敍利亞和談成效全賴美俄取態

全賴美國國務卿克里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合力拉攏下，敍利亞朝野雙方終於有望展開和談，有機會為持續達兩年的內戰畫上休止符。過去聯合國曾經多次號召朝野雙方進行和談不果，但時至今日，政府軍面對持續不下的膠著狀態，反對派的道德光環隨著接二連三的醜聞幾近殆盡，再加上國際社會對雙方不斷施壓，終促成這次會談。

敍利亞局勢持續混亂，表面上是阿薩德政權與反對派各部落之間的權力鬥爭造成，但雙方保持均勢，兼且無意向對方示意妥協，敍利亞的將來唯有依賴國際社會參與。雖然敍利亞問題屬於國家事務，但無論是軍火買賣、政府與反對派的國際認受性、敍國內部不同教派造成的邊境衝突，都已經超越個別單位能夠獨力處理的能力範圍。芸芸國家之中，美俄關係更是全盤棋局的重要一著。

2009年惜逢美俄兩國元首換人，兩國關係「重新啟動」，雙方達成多項協定，但瞬間便受到俄國的「反美主義」衝擊，去年普京獲選總統後，美俄關係更直達谷底。不管是牽涉俄國人權的「馬格尼茨基事件」，或是兩國之間的軍事競賽，雙方之間不和阻止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任何有關譴責阿薩德政府的草案。外交途徑失效，間接促成敍國部份反對派以更激進手段回應政府軍。

同一原理，美俄銳意改善關係，有利雙方共同籌備和平會談。兩國關係緩和，可從近日俄國對間諜風波的態度中略知一二。美俄之間向來不乏間諜戰，2010年俄籍間諜安娜查普曼身份被揭，事件以雙方互換間諜告終，不過，媒體高調跟進導致美俄關係冷卻。相反，克里姆林宮這次面對美國中情局尋獲線人的行動卻以低調手法處理，與普京過去刻意營造的反美氣氛截然不同，顯然雙方已有共識要減少分歧。

事實上，只有美俄達成協議，才可分別動員敍國政府與反對派加入和談。若果和談缺少任何一方，對敍利亞進程根本亳無作用。而且，美俄在區內的影響力不可或缺，特別在這個關鍵時刻，美國必須有限度對其區內盟友─特別是土耳其及以色列─施壓，阻止他們對敍利亞進行軍事行動，以免挑起阿薩德神經退出和談；同樣，俄羅斯亦須透過外交方法勸止阿薩德政府採取挑釁行為，暫停向政府提供軍火，以免將辛苦經營的和談條件毀於一旦。

準法國介入馬里 突顯中國國際法觀

聯合國安理會日前就法國軍隊宣佈介入馬里內戰一事舉行特別會議，罕有地一致支持（註：並非通過決議）總統奧朗德的武裝行動，協助馬里政府打擊盤踞北方的反對派系。中國與俄羅斯貴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之一，素來對軍事介入相當忌諱，尤其是兩國擁有三次否決制裁敍利亞政府的「前科」在身，已經觸怒不少西方國家。


驀然回首，中國自從一九七一年入聯以後，堅持高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權平等的旗幟，多番阻撓聯合國授權西方國家進行所謂「人道干預」介入其他國家內政。近年來，北京政府唯一例外「通過」的（實況是中國代表缺席），就只有兩年前在利比亞一役中授權北約軍隊在當地設立「禁飛區」，懲罰卡達菲殘酷鎮壓人民。不過，事後中國譴責西方國家將設立「禁飛區」演變成軍事介入，無視國家主權，扭曲議案原意。此例一直成為中國與歐美在聯合國合作上的芥蒂，使北京日後處理介入主權國的相關議題上特別小心謹慎。


每逢面對「人道干預」問題，中國都喜愛沿著一套「尊重國家主權」的說法蒙混過去，似乎暗指其他國家無視別國主權一樣。但細心觀察下，中西的分別不過是先後次序問題。中國與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在戰後好不容易擺脫列強控制，因此對外國介入領土主權十分忌憚，信守《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款中對傳統絕對主權（Absolute Sovereignty）的定義。其他國際合作領域都只會在互相承認主權的條件下進行。況且許多發展中國家認為國際法很多條文都是專門為發達國家度身訂做，甚有機會鑽研法律漏洞對自己構成威脅，導致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牢牢握緊這項條文保護領土安全。


相反，無論英國或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外交政策從過去針對軍事安全，轉為推展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觀。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同樣主張，人權一類「普世價值」應該在國家主權之上，假如別國政府無法解決國內人民需要，國際社會在此絕對有責任從旁協助，必要關頭更需要派兵拯救那些飽受壓迫的「陌生人」。這種思路假設每個政府都有「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在前殖民宗主國中大為盛行，難免與中國及第三世界的認知出現矛盾。


不過，如果這種解說成立的話，那麼中國斷不可能容許法國「明目張膽」介入馬里的。到底是甚麼改變了北京政府的態度呢？


事實上，中國在馬里一例中採取合作的立場，最直接的原因有三：第一、中國需要尋找機會展現其「盡責任大國」的一面，推銷軟實力。中國過去受到不少西方國家譏諷為專門「坐順風車」，對國際事務缺乏承擔；第二、「介入」乃由馬里政府親口要求，假如中國否決，反而更突顯它「不尊重」馬里政府的主權，有自打嘴巴之嫌；第三、肇事的反對派有一部份是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分子，而且有分裂國家的傾向，儼如中國境內時常警惕的三股勢力（即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兩者目標一拍即合。再加上中國在西非一帶擁有巨額投資，馬里亂事持續始終對中國不利，故此北京政府不得不在立場上選擇性讓步，卻並非是中國在國際法的態度出現重要變化。

東亞「向右走」區域國家建立互信難

東北亞地區主要國家的大選已經塵埃落定，顯然各國的右翼勢力都獲得大多數民眾支持。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回朝，再加上日本維新會突圍而出成為國會第三大黨，象徵強硬右派已經重整旗鼓；南韓新世界黨朴槿惠擊敗左翼民主統合黨候選人文在寅，保住國內保守派領導地位；習近平接任共產黨總書記一職後，已經兩次談論「民族復興」，富國強軍之說挺合外交右派的脾胃；明年東盟秘書長換屆，由越南副外長黎良明擔任，鑑於中越兩國近年衝突頻仍，招人憂慮東盟日後會將國家主權問題與其他合作事項掛勾混為一談。再加上長年政策欠透明度的北韓，似有意來年再進行「火箭外交」，東亞地區局勢似乎將再陷入不穩狀態。

這些「右傾」因素，並非依照本土「建設派 VS 破壞派」或 「建制派 VS 民主派」的二元式刻劃；相反，在國際關係上，這些因素強調捍衛國家主權，國際之間的對等關係。他們往往對國族較有一種優越感，這種特質並不一定局限於威權國家，民主國家如英國，國內的右翼近年再次掘起，高舉脫離歐盟的旗幟號召支持者。右派發展到極致甚有可能滋生軍國主義，情形跟二戰時期的軸心國一樣。 這種狀況，在打著共產主義名號、走「先軍政治」為實的北韓相當合得來。

東亞地區雖然一直有右翼聲音存在，過往日本曾出現教科書爭議、南韓亦不時強調「種族優越論」，表示宋代居於中國邊境地區的女真族乃南韓人，一度統治中國北部等等，不過卻甚少情況會出現一致「向右彎」的情況。如今幾乎所有國家右翼人士得道，再加上中日、日韓、中國與東盟成員國之間今年重新燃起主權爭議，難料明年將有重大突破，東亞地區安全來年相信並無太大改變。反而，由於這些國家及地區組織執著於主權爭端，現行互信機制產生裂痕，必會阻礙國際安全合作，甚至出現倒退趨勢。

被忽視了的沖繩居民

美國日前在沖繩普天間基地為「魚鷹」運輸機進行試飛，一如既往以和平姿態「重返亞太」的論調為舉動護航，但仍難掩過坊間媒體以「挑釁」及「撐日」去解讀有關造法的聲音。然而甚少媒體關注，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卻可能是一群名不經傳的沖繩居民。

美國在1989年研製「魚鷹」運輸機後，曾經經歷多次奪命意外，被謔稱為「寡婦製造者」，儘管設計不停改良，仍難阻止坊間對其安全性能揣測。因此，即使日美兩國於1996年已有計劃在普天間機場添置「魚鷹」，但日本擔憂民意反彈始終未有納入草案。直到兩年前，美軍對外公佈重新部署24架「魚鷹」到普天間基地後才再次惹起民間關注。雖然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一度退讓，要求「魚鷹」確認安全檢驗前方可在本土進行試飛，然而禁令隨著中日外交風波升溫而得到解除。美國昨日進行試飛，自然引來市民眾批評政府忽視他們安危。

美國前官員早前承認，「魚鷹」進駐普天間目的確實離不開釣魚島。從日本政府角度出發，美國介入釣魚島糾紛的確可以震懾中國，以防局勢升級到小規模衝突。但是「魚鷹」有別於其他軍用直升機，它擁有更高速度及配備更大容量。對於戰略重心向東移的美國，「魚鷹」不但方便介入釣魚島糾紛，更可以短時間內派遣軍隊到達台灣、南韓，更有可能在南海、「北方四島」等受爭議地區向中、朝、俄施壓。一方面可以平衡國際勢力，另一方面則向盟友表示支持，以勉其影響力逐漸消退。由此可見，假如美國大選後並無其他如「九一一」一樣的國土安全問題，美國理應會沿著這條外交路線走下去。

而日本方面，野田佳彥執政期內亦不會再挑戰《美日安保條約》的任何條文，更不會觸碰普天間基地問題，畢竟同屬民主黨的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便是敗於搬遷問題上，慘淡收場。加上民主黨小澤派幾月前退黨自立，「脫美」派失勢，同一時間野田又爭取加入TPP，在外交政策都只能繼續暫時向美國妥協。除非有意外發生，否則野田難有藉口「自打嘴巴」反對「魚鷹」部署。

至於剛剛獲選為自民黨黨魁的安倍晉三，無論是基於他本人親美反華的立場，抑或是奉行現實主義為上的自民黨傳統外交路線，都斷不容許他挑戰美國的外交政策決定。過往自民黨執政，只有在國家經濟強盛下才刻意擺脫美國影響；但以目前東亞環境而言，中日關係鬧僵，日本經濟問題重重，都只會繼續依照美國意思。

至於沖繩居民，則只能繼續默默的反抗著。

聯合國大會對中東危機重新啟示

近日召開的聯合國大會再次成會國家外交角力場。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會上重申釣魚島主權，引起不少華人媒體報導。然而同場播映的伊朗、以色列兩國互相指責的核武政策，卻少獲港人關注。自從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在七年前獲選上任以來，兩國關係持續惡化。艾氏明年將會期滿離任，面對同樣是強硬派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兩國似乎難以在任內改進互信不足問題。這次聯大會議正好展示了兩國問題。

事實上，雙方代表在聯大召開前一星期已於國際原子能組織進行一場「熱身賽」，就中東地區建立「去原子化」的區域安全協議口誅筆伐。伊朗代表譴責以色列尚未加入《核不擴散條約》，是地區中唯一一個「局外人」；以色列方面則繼續以現時地區局勢不穩為由推卸責任，自然是暗示只要伊朗一日有研發核武的可能，以國將永不進行任何談判。

內塔耶亞胡在聯大會議中更呼籲國際社會必須互相合作，在伊朗擁有核武的最後階段前便需要設下紅線。一如既往，艾哈邁迪內賈德自然否認國家在進行核武研究。唯獨西方國家愈趨深信伊朗的核計劃已經步入成熟階段，德克蘭素來對國內核開發計劃透明度其低，難免加深國際機構懷疑。而且近一年間不斷有情報「放風」發現伊朗專門針對以國國防部人員施襲，下手地點更跨越西亞地區，格魯吉亞、馬來西亞，無遠弗屆。 艾氏卸任在即，這些舉動更難臆測伊朗會否有進一步行動。

不過在這次會議中，儘管內賈德繼續發表挑釁性言論，卻罕有未如以往一樣觸動西方國家離場抗議。相反， 以色列的「紅線論」更引起國際社會疑慮，內塔耶亞胡強硬保守的外交思想主導下，屢屢以單邊政策解決地區問題，比起伊朗，更有可能加劇中東地區不穩。

「阿拉伯之春」後，美、以在中東地區的盟友已經逐漸減少，從「勢力均衡」的角度觀看，以色列地位有所改變。然而奧巴馬向來對內塔耶亞胡的鷹派外交甚有忌諱，難以配合以色列進取型的地區政策。白宮日前公開表明「紅線論」無助推動地區和平，顯然向以色列撥冷水。另一邊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愈來愈積極透過聯大會議爭取成為會員國，勢必加快實現「兩國論」的終極目標。內塔耶亞胡在內外交迫的情形下，甚有可能狗急跳牆，必須多加留意。

從蒼井空看中日軟實力對比

中日釣魚島主權爭議鬧得不可開交之際，日本前成人電影女藝人蒼井空宛如擔任兩國和平大使，發揮其「蒼老師」的影響力，呼籲雙方群眾克制冷靜。無論是在新浪微博展示墨寶呼喚「中日人民友好」，或者在《朝日新聞》訪問期間表達個人意願希望兩國能重拾友好關係，蒼井空的言論在網路世界均造成一陣哄動。即使是反日示威中，更有群眾高舉標語「釣魚島是中國的，蒼井空是大家的！」。似乎除了毛主席肖像外，並無其他人物的人氣程度都能與之匹敵。

蒼井空在中國網路世界的地位一直不同凡響。2010年，有中國網民得悉她的Twitter帳戶後迅速在網路世界瘋傳，國內網民「翻牆」風氣一時無兩，據報粉絲數目以一秒加一人的驚人速度急增。同年，中國發生青海玉樹地震後，蒼井在個人微博發起募捐運動，號召日本人協助災區村民，再次轟動中國網路世界。其後蒼井啟用新浪微博，首日便獲得逾22萬粉絲追隨，據報已榮登最受歡迎的外國用戶寶座。幾個月前，有工作人員更在河南省平頂山市中心「公然」播放「蒼老師」的成人電影，再次惹起網民哄動，足見她人氣程度仍然長盛不衰。

這次釣魚島風波中，蒼井空卻從「娛樂」變成「政治」版人物。最新一期《經濟學人》指出，中國反日示威種種示威標語、言論都反映出中國網民在「愛國」論述中隱含了一套十分矛盾的思想。譬如從反日標語中，網民們恰好描述出中國國人反對日本整個國家「購島」事件，卻想理順自己喜歡蒼井空作為日本人、甚至日本文化象徵的現實矛盾，故此得出「蒼井空是大家的」結論，企圖將政治與文化分割。

中國祟尚日本文化事業並非甚麼新鮮事。無論是日本動漫、演藝、或者個人涵養，在中國素來都有固定市場。311福島地震後日本人展示其民間合作精神更獲得不少網民驚嘆，有部份更以此與中國人災後「發死人財」的行為作對照。然而，中國人對日本政治上普遍帶有偏見歧視，一方面礙於日本侵華的既有歷史，加上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的取態經常觸怒華人；另一方面中日媒體不時渲染雙方威脅，將這種不信任推得更深，而東京稍有任何舉動都將被視為「對華不利」。

如果循這思維推演，中日要達到本質上的友好狀態，並不能單靠政府的外交政策安排，民間非國家個體的功用亦不容少覷。從蒼井空近幾年在中國的正面形象而言，無論中日關係日後往何處發展，相信她作為日本親華的象徵都會有一定市場。話說回頭，中國雖然近年來積極推廣中華文化，廣立「孔子學院」宣揚中國「和平發展」觀，然而中國強行推銷這些軟性產品，與日本並排便有點相形見拙了。

東亞海域這年多事之秋，南海風波、釣魚島主權風波未平，日、韓又為獨島(竹島)主權爆出紛爭。面對南韓總統李明博登島挑釁，日本已經透露風聲，打算將獨島問題再次搬上國際法庭。

不過國際法庭只會在雙方同意下才審理提案，過去東京兩次提告都被首爾拒絕，相信這次結果日方也會徒勞無功。況且即使國際法庭成功開審，裁決結果未必讓日本滿意，甚至可能使日韓陷入更多外交困局。我們大可參照印尼、馬來西亞的事例。

印尼、馬來西亞曾經在六十年代達成共識，承諾將兩個爭議島嶼─利吉丹島及西巴丹島─維持現狀，但是八十年代大馬立法將島嶼列入國家管轄範圍，大力發展旅遊業務，印尼政府表達不滿，於是雙方進行長期交涉不果，最終決定交由國際法庭審理。

海牙法庭在二OO二年裁定兩島主權歸馬來西亞所有，雖然印尼政府接受裁判結果，但事件卻引來國內民意反彈。當時印尼先後受到金融風暴、東帝汶獨立大挫銳氣，裁判結果無疑「喪權辱國」，激起國內民族主義反彈。有愛國份子直斥政府妄顧國家利益，一時間將所有怨憤轉向針對馬來西亞，導致反馬情緒高漲。

印尼政府懂得國際法庭的裁決準則，於是往後都以強硬態度回應來西亞在爭議領土上的種種行為。二OO五年，印尼副總統更親自號召反馬陣線，差點與馬來西亞就另一爭議地開打。

日韓爭議假如交由國際法庭審理，必然就「有效管理權」進行討論：因為馬來西亞獨立前已經在該島開始建設各種設施，而且有立法規管兩島旅遊業務，反映大馬一直擁有實質兼有效的管理權；另一邊廂，雅加達直到六十年代中葉才發難反對大馬侵犯主權，故有利大馬贏得裁決。

相反，獨島爭議遠較馬印兩島爭議激烈，裁判結果的不可測性更高。南韓在一九五二年經已將獨島納入國家主權範圍，但日方一直強烈反對，當中涉及日本作為殖民宗主國的歷史，較難判斷哪一方擁有「有效管理」權。

無論判決結果如何，鑒於兩國民族主義思潮對國家主權完整十分執著，只要有任何一方贏得主權，都必然招致另一方強烈不滿，甚至促成排韓/排日運動。剛好兩國的執政黨民意認受性低落，甚有可能以強硬態度回應主權爭議轉移視線。雖然美國對事件關注，奧巴馬亦理應為日韓雙方進行斡旋，但是白宮的務實派為防兩面不討好，不能太積極干涉問題。

泰柬衝突突顯東盟制度不足

泰國、柬埔寨持續一年多的外交僵局終於有緩和跡象：兩國部隊分別撤離了駐守柏夏威寺（Preah Vihear Temple）附近區域，為該地設立暫時性的「非軍事區」（Demilitarized Zone）。不過國際法庭早於去年七月已經裁定以上安排，雙方卻在事隔一年之後才開始執行撤軍，正好突顯東盟內部缺乏一套有效機制解決成員之間的衝突。

事實上，東盟並非沒有爭端解決機制。根據《東盟憲章》第二十四條，成員國如有任何衝突未能解決，理應按照《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規定，成立高級委員會向爭端國提出解決方法。不過，採取有關安排的前提是，東盟必須獲得所有爭端國同意。否則，問題將會在峰會上討論並商議。

需知道，東盟成立之前，東南亞地區關係緊張，除了對抗共產主義在地區抬頭以外，國家之間仍然受到歷史及殖民主義的餘波影響，關係反覆無常，更隨時爆發出地區戰爭。因此，成立東盟其中一項目的，便是要消除地區惡劣氣氛，利好國家發展經濟促進合作。

有趣的是，爭端處理機制自從東盟成立以來未曾召開過，為什麼呢？雖然東南亞國家簽署加入東盟以後，的確在爭端上表現克制，但並非代表之前的領土紛爭經已自動解決。即使是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菲律賓，這些核心的東盟國家，它們也會間竭爆發邊境衝突，只是衝突不如柏廈威寺般鬧得觸目。

而且，要啟動爭端處理機制必須得到雙方涉事國首肯，這幾乎是無可能的。去年二月，柬埔寨聲稱遭到泰國軍隊侵襲，數度要求東盟派員監察事件，以證明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卻礙於成員國對「共識政治」近乎教條式的信奉，泰國利用這個漏洞阻撓身兼主席國的印尼進行斡旋，最終將事件搬到國際法庭接受裁決。

雖然過往國際法庭亦曾處理馬來西亞與印尼的主權爭議，但當時雙方只有軍事僵持，事件並未演變成軍事衝突。柬埔寨這次繞過東盟機制，直接由國際法庭解決爭端，難免大幅削弱東盟威信及權力。這般造法自然無可厚非，不過先例一開，他日其他國家倘若照版煮碗，東盟作為建立互信的制度一定受到打擊。

再過三年，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便將啟動，在區內加強推行民主管治外，藍圖亦有提倡訂定行為準則規範成員國行為。然而在眾多倡議中，仍然以溝通協商作為處理爭議的手法，即使違規亦未見有條文懲罰。有學者指出東南亞缺乏「東盟意識」，「同為一體」的觀念尚未萌生，導致國家互信不足，故此應該給予更多時間國家學習雙方習性。不過，過了接近半個世紀，東盟在制度化的過程上仍然裹足不前，難以使成員國對機制信服，反而更可能向外力求助。長遠下去，只怕更難建立「東盟意識」。

剛果維和任務應重新定位

中非國家剛果兵變叛亂仍然持續，前任軍閥恩塔甘達（Bosco Ntaganda）在東部奇夫省脫離國家軍隊疑似發動「M23」兵變後，剛果政府軍與聯合國駐剛果部隊携手合作，企圖阻止叛軍再進一步進攻東部重要城市戈馬（Goma）。聯合軍駐當地部隊一反常態，在行動中採取先發制人策略，似乎意圖扭轉外間對它「無所作為」的指責。

聯合國在一九九九年開始派遣穩定特派團到剛果（MONUC/MONUSCO），以維和部隊身份負責監察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剛果的和平進程。至今日為止，特派團軍隊人數高達一萬七千多人[1]，冠絕聯合國駐其他地區的維和部隊，而所需開支在短短一年間更需要接近十五億美元。

雖然成立維和部隊代價高昂，不過它對剛果穩定的效益經常遭人垢病。尤其是維和部隊成立初期，聯合國安理會顯然欠缺周密安排，以為派遣維和部隊到剛果，以中立身份進行調停工作，執行中非國家簽署的停戰協議，和平便自然降臨。這種危機處理機制明顯仍然依循著聯合國的傳統維和路線與手法，安理會希望可以降低聯合國的參與程度，減少干預國家自主權。

上述考慮確實反映後冷戰時代聯合國對干預成員國內政的迴避態度，特別是美國對索馬里的「人道干預」行動慘淡收場後，許多國家吸取經驗，對介入主權國傾向一個模稜兩可的立場，焦點更著眼於實際利益。不過，這種心態最終對幾乎分裂的剛果全無任何幫助。

相反，維和部隊多番被人權組織批評，斥其並未履行「保衛平民」的責任。結果，維和部隊進駐剛果期間，仍然有暴徒到處肆虐殺人，姦殺婦女的情況無所改善。無論行兇者是紀律鬆散的國家軍隊，或者是佔領一隅的軍閥領袖。另一方面，部隊後來協助金沙薩政府，將曾與政府為敵的軍閥成員重新融入社會，是次起事領袖恩塔甘達便是其中之一。最終，恩塔甘達再次發動叛亂。

這次事件突顯聯合國的策略全盤失誤，安理會必須重新審視維和方法。第一、恩塔甘達能組織聯合一眾圖西族人，發動兵變，剛好反映維和部隊對前軍閥的了解未夠深入。文化因素自然是其中一個原因。聯合國維和部隊成員國來自五湖四海，「雜排軍」對當地多元種族間的衝突缺乏了解，即使靠強攻硬闖，也只是治標不治本，更可能加深雙方怨恨，無助移除衝突原因。安理會成員反而應該多派非武裝部隊到當地進行訪問、交談，建立互信基礙，才可以發揮聯合國的調停角色。

另一方面，M23的成員多為圖西族人，即使盧旺達多次否認有份參與，聯合國成員顯然明白它在背後暗助叛軍一把。因為圖西族人與剛果東部的胡圖族人一直有宿怨，難料事件會否激起當地族人自行武裝，保衛民族安全，民族間互相猜疑，這樣要重新團結國家便難上加難。聯合國此時此刻，固然要積極阻止M23進軍戈馬，另一方面，更應該派員到盧旺達進行交涉施壓，切斷叛軍背後的援助。只有這樣，聯合國才可以開始建立真正的和平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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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site/pp.aspx?c=glKWLeMTIsG&b=8102689

傳統安全概念仍然困擾亞洲區域合作

在國際關係學術定義上，安全(security)可以簡約地分為傳統(traditional)及非傳統(non-traditional)。前者主要涉及軍事行動，以國家為行動單位。上世紀軍備競賽間接促成兩次世界大戰，目的希望捍衛/擴充國家領土，到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受制於核威脅，講究陣營之間勢力均等。相反，非傳統主要在冷戰終結後才興起，定義較含糊：凡不屬「傳統」的安全考慮，包括恐怖主義、糧食或氣候危機都會被列入其中，由於受影響範圍通常跨越國界，較多以「人」，而非國家，作為考慮因素。

後冷戰時代，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軍事力量遠超其他國家，自然可以著眼於區外的「非傳統安全」議題，保持其影響力。然而，亞洲國家並未受蘇聯解體影響，仍然深受傳統式安全思維決定外交方向，日本、菲律賓等多個美國盟友更憂慮白宮將會撤出地區而驚恐不定。區內國家長期互不信任，就連東盟組織成員國之間亦會偶而發生衝突，因此區域合作從不深入。這個趨勢對逐漸追求「區域化」，以解決「非傳統安全」作為要務的世界潮流，難免產生抵觸。

亞洲國家(主要指東亞及南亞)致力爭取領土完整，對有爭議土地寸土不讓。近三年，中國與越南、菲律賓就南海島嶼主權上經常發生衝突，將美國日本印度等區外大國介入主權糾紛之中，區域緊張局勢急遽上升，國內更有網民支持解放軍硬起來，佔領南海，甚至與越、菲開戰。何況南海純粹區內糾紛的冰山一角，朝鮮核危機、中印矛盾的白熱化等。即使日韓兩國同屬美國盟友，亦時為竹島/獨島的主權進行罵戰。

專門研究軍備買賣的國際智庫組織SIPRI指出，印度的武器進口量已經達到全球第一，亞洲國家亦占全球的首五席。這固然與它們本身對外國武器依賴不無關係，但假如國家對周邊安全有信心，那麼這幾年來增加軍火支出就不乎邏輯了。儘管這可以是外交姿態，事實反映出亞洲國際關係仍然不太和諧。

雖然外間認為亞洲國家可以憑藉打擊跨國販毒、海洋安全等非傳統議題上的合作，增強互信，從而避免發生軍備競賽的傳統安全挑戰。不過亞洲國家本來種族多元化，與拉美、歐洲、中東種族背景類近的地區大相逕庭，而且東亞國家的民族意識十分熾熱，很容易變成國家民族衝突的催化劑。這些問題實際上較難靠簡單的合作解決。反而國家時為領土主權發難，更有機會危及合作關係。而且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的決定通常基於現實需要，對凝聚「區域一體化」意識未必有長遠效用。解決亞洲國家信任情況，只有達到真正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將之具體及制度化，才能除去區域合作的巨大障礙。

印巴「大和解」在望？

巴基斯坦總統扎爾達里（Asif Ali Zardari）周日以私人身份訪問印度進行朝聖，參拜拉賈斯坦邦一個著名的伊斯蘭蘇菲派聖地，並與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進行會面。中斷七年的元首級會面如今重新恢復，加上訪問團隊內有多名巴國政要，外間對扎爾達里朝聖選址及其巨額捐款進行多重解讀，認為憧憬已久的印巴「大和解」指日可待。

是次私人會談短短三十分鐘，覆蓋了包括印巴貿易合作、孟買恐襲事件，克什米爾（Kashmir）及西亞欽冰川（Siachen Glacier）等邊境問題。雖然會談並無實際及即時成果，然而近來有幾項有趣的發展值得注意。

第一，扎爾達里的兒子兼巴國人民黨主席比拉瓦爾（Bilawal Bhutto Zardari）外訪後在網上批評兩國軍方花費巨額投資軍備，棄貧苦大眾不顧，令人「感到羞愧和恥辱」。比拉瓦爾挾著亡母貝娜齊爾（Benazir Bhutto）的威望，向來被視為指定繼承人。巴國軍方在政壇上具有龐大影響力，而且扎爾達里忙於應付內政，短期內印巴關係難以大幅改變。縱然如此，比拉瓦爾此番言論相信贏取了不少印巴國內民眾的好感，人民黨可能因此得分不少。

第二，兩年前在印度被判終生監禁的巴籍科學家切斯蒂（Dr. Khalil Chisty）昨日突然獲得印度法庭保釋，批准其返回巴國。幾小時後，扎爾達里立即要求巴國法庭釋放一名被囚一年多的印籍漁民。印巴兩國邊界時常發生漁民「侵入」對方國土，因而被作為政治底下的犧牲品。如今兩國願意放棄這些代罪羔羊，最少是兩國關係改善的一小步。

第三，印巴兩國近年的經濟合作有明顯發展。巴基斯坦去年給予印度最惠國待遇，兩國終於進行無差別的貿易，有助巴國出口印度利潤。外間早已有解讀，認定此舉無異於和平進程的觸發點。如今更有遙傳巴基斯坦將會從印度進口能源及燃料，假如計劃成事，理應增加兩國進行武裝衝突的阻力。

第四，在扎爾達里進行訪問前，印度軍方與巴國軍方合作拯救被困於西亞欽冰川雪崩的百幾名巴籍士兵。事件突顯地區環境受氣候影響，有望推動兩國產生共識，合作應對環境安全。

不過，印巴之間的偒痕並未完全復原，領導人需要多下苦功才可以將兩國關係正常化。首先，兩國內政同樣不穩定。印度日前更有報導指出軍方曾經有意進行政變，即使軍方及政府同時否認事件屬實，事件卻惹來巨大迴響。而且執政國大黨對巴國立場分裂不一，難以預料後辛格時期的對巴政策。巴基斯坦情況亦不遑多讓，扎爾達里任內醜聞不斷，一直被批評無力抵禦北約空襲壓力，去年美軍伏擊拉登成功更突顯巴國情報問題重重，甚至有扎氏「被政變」傳聞。兩國內政不穩，難望有持久的良好關係。

再者，「大和解」的先決條件遠不達標，印度難以放手與巴基斯坦合作。2008年孟買發生恐怖襲擊，印度一直要求巴國緝拿疑似幕後主腦薩伊德（Hafiz Saeed），然而扎爾達里的反應始終模稜兩可，開罪不少印度人。核武與邊境，這些歷史較悠久的爭端，急不在一時。相反，巴國不肯就薩伊德一事讓步，兩國「大和解」只會是一廂情願。

增購軍備，東亞、南亞勢將成為戰爭熱點？

著名國際安全研究智庫，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日前指出過去四年（2007年至2011年）的武器交易較上一個年度（2002年至2006年）多出百分之二十四。當中亞洲國家的軍備進口量冠絕全球，印度更取代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軍械入口國，占全球一成，其次是南韓、巴基斯坦、中國，然後是新加坡。由此可見，東、南亞地區仍然十分依賴外國武器。

這個趨勢發展下去，似乎應驗了部份學者預言，亞洲國家將會相繼出現軍備競賽：面對周邊國家的軍械威脅，國家將會購入或研發更多軍備加強自己國土安全，結果觸發其他國家效法，情形似走入無底深淵一樣，大有可能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覆轍。同一時間，亞洲去殖民化的過程未曾完成，國家之間尚為領土問題鬧得僵持。假如國家政府稍為處理失當擦槍走火，戰爭如箭在弦。

筆者不排除以上悲觀發展可能。事實上，早於冷戰結束後已經有學者發出類似警告，特別當時北京與西方國家關係惡劣，加上美國撤出菲律賓，而中國亦逐漸具備挑戰日本的能耐，情況使人憂心。

不過，進口軍備與擁有軍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印度大幅進口軍備，部份原因固然是回應安全考慮，既要面對巴基斯坦、中國等印象欠佳國家的威脅，又要準備迎接國內恐怖份子隨時襲擊，自然要時刻保持一定軍備數量。另一邊廂，依賴外國武器同時反映國家軍械發展質量尚未成熟，即使印度早前曾表態希望大幅增加本土貨品，然而事與願違，必須向俄羅斯這個傳統兵器賣家招手。日本和南韓面臨相近窘境。

相反，中國雖然減少進口軍備，然而國內的軍火生產商卻成功開發大量兵器，過去四年間，中國的出口量急升近一倍，成為全球第六大出口國，更是全亞洲最大的出口國。儘管如此，中國貨品的主要目的地仍是巴基斯坦、伊朗及非洲部份國家，短期內難登大雅之堂。況且，歐美國家對華仍然實行武器禁運，故中國可選擇的進口商有限。

以一個國家進出口多寡來決定該國外交政策方向，難免以偏概全。第一，美、俄、德、法、英依然壟斷了全球軍火出口市場，如果以上述邏輯推拷，最危險的地方似乎是歐洲，因為它們擁有製造軍械的能力，比只能依賴進口維生的國家更可怕。第二，以上數字反映的只是合法及已登記的交易，許多非法走私項目並未列入考慮之列。除了埃及以外，非洲任何一個地方均不是全球二十大軍火進口國之一，然而當地戰亂頻仍，童兵、軍閥問題嚴重，槍從何來？

進口軍火有時候是一種外交姿態，多於一種劍拔弩張的形勢。以星馬為例，兩國同時列入全球首二十軍火進口商之一，不過雙方自獨立以來並未發生過任何軍事衝突。增加軍備其實亦可解讀成為震懾力的表現，從而阻止鄰國輕率發動侵略。自從成立東盟以後，雖然區內偶然發生邊境衝突，然而東南亞地區戰事數量已經大幅下滑。

現時東亞及南亞地區不穩，歸根究底，因為區內國家缺乏互信，現有合作機制就如無牙老虎一樣，無力威嚇違規國家(尤其大國)，加上美國積極介入區域事務，致使國家對軍火仍然十分依賴。要解決現時問題，唯有在現行制度上增添更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文，鼓勵國家減少軍備，才可以增強區內互信，阻止戰事發生。

區域組織介入成員國內政 國家主權只剩軀殼

法國總統大選在即，現任總統薩爾科齊將競逐連任，與社會黨代表奧朗特（Francois Hollande）爭奪總統寶座。不過薩爾科齊形象欠佳，五年施政備受爭議，近來民調更顯示其支持度落後於人。左翼團體在國內形勢大好，眼見有機會重返愛麗舍宮。然而奧朗特打算重新商討歐盟的新財政條約，而且經濟政綱與周邊右翼國家相左，外交關係可見並不樂觀。日前德國、英國、西班牙及意大利領導人分別支持薩氏連任，更表示無意與奧朗特進行會談。歐盟國家如此明目張膽干預盟友內政實屬罕見，而且國外領袖與國內民眾偏好出現落差，突顯出地區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角力及衝突。

冷戰初期，世界各地瀰漫著一種劍拔弩張的氛圍，有國家為求自保免受牽連，與周邊國家建立合作關係，組成區域組織，希望可以保持國家經濟復甦、發展。西歐國家最初組成歐洲煤鋼共同體，東南亞國家建立東盟，均與當時的政治氣候扯上關係。冷戰結束後，這些合作不但沒有因而瓦解；相反，聯合國基於無力制定有效措施應對所有國際問題，選擇採取下放更多權力予區域組織的策略，維繫各地和平。於是，這些組織大多從本質上的經濟和外交合作演變成為跨越政治、經濟、安全範疇的體系，成員國之間合作領域自然愈來愈多，接觸愈來愈頻密。

伴隨著緊密合作的同時，其實隱含了另一種意料不到的效果，那就是蠶食掉國家主權。儘管目前只有歐洲建立了一套凌駕國家主權的合作系統，包括歐洲議會、歐洲中央銀行等等，但區域合作間接都會削弱國家一定程度的自主能力，東盟便是最佳一例。東南亞國家歷史複雜，占地又少，領導人對「妥協國家主權」之說噤若寒蟬，這方面從成立東盟的「曼谷宣言」可見一斑。而且東盟為捍衛成員國主權，它們的決策機制只會透過「磋商、共識」等尋得結論，甚至對評論成員國的國內政治情況都諱莫如深。然而，受到美國及西方國家的輿論壓力影響，東盟終於開口「干涉」成員國內政，先後組成「三頭馬車」介入柬埔寨，又批評緬甸軍政府造成人道危機，最終這兩個國家為保留合作空間，都作出妥協姿態，可見東盟的舉動曲線否決了早前崇尚的「不干涉原則」。縱然妥協是自己選擇的，但上述事例可見國家主權與區域利益產生抵觸，避無可避。

那麼，如果換過頭來，國家選擇不加入區域組織，可以有效保留國家主權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為全球化製造了一個另類政治氣候，催生了許多非國家個體以及跨國問題，已非單憑一個國家可以解決，加入區域合作組織促使成員國之間進行政策協調，固然是應付問題的良方，不過賠上絕對意義上的主權以及部份自主能力，已經成為大勢了。

軍事私有化 國家機器不再強大

過去一個月，北蘇丹與埃及分別爆出動亂，兩地的肇事者均脅持當地工作的華人為質，作為與政府談判的籌碼。中國人離鄉背井打工賺錢卻原來危機四伏，事件迫使中國政府反思大使館處理海外公民人身安全的方法，同時中資企業亦得重新評估投資海外的風險。歐美企業進行海外投資，一般都會僱用保安公司，確保員工人身安全，這一點與中國慣常做法大相逕庭。隨著中國商家逐步深入非洲、中東等戰亂頻仍之地，要求保安公司介入之聲亦變得響亮。我們可以先認識及考慮有關決定的歷史及影響。

在本質上，保安公司跟歷史課本上提及的傭兵組織十分相似，主要以局外人身份受聘於買家執行與安全相關任務，當中可能涉及小規模武裝衝突。由於保安公司的員工大多擁有軍方背景，武裝經驗、體能方面較一般人優越，一直都是跨國企業甚至是歐美政府青睞的對象。然而，保安公司比其他傭兵組織提供更多服務，例如為某國國家軍隊提供培訓，進行情報交流，保鑣等等工作。當然，這些服務的定義界線可以十分模糊。大約十年前，一所由英人開創的保安公司以「護送」為名，協助西非國家赤道畿內亞反對派領袖回國，企圖推翻政權。事件備受傳媒曯目，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公子Mark Thatcher爵士捲入醜聞，被指注資有關行動，並有份策劃政變，希望從這個石油蘊藏量甚高的國家中分一杯羹。

私營保安公司的興起，與八、九十年代的政治氣氛息息相關。英美兩國執政開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減少政府開支，鼓勵私有化。後來冷戰結束，大型戰爭的可能性銳減，西方國家削減軍事開支，造成大量士兵失業。許多最終受聘於保安公司，在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既協助正規軍工作，亦負責保護跨國企業員工的人身安全。在伊拉克戰爭中，「黑水」等保安公司就為美國及北約軍隊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不過，軍隊私營化衍生了原則及技術問題。動用軍隊武裝向來是國家獨享的「天賦」，如今任何人只要付足夠金額都可獲得正規軍般的服務。保安公司員工不受軍紀限制，活動幾乎不受約束，不必聽從政府指示，獨行獨斷；而且愈來愈多私營機構獲取軍事震懾力，在國際舞台上話語權大了，鐵定削弱國家主權。又假如保安公司受聘於對立的政治勢力，威脅政權穩定，那麼保安公司更會成為國家機器的敵人了。

再到執行層面，日後政府應該更加依賴保安公司的服務，從而減少軍費的經常性開支，還是繼續撥款到軍事項目，免受對方敲詐呢？假如某國國籍的「保安」人員在外地執行任務觸反當地法例，無論如何肯定會使國家捲入外交紛爭，政府應該保護該國國民，抑或是國際社會的規矩呢？如果中國決定拓展私人保安公司在外業務，這些問題都必須進入考慮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