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衝突突顯緬甸改革挑戰

上週五，緬甸若開邦孟都鎮爆發宗教衝突，事件迅速擴散到邦內其他地方。總統登盛上任以來首次宣佈緊急狀態，派出軍隊進駐若開邦戒嚴，並接管該地的所有行政工作。這場衝突涉及佛教徒與回教信徒的糾紛之餘，其實亦牽連到緬甸改革面臨的兩大難題：網絡言論和少數民族管治。

雖說若開邦一連串以暴易暴的騷動，源於兩週前佛教信眾姦殺案；邦內回、佛信徒心存芥蒂，卻自十九世紀已開始累積。據稱擁有孟加拉血統的洛興雅族（Rohingya）一直篤信伊斯蘭教，在英國殖民地時代遷徙到若開邦，輸入廉價勞工，逐漸與該地信奉佛教的居民發生磨擦，更在二戰期間促成屠殺。緬甸軍政府執政後，仍然以高壓手段統治他們，且不承認他們的國民地位，只以非法移民的心態待之。

這次騷動為日後的少數民族管治帶來幾點啟示。

第一，緬甸國內擁有許多少數民族，單是官方認可種族的數量已經多達一百三十五，散佈二十一個邦區（包括自治區），部份種族與政府關係更相當惡劣。登盛接任總統一職，爭取改革國家政治經濟，於是向少數民族拋出橄欖枝。近幾個月，軍方及政府高層積極與撣邦、卡欽與克倫這幾個反對聲音最熾烈的地方進行談判，嘗試執行《停火協定》。有報章提出，登盛的目標是促成「全國民族大會」，擴大這些民族的自治權滿足當地群眾，作為解決種族矛盾的終極方案。

不過，這些民族未必全部信奉佛教，例如這年才簽署停戰的卡欽族，有超過三成居民是基督徒，習俗傳統不一，需要一定時間磨合。再加上兩地缺乏互信，齟齬可能變成武裝衝突的導火線，屆時將和平進程的計劃毀於一旦。而且，國內尚有其他不獲認可的少數族群，政府如何處理他們的訴求呢？

第二，騷亂能夠迅速蔓延，與中央政府解除互聯網封鎖有關。國民在互聯網未開放的年代，對網絡的使用方法與資訊接收渠道欠缺認知。如今，政府一下子解禁網絡言論，網民無所適從，有的對所有資訊照單全收，囫圇吞棗；有的將個人情感表現無遺，在討論區以「侵略者」及「恐怖分子」稱呼洛興雅人，頓時加劇族群衝突。政府一下子解封了網路言論，是鐵定不能走回頭了，不然只會造成更深的民怨，改革便白費心機。國家能夠做的，便是鼓勵新聞資訊如實公佈，不偏不倚地擴大接收層面，減少不知情者對事件的誤會，從而加深族群衝突。

東南亞如何處理少數族裔問題

Photo credit: Al Jazeera News.

緬甸政府上月開始與國內克耶邦與撣邦的分裂勢力展開會談，逐步達成和平協議，各方面均有意終止內戰狀態。這自然有利緬甸政府與西方國家進行建設性的洽談，盡快解除後者的經濟制裁。少數族裔淪為政治協商的工具，是政治現實催生的必然結果。其實不止緬甸，東南亞多個國家同樣經歷過種族紛爭、種族和解等議題，成效迥異。儘管如此，這些國家的種族政策，對北京政府的管治手法都有參考價值。

東南亞地區種族多元，許多少數族裔在國家獨立前已經立足當地，獨立後為求爭取自主權經常與國內主導種族發生糾紛，甚至演變成武裝衝突。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緬甸與泰國國內分別有民族糾紛，更有少數族裔打着分離主義的旗幟，犯上「分裂國家」這個最壞罪名。各個政府對付這燙手山芋的招數盡不一樣，然而，事實證明了極端的高壓政策通常都不湊效，雙方最終礙於現實問題，進行妥協。畢竟可以在後殖民時期成功獨立，成功「分裂國土」的東南亞國家，其實只有東帝汶。

緬甸的「克倫民族聯盟」及印尼的「自由亞齊組織」被政府打造成為恐怖主義的發言人，一度裴聲國際。與其他組織相比，這兩個獨立運動較傾向以武力獨立，透過正規戰及遊擊戰略與軍方拉鋸超過廿載，緬甸的內戰狀態甚至維持了超過六十年。這兩個組織發起獨立運動，目的在於捍衛民族性質，拒絕接受「外來政權」進行高壓式統治。中央政府覬覦這些地區的管治權，既考慮到國家的完整性，亦關乎當地蘊藏的豐富資源，好支持國家經濟開發策略。亞齊省的金、銅、油、氣；克耶邦的珍貴木材與玉石等等，都間接鼓勵國家以強硬姿態掠奪當地管治權。政府一方面高估了己方軍隊的強盛，亦錯誤判斷了一個民族面對被同化的「生死存亡」所作出的反饋。

事件最後並未有促成任何一方獨立。「自由亞齊組織」在印尼海嘯後與印尼軍方達成和平協議，宣佈放棄武裝，亞齊省亦成為特別行政區，獲得更多自治權，雅加達政府亦不能對當地省長選舉進行干預。至於緬甸奈比都政府似乎亦明白鐵腕政策經已變得不合時宜，加上緬甸改革需要得到西方國家解除經濟制裁，新總統登盛顯然願意作出讓步。雖然外間有質疑軍方有撕毀和平條約的前科，不過從他容許很受少數族裔歡迎的昂山素姬參選，加上克倫族放棄了獨立建國的訴求，緬甸的種族問題似乎重燃一絲曙光。

與印緬的高壓政策不同，泰國一直都傾向種族融和。一方面這與泰國篤信佛教有關，另一方面亦與它在殖民時代保持獨立的情況相連。由於篇幅所限，未能盡述箇中手法，而且他信執政時對南部地區的統治手法不佳，促成區內多次恐怖襲擊。不過以上事例說明，中央政府嘗試透過高壓管治鎮壓少數民族，企圖抹去他們的種族認同，通常只會適得其反；與之相反，中央政府給予自治空間，容許當地進行對本土管治的權利，建立名符其實的特別行政區，反而有利國家進行和平發展。高度自治方針是北京政府可以參考的管治策略，也是香港作為特區政府應該捍衛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