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尼亞大屠殺與人道干預迷思

7月11日是波士尼亞斯瑞布雷尼察（Srebrenica）大屠殺的18週年紀念日，當地有逾一萬五千人出席悼念活動，紀念這場巴爾幹人民的歷史悲劇，以哭聲控訴歷史對當地居民的暴行。斯瑞布雷尼察的慘案對西方社會造成極大震撼，他們對人道干預的觀點亦產生了一定變化。

波士尼亞在1992年脫離南斯拉夫統治，宣佈獨立，隨即引來國內的塞爾維亞族人反對，雙方更因此開戰。由於戰聯合國安理會在1993年通過在斯瑞布雷尼察建立安全區，派遣維和部隊、軍人、警察在當地進駐。後來歐美國家見外交途徑失去效用，於是倡議設立禁飛區，授權北約進行空襲。儘管如此，西方國家卻無法阻止塞族攻陷安全區，導致塞族軍人姦殺屠城，造成人間悲劇。北約事後進行大規模轟炸活動，逼使塞族進行和談，卻始終無法挽回屠殺失去的八千條生命。相關慘劇的聆訊過程仍然在國際法庭戰爭罪行法庭進行，參與發動大屠殺的塞族領袖卡拉季奇前途未卜，控訴歷史的聲音始終不會消失。

大屠殺一事，對歐美國家的外交政策產生一定警惕，特別是面對潛在的人道危機時，這些聲音亦會隨之變得響亮。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近日西方國家在回應「阿拉伯之春」後利比亞、敍利亞的內戰時，曾經借用斯瑞布雷尼察屠殺的「錯誤決定」─ 即未能及時作出反擊阻止慘劇發生 ─ 作為人道干預的理據。自從巴沙爾政權被指藏有生化武器後，相關論述更是高唱入雲。

在討論國際關係，人道干預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課題，尤其是當國家在選擇干預行動時，背後一定牽涉到「主權」與「人權」的優次排序：如果支持干預，即國家可以進行軍事行動介入別國內政，意味人權比主權重要；反之亦然。歐美國家普遍認同人權優先於主權，而亞洲國家則傾向於後者。

事實上，外間輿論不應將反對人道干預與冷酷無情畫上等號。過去有不少例子證明西方國家武力介入別國內戰，總會將問題變得更複雜。歸根究底，國家在選擇應否進行干預時都沒有設下一個周詳計劃，以致每次介入行動終結後便拂袖而去，無意解決種族宗教糾紛、經濟不均等根源問題。另一方面，近年西方國家介入紛爭每每以推翻當地政權作為介入目標，不但遠離了「保護人權」口號的本質，甚至會加深對戰雙方的恨意，釀成另一波更嚴重的衝突：伊拉克、利比亞局面至今仍然混亂，大概說明了反對介入者的考慮。

東盟路線對「新亞太條約」的借鏡

印尼外交部長馬提（Marty Natalegwa）在訪美期間倡議成立一條覆蓋亞太地區的新條約，希望藉此加強國家互信，打破亞太地區近日接二連三的緊張局勢。馬提建議新條約應該參照東盟骨幹條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作為藍本，並強調區內不能接受單一國家在地區內「具有不受制約的優勢」，以及任何由大國紛爭造成的不穩定狀況。雖然相關建議重彈舊調，似乎只是複製「東盟模式」〈ASEAN Way〉到亞太地區，但對建構亞太地區合作制度的意義重大。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東盟五國在1976年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從國際法角度承認成員國之間的主權範圍，為成員國之間建立互信基礎。冷戰結束後，東盟擴張，條約成為了東南亞國家加入的必要條件。為保持東盟在區內的影響力，東盟將條約延伸到其他地區組織，包括「東盟＋３」、東亞峰會等國際合作領域上，要求所有合作對象先承認東南亞國家主權。


條約背後的邏輯主要有二：第一、透過有國際法律效力的條約，為東南亞國家之間帶來適當規範。東南亞國家在獨立初期互相敵視，擔心鄰國侵犯自己領土，再受到冷戰意識形態對立的氛圍影響，國家需要尋求共識承認領土邊界，確保鄰國遵守條約精神，從而集中資源到國家經濟發展，穩外安內。


第二、條約最初版本主要針對東南亞國家，東盟成員國透過此條約建構出一個共同身份，從社會文化角度建立互信，長遠而言，更有助規範國際爭議。「東南亞」這個概念直到二戰前仍然相當模糊，例如，日本推舉大東亞共榮圈政策時，便用「南洋」形容今日東南亞地區以及部份太平洋島國；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反擊日本時，便將東南亞視為「要將日本人驅逐的地方」。大概直到東盟成立，成員國鼓吹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今日的「東南亞」才出現一個載體。條約的作用便是將這個共同概念制度化，讓東盟有效代表東南亞。


縱然東盟成員國之間屢有紛爭，但這些問題都沒有升溫到武裝衝突，與條約背後的精神不無關係。印尼提倡的新條約，從表面上看確實只是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重新包裝，但如果條約將對象從東南亞擴大到亞太區，要求簽署國承認區內國家主權，透過國際法約束國家解決紛爭的途徑，對「無秩序狀態」的亞太地區意義重大。

台灣國際地位尷尬 無力應對台菲漁船槍擊案

(圖片來源：聯合報)

5月9日，台灣一艘屏東縣琉球籍漁船遭菲律賓公務船開槍攻擊，船長家屬更被殺害。事件發展成外交風波，台灣外交部已提出抗議及譴責，並要求菲政府正式道歉、緝兇及賠償。根據台方說法，縱然案法地區與菲律賓的「專屬經濟海域」重疊，但畢竟仍屬台灣二百海浬的範圍內，勢必牽連到中國、台灣、菲律賓的海洋主權爭議。

台菲兩地執法線邊界模糊，經濟海域卻有近半重疊，因此漁業導致外交風波並不罕見。事實上，自從菲國在1998年公佈實施新漁業法後，雙方漁業衝突加劇，台灣漁船更多次遭到菲國扣押，即使後來簽署合作備忘錄，卻一直無法達到增強交流合作的目標。七年前，台灣另一艘漁船亦在菲律賓海北方海域捕魚期間遭菲水警開槍掃射，導致一人死亡，案件最終卻不了了之。

有學者認為，台菲應該參考《台日漁業協定》，透過已簽署的《台菲農漁業合作暸解備忘錄》建立工作小組，劃設「特別合作海域」讓台灣漁民免受菲國公務船騷擾。以上提議固然是解決問題的理想方法，不過在執行上卻甚為艱巨。

第一、台灣的國際地位十分尷尬，雖然在實體上具有無異於一般國家的權力，但始終不是國際法上認可的「主權國」。當台灣人認為台菲關係對等，馬尼拉卻可以因為兩地無邦交關係，不承認台灣的「主權」身份而擱置簽訂協議。況且，亦因為台灣的國際身份特殊，無法受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保障，而且雙方簽訂的《備忘錄》沒有明確指定雙方責任，難以用國際法對「條約」的觀點約束菲國行為。由此可見，台灣在整個漁業邊界協定上處於相當被動的位置。《台日漁業協定》能夠達成，與日本的外交政策考慮有關，並無改變台灣處於被動的事實。

第二、中國在經過《台日漁業協定》一役後，肯定會改變過往低調的角色，積極介入台菲漁業爭議上。無論是官方新華社或是中國外交部，俱在血案發生後瞬間發表報導及講話，狠狠批評菲律賓的「野蠻行為」，新華社更指責菲國「軍艦血腥屠殺中國漁民」。中國反應如此高調，自然離不開兩岸關係的「主體性」，這番表態與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強調在兩岸關係中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議程降低中國因素影響，可謂互相呼應。另一方面，礙於黃岩島主權爭議，中菲關係交惡，中國高調為台灣站台，大有可能產生反效果。

第三、即使台菲兩國能夠排除萬難，清楚介定執法邊界，雙方在執行上仍然面臨不少難題。最重要的，是南海地區較東海地區更難執法。撇除現時國家對海洋主權邊界爭議，南海地區一帶仍然飽受海盜肆虐。菲律賓雖然對南海部份島嶼宣稱擁有主權，但面對海盜問題則束手無策，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體制腐化無力應對，甚至可能藉攻擊漁船進行敲詐。即使菲國在阿奎諾三世領導下，國家腐敗狀況有所改善，但整體水平依然遠低於國際標準。如果中央政府根本無法管治地區執法人員，《協定》的功效將會事倍功半。再者，涉事地區盛產收益不菲的黑鮪魚，菲律賓這個靠漁業支持經濟的國家不會輕易作出讓步。

中菲「非法捕撈」事件背後的政治考慮

中國漁船日前涉及闖入菲律賓南部圖巴塔哈群礁海洋保護區「非法捕撈」，在水域一帶擱淺，十二名中國漁民遭菲海岸警衛隊拘捕，更被視為中國間諜，登時上演另一幕外交風波。去年四月，兩國亦因為有中國漁民在黃岩島一帶捕魚，觸發雙方軍事對峙。不過，這次事發地點是獲聯合國教科文憑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之一，同時亦位於菲國境內，與黃岩島的邊界爭議不能相提並論。


由於事發地點屬於菲國主權範圍之內，肇事的海洋保護區更擁有特別待遇受菲國法律約束，加上菲國國內民情支持政府大力執法，幾名中國漁民似乎難逃制裁。假如事件發展成這個地步，只怕會重新激起中、菲兩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再一次上演去年的外交僵局。


中菲兩國關係自去年黃岩島一役後稍有好轉，不過今年一月菲律賓建議將黃岩島主權爭議交由國際海洋法法庭仲裁，中菲關係已經再度展開一輪爭執。中國素來對多邊仲裁存有保留，擔心過往做法及慣例與國際法不符，甚至觸發連環效應，導致其他國家紛紛仿傚，把所有雙邊爭議國際化，這是中國拒絕接受的。況且，習近平接任黨國領導權力以後，對外政策暫時傾向以民族主義作核心主導。倘若此次捕漁事件最終與南海主權爭議構起關係，北京較大機會在主權問題上以強硬姿態回應馬尼拉。


雖然日前東盟主席國汶萊蘇丹哈桑納爾向華訪問期間，獲得中國積極回應，並以堅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對話協商精神解決南海紛爭；但是畢竟〈宣言〉只是表現出政治姿態，本質上並無任何約束力。縱然中國口裡表示為制定具法律效力的《南海行為準則》作為目標，直至今日卻仍然只聞樓梯響。上週，中國更宣佈對外開放西沙群島作為旅遊景點，勢激起越南反感。中國藉著汶萊此行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會否被視為中國「微笑外交」重新起步，抑或只是分化東盟內部的殺手鐧，相信四月下旬的東盟峰會將會有目共睹。


另一邊廂，菲律賓五月進行中期選舉，由前總統艾斯特拉達為首的反對黨「聯合國家主義聯盟」(UNA)狠批阿奎諾政府執政以來在外交政策上過份軟弱，包括未有為入侵沙巴的「蘇祿皇家軍」提供法律援助，又指責部份執政自由黨參議員「賣國」將國家利益舉手奉送到中國等。即使是次菲國選舉中，議員似乎更集中火力主張修改憲法，不過凡涉及國家利益議題放諸選舉都會造成一定影響力。


在今年一月期間，美國一艘掃雷艦碰巧在同一事發海域上觸礁，引起國內學生激烈示威，並將事件牽涉到美駐菲軍隊問題，最終美方向菲國賠款了事，情況相當尷尬。有見國內民族主義升溫之際，這一趟倘若政府處理失當，難免會為選舉對手帶來口實。中菲兩國即使外交政策及政治制度南轅北轍，但是回到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始終仍然逃不過制肘。

民間需慎防過分解讀「日本右轉論」

中日關係停滯不前，除了因為爭奪領土主權、歷史問題外，民間的影響力亦是其中一個主因。隨著兩國領導人紛紛落實，中日兩國關係緩和期望看似落空，更甚者，無論是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或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有意識地提出「民族復興」或「永不當二等國家」論述，為中日兩地增添不少互疑，甚至過分解讀對方行為往往只為針對自己。如果社會潛移默化地接受這套信念，那麼武力衝突便只是朝夕之事了。

自從安倍去年獲舉薦成自民黨黨魁以來，其言行舉止使不少媒體認定日本會「更右轉」。安倍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正主義」歷史觀超出許多人的預期，無論是對「慰安婦」及「東京大審判」的態度、修憲，都被標籤「極右」表現。安倍在言論態度上與石原慎太郎、橋下徹等「極右」人士並無二致。

不過，到目前為止，安倍除了在言論上相對激進，及安排保守派修改教科書外，他在許多外交行為上仍算克制，例如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縱然安倍經常放風透露自己「後悔」過去放棄參拜，但至今仍未作出行動；同樣，安倍上任後並無高調處理台灣問題，與過去「更右的」首相有明顯分歧；安倍希望促進美日同盟關係，但媒體卻自動解讀成「圍堵中國」，忽視了上任後曾經派遣特使及執政聯盟盟友到華修補關係的平衡策略。

事實上，我們經常誤會日本的軍事目標只有中國，卻忘記了日本對北韓的恐懼及不安其實遠超中國。畢竟，在許多日本人眼中，北韓行徑比中國更難捉摸，不管是火箭或是潛艇，對日本本土帶來更直接的威脅。

有趣的地方是，安倍七年前接替小泉純一郎後其實亦曾發表相近的「極端」言論，然而所促成的迴響遠不如今日。這種反應跟外界期望有一定關係，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眾在比較外交政策上的取材不夠廣泛。日華關係在小泉純一郎的五年任期內長期陷入低潮，當外間已經標籤日本為右翼國家的時候，自然對安倍言論不感詫異。

如今問題是，自福田康夫出任首相以來，日中關係有明顯改善。尤其是民主黨執政期間，坊間對日本「脫美入亞」充滿憧憬。儘管菅直人及野田佳彥任內出現釣島紛爭，但至少兩國處理手法並無意刻意借事件大做文章，或者與修憲等「敏感議題」牽線，故此民主黨的外交政策多被視為親華或屬中間派。在這種氣氛影響下，安倍的強硬言論便顯得格外突出。同樣是強調美日同盟關係、同樣是提倡日本走向「正常國家」，不過卻因為前任首相的外交取態，導致民間社會出現一種相異的解讀。

沙巴亂局的政治盤算

馬來西亞政府與自稱「蘇祿皇家軍」的武裝份子已經在沙巴事件上擾攘了一個月。上週馬國警方與蘇祿軍展開激烈衝突後，馬國派出戰機與軍隊將行反攻。即使前日「蘇祿軍」領袖、自封蘇丹的賈馬魯爾‧基拉梅三世提出停火協定，馬國首相納吉布堅持停戰協議只可在武裝份子無條件投降的情況下進行。面對只有三百來人的「皇家軍」，馬來西亞的兵力自然迎刃有餘，加上大選在即，納吉布的強硬姿態與執政聯盟的政治盤算不無關係。


納吉布自2009年擔任馬來西亞首相，任內作風惹來不少爭議。一方面，納吉布宣佈將會廢除備受爭議的國安法，過去「未審先判」的年代似乎即將完結。大馬政府亦嘗試推動種族融和，藉此為國內經濟帶來一絲春風，與過去強調凡事以馬來人為先的政策出現微妙變化。


但同一時間，納吉布仍然十分依賴地方土豪維護政權穩定，無助改善民生議題。對公民社會的手法同樣遭受外間批評，特別是過去兩次「淨選盟」抗議集會，政府分別發動「撐政府」集會抗衝反對聲音，以及派出武警驅散示威人士，惹來民意反彈。禍不單行，近幾年執政聯盟國民陣線內部傳出黨派分裂，代表馬來人的巫統與代表華人的馬華公會鬧出嚴重分歧，假如雙方在選舉前鬧翻，鐵定影響國陣的華人票源，對整個國陣無疑弊多於利。


透過外交或國土安全問題凝聚國內選票是一個常用的選舉策略，假如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勝利，更有助打擊對手的吸票能力。另外，有陰謀論指出基拉梅三世曾經與反對派領袖安華會面，暗示兩者有關連。有心人只要將事件放大，便可以將安華打造成為出賣國家領土主權的叛國者，重創民聯形象，屆時反對派便會瞬間瓦解。政府亦可借宣佈「緊急狀態」延遲沙巴州這個關鍵地的大選，為國陣爭取時間吸納選票。


然而，馬來西亞當局在考慮選舉問題之時，亦需要顧及鄰國菲律賓民意反彈的可能性。儘管「蘇祿軍」在菲南並未得到廣泛支持，甚至同為國內回教少數派的摩洛民族解放陣線亦與之劃清界線，然而不少菲律賓民眾見同胞遭受馬來西亞戰機轟炸鎮壓，較同情「蘇祿軍」一方。況且，沙巴州一地涉及菲、馬兩國之間的主權爭議，有可能牽起菲民「收復失地」的念頭。菲律賓五月將會進行國會選舉，沙巴州主權問題會否成為其中一項議題，值得納吉布關注。

主權問題源於日本失去外交主導權

日本民主黨政權岌岌可危，國內外分別有多股勢力挑戰野田內閣。近月日本面對國外接二連三挑戰「領土主權」，使野田內閣疏於處理外交的弱點盡露人前；國內以自民黨為首的在野黨派又趁機向民主黨攻擊，自民黨總裁谷桓禎一更不惜透過「不信任動議」要脅野田九月前解散眾議院，民主黨執政的日子應不久矣。

三年前，日本民主黨前黨魁鳩山由紀夫領導日本政壇「變天」，強過與自民黨的外交政策有所不同，企圖重奪《日美安保條約》間接蠶食的外交自主。不過，鳩山「脫美入亞」的宏願最終不能實現，無論接任的菅植人或野田佳彥，都不能繼承其意志，原因是他們兩人都失去外交主導權。

事實上，近兩屆民主黨政府受到國內民情影響，根本無暇處理外交關係，許多情況都只在事後作出回應，尤其在備受爭議的國際問題上都顯得被動。即使是這次釣魚島事件中，野田佳彥明顯受制於石原慎太郎的購島計劃，才會作出由日本政府收購釣魚島的反計劃，激起本港民間保釣人士進行登島計劃，最終產生日本右翼團體的「喪權辱國論」。

同樣，在竹島爭議上，野田只能在李明博作出「挑釁行為」後才進行回應，並由閣員以個人名義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反擊」李明博要求日皇道歉的言論，將鳩山以來民主黨與自民黨剩餘的差別都完全消弭。一方面，民主黨閣員在處理敏感議題上未能取得共識，即使野田曾經表明任內不會參拜神社，卻未能阻止閣員行動。另一方面，這亦可解讀成「爭取選票」策略，野田容許閤員參拜，可能希望重建民主黨強硬形象，減低對手指責外交軟弱帶來的傷害性。

但正因為野田在外交問題上失去主導權，對待主權問題希望左右逢源，反而變得模稜兩可，雙方都不能討好：右翼勢力嫌他不夠激進，鄰國又指責傷害兩國邦交。假若日本民主黨最終下臺，下屆政府應該汲取教訓，主動與其他爭議國家進行秘密會談低調處理主權糾紛，以防問題牽涉到民間層面，尾大不掉，政府被民粹主義牽著鼻子走，問題只會再白熱化。

野田政府今屆推出的種種內政都極具爭議性，重啟核電廠、改革稅制、提出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等等，都換來國內極大迴響。不過，由於多項國內政策，尤其稅制改革，都是經多黨妥協而生，所以即使野田佳彥與民主黨下臺，相信接任的自民黨都不會把政策推倒重來。那唯一分辦自民黨和民主黨分別的，就只剩下外交政策。所謂「進攻是最佳的防守」，下屆政府必先爭取外交主導權，才可控制到形勢發展。

東亞海域這年多事之秋，南海風波、釣魚島主權風波未平，日、韓又為獨島(竹島)主權爆出紛爭。面對南韓總統李明博登島挑釁，日本已經透露風聲，打算將獨島問題再次搬上國際法庭。

不過國際法庭只會在雙方同意下才審理提案，過去東京兩次提告都被首爾拒絕，相信這次結果日方也會徒勞無功。況且即使國際法庭成功開審，裁決結果未必讓日本滿意，甚至可能使日韓陷入更多外交困局。我們大可參照印尼、馬來西亞的事例。

印尼、馬來西亞曾經在六十年代達成共識，承諾將兩個爭議島嶼─利吉丹島及西巴丹島─維持現狀，但是八十年代大馬立法將島嶼列入國家管轄範圍，大力發展旅遊業務，印尼政府表達不滿，於是雙方進行長期交涉不果，最終決定交由國際法庭審理。

海牙法庭在二OO二年裁定兩島主權歸馬來西亞所有，雖然印尼政府接受裁判結果，但事件卻引來國內民意反彈。當時印尼先後受到金融風暴、東帝汶獨立大挫銳氣，裁判結果無疑「喪權辱國」，激起國內民族主義反彈。有愛國份子直斥政府妄顧國家利益，一時間將所有怨憤轉向針對馬來西亞，導致反馬情緒高漲。

印尼政府懂得國際法庭的裁決準則，於是往後都以強硬態度回應來西亞在爭議領土上的種種行為。二OO五年，印尼副總統更親自號召反馬陣線，差點與馬來西亞就另一爭議地開打。

日韓爭議假如交由國際法庭審理，必然就「有效管理權」進行討論：因為馬來西亞獨立前已經在該島開始建設各種設施，而且有立法規管兩島旅遊業務，反映大馬一直擁有實質兼有效的管理權；另一邊廂，雅加達直到六十年代中葉才發難反對大馬侵犯主權，故有利大馬贏得裁決。

相反，獨島爭議遠較馬印兩島爭議激烈，裁判結果的不可測性更高。南韓在一九五二年經已將獨島納入國家主權範圍，但日方一直強烈反對，當中涉及日本作為殖民宗主國的歷史，較難判斷哪一方擁有「有效管理」權。

無論判決結果如何，鑒於兩國民族主義思潮對國家主權完整十分執著，只要有任何一方贏得主權，都必然招致另一方強烈不滿，甚至促成排韓/排日運動。剛好兩國的執政黨民意認受性低落，甚有可能以強硬態度回應主權爭議轉移視線。雖然美國對事件關注，奧巴馬亦理應為日韓雙方進行斡旋，但是白宮的務實派為防兩面不討好，不能太積極干涉問題。

泰柬衝突突顯東盟制度不足

泰國、柬埔寨持續一年多的外交僵局終於有緩和跡象：兩國部隊分別撤離了駐守柏夏威寺（Preah Vihear Temple）附近區域，為該地設立暫時性的「非軍事區」（Demilitarized Zone）。不過國際法庭早於去年七月已經裁定以上安排，雙方卻在事隔一年之後才開始執行撤軍，正好突顯東盟內部缺乏一套有效機制解決成員之間的衝突。

事實上，東盟並非沒有爭端解決機制。根據《東盟憲章》第二十四條，成員國如有任何衝突未能解決，理應按照《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規定，成立高級委員會向爭端國提出解決方法。不過，採取有關安排的前提是，東盟必須獲得所有爭端國同意。否則，問題將會在峰會上討論並商議。

需知道，東盟成立之前，東南亞地區關係緊張，除了對抗共產主義在地區抬頭以外，國家之間仍然受到歷史及殖民主義的餘波影響，關係反覆無常，更隨時爆發出地區戰爭。因此，成立東盟其中一項目的，便是要消除地區惡劣氣氛，利好國家發展經濟促進合作。

有趣的是，爭端處理機制自從東盟成立以來未曾召開過，為什麼呢？雖然東南亞國家簽署加入東盟以後，的確在爭端上表現克制，但並非代表之前的領土紛爭經已自動解決。即使是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菲律賓，這些核心的東盟國家，它們也會間竭爆發邊境衝突，只是衝突不如柏廈威寺般鬧得觸目。

而且，要啟動爭端處理機制必須得到雙方涉事國首肯，這幾乎是無可能的。去年二月，柬埔寨聲稱遭到泰國軍隊侵襲，數度要求東盟派員監察事件，以證明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卻礙於成員國對「共識政治」近乎教條式的信奉，泰國利用這個漏洞阻撓身兼主席國的印尼進行斡旋，最終將事件搬到國際法庭接受裁決。

雖然過往國際法庭亦曾處理馬來西亞與印尼的主權爭議，但當時雙方只有軍事僵持，事件並未演變成軍事衝突。柬埔寨這次繞過東盟機制，直接由國際法庭解決爭端，難免大幅削弱東盟威信及權力。這般造法自然無可厚非，不過先例一開，他日其他國家倘若照版煮碗，東盟作為建立互信的制度一定受到打擊。

再過三年，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便將啟動，在區內加強推行民主管治外，藍圖亦有提倡訂定行為準則規範成員國行為。然而在眾多倡議中，仍然以溝通協商作為處理爭議的手法，即使違規亦未見有條文懲罰。有學者指出東南亞缺乏「東盟意識」，「同為一體」的觀念尚未萌生，導致國家互信不足，故此應該給予更多時間國家學習雙方習性。不過，過了接近半個世紀，東盟在制度化的過程上仍然裹足不前，難以使成員國對機制信服，反而更可能向外力求助。長遠下去，只怕更難建立「東盟意識」。

區域組織介入成員國內政 國家主權只剩軀殼

法國總統大選在即，現任總統薩爾科齊將競逐連任，與社會黨代表奧朗特（Francois Hollande）爭奪總統寶座。不過薩爾科齊形象欠佳，五年施政備受爭議，近來民調更顯示其支持度落後於人。左翼團體在國內形勢大好，眼見有機會重返愛麗舍宮。然而奧朗特打算重新商討歐盟的新財政條約，而且經濟政綱與周邊右翼國家相左，外交關係可見並不樂觀。日前德國、英國、西班牙及意大利領導人分別支持薩氏連任，更表示無意與奧朗特進行會談。歐盟國家如此明目張膽干預盟友內政實屬罕見，而且國外領袖與國內民眾偏好出現落差，突顯出地區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角力及衝突。

冷戰初期，世界各地瀰漫著一種劍拔弩張的氛圍，有國家為求自保免受牽連，與周邊國家建立合作關係，組成區域組織，希望可以保持國家經濟復甦、發展。西歐國家最初組成歐洲煤鋼共同體，東南亞國家建立東盟，均與當時的政治氣候扯上關係。冷戰結束後，這些合作不但沒有因而瓦解；相反，聯合國基於無力制定有效措施應對所有國際問題，選擇採取下放更多權力予區域組織的策略，維繫各地和平。於是，這些組織大多從本質上的經濟和外交合作演變成為跨越政治、經濟、安全範疇的體系，成員國之間合作領域自然愈來愈多，接觸愈來愈頻密。

伴隨著緊密合作的同時，其實隱含了另一種意料不到的效果，那就是蠶食掉國家主權。儘管目前只有歐洲建立了一套凌駕國家主權的合作系統，包括歐洲議會、歐洲中央銀行等等，但區域合作間接都會削弱國家一定程度的自主能力，東盟便是最佳一例。東南亞國家歷史複雜，占地又少，領導人對「妥協國家主權」之說噤若寒蟬，這方面從成立東盟的「曼谷宣言」可見一斑。而且東盟為捍衛成員國主權，它們的決策機制只會透過「磋商、共識」等尋得結論，甚至對評論成員國的國內政治情況都諱莫如深。然而，受到美國及西方國家的輿論壓力影響，東盟終於開口「干涉」成員國內政，先後組成「三頭馬車」介入柬埔寨，又批評緬甸軍政府造成人道危機，最終這兩個國家為保留合作空間，都作出妥協姿態，可見東盟的舉動曲線否決了早前崇尚的「不干涉原則」。縱然妥協是自己選擇的，但上述事例可見國家主權與區域利益產生抵觸，避無可避。

那麼，如果換過頭來，國家選擇不加入區域組織，可以有效保留國家主權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為全球化製造了一個另類政治氣候，催生了許多非國家個體以及跨國問題，已非單憑一個國家可以解決，加入區域合作組織促使成員國之間進行政策協調，固然是應付問題的良方，不過賠上絕對意義上的主權以及部份自主能力，已經成為大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