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擺脫核威脅的最佳方法？

北韓近日強硬回應美國上週派出B-52轟炸機演習挑釁刺激，會否促成部份網上評論口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暫時仍然存疑，但是朝鮮核問題自冷戰結束後對東亞地區安全長期製造不穩，一直透過「邊緣策略」(Brinkmanship)爭取國家利益，對六方會談等多邊合作機制模稜兩可，周邊國家對北韓可謂束手無策。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屆上任以來本欲冷淡處理北韓威脅策略，但礙於與南韓、日本的同盟關係，始終不能太過抽離，最終還是身陷泥淖。

許多學者已經就核擴散議題提出各種應對方法，當中猶以新現實主義大師華爾茲(Kenneth Waltz)去年就伊朗應否擁有核武的見解最為顯著。華氏認為美國及以色列應該支持伊朗加入核武俱樂部，好讓德克蘭政府滿足保護自己國家安全的需要，從而與以色列達到「共同毀滅」共識，產生互相制衡的效果，反而有助地區穩定及安全。

華氏的理論自然有值得參考的地方，不過近日北韓的反應開始令人質疑平壤政府的理性程度是否足以令金正恩政權甘願接受「共同毀滅」原則規範，特別是平壤政府的行為甚有可能顛覆外界對北韓政權穩定的認知。因為假如不幸發生核戰爭，關島受襲，對美國的威脅不至致命，反而會鼓勵美國以強硬手段回應，透過美國第七艦隊及美韓同盟進行大規模還擊，中國基於維穩需要，對北韓會否全力支持，又或者是「明撐北韓，暗反金家」，這都是未知數。以現況為例，即使北韓連串舉動純屬虛張聲勢，但造成的緊張氣氛有機會導致擦槍走火，仍然會挑動戰局。無論如何，持久戰事對中美朝韓都不會提升安全度，甚至有違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

事實上，北韓對地區安全最大的挑戰並非在於核武器這個客觀存在，而是周邊國家對北韓政權的不信任以及它們將「無核化」信作為穩定地區安全的靈丹妙藥。北韓之所以成功震懾其他國家，就因為大家都深信核武破獲力驚人，而並非因為它「非理性」的表現行徑。若果今日北韓持有的只是常規武器，我們幾乎肯定沒有其他國家會關注朝鮮半島問題。所以，倘若國際社會不再視擁有核武為一件太新奇刺激的事，又或者當北韓「接受」核武並不能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它便自然減低對核武的依賴。

這種想法雖然聽似不著邊際，但過去卻非無先例可尋。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前任總統列根的「星戰計劃」，僅靠宣傳和傳播吹捧出一套當時並不可行的防禦系統，令其他國家包括主要對象蘇聯信以為真，核彈頭頓時成為廢物，促使莫斯科投身軍備競賽，結果經濟破產，不得不與美國進行談判和實施改革。同一道理，以北韓現時的狀況，核彈已經是唯一可依賴的最後及唯一殺著，假如這武器根本不能為國家安全帶來增值，平壤的核威脅很大可能就會迎刃而解。

東亞「向右走」區域國家建立互信難

東北亞地區主要國家的大選已經塵埃落定，顯然各國的右翼勢力都獲得大多數民眾支持。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回朝，再加上日本維新會突圍而出成為國會第三大黨，象徵強硬右派已經重整旗鼓；南韓新世界黨朴槿惠擊敗左翼民主統合黨候選人文在寅，保住國內保守派領導地位；習近平接任共產黨總書記一職後，已經兩次談論「民族復興」，富國強軍之說挺合外交右派的脾胃；明年東盟秘書長換屆，由越南副外長黎良明擔任，鑑於中越兩國近年衝突頻仍，招人憂慮東盟日後會將國家主權問題與其他合作事項掛勾混為一談。再加上長年政策欠透明度的北韓，似有意來年再進行「火箭外交」，東亞地區局勢似乎將再陷入不穩狀態。

這些「右傾」因素，並非依照本土「建設派 VS 破壞派」或 「建制派 VS 民主派」的二元式刻劃；相反，在國際關係上，這些因素強調捍衛國家主權，國際之間的對等關係。他們往往對國族較有一種優越感，這種特質並不一定局限於威權國家，民主國家如英國，國內的右翼近年再次掘起，高舉脫離歐盟的旗幟號召支持者。右派發展到極致甚有可能滋生軍國主義，情形跟二戰時期的軸心國一樣。 這種狀況，在打著共產主義名號、走「先軍政治」為實的北韓相當合得來。

東亞地區雖然一直有右翼聲音存在，過往日本曾出現教科書爭議、南韓亦不時強調「種族優越論」，表示宋代居於中國邊境地區的女真族乃南韓人，一度統治中國北部等等，不過卻甚少情況會出現一致「向右彎」的情況。如今幾乎所有國家右翼人士得道，再加上中日、日韓、中國與東盟成員國之間今年重新燃起主權爭議，難料明年將有重大突破，東亞地區安全來年相信並無太大改變。反而，由於這些國家及地區組織執著於主權爭端，現行互信機制產生裂痕，必會阻礙國際安全合作，甚至出現倒退趨勢。

「三星模式」與南韓經濟崛起

三星集團前會長 李健熙

韓國報業巨擘《朝鮮日報》上周發出社論，斥責該國企業集團的三星集團優越性凌駕「法律之上」，儼如享有治外法權。三星集團不但被指縱容旗下手機銷售手法違規，而且涉嫌提交虛假資料，四處阻撓政府委員會進行調查，顯然視法律如無物。南韓雖然早於上世紀末實行民主制度，然而「三星模式」背後的政商勾結問題嚴重，癥結在於國家的財閥勢力已經到達尾大不掉的境地。

1961年朴正熙發動政變奪權，其時南韓經濟疲弱不堪，甚至比北韓共產主義領導下的經濟更差。反共立場鮮明的朴氏上臺後，倡議「指導性資本主義」，大搞經濟開發計劃，並參照日本經濟起飛的發展方向，透過威逼利誘，要脅財閥合作。起初政府仍然處於強勢地位，企業生產量必須達到指定目標，否則不能獲取政府低息借貸。不過稍後美軍宣佈大幅撤出朝鮮半島，朴正熙受制於安全考慮，急須武裝自己軍備，唯有向國內的財閥集團傾斜，實施優惠稅項，扶植市場壟斷，優先處理鋼鐵、造船、電子產品等重、化工業項目，逐漸形成一種「相互依賴」或「相互綁架」的局面。

八十年代，政府更要配合全國邁向「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趨勢，推動金融業自由化，促使財閥收購金融機構及證券公司，方便更多資金流入，甚至發展跨業經營。在亞洲金融風暴前夕，五大財團各涉足多達三十幾種行業。基本上，三星、現代這些大企業已經操控整個韓國經濟命脈。

這種政經氣氛鼓勵許多富商躍躍欲試，包括以零售乾貨起家的三星集團。三星首任會長李秉喆早在三十年代已經成立三星商會，主要出口韓國貨物到中國，後來業務擴張至保險業務、傳媒行業等等。直到政府出動傾斜政策，集團才開始染指電子、造船及化工業，為今日人所共知的「三星共和國」踏出第一步。財閥集團財雄勢大，貧富不均愈來愈明顯，加上傳媒頻頻爆出政治人物與某某巨賈富商勾結，成為民間向威權政府施壓的最佳武器。八十年代末期，南韓要求政治問責的聲音越來越強烈，逼使青瓦臺進行改革，壓抑財團。

不過政治改革衍生了政黨的出現，就連當權派都得組織政黨，面對群眾。這樣再次為財閥製造喘息空間，甚至動用政治獻金作為籌碼，聲言絕不支持反財閥政黨，可見財閥的能耐已經遠超政府所及，甚至反轉槍頭，操控政府。

金融風暴後，立場左傾的金大中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達成協議，降低財閥過度影響經濟的能力並且加緊監控「官商勾結」。三星集團前會長李健熙曾多次被指控向政治人物提供非法獲利行賄，換取政府包庇逃稅，最終逼使李健熙辭去會長一職。這些問題或者在左翼政府上場的時候得以正視，然而迄自李明博上場，宣揚「CEO治國」特赦多位違規的企業領導層，罰錢了事，甚有「回到過去」的味道。如今「三星模式」的網絡實在太廣泛，再者「人情債」源來有自，社會上受過財團欣惠的人太多，而且他們早已散佈到政商界各階層，勾結問題只怕難以霎時間杜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