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洛英教父」與跨國販毒問題

外號「海洛英教父」的金三角毒梟羅星漢上周去世，以八十歲高齡結束其輝煌的富豪人生。過去叱吒東南亞的販毒「三巨頭」─坤沙、羅星漢、魏學剛─當中，羅星漢是最早發跡的一人，他對緬甸獨立後中央政府與地方武裝派系之間的角力互動發揮一定作用。

國共內戰後，有部份國民黨殘軍在緬北建立武裝勢力，並接管英國人遺留下來的鴉片種植販賣事業，成為緬甸政府的眼中釘。羅星漢受惠於這種敵對關係，在1960年成立孟洞公司，分化當地族人，並獲得政府許可經營鴉片業務權，借軍隊負責押運邊境一帶販賣。通過這種中央─地方互相合作原則，羅星漢與緬甸政府共同擊潰國民黨殘軍、緬共、獨立軍勢力，並承認中央政府的合法性。

在這種互惠互利邏輯推動下，羅星漢的事業終於擴展到歐美地區，在六、七十年代成為金三角的大毒梟，美國政府更一度重金懸賞將他緝捕。雖然後來緬甸軍政府與羅星漢就裁軍一事發生衝突，羅因而先後被判死刑及無期徒刑，據說他仍然獲得優人一等的待遇。後來羅星漢金盤洗手，一方面充當「和事佬」協助軍政府與部份武裝販毒集團進行和談；另一方面「棄武從商」，建立王國「亞洲世界集團」（Asia World Group），搖身一變成為緬甸首富，經常接獲與中資企業有關的計劃項目，當可涉及中央政府在背後操弄。

雖然羅星漢晚年表示自已支持政府實行禁毒措施，但外間有聲音對緬甸的將來感到悲觀。第一、泰國政府近年致力推動禁毒大有得著，而老撾向來所占不大，唯獨緬甸的毒品生產率卻不跌反升。根據《時代週刊》早前報導所得，緬甸有大約三十萬住戶種植大麻鴉片，以此來彌補內戰造成的經濟損失，透過販賣毒品維持生計，滿足其經濟需要。第二、緬甸地方反對勢力為了維持運作，大規模種植毒品，藉此換取資金。第三、緬甸總統登盛雖然積極內政，不過政府內部有軍隊一直覬覦販毒帶來私利，於是吸納部份前毒梟，發展其販毒大計，部份更懂得借助商業包裝，用販毒所賺得的黑錢進行投資，當局更難追蹤去向。而且緬甸政策向來只針對買家，無力禁止貨源生產，軍人與毒梟互相勾結，又擁有實權，大可置政府禁毒的命令於不顧。

「教父」雖死，但只要緬甸政府一日無法改善軍隊貪腐、種族衝突及經濟發展三個源頭，販毒問題永遠不能得到解決。

煙霧危機揭露東南亞跨國合作漏洞

印尼蘇門答臘自從六月中旬起出現森林大火，產生嚴重的煙霧問題，加上受到氣候變化、熱帶風暴影響，導致周邊國家受到大火濃煙籠罩，促成更廣泛的空氣污染情況。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顯示，當地空氣污染指數已經達到有史以來的高位，破天荒錄得401點，級別屬於「威脅病人及老人生命」程度，大幅拋離1997年印尼森林大火所錄得的226點。

林火問題除了造成一定的環境破壞外，亦會觸發其他「界外效應」，隨時令損失倍增。以1997年的煙霧問題為例，事件起源於印尼經濟發展需要，鼓勵企業生產大量棕櫚油、橡膠等產品，同時農民為開墾耕地，不惜砍伐焚毀大片森林。兩者造成的林火問題，經過「厄爾尼諾」現象洗禮，蔓延到東南亞大部份國家，當中包括星、馬、泰、汶萊。環境問題由一個國家造成，卻成為跨國災難，地區經濟虧損了90億美元，東盟成員國關係因而出現裂縫，足以證明「界外效應」的威力。

這次煙霧危機對新加坡造成一定程度打擊，由於空氣污染指數極高，不少市民情願困在室內亦不願外出，短期內對新加坡的餐飲、旅遊業務有負面影響；況且，空氣質素是新加坡營商環境的一大賣點，這個優勢在過去吸走不少駐紮本港的外資企業；長遠而言，定前的煙霧瀰漫或會趕走部份外企。

不過，從表面分析，印尼中央政府受制於國內的利益板塊牽引，難以大刀闊斧杜絕林火源頭。試舉一例，印尼的棕櫚油企業為國家經濟帶來近百分之五收入，因此在國內擁有龐大影響力。他們透過自已的政經地位，建立一個錯綜複雜的關係網，與各個政黨、官員都有相當豐富的脈絡，就連印尼的環境部長的工作亦遭學者批評只不過是協調企業間的利益考慮，而非為政府辦事。利益及商業考慮成為政府改革的一大阻力。

印尼作為區域大國，理應負上一定程度的「大國責任」，改變印尼過去在環境問題的保守態度。一方面，煙霧危機源頭始於蘇門答臘、婆羅洲等印尼領土範圍，中央政府的確有道德責任改善伐木問題；另一方面，印尼欲透過東盟延伸其政治利益，那麼維繫東盟團結便成為其中一項先決條件，否則定必削弱其認受性。與此同時，國際社會早有共識將環境保護議題定調為國際法的基本元素，倘若印尼部份國會議員繼續逃避責任，以干預主權之名阻撓通過《東盟跨國煙霧污染協定》，無論對東盟、抑或印尼也絕非好事。

東盟路線對「新亞太條約」的借鏡

印尼外交部長馬提（Marty Natalegwa）在訪美期間倡議成立一條覆蓋亞太地區的新條約，希望藉此加強國家互信，打破亞太地區近日接二連三的緊張局勢。馬提建議新條約應該參照東盟骨幹條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作為藍本，並強調區內不能接受單一國家在地區內「具有不受制約的優勢」，以及任何由大國紛爭造成的不穩定狀況。雖然相關建議重彈舊調，似乎只是複製「東盟模式」〈ASEAN Way〉到亞太地區，但對建構亞太地區合作制度的意義重大。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東盟五國在1976年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從國際法角度承認成員國之間的主權範圍，為成員國之間建立互信基礎。冷戰結束後，東盟擴張，條約成為了東南亞國家加入的必要條件。為保持東盟在區內的影響力，東盟將條約延伸到其他地區組織，包括「東盟＋３」、東亞峰會等國際合作領域上，要求所有合作對象先承認東南亞國家主權。


條約背後的邏輯主要有二：第一、透過有國際法律效力的條約，為東南亞國家之間帶來適當規範。東南亞國家在獨立初期互相敵視，擔心鄰國侵犯自己領土，再受到冷戰意識形態對立的氛圍影響，國家需要尋求共識承認領土邊界，確保鄰國遵守條約精神，從而集中資源到國家經濟發展，穩外安內。


第二、條約最初版本主要針對東南亞國家，東盟成員國透過此條約建構出一個共同身份，從社會文化角度建立互信，長遠而言，更有助規範國際爭議。「東南亞」這個概念直到二戰前仍然相當模糊，例如，日本推舉大東亞共榮圈政策時，便用「南洋」形容今日東南亞地區以及部份太平洋島國；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反擊日本時，便將東南亞視為「要將日本人驅逐的地方」。大概直到東盟成立，成員國鼓吹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今日的「東南亞」才出現一個載體。條約的作用便是將這個共同概念制度化，讓東盟有效代表東南亞。


縱然東盟成員國之間屢有紛爭，但這些問題都沒有升溫到武裝衝突，與條約背後的精神不無關係。印尼提倡的新條約，從表面上看確實只是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重新包裝，但如果條約將對象從東南亞擴大到亞太區，要求簽署國承認區內國家主權，透過國際法約束國家解決紛爭的途徑，對「無秩序狀態」的亞太地區意義重大。

東亞「向右走」區域國家建立互信難

東北亞地區主要國家的大選已經塵埃落定，顯然各國的右翼勢力都獲得大多數民眾支持。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回朝，再加上日本維新會突圍而出成為國會第三大黨，象徵強硬右派已經重整旗鼓；南韓新世界黨朴槿惠擊敗左翼民主統合黨候選人文在寅，保住國內保守派領導地位；習近平接任共產黨總書記一職後，已經兩次談論「民族復興」，富國強軍之說挺合外交右派的脾胃；明年東盟秘書長換屆，由越南副外長黎良明擔任，鑑於中越兩國近年衝突頻仍，招人憂慮東盟日後會將國家主權問題與其他合作事項掛勾混為一談。再加上長年政策欠透明度的北韓，似有意來年再進行「火箭外交」，東亞地區局勢似乎將再陷入不穩狀態。

這些「右傾」因素，並非依照本土「建設派 VS 破壞派」或 「建制派 VS 民主派」的二元式刻劃；相反，在國際關係上，這些因素強調捍衛國家主權，國際之間的對等關係。他們往往對國族較有一種優越感，這種特質並不一定局限於威權國家，民主國家如英國，國內的右翼近年再次掘起，高舉脫離歐盟的旗幟號召支持者。右派發展到極致甚有可能滋生軍國主義，情形跟二戰時期的軸心國一樣。 這種狀況，在打著共產主義名號、走「先軍政治」為實的北韓相當合得來。

東亞地區雖然一直有右翼聲音存在，過往日本曾出現教科書爭議、南韓亦不時強調「種族優越論」，表示宋代居於中國邊境地區的女真族乃南韓人，一度統治中國北部等等，不過卻甚少情況會出現一致「向右彎」的情況。如今幾乎所有國家右翼人士得道，再加上中日、日韓、中國與東盟成員國之間今年重新燃起主權爭議，難料明年將有重大突破，東亞地區安全來年相信並無太大改變。反而，由於這些國家及地區組織執著於主權爭端，現行互信機制產生裂痕，必會阻礙國際安全合作，甚至出現倒退趨勢。

東盟版本的《萬曆十五年》？

在許多歷史學家眼中，明神宗萬曆十五年，相比起萬曆年代其他內外困局，理應是明帝國史上最無風無浪的一年。然而「大歷史觀」學家黃仁宇筆下的《萬曆十五年》卻打破了這套論述。黃仁宇在書中點出選出六個風雲人物加以描繪，突顯出官場受到一套僵化的傳統思想系統束縛，無所作為。雖然表面呈現一幅符合英文書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無關痛癢的畫像，但卻為明帝國覆亡播下種子。

柬埔寨過去兩周舉行了東盟峰會(ASEAN Summit)及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分別通過了《東盟人權宣言》以及「區域全面夥伴經濟關係」(RCEP)。前者加緊東盟十國在人權議題上的共識，後者則以「東盟加六」為主軸強化東盟與中、日、韓、澳、新、印的自由貿易關係，從外觀而言，東盟主導的區域網絡看來更加鞏固了。

不過，這兩項決策對東盟帶來的正面影響程度有限，其他嚴峻議題按下不表，即使2012年的兩個峰會不至於no significance，但卻也不見值得載歌載舞。

首先，東盟推動《人權宣言》，是一種從上而下的執行方法，並無任何配套保護及推動公民社會，而且當中對保障「公民權利」附設條件，例如不得挑戰國家安全、公共秩序等等。但相關的詮釋權卻往往由執法者掌握，大多成員國的司法系統獨立性存疑，《人權宣言》難免成為紙老虎。

RCEP雖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大彈性，將幾個「東盟加一」的雙向貿易網絡多邊化，而且包括中國、印度兩個龐大市場，有助東北、東南亞經濟上互相依賴，理應促進東亞區域化。

但美國要繼續「重返亞太」任務，務必會循著「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TPP)路徑打進亞太市場。區內經濟體系較完善的，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對TPP自然趨之若鶩；但柬埔寨、老撾等國家卻仍需要差別待遇的條文扶助國家新興經濟行業。而且，TPP同時屬於白宮對東亞外交戰略的重要一環，透過吸納區內其他國家平衡中國崛起的力量。TPP與RCEP長時間對峙，定會窒礙區域建立一體意識。

更重要的，是東盟地區對地區安全仍然缺乏共識。今年七月在金邊舉行的首次東盟峰會(東盟憲章規定東盟主席國每年需要舉行兩次峰會)，以未能達成共識向中國抗議南海的擴充政策告終，是為四十五年來前所未見的結果。今次峰會上未再提及有關地區安全問題，純粹拖延策略，東盟十國終須建立共識，為區域安全尋求統一口徑。不然，東盟最後必定會分開成親美/親中兩派，撕裂整個區域組織。到時候，四十五年的區域化工程將毀於一旦。

2012年看似平平無奇，然而東盟前途卻滿佈陰霾。到底能否在2015年實行共同體前建立更多共識，這要視乎成員國目光能否超越國家利益，放眼到區域上；否則今次峰會將會奠定東盟瓦解，儼如《萬曆十五年》下的明帝國。

菲國「一國兩制模式」對東亞安全啟示

菲律賓政府與南部地區的伊斯蘭分離勢力「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日前達成和解，雙方擬於2016年在棉蘭老島一帶建立「摩洛國」(Bangsamoro)世俗自治政府。根據和平協定，「摩洛國」將會取代現有伊斯蘭自治區的邊界，雙方共同草擬《基本法》，除了外交、國防、貨幣及貿易政策外，「摩洛國」居民將獲得其他領域的自治權力，儼如另一套「一國兩制」模式。

距離「摩洛國」立「國」尚有幾年時間，實踐和平方案途中仍然存在變數──尤其是阿奎諾三世的總統任期會否在此前完結、摩洛族自治區內現有既得利益集團的態度──稍有不慎，和平方案隨時推倒重來。不過假設這次和平協議能夠實現的話，將會對東亞地區安全有幾項啟示：

第一、菲國國內的種族衝突得到緩和：菲律賓中央政府與摩洛族人的衝突歷史悠久。宗教、發展、土地分配失當等歷史及現實因素共同促成六十年代末摩洛人進行獨立運動。部份摩洛人於八十年代已經與政府妥協，畢竟他們反抗只為謀取更大自治權，免受馬尼拉政府的「同化」政策削弱本土文化認同。走激進路線的摩解最初堅持暴力抗爭，然而長期遊擊戰消耗地區發展潛力，最終以擴大地區自治權為前提，與馬尼拉達成和平協議。從此可見，大部份分離勢力的反抗原因只為加強自治權，保護本土文化免被沖淡。中央政府面對這些挑戰，大可以從主權框架中下放部份權力到這些地方。

第二、東南亞國家可以仿傚「自治」模式：菲律賓鄰近國家同樣面對多元種族及分離主義問題，印尼巴布省、緬甸克欽、克倫、撣族等地方的離心力對中央政府構成管治困難。儘管這些國家並非要複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方式治理地區，但是有限度的權力下放讓地區有一定的經濟自由度，卻有助緩和少數民族對政府的偏見。印尼的阿齊省在幾年前實現自治，然而中央政府仍能保持領土完整，便是一個成功範例。

第三、東盟成員國的「協商」能力：菲律賓中央政府與摩洛族能夠成功進行談判，印尼與馬來西亞應記一功。尤其馬來西亞在這十年間以中間人協調雙方訴求，一方面它與菲律賓同屬東盟，另一方面其伊斯蘭會議組織成員身份又能獲得摩解信任，成為馬尼拉與摩洛族的橋樑。東盟內部成員以多元民族及文化聞名，即使過往被批評在外交立場罕有一致共識，但從今次事件卻協助締造地區和平，對東盟內部團結性有正面作用，間接突破「不介入國家內政」原則。日後這個多元特性對解決成員國內部問題甚有參考價值。

事實上，菲律賓此番倘若成功建立「摩洛國」，亦不等於解決掉國內分裂局面。菲南地區依然有不同政治勢力活躍行動，包括與東南亞極端組織「伊斯蘭祈禱團」有緊密關係的阿布沙耶夫、信奉毛澤東思想的新人民軍，他們偶爾會進行恐怖襲擊，威脅地區治安。另外，中央政府仍需處理當地天主教徒與摩洛族人，甚至是摩洛族人之間的利益與宗教衝突並設定和解方案，否則稍有事端觸及他們要害，可能會重新催生激進主義，再次觸發獨立運動。

泰柬衝突突顯東盟制度不足

泰國、柬埔寨持續一年多的外交僵局終於有緩和跡象：兩國部隊分別撤離了駐守柏夏威寺（Preah Vihear Temple）附近區域，為該地設立暫時性的「非軍事區」（Demilitarized Zone）。不過國際法庭早於去年七月已經裁定以上安排，雙方卻在事隔一年之後才開始執行撤軍，正好突顯東盟內部缺乏一套有效機制解決成員之間的衝突。

事實上，東盟並非沒有爭端解決機制。根據《東盟憲章》第二十四條，成員國如有任何衝突未能解決，理應按照《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規定，成立高級委員會向爭端國提出解決方法。不過，採取有關安排的前提是，東盟必須獲得所有爭端國同意。否則，問題將會在峰會上討論並商議。

需知道，東盟成立之前，東南亞地區關係緊張，除了對抗共產主義在地區抬頭以外，國家之間仍然受到歷史及殖民主義的餘波影響，關係反覆無常，更隨時爆發出地區戰爭。因此，成立東盟其中一項目的，便是要消除地區惡劣氣氛，利好國家發展經濟促進合作。

有趣的是，爭端處理機制自從東盟成立以來未曾召開過，為什麼呢？雖然東南亞國家簽署加入東盟以後，的確在爭端上表現克制，但並非代表之前的領土紛爭經已自動解決。即使是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菲律賓，這些核心的東盟國家，它們也會間竭爆發邊境衝突，只是衝突不如柏廈威寺般鬧得觸目。

而且，要啟動爭端處理機制必須得到雙方涉事國首肯，這幾乎是無可能的。去年二月，柬埔寨聲稱遭到泰國軍隊侵襲，數度要求東盟派員監察事件，以證明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卻礙於成員國對「共識政治」近乎教條式的信奉，泰國利用這個漏洞阻撓身兼主席國的印尼進行斡旋，最終將事件搬到國際法庭接受裁決。

雖然過往國際法庭亦曾處理馬來西亞與印尼的主權爭議，但當時雙方只有軍事僵持，事件並未演變成軍事衝突。柬埔寨這次繞過東盟機制，直接由國際法庭解決爭端，難免大幅削弱東盟威信及權力。這般造法自然無可厚非，不過先例一開，他日其他國家倘若照版煮碗，東盟作為建立互信的制度一定受到打擊。

再過三年，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便將啟動，在區內加強推行民主管治外，藍圖亦有提倡訂定行為準則規範成員國行為。然而在眾多倡議中，仍然以溝通協商作為處理爭議的手法，即使違規亦未見有條文懲罰。有學者指出東南亞缺乏「東盟意識」，「同為一體」的觀念尚未萌生，導致國家互信不足，故此應該給予更多時間國家學習雙方習性。不過，過了接近半個世紀，東盟在制度化的過程上仍然裹足不前，難以使成員國對機制信服，反而更可能向外力求助。長遠下去，只怕更難建立「東盟意識」。

用零和思維拆解印緬合作

印度總理辛格週日訪問緬甸，成為二十五年來首位出訪緬國的印度總理，雙方領導人會面後更圍繞能源、運輸、及邊界合作等事項簽署了共十二份文件，象徵與實質意義同樣重大。一方面，緬甸軍政府透過昂山素姬選入國會一例，換取歐美解除經濟制裁，恢復外交關係，印緬加強貿易上往來，改善緬甸經濟狀況，挽回軍政府一點面子。另一方面，印緬在如此關鍵時刻展開密切合作，可以釋去西方對德里的外交壓力，又可贏得奈比都的好感，對印度「東望」政策提供一大助力，與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競爭將會越演越烈。


如果以零和心態觀察印緬關係，緬甸親西方的曖昧態度應當犯上「嚴重傷害了中緬六十多年的兄弟情結」的重罪。先是去年九月，登盛為回應國內民眾訴求，放棄與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合作修建的密松水壩（Myitsone Dam）；今年五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又宣佈放棄多年來對緬甸的制裁，並鼓勵美商於當地進行投資。印度此番與緬甸合作項目上，居然包括了兩項新的水電計劃工程，甚有沖著中國而來之勢。


中國印度近幾年關係不佳，對北京而言，這與表現具侵略性的「東望」政策不可分割。印度近二十年間開始崛起，建立大國形象成為歷屆印度政府的重要任務，而且印度國民對六十年代中印邊境戰爭戰敗一事耿耿於懷，於是對東南亞國家虎視眈眈。九十年代中期，德里積極與東盟部份成員合作發展水利以及經濟項目，成為該地「東盟加三」以外的重要國家。最近一年，印度明顯刻意介入南海紛爭，更支持越南立場將問題國際化，這肯定是觸動中國神經。


印緬合作對中國來說，都是百般滋味在心頭。一直以來，印度與緬甸偶然會有雙邊合作的項目進行，例如兩國的水電計劃於二零零四年便開始了，然而一籃子的全方位合作，這次卻是首次。中國既明白緬甸的經濟狀況如今需要外來催化劑，卻亦焦慮緬甸有朝一日變得與東盟成員國一樣，自此與中國貌合神離：在經濟上與中國互惠互利，在安全戰略上卻依賴西方國家，平衡中國威脅。地緣政治考慮上，緬甸一直通過雲南昆明向中國提供天然氣；另一方面，雲南省與緬甸邊境接釀，同時又鄰接孟加拉灣，對中國的海上運輸悠關重要。更重要的，緬甸可以稱得上是東盟唯一一個「真心」支持中國的成員國，尤其以現時鬧僵的中國─東盟關係上，緬甸的政治立場具有絕對的影響力。故此，北京希望能夠在奈比都保持著「大哥」地位，這對中國的外交、經濟及安全都有莫大關係。

傳統安全概念仍然困擾亞洲區域合作

在國際關係學術定義上，安全(security)可以簡約地分為傳統(traditional)及非傳統(non-traditional)。前者主要涉及軍事行動，以國家為行動單位。上世紀軍備競賽間接促成兩次世界大戰，目的希望捍衛/擴充國家領土，到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受制於核威脅，講究陣營之間勢力均等。相反，非傳統主要在冷戰終結後才興起，定義較含糊：凡不屬「傳統」的安全考慮，包括恐怖主義、糧食或氣候危機都會被列入其中，由於受影響範圍通常跨越國界，較多以「人」，而非國家，作為考慮因素。

後冷戰時代，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軍事力量遠超其他國家，自然可以著眼於區外的「非傳統安全」議題，保持其影響力。然而，亞洲國家並未受蘇聯解體影響，仍然深受傳統式安全思維決定外交方向，日本、菲律賓等多個美國盟友更憂慮白宮將會撤出地區而驚恐不定。區內國家長期互不信任，就連東盟組織成員國之間亦會偶而發生衝突，因此區域合作從不深入。這個趨勢對逐漸追求「區域化」，以解決「非傳統安全」作為要務的世界潮流，難免產生抵觸。

亞洲國家(主要指東亞及南亞)致力爭取領土完整，對有爭議土地寸土不讓。近三年，中國與越南、菲律賓就南海島嶼主權上經常發生衝突，將美國日本印度等區外大國介入主權糾紛之中，區域緊張局勢急遽上升，國內更有網民支持解放軍硬起來，佔領南海，甚至與越、菲開戰。何況南海純粹區內糾紛的冰山一角，朝鮮核危機、中印矛盾的白熱化等。即使日韓兩國同屬美國盟友，亦時為竹島/獨島的主權進行罵戰。

專門研究軍備買賣的國際智庫組織SIPRI指出，印度的武器進口量已經達到全球第一，亞洲國家亦占全球的首五席。這固然與它們本身對外國武器依賴不無關係，但假如國家對周邊安全有信心，那麼這幾年來增加軍火支出就不乎邏輯了。儘管這可以是外交姿態，事實反映出亞洲國際關係仍然不太和諧。

雖然外間認為亞洲國家可以憑藉打擊跨國販毒、海洋安全等非傳統議題上的合作，增強互信，從而避免發生軍備競賽的傳統安全挑戰。不過亞洲國家本來種族多元化，與拉美、歐洲、中東種族背景類近的地區大相逕庭，而且東亞國家的民族意識十分熾熱，很容易變成國家民族衝突的催化劑。這些問題實際上較難靠簡單的合作解決。反而國家時為領土主權發難，更有機會危及合作關係。而且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的決定通常基於現實需要，對凝聚「區域一體化」意識未必有長遠效用。解決亞洲國家信任情況，只有達到真正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將之具體及制度化，才能除去區域合作的巨大障礙。

增購軍備，東亞、南亞勢將成為戰爭熱點？

著名國際安全研究智庫，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日前指出過去四年（2007年至2011年）的武器交易較上一個年度（2002年至2006年）多出百分之二十四。當中亞洲國家的軍備進口量冠絕全球，印度更取代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軍械入口國，占全球一成，其次是南韓、巴基斯坦、中國，然後是新加坡。由此可見，東、南亞地區仍然十分依賴外國武器。

這個趨勢發展下去，似乎應驗了部份學者預言，亞洲國家將會相繼出現軍備競賽：面對周邊國家的軍械威脅，國家將會購入或研發更多軍備加強自己國土安全，結果觸發其他國家效法，情形似走入無底深淵一樣，大有可能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覆轍。同一時間，亞洲去殖民化的過程未曾完成，國家之間尚為領土問題鬧得僵持。假如國家政府稍為處理失當擦槍走火，戰爭如箭在弦。

筆者不排除以上悲觀發展可能。事實上，早於冷戰結束後已經有學者發出類似警告，特別當時北京與西方國家關係惡劣，加上美國撤出菲律賓，而中國亦逐漸具備挑戰日本的能耐，情況使人憂心。

不過，進口軍備與擁有軍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印度大幅進口軍備，部份原因固然是回應安全考慮，既要面對巴基斯坦、中國等印象欠佳國家的威脅，又要準備迎接國內恐怖份子隨時襲擊，自然要時刻保持一定軍備數量。另一邊廂，依賴外國武器同時反映國家軍械發展質量尚未成熟，即使印度早前曾表態希望大幅增加本土貨品，然而事與願違，必須向俄羅斯這個傳統兵器賣家招手。日本和南韓面臨相近窘境。

相反，中國雖然減少進口軍備，然而國內的軍火生產商卻成功開發大量兵器，過去四年間，中國的出口量急升近一倍，成為全球第六大出口國，更是全亞洲最大的出口國。儘管如此，中國貨品的主要目的地仍是巴基斯坦、伊朗及非洲部份國家，短期內難登大雅之堂。況且，歐美國家對華仍然實行武器禁運，故中國可選擇的進口商有限。

以一個國家進出口多寡來決定該國外交政策方向，難免以偏概全。第一，美、俄、德、法、英依然壟斷了全球軍火出口市場，如果以上述邏輯推拷，最危險的地方似乎是歐洲，因為它們擁有製造軍械的能力，比只能依賴進口維生的國家更可怕。第二，以上數字反映的只是合法及已登記的交易，許多非法走私項目並未列入考慮之列。除了埃及以外，非洲任何一個地方均不是全球二十大軍火進口國之一，然而當地戰亂頻仍，童兵、軍閥問題嚴重，槍從何來？

進口軍火有時候是一種外交姿態，多於一種劍拔弩張的形勢。以星馬為例，兩國同時列入全球首二十軍火進口商之一，不過雙方自獨立以來並未發生過任何軍事衝突。增加軍備其實亦可解讀成為震懾力的表現，從而阻止鄰國輕率發動侵略。自從成立東盟以後，雖然區內偶然發生邊境衝突，然而東南亞地區戰事數量已經大幅下滑。

現時東亞及南亞地區不穩，歸根究底，因為區內國家缺乏互信，現有合作機制就如無牙老虎一樣，無力威嚇違規國家(尤其大國)，加上美國積極介入區域事務，致使國家對軍火仍然十分依賴。要解決現時問題，唯有在現行制度上增添更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文，鼓勵國家減少軍備，才可以增強區內互信，阻止戰事發生。

區域組織介入成員國內政 國家主權只剩軀殼

法國總統大選在即，現任總統薩爾科齊將競逐連任，與社會黨代表奧朗特（Francois Hollande）爭奪總統寶座。不過薩爾科齊形象欠佳，五年施政備受爭議，近來民調更顯示其支持度落後於人。左翼團體在國內形勢大好，眼見有機會重返愛麗舍宮。然而奧朗特打算重新商討歐盟的新財政條約，而且經濟政綱與周邊右翼國家相左，外交關係可見並不樂觀。日前德國、英國、西班牙及意大利領導人分別支持薩氏連任，更表示無意與奧朗特進行會談。歐盟國家如此明目張膽干預盟友內政實屬罕見，而且國外領袖與國內民眾偏好出現落差，突顯出地區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角力及衝突。

冷戰初期，世界各地瀰漫著一種劍拔弩張的氛圍，有國家為求自保免受牽連，與周邊國家建立合作關係，組成區域組織，希望可以保持國家經濟復甦、發展。西歐國家最初組成歐洲煤鋼共同體，東南亞國家建立東盟，均與當時的政治氣候扯上關係。冷戰結束後，這些合作不但沒有因而瓦解；相反，聯合國基於無力制定有效措施應對所有國際問題，選擇採取下放更多權力予區域組織的策略，維繫各地和平。於是，這些組織大多從本質上的經濟和外交合作演變成為跨越政治、經濟、安全範疇的體系，成員國之間合作領域自然愈來愈多，接觸愈來愈頻密。

伴隨著緊密合作的同時，其實隱含了另一種意料不到的效果，那就是蠶食掉國家主權。儘管目前只有歐洲建立了一套凌駕國家主權的合作系統，包括歐洲議會、歐洲中央銀行等等，但區域合作間接都會削弱國家一定程度的自主能力，東盟便是最佳一例。東南亞國家歷史複雜，占地又少，領導人對「妥協國家主權」之說噤若寒蟬，這方面從成立東盟的「曼谷宣言」可見一斑。而且東盟為捍衛成員國主權，它們的決策機制只會透過「磋商、共識」等尋得結論，甚至對評論成員國的國內政治情況都諱莫如深。然而，受到美國及西方國家的輿論壓力影響，東盟終於開口「干涉」成員國內政，先後組成「三頭馬車」介入柬埔寨，又批評緬甸軍政府造成人道危機，最終這兩個國家為保留合作空間，都作出妥協姿態，可見東盟的舉動曲線否決了早前崇尚的「不干涉原則」。縱然妥協是自己選擇的，但上述事例可見國家主權與區域利益產生抵觸，避無可避。

那麼，如果換過頭來，國家選擇不加入區域組織，可以有效保留國家主權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為全球化製造了一個另類政治氣候，催生了許多非國家個體以及跨國問題，已非單憑一個國家可以解決，加入區域合作組織促使成員國之間進行政策協調，固然是應付問題的良方，不過賠上絕對意義上的主權以及部份自主能力，已經成為大勢了。

政府銳意發展 老撾通往上位之路？

老撾上周通過建議，決定開拓首都萬象成為東南亞的商業樞紐。計劃強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一方面加緊推動城鎮化的步伐，開發國家交通網絡，另一方面注重城內的綠化事項，務求國家在追求經濟繁榮的同時，能收環保之效，方便吸納更多外資。近年來，老撾中央政府對開發國家經濟態度積極，有意將發展步伐加快，追貼其他東盟成員國。

老撾是東南亞國家中唯一內陸國，五十年代從法國手上獨立不久便即捲入內戰，直到越戰結束才穩定下來。先天性缺乏足夠水源使她的農產品出口遠不及鄰近國家競爭，占全國生產總值三成的稻米生產僅僅足夠自給自足，加上人為戰爭災害窒礙國家經濟進展。去年老撾的國民平均收入是一千美元，而南方毗連的泰國則有四千七百美元。雖然八十年代中旬，老撾仿照越南進行開放改革，減少國家對市場干預，鼓勵私人行業，然而國家特殊的地理形勢依然成為發展最大障礙。目前政府有九成的資本來自外國援助或借貸，大大削弱了老撾的獨立及自主能力。

近來，老撾有意減少依賴外來援助。老撾透過聯合國開發計劃的平台上明言，處理貧窮及饑餓將會成為國家發展的目標，並希望在2020年前成功脫離「低度開發國家」行列。其中一個改革方向，便是充分利用國內的天然資源，增加國家收入。老撾幾年前開始覬覦水力發電市場，有意在國內的湄公河段興建堤壩，既滿足周邊地區對能源的渴求，亦可方便國家脫貧。另一方面，旅遊業亦成為老撾最近重點開發的一環，首都萬象的凱旋門（Patuxai）、國產啤酒Lao Beer儼然成為國家經濟的主要銷售項目。老撾亦有野心染指金融業，去年正式成立交易所，由國家電力公司及商業銀行身先士卒，藉此推動其他公司上市，同時方便國營企業集資研發水力發電事業。

雖然口裡說要減低外國援助，不過老撾政府深深明白，絕對難憑一己之力扭轉目前經濟弱勢。除了遊說外商資金流入本土公共投資外，老撾在這十年間亦努力與周邊國家開闢經濟特區。早於2003年，老撾在與中國交接的琅南塔省建設磨丁黃金城經濟特區，由副總理領導的委員會與中方共同策劃，配合中國的急速地區化發展，作為後者的交通樞紐。稍後啟動的「金三角經濟特區」則向博彩業進攻，吸引中泰遊客到訪，更有「湄公河畔澳門」的稱號。

以上所述的各項設施都是「硬」配套，然而老撾經濟改革最大的難題，是如何在軟性手段上推銷自己。其一，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老撾人民仇外情緒強烈，對國內苗族人民的
民族糾紛，對國外旅客商人常以一種不懷好意的心態視之，假如有朝一日政府處理民族磨擦手法失當，爆發排外衝突，將會趕走外商。其二，老撾本土內有種種民生問題尚未得到妥善回應，例如國內吸毒及販毒仍然嚴重，國家打擊毒販或者買家的手法卻駭人所聞，不但無助解決毒癮問題，最後更會破壞國家形象，再加上國內貪腐情況嚴重，以上種種將會打擊投資者心態。其三，假如老撾的經濟改革是要帶來經濟獨立，設立經濟特區的做法可能反而背道而馳。有分析近日指出，在與華商合辨的經濟特區內，華人在內猶如置身中國領土一樣，成立經濟特區更有當時外國在華設立勢力範圍一樣的縮影。如何避開喪權辱國之嫌，這要考一考老撾政府的功夫了。

印尼越南增軍備 地區安全添變數

去年南海主權紛爭使中國東盟的外交關係變得緊張，美國更藉此機會措辭「重返亞洲」，導致東南亞國家聯手抗衡中國之說甚囂塵上。雖然近日地區國家紛紛轉移視線到北韓，東盟國家並未因而鬆一口氣。近日，印尼對外宣佈大量增購軍備，而越南亦開始致力研發戰艦。當然相關武裝對中國未必構成重大安全威脅，然而兩國舉動正好暗示中國與東南亞的互信停滯不前。

過去十年，印尼中央政府把政制改革放在首位，擔心軍方勢力過盛，重現奪權政變的隱憂，因此軍事現代化一直不獲中央注視。最近，印尼國防部長表示將會購入坦克、潛艇、多管火箭發射系統等，日前更向俄羅斯訂購了六架多用途戰機，大大展示軍部氣燄，更有分析指印尼正逐部重拾地區領導地位。東盟成立初期不願意向美蘇任何一方低頭，印尼身為東盟創立國之一，在非共即資的冷戰時代下，印尼不結盟的態度以及軍事實力讓她成功主導東盟外交方向。不過，冷戰結束後，印尼受制於亞洲金融風暴以及國內挑戰，頓時失去領導者風範。印尼與華雖然在經貿上多有合作空間，然而東南亞國家亦最介意在主權問題上作出任何妥協。重拾軍事強盛不但為國內軍方爭面子，更展示印尼擁有實力贏取盟友信心，重新執掌東盟地位。

另一邊廂，越南海軍逐步現代化，不但從法國購買兵器，國營造船廠的首艘自製軍艦更正式下水。越南海軍發言人明言，新艦主要負責捍衛領海，島嶼及大陸架。越南增購軍備的原因遠較印尼簡單，鼓勵本土重工業生產尚屬次要，更重要的是與中國在南海主權紛爭鬧僵了，故此選擇武裝化自己，展示自己有決心不會在爭拗上退縮。自二OO九年開始，越南在南海爭議上變得主動，不但積極拉攏跨國企業合作開採石油，更與美國達成多項軍事協議，容許美軍在越南金蘭灣（Cam Ranh Bay）進行補給。中國一直不願意將南海問題國際化，偏偏越南主動邀請美國介入，自然惹來中國解放軍及外交部不滿。

以往數十載，東南亞國家大部份由軍人統治，絕非今時今日的文人掌權，更遑論民主政體。故此軍隊主要有兩大用途，一是肅清國內異見份子，二是作為穩定地區安全的首要工具。雖說東南亞國家極大部份都是前殖民地，對歐美國家嗤之以鼻，但邊界劃分模糊卻成為區內國家覬覦對方領土的誘因。所以冷戰結束前，東盟成員國的最大敵人就是其盟友。後冷戰時代，中國威脅雖然為地區安全帶來不穩，卻成功為東盟國家製造明確目標─抗衡中國軍事挑戰。如今南海紛爭纏繞不清，國家選擇武裝自己迎接中國，再加上美國、日本、印度紛紛插手事件，大大增加了擦槍走火的危險。

被眾人遺忘的國度─東帝汶

二OO二年正式獨立的東帝汶，飽受幾十年來從葡萄牙人以及印尼軍隊的戰火蹂躪，現今仍然受制於建國問題，對於如何處理後殖民時代的種種問題一籌莫展，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仍然是曖昧不清。至於國際社會，更似乎經已忘記了這個東亞地區上最後一塊殖民地的存在了。

東帝汶獨立後，雖然正名為國家，不過國內的所有問題仍然遠遠落後於鄰近地區國家的發展。現今東帝汶仍然是全亞洲最貧窮的國家，經濟主要是依賴國際慈善團體贊助以及本土農產品貿易。「解決貧困」(poverty reduction)仍然是東帝汶與聯合國今時今日致力解決的問題之一。

今日東帝汶發展困難重重，其中一部分由歷史遺留下來的，乃自十六世紀葡萄牙政府極少注重當地基建設備等等投資，一心把帝汶島打造成為單純的通商口岸。到七十年代，東帝汶初嚐獨立的滋味。不過甜頭在幾天內就遭到鄰國印尼一下子粉碎了，不但成為了印尼第二十七個省，更有十萬人死於二十多年的抗爭運動。印尼當時出於國家安全考慮出兵吞併，自然不會關注發展東帝汶民生事項。

即使獨立以後，東帝汶仍然飽受國家內鬥的窘局，社會矛盾此起彼落。二OO六年，有軍人因為不滿被栽而發動嘩變，導致政府要向國際社會求救平息亂局，更造成十五萬難民流亡海外。與此同時，政治暗殺依然屢見不鮮，貪污舞弊風氣日盛，國家處於一個相當不穩定的狀態。這種混亂的情況對政府施政造成相當大的阻礙。建國至今仍未解決的土地爭議便是當中的俵俵者。至今東帝汶的土地法內容依然含糊不清，土地分配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大大降低外商的投資意欲。東帝汶要完全實行經濟獨立，似乎還有一點距離。

外交關係中，蘇哈托血腥統治的印尼仍然是兩國建交的一道刺，加上東帝汶與印尼管轄的西帝汶邊境接壤，兩地不時就邊界問題互相向對方譴責。東帝汶與澳洲的關係則要好得多，經濟上兩國合力開採帝汶海的天然氣，作為國內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東帝汶更一直仗著澳洲的維和部隊以及捐款資助才得以維持下去。而中國近日亦開始向東帝汶伸出援手，積極參與該國開勘油田的計劃。

在東南亞地區內，東帝汶卻未獲得周邊國家青睞，接納它成為東盟的第十一位成員國。它尷尬的地理位置少不免是其中一項顧慮，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只怕是其他成員國擔憂它經濟落後的狀況會拖垮東盟的競爭力。假如東帝汶想透過地區組織促進國家發展，當務之急，應該努力出口周邊地區的天然氣資源，改善法律吸引外資，以及解決國內日益頻仍的民生問題，建立一系列現代國家最基本的條件。

東盟走向國際化的喜與憂

第十九屆東盟峰會於本周正式開幕，外界目光主要聚焦在兩大事項，分別是緬甸在2014年會否合資格成為輪值主席國、以及成員國如何處理南海問題。相反，落實東盟發展方向的《峇里協定III》(Bali Concord III) 似乎光彩盡失。事實上，以往最影響東盟深遠的幾次協定，超過一半均在峇里島簽署。

過往東盟分別在1976年及2003年簽署過《峇里協定》，兩者都比較集中對內發展。《峇里協定I》的條文確立了東盟以地區和平作為目標，藉此推動成員國國內的經濟發展，同時並制定了東南亞國家加入東盟的先決條件。《峇里協定II》則視區域合作為東盟近十年的方針，主要設定了東盟共同體的藍圖，就政治及地區安全、經濟合作、社會文化交流三大議題成立機制，向東南亞一體化邁進一步。

有別過往經驗，《峇里協定III》的前言已經重申東盟需要在國際社會上加大發言權，並且需要深化與聯合國的合作關係。協定除了要求成員國對全球問題上作出更一致的口徑外，更承諾加強東盟秘書長的實際權力。換言之，一直迴避制度化的東盟國家同意在某程度上作出讓步，以彰顯《東盟憲章》的精神。

《協定》的合作範圍，仍然以東盟共同體最關注的三大議題為重點。其中尤其於政治及安全合作上最值得討論。《峇里協定II》雖然曾經提及安全共同體的合作性質及規範，不過當時構思的機制仍然將東南亞國家處於被動立場，只是繼續承襲東盟「和平理性」的手段，鼓勵國家透過與其他國家進行對談，作為唯一的合作範式。《協定III》則清楚列明了東盟如何就不同全球問題上作出反應，更推動成員國就維和及建設戰後和平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協定III》雖然並未放棄爭取和平理性，但面對要脅區域安全的挑戰上，東盟顯然更懂得玩弄手上的遊戲咭，將仲裁的責任全部推到國際組織上。這與東盟以往「攬上身」的玩法截然不同。主要原因是東南亞國家的軍力多而不威，不能震懾周邊的強國，如此一來根本不能將安全議題放在檯面討論。相反，把國際法律及國際組織拉進東亞局勢，一方面方便東盟國家製造輿論，逼使違法國就範，將緊張的地區問題暫時壓住；與此同時，東盟此舉旨在暗示自己的議價能力有限。尤其是面對中國一類龐然大國，但凡有成員國指控中國「侵入」南海地區，東盟的表現都是模稜兩可。

要建立更強大的區域認同，東盟必須展現出一定的優勢和震懾力，方能加強區內國家對組織的認同及信任。單是將問題責任推卸到國際組織無疑有助提升自己的道德地位，不過當東盟自己欠缺一套解決問題的方法，長遠發展只會減低組織的可信性。

東亞峰會與亞洲地區整合的特色

第六次東亞峰會將於下月在峇里島舉行，屆時將會有兩項焦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美國及俄羅斯將會正式加入，成為會議第十七及第十八名會員國。第二、早前南海問題鬧得面紅耳赤，東亞峰會將會成為涉事國領袖的外交角力場。東亞峰會作為亞太區元首級的官方活動，它的結構卻反映出會員國依然對東亞地區發展取向缺乏共識。

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的東亞國家，認為除了透過「東盟+3」機制紓緩地區緩經濟問題，亦開始憧憬一個制度化的政治及經濟共同體，促進地區合作之餘，亦可以建立一種嶄新的「亞洲」身份認同。東亞國家成立東亞峰會，就是要成為共同體的基礎，為國家之間建立互信。

不過在這個藍圖之上，東亞國家卻偏偏因為峰會作為共同體雛型的特點，對峰會的組成及結構產生分歧。中國提倡以「東盟+3」作為峰會的主軸，藉此捍衛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江湖地位；日本卻致力拉攏印度、澳洲和新西蘭加入峰會，引入親美勢力抗衡中國壟斷東亞的野心。

與此同時，東盟成員國一心希望將自己的一套合作框架及模式擴充下去，不須偏袒中、美、日任何一方，仍然保持自己在地區上的話語權。不過，東盟當時相對擔憂中國將會在區內逐步擴張，於是大部分成員都接納日本方案，去年更歡迎美國、俄羅斯申請，將一個本來屬於東亞的區域網路擴大到亞太層面。

東亞峰會的結構反映了當地地區整合的一大特色，這就是亞洲人對東亞或者亞太的模糊界定。與歐洲峰會不一樣，東亞峰會的成員國不止是亞洲國家，反而更將美國、澳洲、新西蘭等地理上不屬於歐亞大陸的國家都囊括入內。當東亞峰會變成了大國外交的競技場，現實政治的顧慮蓋過文化層面上的認同，這無疑窒礙了建立「亞洲人」身份認同的步伐，亦即是與峰會的本意背道而馳。

東亞峰會的另一個要點，便是東盟在亞洲整合中的軸心角色。峰會在設定上規定了會員國必須先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且要承諾遵守東盟文化，透過共識與諮詢作為解決問題的辨法。其實這份文件是東盟成立後所制定的和平條約，所有東南亞國家在加入東盟以前，必須先簽定這份文件。另外，峰會亦限制了會議的主辨地點，指定必須要在東南亞舉辦。同時，中、日兩國互相猜疑對方動機，因此許多地區組織都不得不由東盟領導。

從以上分析所得，東亞峰會所勾勒的政治藍圖與歐洲整合的方向截然不同。歐盟的成立一方面塑造出「歐洲人」的身份認同，另一邊廂制定一系列嚴謹的決策機制通過方案。相反，東亞峰會中有三分一的會員國根本就不是傳統上的東亞國家，文化、歷史經歷上的差距使它們難以建立一種超越國族的身份認同。而東盟以及一眾東亞國家一直反對成立一個制度化的合作機構，擔心會從而剝奪國家主權。由此推論，即使將來成立東亞共同體，它的模式肯定與歐盟大異小同。

從日本介入南海反映日本、東盟關係

上月二十七日，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與日本新任首相野田佳彥達成協議，將日菲關係升級為「戰略性伙伴」。除了加強經貿合作，兩國更承諾要保護海上安全及和平，當中野田更明言支持菲國，在南中國海成立一個符合國際法，並且具法律約束力的守則。日本高調支持菲國行為，雖然不至於挑起北京政府神經，但是野田在東亞峰會前夕擺出明確姿態，卻十分值得玩味。這是否意味日本重新投入亞洲呢？

二戰結束後，日本宣佈放棄所有戰前在南海擁有的控制權。所以在當代南海主權紛爭之中，日本的角色一直比較次要。儘管如此，日本偶爾會就南海安全發話，立場主要是維持當地安全。原因有三：

第一，日本在南海的立場，正正反映它在釣魚島主權紛爭上的立場。假如日本不把握機會向中國表態，表示自己關注中國的「霸權」行為，那自然削弱日本在東海問題上的籌碼。更甚者，韓國、俄羅斯亦會就島嶼主權向日本施壓，屆時日本便會成為國際博奕的大輸家。

第二，南海以及馬六甲海峽掌握了日本最主要的海上交通線，其中包括大量石油入口。假如當地持續發生衝突，將會影響日本國內的經濟生產，甚至造成能源危機。基於經濟考慮，日本甚至積極拉攏東盟成員國，大力打擊海盜滋生。

第三，日本二戰時期佔領了大部份東南亞，管治手段一直惹人垢病。為了一洗戰前的兇殘形象，日本一直致力在金錢上支援東南亞國家發展。加上後來面對中國崛起，日本有感必須爭取當地國家歡心，阻止中國成為東亞地區的龍頭。經濟層面上，日本已經追不上中國起飛；在安全問題上，中國與東盟國家時常發生爭執，反而有利日本靠邊站。

有學者曾經提出，日本在東南亞的身份，不過是投射中日兩國之間的政治及外交角力。這種邏輯思維，在未成形的東亞共同體上可見一斑。日本不斷倡議成立「東盟+6」，支持澳洲、新西蘭以及印度加入東盟系統；中國對這項建議嗤之以鼻，認為日本將所有親美國家拉進來，目的只為沖淡中國的勢力。

本周，日本外相將會出訪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三國，爭取透過多邊合作解決南海問題。中國素來希望事件由雙邊談判化解問題，自然反對日本此舉。然而，日本對多邊網絡及亞洲的「忠誠」向來都備受質疑。須知道，日美安保同盟是現代日本外交關係的核心，亦是美國對中國最重要的一道防線。野田是眾所周知的親美派，絕無理由放棄這段逾半世紀歷史的關係。短時間內，估計日本投入多邊合作框架出於現實政治考慮，而不是日本「脫歐入亞」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