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特赦法背後的政治角力

泰國國會眾議院周四以300票贊成，124票反對下，首讀通過由執政「為泰黨」提交的特赦條例草案，並決定成立委員會專門針對及修訂法律條文內容。這份草案主要針對2006年至2012年間曾先後被控參與反政府示威及造成社會騷亂的民眾，藉法律條文赦免有關指控。

相關條例在泰國牽起政治暗湧：一方面，提出草案的「為泰黨」議員沃拉猜（Worachi Hema）認為特赦法可以幫助當年蒙冤受屈的政治犯，並且有利推進國內和解；相反，民主黨等反對派懷疑草案旨在大赦前總理他信。假若草案變成法例，他信的貪污罪行亦可能因此得到豁免，更可光明正大回國重整旗鼓，絕非民主黨等反對派所樂見。

特赦條例牽起的反對聲音已經超越政黨層面，連人權組織都發聲表態，關注通過草案會縱容那些有份參與政變、侵犯人權的罪犯，特別是一眾曾經參與武力鎮壓暴亂的軍警。人權觀察組織亞洲主任日前表示，特赦條例只會讓這些武裝份子逍遙法外，擔心會打破先例，長遠削弱泰國的民主及人權發展。

從近幾年泰國政治局勢而言，特赦條例的影響其實不言而喻。自從2006年軍隊發動政變將總理他信推翻以後，支持與反對他信的政治板塊一直角力至今。反對他信封政的「黃衫軍」以中產、尊皇為核心價值，他們普遍不滿他信權力過大，有意挑戰泰皇至高無上的君權；另外「紅衫軍」大多以鄉郊農民為主，他們受惠於他信的農業政策，對推翻他信的民主黨嗤之以鼻。雙方在過去幾年多次進行正面衝突釀成死傷，即使在現總理英祿治下稍有改善，但彼此芥蒂仍然深刻，明顯缺乏互信。

「為泰黨」占眾議院過半數席位，要通過二讀、三讀等程序難度不大，但倘若英祿及其內閣官員無視這些聲音，強行通過法例，一定會造成民意反彈。在這次國會會議當中，曼谷當局在個別區域援引「國內安全法」應付反對派大規模的示威集會，可見雙方互信基礙欠奉。雙方在此役表現克制，未有釀成任何暴力事件。泰國近年「支持VS反對」的惡性循環導致國內政經局面不穩，假如未能改變這種政治生態，泰國經濟問題只會繼續惡化，更遑論處理國內的分離勢力。

津巴布韋的民主哀歌

非洲國家津布巴韋週三進行總統及國會大選，由執政逾三十年的總統穆加貝（Robert Mugabe）與總理茨萬吉拉伊（Morgan Tsvangirai）互相爭奪權力寶座。如無意外，穆加貝應該以逾半數支持下獲勝，自動越過第二輪選舉，以八十九歲高齡第七度連任。雖然津國在今年三月透過公投啟動修憲程序，名義上將總統權力大幅收窄，並通過一系列人權法案加強人民政治權利；但是回顧穆加貝過去政績，倘若一如他所言「管治到九十五歲」，津布巴韋民主發展及經濟復元的前景似乎一片黯淡。


港人對津巴布韋的認識，大概源於總統親屬與香港的淵源：例如2009年穆加貝夫人格蕾絲來港購物時毆打本港《南華早報》記者；千金波娜在城市大學讀書等花邊新聞。相反，除了津國一度推出過面額一百兆的紙幣淪為世紀奇聞以外，該國的發展狀況甚少成為關注對象。

津巴布韋今日是非洲中最貧乏的國家之一，失業率一度高達百分之九十五的遠超周邊國家的標準，連最嚴重的納米比亞，也只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口失業；通脹率在2008年直逼250,000,000%，據說花三萬億才可乘搭巴士。不過，在穆加貝上任總統前，津巴布韋一度是區內數一數二的經濟體，而且英國在殖民地時代遺下不少基建設備，本來讓津國足夠在保護主義的思潮下自給自足。


但是穆加貝的極端社會主義思想主導下實施激進土地改革，沒收許多農民的私有土地，並將其分配到親信手上；又藉排外民粹主義打擊外商投資，鞏固權力基礎；在其他社會福利政策花費極巨，嚴重破獲國家財政穩健。九十年代中葉，穆加貝漠視介入剛果內戰帶來的經濟壓力，終於導致國家陷入通脹危機，直到2009年，茨萬吉拉伊與穆加貝在非洲南部開發共同體（SADC）號召下達成和解共組政府後，前者的經濟政策才讓問題得以舒緩。


名義上，津巴布韋行政體制每五年由普選產生，選民理應可以投過選票將穆趕下臺。不過，津國在實行選舉時與柬埔寨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同樣從合法及非法的途徑影響選票結果。根據《經濟學人》與《衛報》報導發現，津國的已登記選民出現極不尋常的跡象：例如年輕、合資格選民出奇地少，但年逾百歲的選民卻有十萬人。這些「鬼魅」選民來自何處，他們的投票意向等等，自然成為其中一大疑團。執政黨與親穆加貝的民兵團關係亦是另一關鍵要素。在上屆大選中，初選領先的反對派成員受到襲擊，而且有部份反對派支持者被警方拘捕、打壓、甚至擊斃，令許多有心人卻步。再加上穆加貝擅長煽動民情，以「外國勢力入侵」等口號鼓動群眾，滋生暴力事件，讓選舉變成十分危險的政治活動。


由於穆加貝這次幾乎是注定獲勝，茨萬吉拉伊難從正常途徑否定這場選舉的合法性。但假如後者借群眾運動挑戰前者，似乎國內仍然未有共識，隨時會變成當年的泰國一樣，長時間陷入支持、反對者的「非我即敵」之爭，對津國的前途絕無益處。另一方面，茨氏與穆加貝為了這次選舉幾乎已經撕破臉，雙方互相批評對方抹黑，加上積蓄已久的心結，相信雙方要花許多功夫才能重新合作。這個時候，或許只有透過SADC、非盟等區域組織的仲裁下，才可避免國家陷入分裂。

「中國威脅論」化解美越宿怨？

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近日訪問華盛頓，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晤期間宣佈建立「全面夥伴關係」作為合作框架，對兩國戰略、經濟發展悠關重要。美越關係升級，相信讓中國部份鷹派人物加深美國「重返亞太」、「圍堵中國」的焦慮，在軍事戰略上作出更強硬姿態，可能本末倒置，反而挑起東南亞的局勢不穩。

張晉創這次訪問目的引起傳媒注意，原因是過去越南元首甚少主動訪問美國。自從美越關係在1995年正常化以後，只有前國家主席阮明哲曾經出訪美國。因此，外間普遍預料張氏此行意義重大，有可能借經濟合作為名，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為實。

這種帶有陰謀論味道的推論，確實並非空穴來風。近月來，中國、越南就南海的主權爭議雖然有平息的跡象，不過情況不等於問題已經擱置，雙方仍然會為漁船越界驅逐漁民等執法問題喋喋不休。張晉創更在會晤中向奧巴馬抗議中國在南海的挑釁行為，反映主權爭議對會談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越南與中國近年來同樣積極擴充軍備，雙方十年間的軍費各自增加超過一倍。當中國解放軍積極擴充航空母艦及潛艇數量的時候，越南亦分別從俄羅斯、印度、加拿大等地購入先進軍備。加上美國盟友菲律賓周三發動全球反華示威，有謠言傳出獲得越南支持，兩者勢要在外交政策上留難中國政府，更讓中國憂心美越全面夥伴關係具針對性。
然而，越南美國之間的共同興趣不只中國。假如將所有外交合作都視為美國「圍堵中國」的工具，難免把國際關係看得太過簡單。

越南近年經濟發展碰壁，急需美國開放市場，才可保持高速增長穩定民心。上月越南國會對國家領導人投信任票，越共第三號人物、負責經濟政策的國家總理阮晉勇民望低迷，「低信任」的得票比例接近三分一，反映越南社會對經濟狀況不滿。張晉創此行正希望催促奧巴馬盡快落實「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讓越南可以加強出口。況且，美國是越南第二大出口目的地，河內與華府建立更緊密關係，保持國家經濟增長，對越共合法性絕對有益。

另外，美國越南在人權立場上態度南轅北轍，無論是貪污、個人自由、政治犯以及居於美國的越南裔人士，都成為美國朝野政黨的攻擊理由。況且，鑒於美越八年戰爭的心理陰影仍然存在，兩國如要建立美日、美韓一樣的同盟關係，相信不會在這幾年內發生。

反對派回歸 「救國夢」蓄勢待發？

流亡法國的柬埔寨反對派領軍人物桑蘭西（Sam Rainsy）上周獲柬埔寨國王特赦，昨日凱旋回歸首都金邊，在講話中表示此行矢志「拯救國家」，似乎為他帶領的救國黨下了一道強心針，讓本月二十八日的大選增添火藥味。儘管如此，桑的政敵─人民黨領袖兼首相洪森─之所以冠冕堂皇以「和解精神」為由，並要求國王發出特赦令，全因為洪森早已在幕後操盤，禁止「帶罪在身」的桑蘭西參與選舉過程。換言之，桑不但無法在這次選舉中與洪森競逐首相寶座，更連投票權利亦被剝奪，人民黨執政地位很大機會穩如泰山。

洪森借人民黨的軀殼延續其政治壽命，讓家族網絡壟斷國家政商系統，官商勾結的例子俯拾皆是，導致國內的民權狀況每況愈下。黨政官員強霸土地的問題尤其嚴重，政府常以經濟發展為由，以廉價租約將土地經營權外判予人民黨政要轄下企業，縱容後者巧取豪奪當地居民的住屋，在黨政共同操控國家司法制度的情形下，平常人家的權利根本不能得到保障。去年金邊萬谷湖（Boeung Kak）的和平示威活動，最後以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柬埔寨雖然名義上實行民主選舉，每五年進行一次國會選舉，表面上容許各政黨參選角逐議席；但是，根據政治學者分析觀察所得，柬埔寨實際上已經是一黨專政，人民黨在選舉期間一直干預全國選舉工程，甚至採用違法手段打擊異己，當中包括操控候選人名單、阻止政敵在媒體上宣傳政綱理念、篡改選民資料、「一屋七姓十三票」的種票網絡等，均是耳熟能詳的政壇舊聞。

以上月為例，有二十八名反對派議員被議會其中一個委員會開除議席，原因竟是他們合併及另組新黨，導致他們失去當選時候的代表性。這些話聽起來似是而非，不過執政黨幾乎掌握國家所有政治經濟體制，反對派與之相比實力懸殊，前者要指鹿為馬確非難事。而且洪森每次選舉前總能向選民提供種種福利，特別讓小商店老闆、城鄉居民感到方便，自然會將票投給人民黨。近日有統計顯示，近八成柬埔寨居民認同人民黨的發展方向，反對派要打擊其根基，宛如愚公移山。

然而，柬埔寨的政治經濟穩定一直是洪森的選票來源，因此選民才對人民黨的粗暴手段視而不見。倘若這種社會契約被打破，上述的社會弊端定然陸續浮現，更能凝聚反對派群眾，人民黨在選戰中肯定失去不少勝算。鑑於歐盟四年前已經開始減少對柬的借貸，而美國的援助金額亦有前設，金邊已經愈來愈靠攏北京。中國的經濟發展路線近日出現不少負面猜測，對柬埔寨經濟有一定影響，加上國內民眾對中國普遍沒有特別好感，持續的經濟合作可能加劇柬國的財富分配問題，出現民意反彈。那便是桑蘭西實現救國夢的時機了。

「海洛英教父」與跨國販毒問題

外號「海洛英教父」的金三角毒梟羅星漢上周去世，以八十歲高齡結束其輝煌的富豪人生。過去叱吒東南亞的販毒「三巨頭」─坤沙、羅星漢、魏學剛─當中，羅星漢是最早發跡的一人，他對緬甸獨立後中央政府與地方武裝派系之間的角力互動發揮一定作用。

國共內戰後，有部份國民黨殘軍在緬北建立武裝勢力，並接管英國人遺留下來的鴉片種植販賣事業，成為緬甸政府的眼中釘。羅星漢受惠於這種敵對關係，在1960年成立孟洞公司，分化當地族人，並獲得政府許可經營鴉片業務權，借軍隊負責押運邊境一帶販賣。通過這種中央─地方互相合作原則，羅星漢與緬甸政府共同擊潰國民黨殘軍、緬共、獨立軍勢力，並承認中央政府的合法性。

在這種互惠互利邏輯推動下，羅星漢的事業終於擴展到歐美地區，在六、七十年代成為金三角的大毒梟，美國政府更一度重金懸賞將他緝捕。雖然後來緬甸軍政府與羅星漢就裁軍一事發生衝突，羅因而先後被判死刑及無期徒刑，據說他仍然獲得優人一等的待遇。後來羅星漢金盤洗手，一方面充當「和事佬」協助軍政府與部份武裝販毒集團進行和談；另一方面「棄武從商」，建立王國「亞洲世界集團」（Asia World Group），搖身一變成為緬甸首富，經常接獲與中資企業有關的計劃項目，當可涉及中央政府在背後操弄。

雖然羅星漢晚年表示自已支持政府實行禁毒措施，但外間有聲音對緬甸的將來感到悲觀。第一、泰國政府近年致力推動禁毒大有得著，而老撾向來所占不大，唯獨緬甸的毒品生產率卻不跌反升。根據《時代週刊》早前報導所得，緬甸有大約三十萬住戶種植大麻鴉片，以此來彌補內戰造成的經濟損失，透過販賣毒品維持生計，滿足其經濟需要。第二、緬甸地方反對勢力為了維持運作，大規模種植毒品，藉此換取資金。第三、緬甸總統登盛雖然積極內政，不過政府內部有軍隊一直覬覦販毒帶來私利，於是吸納部份前毒梟，發展其販毒大計，部份更懂得借助商業包裝，用販毒所賺得的黑錢進行投資，當局更難追蹤去向。而且緬甸政策向來只針對買家，無力禁止貨源生產，軍人與毒梟互相勾結，又擁有實權，大可置政府禁毒的命令於不顧。

「教父」雖死，但只要緬甸政府一日無法改善軍隊貪腐、種族衝突及經濟發展三個源頭，販毒問題永遠不能得到解決。

伊朗大選成溫和派絕地反擊機會？

伊朗將於本週進行總統選舉，近日不斷傳出候選人落馬消息。由憲法監護委員會於五月通過參選名單開始，已有三名重量級人馬被篩選，剩下八人角逐。過去兩日，再有二人被勸退，僅餘六人爭奪總統寶座。


從意識形態角度歸納，現時的候選人當中只有一人屬於溫和派陣型，四人來自保守陣營，一名獨立候選人。假如屬於溫和派的魯哈尼（Hassan Rohani）能夠堅持到周日，按目前以一敵五的局面，有利他集中選票，很大機會可以支撐到第二輪選舉。自從2009年大選，改革派候選人穆沙維落敗，指責現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選舉舞弊的「綠色運動」面臨種種打壓，運動領導人至今仍遭到軟禁，元氣未曾恢復。外間正在關注溫和派以及改革派支持者可否把握機會，重整旗鼓。


魯哈尼在這次選舉中具有幾個優勢：第一、他是唯一一個以教士身份的候選人，而且他對伊斯蘭革命及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一向表示尊重，可以獲取中間派人士及溫和派教士支持；第二、他與改革派人脈關係不錯，提倡保障公民權利，日前更獲得改革派領軍人物、前總統拉夫桑賈尼高調支持，加上如今改革派別無選擇，只可以支持魯哈尼。


第三、他與今屆政府無直接關係，可以對艾氏的經濟政策大加鞭撻。艾哈邁迪內賈德任內實行民粹政策，即使面對西方制栽，仍然大灑金錢提供福利，通脹率更高達百分之三十二，失業率卻仍占百分之十三，導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這次選舉中，保守派候選人似乎仍未汲取教訓，在經濟政策上仍然傾向以「派錢」作招徠，或者推動私有化加劇貧富差距，相信會失去不少城市選票。由於魯哈尼曾經擔任首席核談判代表，其溫和立場獲得英美接受，有利爭取西方國家取消制裁，因此較受年輕選民支持。


然而，溫和派回朝的最大隱憂，就是哈梅內伊的個人喜好。雖然伊朗自稱為「中東最民主的國家」，擁有一套較完善的選舉制度，國會及總統由普選產生等等；不過，選舉結果需要得到最高領袖認可，所以倘若魯哈尼不合哈梅內伊脾胃，最高領袖擁有權力否決選舉結果。另外，最高領袖隨時可以修改總統權力，將總統完全邊緣化，前總統拉夫桑賈尼、甚至現任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都因為一度開罪哈梅內伊而遭到「懲罰」，權力大不如前。最高領袖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甚至有機會凌駕選民認受，這就是「伊朗式民主」的一大特色。

緬甸民主挑戰難短期內解決

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上星期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期間，明言自己有意參選總統選舉，角逐該國元首寶座。昂山素姬及其所屬政黨全國民主聯盟（NLD）在國內獲得廣泛支持，遠遠拋離執政聯邦鞏固與發展黨（USDP），有資格成為緬甸第一位女元首，有望確立緬甸的民主化改革。

不過，昂山素姬如果要達成心願，建立一個成功的民主制度，仍需要幾個因素支持。

首先，緬甸軍政府在2008年成立的新憲法當中，規定總統候選人的伴侶不可是外國人。加入此項限制目的，便是藉「杜絕外國勢力干預」為名，阻止身為英國人妻子的昂山素姬改朝換代。雖然今年3月國會通過成立憲法檢討委員會，重新討論憲法的原則問題，不過USDP議員早已表示此舉只為檢討部份民族的自治性。昂山素姬早前亦坦言修改憲法是「全世界最難的事」。

另外，緬甸緬 11toral College)經濟雖然逐步開放，包括實行《海外投資法》，開放國內資源市場吸引外資發展國家經濟，加速國家城市化；但假如政策短時間內未能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或者國家資源落入權貴手上，很容易鼓吹排外思想及民粹主義。由於緬甸經濟需要大量外援，仇外主義導致經濟發展難有起色，而且跟民主精神越走越遠。

緬甸的種族衝突同樣對建設民主制度造成相當大的挑戰。除了近來若開邦羅興亞族人飽受僧侶與若開族人攻擊外，緬甸政府與其他民族的關係仍然相當脆弱。即使政府去年與大部份民族簽訂停火協議，但過去有不少例子證明任何一方會隨時破壞協定，令雙方重返戰場。登盛政府身於權力核心，不過軍隊幾乎不受其指揮，成為實踐和平方案另一絆腳石。本來昂山素姬父親昂山將軍生前提倡的聯邦制，以包容不同民族作為大前提，提升民族治權，加強各方代表性，是一個可行的辦法。然而，面對軍隊及部份緬甸人的保守態度，改革方案純屬紙上談兵。

全民盟以及整個國家對民主制度的見解觀念都有一定重要性。今年三月全民盟進行領導層選舉，釀成黨內「少壯派」與「主流派」的分歧。前者批評決策全盤由年老的「主流派」壟斷，任由昂山素姬說了算，幾乎沒有討論空間，更遑論任何公平和透明原則。即使批評對全民盟的支持度未見造成太大打擊，倘若這種管治方式延伸到國家層面上，那麼昂山素姬主張的民主觀念恐怕會讓許多人失望。

最後，國民支持全民盟的原因，有極大部份歸究於他們對昂山素姬及其父親的景仰；相反，全民盟提倡的聯邦制度、民主理念相對抽象，難以單憑概念獲取民眾支持。這種重視個人色彩的政治模式，對國家建立穩定民主制度相當危險。因為只要這個領導人離開崗位，或者政策效果有違民意導致群眾幻想破滅，整個制度將會很容易崩潰，國家甚至隨時陷入混亂局面。尤其昂山素姬身體機能開始退化，更需要把握時間擺脫國民對「支持昂山素姬=民主」的錯誤投射。

從教育改革著手打破墨西哥金權問題

過去幾十年，許多政體雖然在制度上存在著政黨制度，然而實際上卻是一黨獨大，無疑挑戰「政黨輪替」的理念，當中包括日本、墨西哥、台灣等等。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上許多時候都存在著金權勾結的弊病。雖然後來它們都出現政壇變天，在野黨與執政黨都出現權力輪替的現象，但時至今日，「黑、金、政」的三位一體仍然纏繞著這些地方，阻礙政府推動社會改革。


墨國現任總統培尼亞涅托（Enrique Piena Neto）上臺僅僅三個月，便企圖大刀闊斧削弱國內的貪腐集團。首當其衝的就是墨西哥最「著名」的教育界。墨西哥教育分佈一直出現分佈不均問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曾發表統計報告，發現當地有逾半數15-19歲青少年失業兼失學。


儘管「雙失」表面上只涉及當地教育問題處理不善，但事實上墨西哥的暴力及販毒率高企不下，與學業問題息息相關。正因為當地低學歷情況普遍、再加上墨西哥受到北美貿易協定規限，對美國開放貿易邊境，促成嚴重的高通脹及高失業困境，才導致更多青少年加入犯罪集團。前總統卡德隆過去六年藉高壓手段向國內毒梟宣戰，治標不治本，反而造成更多暴力罪案，無助解決問題。


培尼亞涅托的改革方案，卻主要針對「全國教師工會」（SNTE）及其終生主席葛迪洛（Elba Esther Gordillo）的權力。該工會自八十年代成形，起初主力爭取提升教師權益，不過許多批評指責工會與建制革命黨關係密切，即使是葛迪洛主席一職，亦與時任總統薩利納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向該工會施壓有關。如今工會會員數目達一百四十萬人，足以形成政治勢力左右政壇發展。同一時間，葛迪洛掌握教師生殺大權，即使受聘人士如何不濟，但只要向工會購買教師職務，便可自動從受政府資助的學校獲取薪酬。這種不受規管的手法造成相當嚴重的貪污風氣。


更無奈的，是這個龐大的工會集團掌握了一百四十萬選票，成為墨西哥各個政黨爭相競逐的對象。坊間曾有戲言，指任何總統候選人都必須得到葛迪洛「祝福」才可有勝選機會。前總統卡德隆亦蒙幸得到「祝福」，才足以藉些微差距贏得總統席位。亦正是這種政治權力失衡分佈，讓墨國的教育改革工作舉步為艱。


無獨有偶，政府宣佈推動教育改革翌日，葛迪洛便即時以「挪用公帑」罪名被捕。假如培尼亞涅托此舉能夠打破工會壟斷勢力，不但有利於政府財政上的效用，減少資源浪費，「造王者」下馬，更能為建制革命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的形象帶來一番新氣象，打破過去金權掛勾的負面形象。

2012年：人類氣候問題的最後希望？

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日益嚴重，身處香港的可能體驗不夠深刻，故此華人媒體對環境問題不至廣泛報導；但假若你長居菲律賓、圖瓦魯、馬爾代夫、印尼等深受自然災害影響的國家，便會特別關注正在多哈進行中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COP18)。

多哈氣候會議已經進入第二階段，亦即原則上高級別的談判階段。儘管第一階段議程似乎成效有限，然而甫踏入新階段，二十五位成員國經已達成共識要減少黑碳、甲烷、臭氧排放量，從而降低對全球環境生態的破壞。

不過，這次會議的終極目標─延續將於今年到期的《京都協議書》─的安排卻未有下文。

《京都協議書》在一九九七年京都氣候峰會中推出，透過具約束力的條文限制工業化國家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減至較一九九零年的排放量少百分之五點二的地步。相反，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則可免受約束制肘，引來美國強烈不滿，更在小布殊任期內退出《協議書》。其他發達國家，包括日本、俄羅斯、加拿大在內的發達國家，都表態反對為《協議書》實行第二承諾期。加拿大更於去年宣佈退出《協議書》，成為第一個中途退出的國家。

按照去年南非德班會議推出的「減排路線圖」決定，《京都協議書》理應獲得有效延續五年。不過許多受影響國家多次要求所有排碳大國接受一套具約束力的協定，推動全球減排的決心。儘管如此，這次會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二氧化碳減排資助金額仍然爭持不下，對「綠色氣候基金」的開支比例未有共識，長遠的技術援助合作計劃還處於「只聞樓梯響」的境況。長遠下去，大會甚有可能無疾而終。

事實上，全球發生的氣候變化問題愈來愈明顯，其引致的種種天然災害力量有增無減：十月美國本土發生的颶風「桑迪」橫掃加勒比海及北美洲，奪去美國境內110人的生命；日前颱風「寶霞」社菲律賓南部招來狂風巨浪，超過1000人死亡或失蹤；更遑論其他每日飽受氣候變化影響，甚至有機會陸沉的島國。

昨日大會期間，菲國代表在會議講話中突然一陣哽咽，請求其他國家放下自身利益，為「七十億人口所要求的」盡快達成共識。語畢，其他國家代表紛紛站立拍手示好。但成員國是否真能趕在今日大會完結前得到完滿結論呢，這卻值得深思。

菲國「一國兩制模式」對東亞安全啟示

菲律賓政府與南部地區的伊斯蘭分離勢力「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日前達成和解，雙方擬於2016年在棉蘭老島一帶建立「摩洛國」(Bangsamoro)世俗自治政府。根據和平協定，「摩洛國」將會取代現有伊斯蘭自治區的邊界，雙方共同草擬《基本法》，除了外交、國防、貨幣及貿易政策外，「摩洛國」居民將獲得其他領域的自治權力，儼如另一套「一國兩制」模式。

距離「摩洛國」立「國」尚有幾年時間，實踐和平方案途中仍然存在變數──尤其是阿奎諾三世的總統任期會否在此前完結、摩洛族自治區內現有既得利益集團的態度──稍有不慎，和平方案隨時推倒重來。不過假設這次和平協議能夠實現的話，將會對東亞地區安全有幾項啟示：

第一、菲國國內的種族衝突得到緩和：菲律賓中央政府與摩洛族人的衝突歷史悠久。宗教、發展、土地分配失當等歷史及現實因素共同促成六十年代末摩洛人進行獨立運動。部份摩洛人於八十年代已經與政府妥協，畢竟他們反抗只為謀取更大自治權，免受馬尼拉政府的「同化」政策削弱本土文化認同。走激進路線的摩解最初堅持暴力抗爭，然而長期遊擊戰消耗地區發展潛力，最終以擴大地區自治權為前提，與馬尼拉達成和平協議。從此可見，大部份分離勢力的反抗原因只為加強自治權，保護本土文化免被沖淡。中央政府面對這些挑戰，大可以從主權框架中下放部份權力到這些地方。

第二、東南亞國家可以仿傚「自治」模式：菲律賓鄰近國家同樣面對多元種族及分離主義問題，印尼巴布省、緬甸克欽、克倫、撣族等地方的離心力對中央政府構成管治困難。儘管這些國家並非要複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方式治理地區，但是有限度的權力下放讓地區有一定的經濟自由度，卻有助緩和少數民族對政府的偏見。印尼的阿齊省在幾年前實現自治，然而中央政府仍能保持領土完整，便是一個成功範例。

第三、東盟成員國的「協商」能力：菲律賓中央政府與摩洛族能夠成功進行談判，印尼與馬來西亞應記一功。尤其馬來西亞在這十年間以中間人協調雙方訴求，一方面它與菲律賓同屬東盟，另一方面其伊斯蘭會議組織成員身份又能獲得摩解信任，成為馬尼拉與摩洛族的橋樑。東盟內部成員以多元民族及文化聞名，即使過往被批評在外交立場罕有一致共識，但從今次事件卻協助締造地區和平，對東盟內部團結性有正面作用，間接突破「不介入國家內政」原則。日後這個多元特性對解決成員國內部問題甚有參考價值。

事實上，菲律賓此番倘若成功建立「摩洛國」，亦不等於解決掉國內分裂局面。菲南地區依然有不同政治勢力活躍行動，包括與東南亞極端組織「伊斯蘭祈禱團」有緊密關係的阿布沙耶夫、信奉毛澤東思想的新人民軍，他們偶爾會進行恐怖襲擊，威脅地區治安。另外，中央政府仍需處理當地天主教徒與摩洛族人，甚至是摩洛族人之間的利益與宗教衝突並設定和解方案，否則稍有事端觸及他們要害，可能會重新催生激進主義，再次觸發獨立運動。

拉美地區財富不均成因不一

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在21日發表《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城市發展報告》，提及拉美地區城市化步伐急速，有近八成人口居住城市，相比起亞洲地區（50%）與非洲（約40%），拉美城鎮化規模實在驚人。不過，數據顯示拉美地區最富有的兩成人口收入平均較最貧困的兩成人口高二十倍，貧富懸殊問題叫人咋舌。這與拉美多個左翼政府呼籲的「公平」「均等」口號有相違背之嫌。

以較簡單的三分法來分析，整個拉美地區無論是政治或者經濟發展政策都可以看成一)以墨西哥為首的新自由主義體，二)以委內瑞拉等著重實踐「廿一世紀社會主義」的國家主導型經濟，三)巴西代表的務實型經濟體。

墨西哥等中美洲國家，過去十年由右翼集團壟斷政局，保守的經濟立場自然鼓勵它向美國靠攏，當中薩爾瓦多更任由美元取替成為法定貨幣。問題是，這些偏袒北美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到底是否對國家整體經濟有利呢？現實似乎是答「否」的，畢竟薩爾瓦多、尼加拉瓜的貪腐及貧富不均現象仍然「首屈一指」，而危地馬拉則受內戰弄得遍地頹桓敗瓦，根本無力復興經濟。

在委內瑞拉，強人查韋斯一味進行國有化，龐大的社會福利網絡及公務員系統單靠石油出口支撐著，國家收入來源相當狹窄兼傾斜。而且查韋斯推崇民粹主義，基本上與國內的中產或知識份子已經劃分界線，再積極的經濟政策不能換來經濟菁英支持，當然成效不彰。另一更嚴重的問題，便是外資企業對「廿一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不信任，尤其這些國家政治不穩定，政變奪權常在過去二十年不停上畫。假如強行推出社會福利改革更有可能剝奪國民經濟生產力，造成五、六十年代中國的大飢荒。

以上三種經濟體系中，只有巴西一類務實型的經濟體系較為成熟的。即使巴西與委內瑞拉等政府同樣傾向左翼，鼓勵提高工人福利、兩性平等、社會均富的社會主義思想，不過在實踐上卻有甚大差異：例如巴西代表工人黨的前總統盧拉積極鼓勵市場改革，推行勞工福利配套，為市場提供調節空間，且讓部份勞工階層富起來，經濟利益得到保障。

不過，巴西在發展國家整體經濟同時，卻忽略了國內基建與城市發展。例如巴西經濟起飛，不過國內城鄉居住環境仍然有一定差距，鄉村地帶成為國內黑幫販毒溫床。同一時間，巴西經濟與國外政經環境走得愈近，便愈容易受到外部環境衝擊。

巴西將會成為下屆奧運及世界杯的主辦國，總統羅賽芙應該把握機會大幅投資國內基建以及國內治安環境，為國內經濟打造根基，造好準備迎接往後國際金融的波動環境。假如巴西的發展方式能夠繼續打擊國內貧窮問題，亦不失為鄰國發展的一個參考。

用零和思維拆解印緬合作

印度總理辛格週日訪問緬甸，成為二十五年來首位出訪緬國的印度總理，雙方領導人會面後更圍繞能源、運輸、及邊界合作等事項簽署了共十二份文件，象徵與實質意義同樣重大。一方面，緬甸軍政府透過昂山素姬選入國會一例，換取歐美解除經濟制裁，恢復外交關係，印緬加強貿易上往來，改善緬甸經濟狀況，挽回軍政府一點面子。另一方面，印緬在如此關鍵時刻展開密切合作，可以釋去西方對德里的外交壓力，又可贏得奈比都的好感，對印度「東望」政策提供一大助力，與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競爭將會越演越烈。


如果以零和心態觀察印緬關係，緬甸親西方的曖昧態度應當犯上「嚴重傷害了中緬六十多年的兄弟情結」的重罪。先是去年九月，登盛為回應國內民眾訴求，放棄與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合作修建的密松水壩（Myitsone Dam）；今年五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又宣佈放棄多年來對緬甸的制裁，並鼓勵美商於當地進行投資。印度此番與緬甸合作項目上，居然包括了兩項新的水電計劃工程，甚有沖著中國而來之勢。


中國印度近幾年關係不佳，對北京而言，這與表現具侵略性的「東望」政策不可分割。印度近二十年間開始崛起，建立大國形象成為歷屆印度政府的重要任務，而且印度國民對六十年代中印邊境戰爭戰敗一事耿耿於懷，於是對東南亞國家虎視眈眈。九十年代中期，德里積極與東盟部份成員合作發展水利以及經濟項目，成為該地「東盟加三」以外的重要國家。最近一年，印度明顯刻意介入南海紛爭，更支持越南立場將問題國際化，這肯定是觸動中國神經。


印緬合作對中國來說，都是百般滋味在心頭。一直以來，印度與緬甸偶然會有雙邊合作的項目進行，例如兩國的水電計劃於二零零四年便開始了，然而一籃子的全方位合作，這次卻是首次。中國既明白緬甸的經濟狀況如今需要外來催化劑，卻亦焦慮緬甸有朝一日變得與東盟成員國一樣，自此與中國貌合神離：在經濟上與中國互惠互利，在安全戰略上卻依賴西方國家，平衡中國威脅。地緣政治考慮上，緬甸一直通過雲南昆明向中國提供天然氣；另一方面，雲南省與緬甸邊境接釀，同時又鄰接孟加拉灣，對中國的海上運輸悠關重要。更重要的，緬甸可以稱得上是東盟唯一一個「真心」支持中國的成員國，尤其以現時鬧僵的中國─東盟關係上，緬甸的政治立場具有絕對的影響力。故此，北京希望能夠在奈比都保持著「大哥」地位，這對中國的外交、經濟及安全都有莫大關係。

巴西調查軍政府歷史難關重重

巴西總統羅塞芙（Dilma Rousseff）本週宣佈正式成立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矢志要就二戰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八八年）國內所有涉及侵犯人權的行為展開調查。調查過程必然牽涉到六十至八十年代間軍政府的惡行，而左翼出身的羅塞芙因曾經參與遊擊隊對抗軍政府，遭受軍方拘禁虐待，招致軍方擔心此舉純粹總統個人「報復」心態。

冷戰時期，拉丁美洲多個國家軍人發動政變奪權，而且打壓異己手法招人垢病，造成民眾不滿。以巴西為例，軍政府首任總統布朗庫（Castelo Branco）頒布了新憲法，賦予聯邦政府特權，打擊任何針對國家安全、政治和社會秩序的「犯罪活動」。名義上這是朝著巴西的左派人士而來，實際上卻方便軍方震懾民眾。

六十年代末，軍政府權力幾近不受制肘，一方面透過法律途徑禠奪政治犯權利[1]；另一方面，對付羅塞芙等參與綁架外交人員的激進馬克思主義者，軍方則採取嚴刑拷打的手法逼供。軍政府任內發起多次鎮壓回應反對者，造成多名政治犯外逃、失蹤、甚至死亡，牽起人權爭議。

雖然軍政府在還政於民前經已下令赦免部份政治犯，並承諾不會對任何參與「血腥行為」的左翼分子作出檢控，但該赦免法亦適用於軍隊人物。換言之，除非特定情況下，所有涉及違反人權的舉動將不會受到法律制裁。該法近年在巴西最高法院獲得肯定。聯邦政府在三月曾對一名前上校提出起訴，控告他與多名失蹤案件有關，起訴最終遭法院否決。從此推算，赦免法不能在羅斯芙任內推翻或修改，委員會任何調查成果難對軍隊成員造成法律上的影響。

再者，前總統盧拉及羅斯芙成立真相委員會挑起軍隊神經。軍中有受訪者質疑二人曾在六十年代末被逮捕並囚禁，擔心委員會的目的並非協助了解其他失散家人下落，而是公開當時的機密文件，公布下令鎮壓群眾的「幕後黑手」身份，製造輿論，秋後算賬。早於盧拉提出有關建議時，內閣國防部長及軍隊司令已「放風」準備辭任抗議。歷史對左翼政黨以及軍人之間造成的矛盾，可見一斑。

下屆世界杯及奧運碰巧將會在巴西舉行，政府除了需要加快發展基建設施配合，拓展旅遊業務外，更需要加強警方與軍隊合作對付國內毒梟，配合軍隊在國外的維和行動，改善國家形象。真相委員會的存在是政治多過「報復」心態的，主要為回應拉丁美洲近年批評個別國家軍政府時期違反人權的暴政，以免日後失去大國所需的道德高地，而非挑起軍隊內部不安。繼承盧拉務實取態的羅斯芙應該深深明白，在這個時候與軍隊攤牌，可能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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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在六八年四月里約熱內盧發生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引致軍方鷹派實行「第五號制度法」，指控千餘人，並取消了百餘名聯邦參、眾議員、接近二百名州議員及市議員的選擇權。

柬國土地政策 將成人權問題

柬埔寨著名環保及人權份子楚沃悌（Chhut Vuthy）上周在國內調查非法砍伐期間被憲兵槍殺，兇案震驚國際人權組織，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亦開始介入事件，向金邊施壓。事件讓人一再想起柬埔寨遭外間垢病的人權問題，似乎並未受惠於表面上的和平過渡。相反，國家的土地發展計劃似乎將會成為國內人權進步的絆腳石。

槍擊案與柬埔寨近年來日益嚴重的土地糾紛有關。幾年前，國際環保組織全球見證（Global Witness）發表報告，批評柬國軍方進行非法伐木，並透過武力奪去部份村民居所，將所得的高質木材賣出牟利。金邊政府有不少官員牽涉其中，自然對這些不法活動不聞不問。楚沃悌這次行動，便是希望拍下非法伐木的過程，作為證物控告軍方，最後卻出師未捷身先死。

而軍方牟利的動機，卻源於國家本土及外國企業的投資計劃。上世紀末，金邊通過實施「經濟土地特許經營權」准許國內及國外企業租用大型種植園或農場99年，藉此換取外資。雖然計劃曾經暫停，但不久後又再重新啟動。單是去年，柬埔寨政府已頒發了123張經濟特許地執照，範圍包括75萬公頃土地。再者，柬國的土地法漏洞繁多，無法保障土地原本持有人。這種計劃將會嚴重破壞柬埔寨的動植物生態，甚至危害到許多信奉原始宗教的村民生活，逼使他們流離失所。

事實上，政府的土地分配問題已經觸發多次糾紛與槍擊案，當中除了軍方有份參與外，亦有村民向警方投擲汽油彈。按《柬埔寨星洲日報》的觀察所得，這是該國第一次有村民動用汽油彈。情況持續下去，僵局難免會踏入白熱化階段。

另一方面，槍擊案讓人聯想起八年前在金邊遭暗殺的工會領袖謝威界（Chea Vichea），甚具政治意味。楚沃悌向來狠批軍方與洪森政府剝削村民利益，破壞柬國環境生態，加上其政治魅力，一直被視為軍方的眼中釘。當年的謝威界與洪森敵視的沈良西黨（Sam Rainsy Party）關係密切，加上動員能力強，嚴重挑戰當時支持度低迷的洪森。外間相信政治魅力同樣成為楚沃悌的催命符，如此一來金邊便可除去反對黨的左右臂。

柬埔寨政體並非一個完整的民主制度，即使下議院實行全民選舉，然而選舉經常受到軍隊或國內最大黨人民黨作出威脅，反對黨通常被政府壓制，因此洪森政府認受性一直備受質疑。這種政治背景，加上過去洪森曾經依賴軍隊進行政變奪權，關係錯綜複雜，使洪森極度需要軍方背後的支持，金邊對利益輸送行為表現容忍，加上洪森本人早已有多項貪污醜聞纏身，絕不會推動有效的法制改革制肘自己，相反他只會縱容更多類似非法伐木行動「回報」軍隊。在這種政治氛圍下，柬國的人權狀況難以進步。

智利學生運動再起 左翼強勢回歸

去年五月，智利持續數月發生大型示威，更有占領校園運動，抗議國家教育政策不公平，更牽動到銅礦工人發起遊行。右翼皮涅拉政府（Sebastian Piñera）民望連續下跌，從兩年前營救礦難後支持率高達七成，到現時僅僅超越三成，大大呈現管治危機。三月中旬，智利學生再次發動群眾示威，幾日前的遊行更有五萬人參與。即使皮涅拉嘗試調整貸款措施，改由政府主導以及稅制改革，取代銀行高息借貸，仍然有大部份學生對此毫不領情。幕後策劃遊行的智利學生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Students of Chile, CONFECH）左翼色彩濃厚，甚為不滿國家奉行市場經濟政策，對皮涅拉以及現時的經濟政策將會造成挑戰。

智利的教育制度向來被基層學生垢病。雖然智利教育品質在拉美地區名列前茅，然而有超過一半院校均屬私立大學，學費相當高昂，近乎全球之冠，一般情況下只有富家子弟才有緣入讀。智利政府對公共教育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等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四，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議的百分之七差距甚遠。

智利強人皮諾切特在七十年代推翻民選總統，擔憂高等免費教育會培育反對聲音，所以大幅刪減公立中學及大學的資助，強行將教育納入市場經濟方式發展。即使九十年代初期回復民主選舉，執政近廿載的左翼民主聯盟（Concertación）將資源擴大公共開支，卻對高教改革著墨有限。

事實上，大型學生示威在智利已經屢見不鮮。2006年，首都聖地亞哥同樣爆發大規模示威，參與者多達四十萬人，同時有大學生及教職員參與罷工罷課支持群眾，是智利三十年來最大型兼同類的示威運動。當時新任總統巴切萊（Michelle Bachelet）作出退讓，表示願意縮減中學生的考試費用、向財困學生提供免費午餐等。不過上次主力針對中學生，至於大學生的處境仍未有多大改善。

與過去運動出現差異，去年開始的示威運動組織成份比較強，而且領袖人物的魅力非凡，更能帶起富有政治色彩的訴求。主力領導人巴列霍（Camila Vallejo）相貌出眾，鼻環不離身的鮮明形象深入民心。即使其共青團身份及共產黨家庭背景經常成為對手垢病之處，不過她務實的作風阻止她支持戰友們提倡另立政權的激烈主張。以上各項總和，足以吸引群眾支持。

這一年來的學生示威運動固然與智利學制失衡有關，然而一連串運動卻揭示了國內貧富不均的深層次矛盾，而年青一輩質疑市場經濟的公平性質，與中產階層或一眾企業以「經濟為先」的運作模式產生衝突。皮涅拉本來是百萬富翁，故此偏好「小政府」方針，認為國家的競爭力在於市場的開放性。再者，即使他支持平衡社會福利，他的政黨在國會中比例並非大多數，可能要進行妥協才可讓福利方案通過。而如今左翼學生運動逐漸能夠動員社會其他階層，擴大他們的政治版圖，對政府將會帶來重大考驗，甚至可能促成「基層vs企業」的政治僵局。

「三星模式」與南韓經濟崛起

三星集團前會長 李健熙

韓國報業巨擘《朝鮮日報》上周發出社論，斥責該國企業集團的三星集團優越性凌駕「法律之上」，儼如享有治外法權。三星集團不但被指縱容旗下手機銷售手法違規，而且涉嫌提交虛假資料，四處阻撓政府委員會進行調查，顯然視法律如無物。南韓雖然早於上世紀末實行民主制度，然而「三星模式」背後的政商勾結問題嚴重，癥結在於國家的財閥勢力已經到達尾大不掉的境地。

1961年朴正熙發動政變奪權，其時南韓經濟疲弱不堪，甚至比北韓共產主義領導下的經濟更差。反共立場鮮明的朴氏上臺後，倡議「指導性資本主義」，大搞經濟開發計劃，並參照日本經濟起飛的發展方向，透過威逼利誘，要脅財閥合作。起初政府仍然處於強勢地位，企業生產量必須達到指定目標，否則不能獲取政府低息借貸。不過稍後美軍宣佈大幅撤出朝鮮半島，朴正熙受制於安全考慮，急須武裝自己軍備，唯有向國內的財閥集團傾斜，實施優惠稅項，扶植市場壟斷，優先處理鋼鐵、造船、電子產品等重、化工業項目，逐漸形成一種「相互依賴」或「相互綁架」的局面。

八十年代，政府更要配合全國邁向「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趨勢，推動金融業自由化，促使財閥收購金融機構及證券公司，方便更多資金流入，甚至發展跨業經營。在亞洲金融風暴前夕，五大財團各涉足多達三十幾種行業。基本上，三星、現代這些大企業已經操控整個韓國經濟命脈。

這種政經氣氛鼓勵許多富商躍躍欲試，包括以零售乾貨起家的三星集團。三星首任會長李秉喆早在三十年代已經成立三星商會，主要出口韓國貨物到中國，後來業務擴張至保險業務、傳媒行業等等。直到政府出動傾斜政策，集團才開始染指電子、造船及化工業，為今日人所共知的「三星共和國」踏出第一步。財閥集團財雄勢大，貧富不均愈來愈明顯，加上傳媒頻頻爆出政治人物與某某巨賈富商勾結，成為民間向威權政府施壓的最佳武器。八十年代末期，南韓要求政治問責的聲音越來越強烈，逼使青瓦臺進行改革，壓抑財團。

不過政治改革衍生了政黨的出現，就連當權派都得組織政黨，面對群眾。這樣再次為財閥製造喘息空間，甚至動用政治獻金作為籌碼，聲言絕不支持反財閥政黨，可見財閥的能耐已經遠超政府所及，甚至反轉槍頭，操控政府。

金融風暴後，立場左傾的金大中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達成協議，降低財閥過度影響經濟的能力並且加緊監控「官商勾結」。三星集團前會長李健熙曾多次被指控向政治人物提供非法獲利行賄，換取政府包庇逃稅，最終逼使李健熙辭去會長一職。這些問題或者在左翼政府上場的時候得以正視，然而迄自李明博上場，宣揚「CEO治國」特赦多位違規的企業領導層，罰錢了事，甚有「回到過去」的味道。如今「三星模式」的網絡實在太廣泛，再者「人情債」源來有自，社會上受過財團欣惠的人太多，而且他們早已散佈到政商界各階層，勾結問題只怕難以霎時間杜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