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尼亞大屠殺與人道干預迷思

7月11日是波士尼亞斯瑞布雷尼察（Srebrenica）大屠殺的18週年紀念日，當地有逾一萬五千人出席悼念活動，紀念這場巴爾幹人民的歷史悲劇，以哭聲控訴歷史對當地居民的暴行。斯瑞布雷尼察的慘案對西方社會造成極大震撼，他們對人道干預的觀點亦產生了一定變化。

波士尼亞在1992年脫離南斯拉夫統治，宣佈獨立，隨即引來國內的塞爾維亞族人反對，雙方更因此開戰。由於戰聯合國安理會在1993年通過在斯瑞布雷尼察建立安全區，派遣維和部隊、軍人、警察在當地進駐。後來歐美國家見外交途徑失去效用，於是倡議設立禁飛區，授權北約進行空襲。儘管如此，西方國家卻無法阻止塞族攻陷安全區，導致塞族軍人姦殺屠城，造成人間悲劇。北約事後進行大規模轟炸活動，逼使塞族進行和談，卻始終無法挽回屠殺失去的八千條生命。相關慘劇的聆訊過程仍然在國際法庭戰爭罪行法庭進行，參與發動大屠殺的塞族領袖卡拉季奇前途未卜，控訴歷史的聲音始終不會消失。

大屠殺一事，對歐美國家的外交政策產生一定警惕，特別是面對潛在的人道危機時，這些聲音亦會隨之變得響亮。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近日西方國家在回應「阿拉伯之春」後利比亞、敍利亞的內戰時，曾經借用斯瑞布雷尼察屠殺的「錯誤決定」─ 即未能及時作出反擊阻止慘劇發生 ─ 作為人道干預的理據。自從巴沙爾政權被指藏有生化武器後，相關論述更是高唱入雲。

在討論國際關係，人道干預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課題，尤其是當國家在選擇干預行動時，背後一定牽涉到「主權」與「人權」的優次排序：如果支持干預，即國家可以進行軍事行動介入別國內政，意味人權比主權重要；反之亦然。歐美國家普遍認同人權優先於主權，而亞洲國家則傾向於後者。

事實上，外間輿論不應將反對人道干預與冷酷無情畫上等號。過去有不少例子證明西方國家武力介入別國內戰，總會將問題變得更複雜。歸根究底，國家在選擇應否進行干預時都沒有設下一個周詳計劃，以致每次介入行動終結後便拂袖而去，無意解決種族宗教糾紛、經濟不均等根源問題。另一方面，近年西方國家介入紛爭每每以推翻當地政權作為介入目標，不但遠離了「保護人權」口號的本質，甚至會加深對戰雙方的恨意，釀成另一波更嚴重的衝突：伊拉克、利比亞局面至今仍然混亂，大概說明了反對介入者的考慮。

準法國介入馬里 突顯中國國際法觀

聯合國安理會日前就法國軍隊宣佈介入馬里內戰一事舉行特別會議，罕有地一致支持（註：並非通過決議）總統奧朗德的武裝行動，協助馬里政府打擊盤踞北方的反對派系。中國與俄羅斯貴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之一，素來對軍事介入相當忌諱，尤其是兩國擁有三次否決制裁敍利亞政府的「前科」在身，已經觸怒不少西方國家。


驀然回首，中國自從一九七一年入聯以後，堅持高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權平等的旗幟，多番阻撓聯合國授權西方國家進行所謂「人道干預」介入其他國家內政。近年來，北京政府唯一例外「通過」的（實況是中國代表缺席），就只有兩年前在利比亞一役中授權北約軍隊在當地設立「禁飛區」，懲罰卡達菲殘酷鎮壓人民。不過，事後中國譴責西方國家將設立「禁飛區」演變成軍事介入，無視國家主權，扭曲議案原意。此例一直成為中國與歐美在聯合國合作上的芥蒂，使北京日後處理介入主權國的相關議題上特別小心謹慎。


每逢面對「人道干預」問題，中國都喜愛沿著一套「尊重國家主權」的說法蒙混過去，似乎暗指其他國家無視別國主權一樣。但細心觀察下，中西的分別不過是先後次序問題。中國與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在戰後好不容易擺脫列強控制，因此對外國介入領土主權十分忌憚，信守《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款中對傳統絕對主權（Absolute Sovereignty）的定義。其他國際合作領域都只會在互相承認主權的條件下進行。況且許多發展中國家認為國際法很多條文都是專門為發達國家度身訂做，甚有機會鑽研法律漏洞對自己構成威脅，導致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牢牢握緊這項條文保護領土安全。


相反，無論英國或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外交政策從過去針對軍事安全，轉為推展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觀。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同樣主張，人權一類「普世價值」應該在國家主權之上，假如別國政府無法解決國內人民需要，國際社會在此絕對有責任從旁協助，必要關頭更需要派兵拯救那些飽受壓迫的「陌生人」。這種思路假設每個政府都有「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在前殖民宗主國中大為盛行，難免與中國及第三世界的認知出現矛盾。


不過，如果這種解說成立的話，那麼中國斷不可能容許法國「明目張膽」介入馬里的。到底是甚麼改變了北京政府的態度呢？


事實上，中國在馬里一例中採取合作的立場，最直接的原因有三：第一、中國需要尋找機會展現其「盡責任大國」的一面，推銷軟實力。中國過去受到不少西方國家譏諷為專門「坐順風車」，對國際事務缺乏承擔；第二、「介入」乃由馬里政府親口要求，假如中國否決，反而更突顯它「不尊重」馬里政府的主權，有自打嘴巴之嫌；第三、肇事的反對派有一部份是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分子，而且有分裂國家的傾向，儼如中國境內時常警惕的三股勢力（即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兩者目標一拍即合。再加上中國在西非一帶擁有巨額投資，馬里亂事持續始終對中國不利，故此北京政府不得不在立場上選擇性讓步，卻並非是中國在國際法的態度出現重要變化。

改得太遲：敍利亞政權窮途末路之謎

敍利亞總統阿薩德周日發表演說，提倡全盤計劃「擴充政府」，重新啟動朝野和談，並進行全民公投通過新憲章；但同一時間他在言論中譴責由「蓋達」領導的反對派系，要求國際社會停止對叛軍提供外交及軍事援助，並表明此次將會是一場「保家衛國」的戰爭，無意短時間內下臺，甚至終結戰事。多份報導認為阿薩德此行純粹回應去年年底聯合國特別化表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的「索馬利亞論」─即敍國將會分裂成不同宗派部落，軍閥割據互相砍伐，人民會任由部落領袖玩弄，儼如今日的索馬利亞一樣。

阿薩德拋出橄欖枝，原意是奪取道德高地，逼使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停止在軍械上支持反對派。從敍利亞政權角度出發，阿薩德的言論無疑對歐美、抑或其他海灣國家，都是一個合時的下台階。近日《衛報》報導，許多已經公開承認反對派「全國聯盟」的國家都未有履行承諾，向他們提供軍事援助，導致反對派內部開始出現不滿聲音。敍利亞政府看準這個虛位，企圖離間兩者關係，然後來個漁翁得利，擊潰反對派，穩定局面。

到時候，改革與否已經不再是問題：因為聯合國安理會內，任何有關制裁敍國的議案都肯定會由中、俄聯手否定；敍利亞的防空守線較鄰國利比亞牢固，因此北約成員國將不會冒險設立「禁飛區」；同時，伊朗在幕後支持足以制約美國進行鹵莽的干預行動。

不過，阿薩德的如意算盤響了嗎？

首先，阿薩德的言論瞬間激起多個國家指控，批評所謂「和平方案」不過空話一則。即使是言辭相對溫和的歐盟外交高級代表艾希頓，都明確指出阿薩德必須交出政權，政治和談才可順利展開。儘管歐美國家礙於經濟原因未必希望支援反對派系，不過「全國聯盟」大可藉此機會證明敍利亞政權根本無心改革，惟有在短時間內合力推翻，敍國才會回復和平，西方國家才可集中精神應對經濟問題。

另外，敍國堅定盟友的取態至今愈見曖昧，至於在危急關頭下會否伸出援手，仍然存在很大疑問。例如俄羅斯一直都在聯合國極力支持阿薩德政權，但上月下旬總統普京卻表示自己「不太關注」阿薩德政權命運，暗示隨時可能倒戈相向，呼籲阿薩德下台；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亦在去年高調勸喻阿薩德應藉選票證明政權獲得認受性，而非透過戰爭或武力鎮壓。況且伊朗即將進行大選，候選人為爭取選票，更難預料下一步行動。

最後，即使阿薩德順利延續政權，但基於阿薩德此前一直無心改革，事態發展到不能扭轉的地步，敍國只會長期陷入長期不穩定的局面。敍利亞公開呈現出兩極化的現象，朝野已經造成不能痊癒的傷口。即使國家不至於發展到索馬利亞作為「失敗國家」的例子，但亦有可能出現蘇丹南北分裂的情況，雙方衝突常態化，生靈塗炭。

安南和平計劃失敗 歐美勢單邊制裁敍利亞

安南辭去聯合國敍利亞危機特使一職，臨離任前不忘指責安理會內部分裂，導致任內提倡的六點和平計劃無法實現。安南此行離去，歐美國家的鷹派勢力勢進一步行動封鎖敍國，加強對反對派支援。雖然「人道干預」代價不菲，但安南此去確實移除了軍事行動的絆腳石。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近年來支持中東國家推翻獨裁政權，分別在伊拉克、利比亞進行軍事介入，並協助反對派系奪權。在安南重返聯合國前，歐美與阿盟對敍利亞政府長期不肯讓步的強硬立場失去耐性，中俄兩國在安理會上又經常反對制裁方案，於是它們內部出現進行人道干預的聲音，企圖介入敍利亞問題並推翻巴沙爾政權。

安南的和平方案為求折衷反對派(包括西方國家)與保皇派(包括中俄)的顧慮，既要求巴沙爾政權尊重人權及展開包容的政治進程，另一方面堅持用和平手段處理敍利亞亂局，強調雙方即時停火，由聯合國監察組織提供人道支援，防止歐美重施故技借北約(NATO)「人道干預」名正言順軍事介入敍國政治。

儘管支持及反對派口裡支持，但雙方顯然不願落實和平方案，促使歐美國家密謀繞過聯合國以武力手段進行政權更迭。土耳其軍機六月在敍國上空墜毀，奧巴馬被揭近來秘密授權中情局支援反對派推翻敍國政權，這些舉動都挑動到巴沙爾神經。

隨著愈來愈多政府支持者轉投叛軍陣營，相信巴沙爾必定會短期內「絕地反擊」，敍國首都大馬士革與北部城市阿勒頗的戰事極可能做成更多傷亡。況且巴沙爾「承認」國內藏有生化武器，歐美國家即使無法從安理會獲得授權發動制裁(因為中俄必定反對)，仍然可以仿傚過去介入科索沃及利比亞一樣為干預別國內政獲得廣泛認受性。

雖然北約在過去幾月有許多理由介入敍利亞內戰，然而缺乏有力的合理依據(例如為何土耳其軍機會出現在敍國領空；政府軍與反對軍雙方的人權紀錄備受質疑)，出兵無名。而且歐美國家受國內經濟問題影響，經過利比亞一役都不願承擔軍費。

不過，最近國際形勢出現變化，大概會改變北約成員國初衷。一、伊朗作為巴沙爾盟友，指責有國民被武裝份子綁架，似乎暗示將會作出舉動支持政府軍；二、美國總統大選在即，羅姆尼在外交政策上定會針對奧巴馬在人權問題放軟手腳。而且伊朗若有任何舉動，必然刺激以色列。羅娒尼可大打以色列牌，批評奧巴馬犧牲盟友「國家安全」，奪去更多奧巴馬的猶太裔票倉。

安南此行離職，正好放出一個「和平路線非不為也，屬不能也」的訊號，完全放手干預行動。就算歐美不打算將行動升級成「人道干預」，短期內可以預料它們會放棄聯合國的多邊路線，轉而加強單方面制裁敍利亞，向反對軍提供更多軍事物資以及「技術支援」，必要時直接介入敍國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