戰敗一事耿耿於懷，於是對東南亞國家虎視眈眈。九十年代中期，德里積極與東盟部份成員合作發展水利以及經濟項目，成為該地「東盟加三」以外的重要國家。最近一年，印度明顯刻意介入南海紛爭，更支持越南立場將問題國際化，這肯定是觸動中國神經。


印緬合作對中國來說，都是百般滋味在心頭。一直以來，印度與緬甸偶然會有雙邊合作的項目進行，例如兩國的水電計劃於二零零四年便開始了，然而一籃子的全方位合作，這次卻是首次。中國既明白緬甸的經濟狀況如今需要外來催化劑，卻亦焦慮緬甸有朝一日變得與東盟成員國一樣，自此與中國貌合神離：在經濟上與中國互惠互利，在安全戰略上卻依賴西方國家，平衡中國威脅。地緣政治考慮上，緬甸一直通過雲南昆明向中國提供天然氣；另一方面，雲南省與緬甸邊境接釀，同時又鄰接孟加拉灣，對中國的海上運輸悠關重要。更重要的，緬甸可以稱得上是東盟唯一一個「真心」支持中國的成員國，尤其以現時鬧僵的中國─東盟關係上，緬甸的政治立場具有絕對的影響力。故此，北京希望能夠在奈比都保持著「大哥」地位，這對中國的外交、經濟及安全都有莫大關係。

蒙古的「第三鄰居」政策無損現況

分別與中國及俄羅斯邊境接壤的蒙古國，八十年代末開始實行政經改革，對外方面實行「第三鄰居」政策，希望透過與第三國家建交，制衡北京與莫斯科對國家安全的威脅。現任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Tsakhia Elbegdorj）自二零零九年上任開始，更積極深化與歐美國家的合作關係。蒙古去年正式申請成為歐洲安全合作組織成員，今年三月與北約建立夥伴關係，更為上週以「和平夥伴關係國」身份參與北約峰會舖路。有輿論擔心，蒙古繼續投入歐美懷抱，可能使它成為西方國家對付中國的一隻棋子。

蒙古實行「第三鄰居」政策的背景，與區內歷史息息相關。蒙古在過去二百年間，先後成為中國及前蘇聯吞併[1]的附庸國，以致獨立後需要與中、俄深化關係，藉此減少對北京及俄羅斯的依賴，尋找不結盟的空間。然而蒙古在地理位置上並無任何「第三鄰居」，所以外間經常將美國這個能力上足以與中俄匹敵的強國，視為鄰居人選之一[2]。

事實上，蒙古國與美國簽署了一系列協定，前者收受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的資金發展私人市場及自由經濟，支撐國內貧富懸殊影響的經濟，同時舉行定期聯合軍演。作為交換，烏蘭巴托對華府的反恐戰爭十分支持，不但騰出土地建立國際維和訓練中心，去年更多派一倍兵力到阿富汗執行維和任務。另外，蒙古加入由美國主導的「民主共同體」（Community of Democracies）深化國家的民主管治，不過組織內的亞洲成員國卻大多被視為美國盟國，在國際舞台上意見尋求一致口徑[3]。這些發展長遠下去，似乎會使蒙古國與中，俄愈走愈遠，甚至成為抵制中國包圍網絡的重要成員。

不過以上論述低估了蒙古的地埋位置以及國家安全考慮。首先，「第三鄰居」政策的背景是保障烏蘭巴托的外交主權，為免重蹈覆轍成為沒有實權的政體。因此一面倒的傾向個別盟友絕非蒙古國的利益所在[4]。第二，中國畢竟是蒙古的「真正」鄰居，自一九九八年開始更是後者最大的投資國家及貿易伙伴，而且中國提供天津市作為蒙古出口煤礦的港口地，北京與烏蘭巴托的經濟緊密程度對蒙古有一定誘因，美國這「遠水」仍遠不及中國有影響力。

相反，兩國緊密合作同時卻帶來更緊密的人材交流，導致蒙古部份地區充斥著華人，使蒙古人將之與清朝帝國的統治進行類比，促成國內冒起排華的種族主義情緒，但上述右傾思潮卻同時不容國家向美國出賣主權。假如說中蒙關係受損，「歷史情結」比外交政策似乎更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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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一九二一年，蒙古得到蘇聯支持下獨立，並於三年後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為蘇聯保護國，容許蘇聯於當地駐軍，後來蒙古軍隊更由蘇聯指揮。

[2] 首先向蒙古提議實行「第三鄰居」政策的是老布殊政府的國務卿貝克（James A. Baker），後來有關建議備受小布硃推祟，作為對蒙古的民主化與參與反恐戰爭的嘉許。

[3] 這些國家包括印度、日本、蒙古、菲律賓及南韓。

[4] 蒙古亦有參與其他區域合作組織，當中包括由北京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以及東盟主導的東盟區域論壇。

新時代下的中國公共外交政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日前在網上訪談中提及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強調中國目前的外交政策為人民服務，由政府媒體相互合作，鼓勵社會各界參與，並向外國公眾推廣國家的政策理念。他更明言公眾是外交的「參與者和推動者」，藉此消弭外國對中國的誤解。

所謂公共外交，與一般大眾認識的官方外交有所分別。雖然兩者同樣以政府為主導，不過後者傳達方式往往局限於對方政府，相反前者則以國家民眾為對象，透過他國民意影響兩國關係。

美國是最先提出「公共外交」這套詞彙的國家，儘管細節不一，不過整體上認同政府以媒體或者文化交流重新包裝美國對外政策，宣揚美國文化，藉此贏取對象國家民眾歡心。聽似玄之又玄，實際上電影院大銀幕播放的荷李活猛片、政黨的海外實習生計畫，只要政府從中參與策劃，同樣可以是公共外交途徑。這種外交手法最理想的結果就是使得外國建構一種「美國=強大+興盛+自由+民主」的方程式，取代其擴張外交政策可能引伸「美國=霸權+帝國+掠奪疆土」的反效果。當中意味與中國統戰策略甚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國政府近十年間致力經營「和平崛起」，不但推動博鰲亞洲論壇這類民間色彩濃厚的場合，促進民間外交，甚至參與製作電影行業，設立孔子學院，歌頌共產黨與中華民族友善形象，借此制衡西方國家及鄰近地區的「中國威脅論」，成效似乎未如想像中有效。根據佩尤民調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的統計數字，去年較多國家對中國好感度有所提升，然而不滿中國的數字仍然相當牢固。這自然與西方媒體取態有一定關係。再者每逢選舉季節，「中國牌」仍能炒熱，民眾對中國的認知很易便可回復舊有狀態。

不過更重要的，卻是中國近來政策「表裡不一」，一面高唱「和平發展」的溫柔曲調，另一邊廂，解放軍卻加碼開發軍備，積極進行軍事現代化。過去兩年，中國面對南海問題更有摒棄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的外交方針，更有跡象顯示軍方打算強硬處理有關爭拗。中國的取態與9/11後的美國獵巫式反恐手法一樣，跟友善形象沾不上邊。

增購軍備，東亞、南亞勢將成為戰爭熱點？

著名國際安全研究智庫，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日前指出過去四年（2007年至2011年）的武器交易較上一個年度（2002年至2006年）多出百分之二十四。當中亞洲國家的軍備進口量冠絕全球，印度更取代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軍械入口國，占全球一成，其次是南韓、巴基斯坦、中國，然後是新加坡。由此可見，東、南亞地區仍然十分依賴外國武器。

這個趨勢發展下去，似乎應驗了部份學者預言，亞洲國家將會相繼出現軍備競賽：面對周邊國家的軍械威脅，國家將會購入或研發更多軍備加強自己國土安全，結果觸發其他國家效法，情形似走入無底深淵一樣，大有可能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覆轍。同一時間，亞洲去殖民化的過程未曾完成，國家之間尚為領土問題鬧得僵持。假如國家政府稍為處理失當擦槍走火，戰爭如箭在弦。

筆者不排除以上悲觀發展可能。事實上，早於冷戰結束後已經有學者發出類似警告，特別當時北京與西方國家關係惡劣，加上美國撤出菲律賓，而中國亦逐漸具備挑戰日本的能耐，情況使人憂心。

不過，進口軍備與擁有軍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印度大幅進口軍備，部份原因固然是回應安全考慮，既要面對巴基斯坦、中國等印象欠佳國家的威脅，又要準備迎接國內恐怖份子隨時襲擊，自然要時刻保持一定軍備數量。另一邊廂，依賴外國武器同時反映國家軍械發展質量尚未成熟，即使印度早前曾表態希望大幅增加本土貨品，然而事與願違，必須向俄羅斯這個傳統兵器賣家招手。日本和南韓面臨相近窘境。

相反，中國雖然減少進口軍備，然而國內的軍火生產商卻成功開發大量兵器，過去四年間，中國的出口量急升近一倍，成為全球第六大出口國，更是全亞洲最大的出口國。儘管如此，中國貨品的主要目的地仍是巴基斯坦、伊朗及非洲部份國家，短期內難登大雅之堂。況且，歐美國家對華仍然實行武器禁運，故中國可選擇的進口商有限。

以一個國家進出口多寡來決定該國外交政策方向，難免以偏概全。第一，美、俄、德、法、英依然壟斷了全球軍火出口市場，如果以上述邏輯推拷，最危險的地方似乎是歐洲，因為它們擁有製造軍械的能力，比只能依賴進口維生的國家更可怕。第二，以上數字反映的只是合法及已登記的交易，許多非法走私項目並未列入考慮之列。除了埃及以外，非洲任何一個地方均不是全球二十大軍火進口國之一，然而當地戰亂頻仍，童兵、軍閥問題嚴重，槍從何來？

進口軍火有時候是一種外交姿態，多於一種劍拔弩張的形勢。以星馬為例，兩國同時列入全球首二十軍火進口商之一，不過雙方自獨立以來並未發生過任何軍事衝突。增加軍備其實亦可解讀成為震懾力的表現，從而阻止鄰國輕率發動侵略。自從成立東盟以後，雖然區內偶然發生邊境衝突，然而東南亞地區戰事數量已經大幅下滑。

現時東亞及南亞地區不穩，歸根究底，因為區內國家缺乏互信，現有合作機制就如無牙老虎一樣，無力威嚇違規國家(尤其大國)，加上美國積極介入區域事務，致使國家對軍火仍然十分依賴。要解決現時問題，唯有在現行制度上增添更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文，鼓勵國家減少軍備，才可以增強區內互信，阻止戰事發生。

軍事私有化 國家機器不再強大

過去一個月，北蘇丹與埃及分別爆出動亂，兩地的肇事者均脅持當地工作的華人為質，作為與政府談判的籌碼。中國人離鄉背井打工賺錢卻原來危機四伏，事件迫使中國政府反思大使館處理海外公民人身安全的方法，同時中資企業亦得重新評估投資海外的風險。歐美企業進行海外投資，一般都會僱用保安公司，確保員工人身安全，這一點與中國慣常做法大相逕庭。隨著中國商家逐步深入非洲、中東等戰亂頻仍之地，要求保安公司介入之聲亦變得響亮。我們可以先認識及考慮有關決定的歷史及影響。

在本質上，保安公司跟歷史課本上提及的傭兵組織十分相似，主要以局外人身份受聘於買家執行與安全相關任務，當中可能涉及小規模武裝衝突。由於保安公司的員工大多擁有軍方背景，武裝經驗、體能方面較一般人優越，一直都是跨國企業甚至是歐美政府青睞的對象。然而，保安公司比其他傭兵組織提供更多服務，例如為某國國家軍隊提供培訓，進行情報交流，保鑣等等工作。當然，這些服務的定義界線可以十分模糊。大約十年前，一所由英人開創的保安公司以「護送」為名，協助西非國家赤道畿內亞反對派領袖回國，企圖推翻政權。事件備受傳媒曯目，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公子Mark Thatcher爵士捲入醜聞，被指注資有關行動，並有份策劃政變，希望從這個石油蘊藏量甚高的國家中分一杯羹。

私營保安公司的興起，與八、九十年代的政治氣氛息息相關。英美兩國執政開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減少政府開支，鼓勵私有化。後來冷戰結束，大型戰爭的可能性銳減，西方國家削減軍事開支，造成大量士兵失業。許多最終受聘於保安公司，在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既協助正規軍工作，亦負責保護跨國企業員工的人身安全。在伊拉克戰爭中，「黑水」等保安公司就為美國及北約軍隊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不過，軍隊私營化衍生了原則及技術問題。動用軍隊武裝向來是國家獨享的「天賦」，如今任何人只要付足夠金額都可獲得正規軍般的服務。保安公司員工不受軍紀限制，活動幾乎不受約束，不必聽從政府指示，獨行獨斷；而且愈來愈多私營機構獲取軍事震懾力，在國際舞台上話語權大了，鐵定削弱國家主權。又假如保安公司受聘於對立的政治勢力，威脅政權穩定，那麼保安公司更會成為國家機器的敵人了。

再到執行層面，日後政府應該更加依賴保安公司的服務，從而減少軍費的經常性開支，還是繼續撥款到軍事項目，免受對方敲詐呢？假如某國國籍的「保安」人員在外地執行任務觸反當地法例，無論如何肯定會使國家捲入外交紛爭，政府應該保護該國國民，抑或是國際社會的規矩呢？如果中國決定拓展私人保安公司在外業務，這些問題都必須進入考慮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