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印尼總統大選見證民主化新一頁

印尼今日將舉行五年一度的總統大選，現任總統尤多約諾（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任期屆滿不得連任，因此這次選戰由兩個在野黨候選人對撼。一邊廂是鬥爭派民主黨（PDI-P）代表、具有「印尼奧巴馬」稱譽的雅加達市長佐科（Joko Widodo）；對手是前總統蘇哈托前女婿（現已離婚）、大印尼行動黨（Gerindra）的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印尼在十年前正式實行普選制度，這已是第三次直選。然而，有別於過去兩次選舉，這次大選激戰連場，引來當地及國際媒體大肆報導，除了因為候選人之間對經濟改革、外交、民生議題政綱存有明顯差異，選舉結果涉及投資者利益外，雙方對國家政制前途的看法更是南轅北轍，難怪有媒體將今日一戰比喻成印尼民主路的試金石。

普拉博沃會讓民主化開倒車嗎？

這次選舉有幾個亮點特別值得關注。第一點，普拉博沃的人權記錄向來是海外媒體垢病之處。普氏自八十年代起一度擔任印尼特種部隊（Kopassus）指揮官及司令，有傳言指他曾參與策劃一九九八年的反華暴動，涉及綁架反對蘇哈托的民運人士，有侵犯人權之嫌。基於以上原因，白宮至今仍然拒絕普氏入境簽證的申請，而後者的選舉政綱亦對美國擺出較強硬姿態。另外，印尼社會近年對政府接二連三的施政醜聞表示不滿，普拉博沃挾著民間懷念蘇哈托熱潮之勢，多番暗示當選後將會推動修改憲法。假若事成，總統權力便會大幅提升，以「共識政治」取代直接選舉的民間授權，藉此矮化立法機關，回復到印尼獨立階段的半獨裁體制（或稱「指導性民主」）。雖然普拉博沃後來澄清自己僅反對直選的負面效果，但上述因素趕去不少親改革人士。

佐科與梅嘉瓦蒂的「主僕」關係？

如果對政治自由的熱誠是普拉博沃的死穴，那佐科的弱點就是他與黨主席梅嘉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的關係了。梅嘉瓦蒂的身份在印尼政治系譜中相當特殊，她既是「國父」蘇卡洛（Sukarno）的女兒，而且曾經擔任總統一職，在黨內地位不容置疑。事實上，梅嘉瓦蒂在過去兩次直選中相當活躍，多番與尤多諾約周旋，不過往往無疾而終。據當地傳媒報導，佐科一早打算參選，不過黨內派系意見不一，梅氏又似乎對「首任普選產生女總統」一名銜鍥而不捨，因此耽誤了不少時間和民望。在過去幾星期的拉票活動中，梅嘉瓦蒂更一度強調佐科的黨員身份，暗示他當選後仍需要效忠於她這位黨主席。民間支持佐科的原因，不外乎他擔任雅加達及梭羅市市長期間的優異政績和親民作風，不遺餘力打擊貪污與提高地方政府透明度。這些利好因素無一與梅嘉瓦蒂扯上關係。相反，假若群眾認為佐科僅是梅嘉瓦蒂的傀儡─而梅嘉瓦蒂執政年代正好目擊貪污問題出現惡化跡象─他們一定會質疑佐科到底有何能耐打擊貪腐，推動改革。今年四月國會選舉前夕，佐科本是各黨代表中民意最高的一人，如今普拉博沃能夠從三十幾點差異窮追至三、四點的距離，梅嘉瓦蒂的因素少不了。

軍隊及官僚組織保持中立？

即使印尼軍隊在政壇上的活躍程度不及泰國，而且現時憲法有條文禁止全職軍人參政，但軍方的影響力對當地政治仍然舉足輕重，例如尤多約諾、普拉博沃等都是軍人出身的。過去兩次直選中，早已有傳言表示軍隊及地方官員透過動員郊區群眾投票，支持他們心目中的最佳人選。根據智庫組織安全治理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Governance）分析，過去傳媒集中焦點到主要城市，甚少觀察郊區舞弊情況，縱容了這些貪官污吏進行非法活動。雖然總統尤多約諾近日連番要求士兵保持政治中立，但最近美國記者奈恩（Allan Nairn）在網誌揭露印尼特種部隊與情報機關已經準備聯手干預選舉，確保普拉博沃出勝。「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普拉博沃曾經指揮特種部隊，而且他保守的意識形態十分適合軍方脾胃，難避瓜田李下之嫌。

與此同時，上週日印尼當局在本港舉行的海外投票程序中出現許多錯漏，部份處理方法亦有違一貫印尼活動的作風。由於多數海外人士都傾向支持佐科，印尼選舉委員會的做法不禁讓人質疑，官僚組織可否捍衛政治中立的條件。

伊斯蘭組織及政黨的立場？

宗教向來都是印尼總統選舉不可分割的一環。印尼是全球最多穆斯林的國家，大約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七。雖然印尼並沒有設立國教，但迄今為止印尼總統都必定信奉伊斯蘭教，否則在目前極其複雜的選舉制度下，候選人根本無法獲得其他伊斯蘭政黨支持。有分析指出，高舉宗教多元的佐科在這次選舉中不斷遭受外間抹黑，誣衊他是華人、是基督徒的「事實」，令人氣本身遙遙落後的普拉博沃急速躍升。佐科為表清白，更急在競選冷靜期間飛往穆斯林聖城麥加「朝聖」，爭取國內教徒支持。消息一傳出，佐科人氣立即反彈，可見宗教立場的威力不容少覷。

相反，普拉博沃的競選團隊則帶有十分清晰的宗教立場。大印尼運動黨雖然主要鼓勵民族主義，但普拉博沃一方面受到當地最大穆斯林團體「伊斯蘭教士會」領袖的「祝福」，另一方面又與其他穆斯林政黨結盟，當中更不乏曾經反對美國歌手Lady Gaga到訪演出的「伊斯蘭捍衛者」（FPI）和「伊斯蘭論壇」（UI）等強硬派。除此之外，普氏盟友的民族授權黨（PAN）、民族覺醒黨（PKB）和聯合發展黨（PPP）等政黨都有意欲在印尼推廣伊斯蘭律法。倘若普拉博沃在總統大選中得勝，少不了要把部份政府職位分配到這些政黨手中。這個趨勢相信對什葉派、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團體，都會產生一定憂慮，擔心新政府有可能對個別宗教群組進行打壓，掉頭破壞印尼的民主根基。

金權政治會否借屍還魂？

最後，普拉博沃當選後的另一隱憂，便是蘇哈托時代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會借屍還魂，讓總統家族及盟友壟斷國家經濟命脈。普拉博沃出身於政治世家，離開軍旅在流亡約旦後一度棄政從商，掌控印尼努沙登加（Nusantara Group）商業王國，資產逾一億美元，而且他有個超級富商弟弟哈希娒（Hashim Djojohadikusumo）作為財源金主，雄厚家底遠遠超越平民出身的佐科。家人之外，普拉博沃的政治聯盟專業集團黨（Golkar Party）黨魁巴克利（Aburizal Bakrie）是當地傳媒大亨，旗下集團更控制全國四成電視觀眾，兩者結盟方便團隊「親近」民眾，讓後者人氣一躍而升。這種關係網絡自然不會簡單純情，畢竟政治歸政治，這些人情債務終有償還的一天。普拉博沃在政綱上明言減少外資，加強保護及推動本土經濟，表面上讓國內中產階層與大型企業受惠，但有機會變成政治分贓，將國家資源優先分配到個別組織手上，形成「裙帶資本體制」。事實上，自從蘇哈托下臺後，不少傳統受惠企業失去靠山，大家都希望透過具有蘇哈托影子的普拉博沃重建勢力版圖。

當然，佐科出身相對寒微，表面較普拉博沃「乾淨」；但他的團隊其實也吸納不少地區資本家與媒體大亨蘇雅（Surya Paloh）的捐贈，群眾對佐科肅貪的信心僅僅建立於他兩次擔任市長的政績與走入群眾的親民作風。長遠而言，佐科能否打倒這種金權政治的劣根性，壓下地區資本鼓吹的「山頭主義」，落實改革印尼醫療、保健等社福制度，仍然有待觀察。

印尼貴為全球第三大民主國家，其民主化歷程只有短短十年。這次選舉的激烈程度是歷史以來最熾烈的一回，兩位候選人支持度叮噹馬頭，坊間更有人揣測其中一方會不承認選舉結果，導致觸發暴亂。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論有一套「兩次輪替檢定說」（two turn-over test），意指進行民主轉型的國家必須經歷過連續兩次符合民主而和平的條件轉移政權，才可達到「民主鞏固」效果。適逢這次是第三次總統直選，正好便是印尼民主路的一大考驗。

（原文載於：http://goo.gl/RIUsx3 ）

煙霧危機揭露東南亞跨國合作漏洞

印尼蘇門答臘自從六月中旬起出現森林大火，產生嚴重的煙霧問題，加上受到氣候變化、熱帶風暴影響，導致周邊國家受到大火濃煙籠罩，促成更廣泛的空氣污染情況。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顯示，當地空氣污染指數已經達到有史以來的高位，破天荒錄得401點，級別屬於「威脅病人及老人生命」程度，大幅拋離1997年印尼森林大火所錄得的226點。

林火問題除了造成一定的環境破壞外，亦會觸發其他「界外效應」，隨時令損失倍增。以1997年的煙霧問題為例，事件起源於印尼經濟發展需要，鼓勵企業生產大量棕櫚油、橡膠等產品，同時農民為開墾耕地，不惜砍伐焚毀大片森林。兩者造成的林火問題，經過「厄爾尼諾」現象洗禮，蔓延到東南亞大部份國家，當中包括星、馬、泰、汶萊。環境問題由一個國家造成，卻成為跨國災難，地區經濟虧損了90億美元，東盟成員國關係因而出現裂縫，足以證明「界外效應」的威力。

這次煙霧危機對新加坡造成一定程度打擊，由於空氣污染指數極高，不少市民情願困在室內亦不願外出，短期內對新加坡的餐飲、旅遊業務有負面影響；況且，空氣質素是新加坡營商環境的一大賣點，這個優勢在過去吸走不少駐紮本港的外資企業；長遠而言，定前的煙霧瀰漫或會趕走部份外企。

不過，從表面分析，印尼中央政府受制於國內的利益板塊牽引，難以大刀闊斧杜絕林火源頭。試舉一例，印尼的棕櫚油企業為國家經濟帶來近百分之五收入，因此在國內擁有龐大影響力。他們透過自已的政經地位，建立一個錯綜複雜的關係網，與各個政黨、官員都有相當豐富的脈絡，就連印尼的環境部長的工作亦遭學者批評只不過是協調企業間的利益考慮，而非為政府辦事。利益及商業考慮成為政府改革的一大阻力。

印尼作為區域大國，理應負上一定程度的「大國責任」，改變印尼過去在環境問題的保守態度。一方面，煙霧危機源頭始於蘇門答臘、婆羅洲等印尼領土範圍，中央政府的確有道德責任改善伐木問題；另一方面，印尼欲透過東盟延伸其政治利益，那麼維繫東盟團結便成為其中一項先決條件，否則定必削弱其認受性。與此同時，國際社會早有共識將環境保護議題定調為國際法的基本元素，倘若印尼部份國會議員繼續逃避責任，以干預主權之名阻撓通過《東盟跨國煙霧污染協定》，無論對東盟、抑或印尼也絕非好事。

東盟路線對「新亞太條約」的借鏡

印尼外交部長馬提（Marty Natalegwa）在訪美期間倡議成立一條覆蓋亞太地區的新條約，希望藉此加強國家互信，打破亞太地區近日接二連三的緊張局勢。馬提建議新條約應該參照東盟骨幹條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作為藍本，並強調區內不能接受單一國家在地區內「具有不受制約的優勢」，以及任何由大國紛爭造成的不穩定狀況。雖然相關建議重彈舊調，似乎只是複製「東盟模式」〈ASEAN Way〉到亞太地區，但對建構亞太地區合作制度的意義重大。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東盟五國在1976年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從國際法角度承認成員國之間的主權範圍，為成員國之間建立互信基礎。冷戰結束後，東盟擴張，條約成為了東南亞國家加入的必要條件。為保持東盟在區內的影響力，東盟將條約延伸到其他地區組織，包括「東盟＋３」、東亞峰會等國際合作領域上，要求所有合作對象先承認東南亞國家主權。


條約背後的邏輯主要有二：第一、透過有國際法律效力的條約，為東南亞國家之間帶來適當規範。東南亞國家在獨立初期互相敵視，擔心鄰國侵犯自己領土，再受到冷戰意識形態對立的氛圍影響，國家需要尋求共識承認領土邊界，確保鄰國遵守條約精神，從而集中資源到國家經濟發展，穩外安內。


第二、條約最初版本主要針對東南亞國家，東盟成員國透過此條約建構出一個共同身份，從社會文化角度建立互信，長遠而言，更有助規範國際爭議。「東南亞」這個概念直到二戰前仍然相當模糊，例如，日本推舉大東亞共榮圈政策時，便用「南洋」形容今日東南亞地區以及部份太平洋島國；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反擊日本時，便將東南亞視為「要將日本人驅逐的地方」。大概直到東盟成立，成員國鼓吹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今日的「東南亞」才出現一個載體。條約的作用便是將這個共同概念制度化，讓東盟有效代表東南亞。


縱然東盟成員國之間屢有紛爭，但這些問題都沒有升溫到武裝衝突，與條約背後的精神不無關係。印尼提倡的新條約，從表面上看確實只是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重新包裝，但如果條約將對象從東南亞擴大到亞太區，要求簽署國承認區內國家主權，透過國際法約束國家解決紛爭的途徑，對「無秩序狀態」的亞太地區意義重大。

東亞海域這年多事之秋，南海風波、釣魚島主權風波未平，日、韓又為獨島(竹島)主權爆出紛爭。面對南韓總統李明博登島挑釁，日本已經透露風聲，打算將獨島問題再次搬上國際法庭。

不過國際法庭只會在雙方同意下才審理提案，過去東京兩次提告都被首爾拒絕，相信這次結果日方也會徒勞無功。況且即使國際法庭成功開審，裁決結果未必讓日本滿意，甚至可能使日韓陷入更多外交困局。我們大可參照印尼、馬來西亞的事例。

印尼、馬來西亞曾經在六十年代達成共識，承諾將兩個爭議島嶼─利吉丹島及西巴丹島─維持現狀，但是八十年代大馬立法將島嶼列入國家管轄範圍，大力發展旅遊業務，印尼政府表達不滿，於是雙方進行長期交涉不果，最終決定交由國際法庭審理。

海牙法庭在二OO二年裁定兩島主權歸馬來西亞所有，雖然印尼政府接受裁判結果，但事件卻引來國內民意反彈。當時印尼先後受到金融風暴、東帝汶獨立大挫銳氣，裁判結果無疑「喪權辱國」，激起國內民族主義反彈。有愛國份子直斥政府妄顧國家利益，一時間將所有怨憤轉向針對馬來西亞，導致反馬情緒高漲。

印尼政府懂得國際法庭的裁決準則，於是往後都以強硬態度回應來西亞在爭議領土上的種種行為。二OO五年，印尼副總統更親自號召反馬陣線，差點與馬來西亞就另一爭議地開打。

日韓爭議假如交由國際法庭審理，必然就「有效管理權」進行討論：因為馬來西亞獨立前已經在該島開始建設各種設施，而且有立法規管兩島旅遊業務，反映大馬一直擁有實質兼有效的管理權；另一邊廂，雅加達直到六十年代中葉才發難反對大馬侵犯主權，故有利大馬贏得裁決。

相反，獨島爭議遠較馬印兩島爭議激烈，裁判結果的不可測性更高。南韓在一九五二年經已將獨島納入國家主權範圍，但日方一直強烈反對，當中涉及日本作為殖民宗主國的歷史，較難判斷哪一方擁有「有效管理」權。

無論判決結果如何，鑒於兩國民族主義思潮對國家主權完整十分執著，只要有任何一方贏得主權，都必然招致另一方強烈不滿，甚至促成排韓/排日運動。剛好兩國的執政黨民意認受性低落，甚有可能以強硬態度回應主權爭議轉移視線。雖然美國對事件關注，奧巴馬亦理應為日韓雙方進行斡旋，但是白宮的務實派為防兩面不討好，不能太積極干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