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國際地位尷尬 無力應對台菲漁船槍擊案

(圖片來源：聯合報)

5月9日，台灣一艘屏東縣琉球籍漁船遭菲律賓公務船開槍攻擊，船長家屬更被殺害。事件發展成外交風波，台灣外交部已提出抗議及譴責，並要求菲政府正式道歉、緝兇及賠償。根據台方說法，縱然案法地區與菲律賓的「專屬經濟海域」重疊，但畢竟仍屬台灣二百海浬的範圍內，勢必牽連到中國、台灣、菲律賓的海洋主權爭議。

台菲兩地執法線邊界模糊，經濟海域卻有近半重疊，因此漁業導致外交風波並不罕見。事實上，自從菲國在1998年公佈實施新漁業法後，雙方漁業衝突加劇，台灣漁船更多次遭到菲國扣押，即使後來簽署合作備忘錄，卻一直無法達到增強交流合作的目標。七年前，台灣另一艘漁船亦在菲律賓海北方海域捕魚期間遭菲水警開槍掃射，導致一人死亡，案件最終卻不了了之。

有學者認為，台菲應該參考《台日漁業協定》，透過已簽署的《台菲農漁業合作暸解備忘錄》建立工作小組，劃設「特別合作海域」讓台灣漁民免受菲國公務船騷擾。以上提議固然是解決問題的理想方法，不過在執行上卻甚為艱巨。

第一、台灣的國際地位十分尷尬，雖然在實體上具有無異於一般國家的權力，但始終不是國際法上認可的「主權國」。當台灣人認為台菲關係對等，馬尼拉卻可以因為兩地無邦交關係，不承認台灣的「主權」身份而擱置簽訂協議。況且，亦因為台灣的國際身份特殊，無法受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保障，而且雙方簽訂的《備忘錄》沒有明確指定雙方責任，難以用國際法對「條約」的觀點約束菲國行為。由此可見，台灣在整個漁業邊界協定上處於相當被動的位置。《台日漁業協定》能夠達成，與日本的外交政策考慮有關，並無改變台灣處於被動的事實。

第二、中國在經過《台日漁業協定》一役後，肯定會改變過往低調的角色，積極介入台菲漁業爭議上。無論是官方新華社或是中國外交部，俱在血案發生後瞬間發表報導及講話，狠狠批評菲律賓的「野蠻行為」，新華社更指責菲國「軍艦血腥屠殺中國漁民」。中國反應如此高調，自然離不開兩岸關係的「主體性」，這番表態與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強調在兩岸關係中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議程降低中國因素影響，可謂互相呼應。另一方面，礙於黃岩島主權爭議，中菲關係交惡，中國高調為台灣站台，大有可能產生反效果。

第三、即使台菲兩國能夠排除萬難，清楚介定執法邊界，雙方在執行上仍然面臨不少難題。最重要的，是南海地區較東海地區更難執法。撇除現時國家對海洋主權邊界爭議，南海地區一帶仍然飽受海盜肆虐。菲律賓雖然對南海部份島嶼宣稱擁有主權，但面對海盜問題則束手無策，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體制腐化無力應對，甚至可能藉攻擊漁船進行敲詐。即使菲國在阿奎諾三世領導下，國家腐敗狀況有所改善，但整體水平依然遠低於國際標準。如果中央政府根本無法管治地區執法人員，《協定》的功效將會事倍功半。再者，涉事地區盛產收益不菲的黑鮪魚，菲律賓這個靠漁業支持經濟的國家不會輕易作出讓步。

中菲「非法捕撈」事件背後的政治考慮

中國漁船日前涉及闖入菲律賓南部圖巴塔哈群礁海洋保護區「非法捕撈」，在水域一帶擱淺，十二名中國漁民遭菲海岸警衛隊拘捕，更被視為中國間諜，登時上演另一幕外交風波。去年四月，兩國亦因為有中國漁民在黃岩島一帶捕魚，觸發雙方軍事對峙。不過，這次事發地點是獲聯合國教科文憑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之一，同時亦位於菲國境內，與黃岩島的邊界爭議不能相提並論。


由於事發地點屬於菲國主權範圍之內，肇事的海洋保護區更擁有特別待遇受菲國法律約束，加上菲國國內民情支持政府大力執法，幾名中國漁民似乎難逃制裁。假如事件發展成這個地步，只怕會重新激起中、菲兩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再一次上演去年的外交僵局。


中菲兩國關係自去年黃岩島一役後稍有好轉，不過今年一月菲律賓建議將黃岩島主權爭議交由國際海洋法法庭仲裁，中菲關係已經再度展開一輪爭執。中國素來對多邊仲裁存有保留，擔心過往做法及慣例與國際法不符，甚至觸發連環效應，導致其他國家紛紛仿傚，把所有雙邊爭議國際化，這是中國拒絕接受的。況且，習近平接任黨國領導權力以後，對外政策暫時傾向以民族主義作核心主導。倘若此次捕漁事件最終與南海主權爭議構起關係，北京較大機會在主權問題上以強硬姿態回應馬尼拉。


雖然日前東盟主席國汶萊蘇丹哈桑納爾向華訪問期間，獲得中國積極回應，並以堅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對話協商精神解決南海紛爭；但是畢竟〈宣言〉只是表現出政治姿態，本質上並無任何約束力。縱然中國口裡表示為制定具法律效力的《南海行為準則》作為目標，直至今日卻仍然只聞樓梯響。上週，中國更宣佈對外開放西沙群島作為旅遊景點，勢激起越南反感。中國藉著汶萊此行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會否被視為中國「微笑外交」重新起步，抑或只是分化東盟內部的殺手鐧，相信四月下旬的東盟峰會將會有目共睹。


另一邊廂，菲律賓五月進行中期選舉，由前總統艾斯特拉達為首的反對黨「聯合國家主義聯盟」(UNA)狠批阿奎諾政府執政以來在外交政策上過份軟弱，包括未有為入侵沙巴的「蘇祿皇家軍」提供法律援助，又指責部份執政自由黨參議員「賣國」將國家利益舉手奉送到中國等。即使是次菲國選舉中，議員似乎更集中火力主張修改憲法，不過凡涉及國家利益議題放諸選舉都會造成一定影響力。


在今年一月期間，美國一艘掃雷艦碰巧在同一事發海域上觸礁，引起國內學生激烈示威，並將事件牽涉到美駐菲軍隊問題，最終美方向菲國賠款了事，情況相當尷尬。有見國內民族主義升溫之際，這一趟倘若政府處理失當，難免會為選舉對手帶來口實。中菲兩國即使外交政策及政治制度南轅北轍，但是回到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始終仍然逃不過制肘。

沙巴亂局的政治盤算

馬來西亞政府與自稱「蘇祿皇家軍」的武裝份子已經在沙巴事件上擾攘了一個月。上週馬國警方與蘇祿軍展開激烈衝突後，馬國派出戰機與軍隊將行反攻。即使前日「蘇祿軍」領袖、自封蘇丹的賈馬魯爾‧基拉梅三世提出停火協定，馬國首相納吉布堅持停戰協議只可在武裝份子無條件投降的情況下進行。面對只有三百來人的「皇家軍」，馬來西亞的兵力自然迎刃有餘，加上大選在即，納吉布的強硬姿態與執政聯盟的政治盤算不無關係。


納吉布自2009年擔任馬來西亞首相，任內作風惹來不少爭議。一方面，納吉布宣佈將會廢除備受爭議的國安法，過去「未審先判」的年代似乎即將完結。大馬政府亦嘗試推動種族融和，藉此為國內經濟帶來一絲春風，與過去強調凡事以馬來人為先的政策出現微妙變化。


但同一時間，納吉布仍然十分依賴地方土豪維護政權穩定，無助改善民生議題。對公民社會的手法同樣遭受外間批評，特別是過去兩次「淨選盟」抗議集會，政府分別發動「撐政府」集會抗衝反對聲音，以及派出武警驅散示威人士，惹來民意反彈。禍不單行，近幾年執政聯盟國民陣線內部傳出黨派分裂，代表馬來人的巫統與代表華人的馬華公會鬧出嚴重分歧，假如雙方在選舉前鬧翻，鐵定影響國陣的華人票源，對整個國陣無疑弊多於利。


透過外交或國土安全問題凝聚國內選票是一個常用的選舉策略，假如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勝利，更有助打擊對手的吸票能力。另外，有陰謀論指出基拉梅三世曾經與反對派領袖安華會面，暗示兩者有關連。有心人只要將事件放大，便可以將安華打造成為出賣國家領土主權的叛國者，重創民聯形象，屆時反對派便會瞬間瓦解。政府亦可借宣佈「緊急狀態」延遲沙巴州這個關鍵地的大選，為國陣爭取時間吸納選票。


然而，馬來西亞當局在考慮選舉問題之時，亦需要顧及鄰國菲律賓民意反彈的可能性。儘管「蘇祿軍」在菲南並未得到廣泛支持，甚至同為國內回教少數派的摩洛民族解放陣線亦與之劃清界線，然而不少菲律賓民眾見同胞遭受馬來西亞戰機轟炸鎮壓，較同情「蘇祿軍」一方。況且，沙巴州一地涉及菲、馬兩國之間的主權爭議，有可能牽起菲民「收復失地」的念頭。菲律賓五月將會進行國會選舉，沙巴州主權問題會否成為其中一項議題，值得納吉布關注。

菲國「一國兩制模式」對東亞安全啟示

菲律賓政府與南部地區的伊斯蘭分離勢力「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日前達成和解，雙方擬於2016年在棉蘭老島一帶建立「摩洛國」(Bangsamoro)世俗自治政府。根據和平協定，「摩洛國」將會取代現有伊斯蘭自治區的邊界，雙方共同草擬《基本法》，除了外交、國防、貨幣及貿易政策外，「摩洛國」居民將獲得其他領域的自治權力，儼如另一套「一國兩制」模式。

距離「摩洛國」立「國」尚有幾年時間，實踐和平方案途中仍然存在變數──尤其是阿奎諾三世的總統任期會否在此前完結、摩洛族自治區內現有既得利益集團的態度──稍有不慎，和平方案隨時推倒重來。不過假設這次和平協議能夠實現的話，將會對東亞地區安全有幾項啟示：

第一、菲國國內的種族衝突得到緩和：菲律賓中央政府與摩洛族人的衝突歷史悠久。宗教、發展、土地分配失當等歷史及現實因素共同促成六十年代末摩洛人進行獨立運動。部份摩洛人於八十年代已經與政府妥協，畢竟他們反抗只為謀取更大自治權，免受馬尼拉政府的「同化」政策削弱本土文化認同。走激進路線的摩解最初堅持暴力抗爭，然而長期遊擊戰消耗地區發展潛力，最終以擴大地區自治權為前提，與馬尼拉達成和平協議。從此可見，大部份分離勢力的反抗原因只為加強自治權，保護本土文化免被沖淡。中央政府面對這些挑戰，大可以從主權框架中下放部份權力到這些地方。

第二、東南亞國家可以仿傚「自治」模式：菲律賓鄰近國家同樣面對多元種族及分離主義問題，印尼巴布省、緬甸克欽、克倫、撣族等地方的離心力對中央政府構成管治困難。儘管這些國家並非要複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方式治理地區，但是有限度的權力下放讓地區有一定的經濟自由度，卻有助緩和少數民族對政府的偏見。印尼的阿齊省在幾年前實現自治，然而中央政府仍能保持領土完整，便是一個成功範例。

第三、東盟成員國的「協商」能力：菲律賓中央政府與摩洛族能夠成功進行談判，印尼與馬來西亞應記一功。尤其馬來西亞在這十年間以中間人協調雙方訴求，一方面它與菲律賓同屬東盟，另一方面其伊斯蘭會議組織成員身份又能獲得摩解信任，成為馬尼拉與摩洛族的橋樑。東盟內部成員以多元民族及文化聞名，即使過往被批評在外交立場罕有一致共識，但從今次事件卻協助締造地區和平，對東盟內部團結性有正面作用，間接突破「不介入國家內政」原則。日後這個多元特性對解決成員國內部問題甚有參考價值。

事實上，菲律賓此番倘若成功建立「摩洛國」，亦不等於解決掉國內分裂局面。菲南地區依然有不同政治勢力活躍行動，包括與東南亞極端組織「伊斯蘭祈禱團」有緊密關係的阿布沙耶夫、信奉毛澤東思想的新人民軍，他們偶爾會進行恐怖襲擊，威脅地區治安。另外，中央政府仍需處理當地天主教徒與摩洛族人，甚至是摩洛族人之間的利益與宗教衝突並設定和解方案，否則稍有事端觸及他們要害，可能會重新催生激進主義，再次觸發獨立運動。

從日本介入南海反映日本、東盟關係

上月二十七日，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與日本新任首相野田佳彥達成協議，將日菲關係升級為「戰略性伙伴」。除了加強經貿合作，兩國更承諾要保護海上安全及和平，當中野田更明言支持菲國，在南中國海成立一個符合國際法，並且具法律約束力的守則。日本高調支持菲國行為，雖然不至於挑起北京政府神經，但是野田在東亞峰會前夕擺出明確姿態，卻十分值得玩味。這是否意味日本重新投入亞洲呢？

二戰結束後，日本宣佈放棄所有戰前在南海擁有的控制權。所以在當代南海主權紛爭之中，日本的角色一直比較次要。儘管如此，日本偶爾會就南海安全發話，立場主要是維持當地安全。原因有三：

第一，日本在南海的立場，正正反映它在釣魚島主權紛爭上的立場。假如日本不把握機會向中國表態，表示自己關注中國的「霸權」行為，那自然削弱日本在東海問題上的籌碼。更甚者，韓國、俄羅斯亦會就島嶼主權向日本施壓，屆時日本便會成為國際博奕的大輸家。

第二，南海以及馬六甲海峽掌握了日本最主要的海上交通線，其中包括大量石油入口。假如當地持續發生衝突，將會影響日本國內的經濟生產，甚至造成能源危機。基於經濟考慮，日本甚至積極拉攏東盟成員國，大力打擊海盜滋生。

第三，日本二戰時期佔領了大部份東南亞，管治手段一直惹人垢病。為了一洗戰前的兇殘形象，日本一直致力在金錢上支援東南亞國家發展。加上後來面對中國崛起，日本有感必須爭取當地國家歡心，阻止中國成為東亞地區的龍頭。經濟層面上，日本已經追不上中國起飛；在安全問題上，中國與東盟國家時常發生爭執，反而有利日本靠邊站。

有學者曾經提出，日本在東南亞的身份，不過是投射中日兩國之間的政治及外交角力。這種邏輯思維，在未成形的東亞共同體上可見一斑。日本不斷倡議成立「東盟+6」，支持澳洲、新西蘭以及印度加入東盟系統；中國對這項建議嗤之以鼻，認為日本將所有親美國家拉進來，目的只為沖淡中國的勢力。

本周，日本外相將會出訪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三國，爭取透過多邊合作解決南海問題。中國素來希望事件由雙邊談判化解問題，自然反對日本此舉。然而，日本對多邊網絡及亞洲的「忠誠」向來都備受質疑。須知道，日美安保同盟是現代日本外交關係的核心，亦是美國對中國最重要的一道防線。野田是眾所周知的親美派，絕無理由放棄這段逾半世紀歷史的關係。短時間內，估計日本投入多邊合作框架出於現實政治考慮，而不是日本「脫歐入亞」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