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需慎防過分解讀「日本右轉論」

中日關係停滯不前，除了因為爭奪領土主權、歷史問題外，民間的影響力亦是其中一個主因。隨著兩國領導人紛紛落實，中日兩國關係緩和期望看似落空，更甚者，無論是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或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有意識地提出「民族復興」或「永不當二等國家」論述，為中日兩地增添不少互疑，甚至過分解讀對方行為往往只為針對自己。如果社會潛移默化地接受這套信念，那麼武力衝突便只是朝夕之事了。

自從安倍去年獲舉薦成自民黨黨魁以來，其言行舉止使不少媒體認定日本會「更右轉」。安倍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正主義」歷史觀超出許多人的預期，無論是對「慰安婦」及「東京大審判」的態度、修憲，都被標籤「極右」表現。安倍在言論態度上與石原慎太郎、橋下徹等「極右」人士並無二致。

不過，到目前為止，安倍除了在言論上相對激進，及安排保守派修改教科書外，他在許多外交行為上仍算克制，例如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縱然安倍經常放風透露自己「後悔」過去放棄參拜，但至今仍未作出行動；同樣，安倍上任後並無高調處理台灣問題，與過去「更右的」首相有明顯分歧；安倍希望促進美日同盟關係，但媒體卻自動解讀成「圍堵中國」，忽視了上任後曾經派遣特使及執政聯盟盟友到華修補關係的平衡策略。

事實上，我們經常誤會日本的軍事目標只有中國，卻忘記了日本對北韓的恐懼及不安其實遠超中國。畢竟，在許多日本人眼中，北韓行徑比中國更難捉摸，不管是火箭或是潛艇，對日本本土帶來更直接的威脅。

有趣的地方是，安倍七年前接替小泉純一郎後其實亦曾發表相近的「極端」言論，然而所促成的迴響遠不如今日。這種反應跟外界期望有一定關係，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眾在比較外交政策上的取材不夠廣泛。日華關係在小泉純一郎的五年任期內長期陷入低潮，當外間已經標籤日本為右翼國家的時候，自然對安倍言論不感詫異。

如今問題是，自福田康夫出任首相以來，日中關係有明顯改善。尤其是民主黨執政期間，坊間對日本「脫美入亞」充滿憧憬。儘管菅直人及野田佳彥任內出現釣島紛爭，但至少兩國處理手法並無意刻意借事件大做文章，或者與修憲等「敏感議題」牽線，故此民主黨的外交政策多被視為親華或屬中間派。在這種氣氛影響下，安倍的強硬言論便顯得格外突出。同樣是強調美日同盟關係、同樣是提倡日本走向「正常國家」，不過卻因為前任首相的外交取態，導致民間社會出現一種相異的解讀。

從蒼井空看中日軟實力對比

中日釣魚島主權爭議鬧得不可開交之際，日本前成人電影女藝人蒼井空宛如擔任兩國和平大使，發揮其「蒼老師」的影響力，呼籲雙方群眾克制冷靜。無論是在新浪微博展示墨寶呼喚「中日人民友好」，或者在《朝日新聞》訪問期間表達個人意願希望兩國能重拾友好關係，蒼井空的言論在網路世界均造成一陣哄動。即使是反日示威中，更有群眾高舉標語「釣魚島是中國的，蒼井空是大家的！」。似乎除了毛主席肖像外，並無其他人物的人氣程度都能與之匹敵。

蒼井空在中國網路世界的地位一直不同凡響。2010年，有中國網民得悉她的Twitter帳戶後迅速在網路世界瘋傳，國內網民「翻牆」風氣一時無兩，據報粉絲數目以一秒加一人的驚人速度急增。同年，中國發生青海玉樹地震後，蒼井在個人微博發起募捐運動，號召日本人協助災區村民，再次轟動中國網路世界。其後蒼井啟用新浪微博，首日便獲得逾22萬粉絲追隨，據報已榮登最受歡迎的外國用戶寶座。幾個月前，有工作人員更在河南省平頂山市中心「公然」播放「蒼老師」的成人電影，再次惹起網民哄動，足見她人氣程度仍然長盛不衰。

這次釣魚島風波中，蒼井空卻從「娛樂」變成「政治」版人物。最新一期《經濟學人》指出，中國反日示威種種示威標語、言論都反映出中國網民在「愛國」論述中隱含了一套十分矛盾的思想。譬如從反日標語中，網民們恰好描述出中國國人反對日本整個國家「購島」事件，卻想理順自己喜歡蒼井空作為日本人、甚至日本文化象徵的現實矛盾，故此得出「蒼井空是大家的」結論，企圖將政治與文化分割。

中國祟尚日本文化事業並非甚麼新鮮事。無論是日本動漫、演藝、或者個人涵養，在中國素來都有固定市場。311福島地震後日本人展示其民間合作精神更獲得不少網民驚嘆，有部份更以此與中國人災後「發死人財」的行為作對照。然而，中國人對日本政治上普遍帶有偏見歧視，一方面礙於日本侵華的既有歷史，加上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的取態經常觸怒華人；另一方面中日媒體不時渲染雙方威脅，將這種不信任推得更深，而東京稍有任何舉動都將被視為「對華不利」。

如果循這思維推演，中日要達到本質上的友好狀態，並不能單靠政府的外交政策安排，民間非國家個體的功用亦不容少覷。從蒼井空近幾年在中國的正面形象而言，無論中日關係日後往何處發展，相信她作為日本親華的象徵都會有一定市場。話說回頭，中國雖然近年來積極推廣中華文化，廣立「孔子學院」宣揚中國「和平發展」觀，然而中國強行推銷這些軟性產品，與日本並排便有點相形見拙了。

日本獨立選民急增 有利橋下徹維新夢

近十年來，日本政壇主要由自民黨及民主黨壟斷。縱然國會選舉早已引入比例代表制成份，本來理應有利多黨制發展；不過選舉制度上仍較偏袒兩黨(例如比例代表名額占不足一半)，因此公明黨、國民新黨等小黨永遠只能依附以上兩黨，合組聯合政府，只有在少數情形下才能對政治環境發起重大影響力。二OO九年以前，在一個「混合兩黨制」的格局下，日本國民尚對形象新鮮的民主黨充滿寄望；然而事隔三年，民主黨連番施政失誤，要麼政策受到自民黨控制的參議院阻撓，要麼似消費稅一類政策民意反彈太強，導致今時今日民主黨民望只有不足百分之十。

不過，反對民主黨繼續執政並非表示輿論普遍支持勁敵自民黨。事實上，自民黨最近的支持率亦不過百分之二十五，而早前日本共同社進行的民調更顯示，兩黨之中「下屆首相最佳人選」石破茂(自民黨)竟然只有百分之九點八，共有百分之三十五表示「不知道」或選擇「其他人」，從此可見社會民眾對兩大黨表現不滿。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教授田中愛治日前公開研究數據，發現國內的「獨立」選民會隨著執政黨的呈現反方向變化，無論是以往執政的自民黨也好，當今的民主黨也好，獨立選票的走勢就宛如一面倒影與最大黨的支持率剛好相反。有趣的是，這些獨立選民內部近來都出現了一股新趨勢：年紀較大的整體都是政治冷感，或是對政黨政治毫不熱衷的；不過愈年青、愈有學歷的選民卻愈是單純地對自民、民主兩黨反感，他們大部份對國際事務及社區問題特別感興趣，反而不太過問本土的政治議題。

過去，日本同樣出現過類似現象，年青積極的獨立選民極其渴望由一個富魅力的政治人物代表他們，政綱甚麼的都不再重要，結果他們選出戰後日本政壇唯一一個「長命首相」─小泉純一郎。小泉之所以成功當選，事實上與他個人政綱無太大關係，反而是他成功擺脫了自民黨總裁一貫保守的形象，以「全面結構變革」作為競選口號為他換取支持。今日，獨立選民將相同激情投放在另一人選身上，他便是代表日本「維新派」的大阪市長，年僅四十三歲的橋下徹。

橋下徹本人素來口才出眾，領導能力更遠超一般日本政客，挾著過去主持電視節目的人氣，成功包裝自己，更以一倍的票數超越對手當選大阪府知事。橋下本人財政立場十分保守，上任後實行財政改革兼大幅削減開支，轉虧為盈；他最有名的「大阪都」構想更是鼓勵「都府合一」，建立屬於關西的東京都，除了表現其激進的政治野心，意圖提升地方自治權外，最主要原因卻是打破了行政架構重叠造成的資源浪費。橋下為達成夢想，更毅然辭去府知事職位，改去參選市長一職，其鮮明形象，再配合他在關西的「實驗」，鞏固了國民對他的印象。

不過，許多人卻忽視了橋下在文化與教育都同樣有保守的一面。例如，他創立的「大阪維新會」曾經提出《教育行政基本條例》修正案，設定教育目標的最終權限由教育委員會改為市長負責，該案於今年五月獲得通過；對公務員體系的要求則更加嚴格，不但實施禁酒令，又安排每兩年一次評核判斷員工去留，早前更成立專責小組監察公務員身上是否有刺青。據說橋下更一度認為公務員有唱國歌的義務。即使橋下本人亦不諱言，指「如今日本政治最重要的就是獨裁」。

橋下成立「大阪維新會」作為地域政黨，為他嬴取大阪市及府的政權，如今他已準備複製同一模式，組織新黨參與國會選舉。他染指國政的決心，早在其《維新版‧船中八策》中可見一斑，然而華文媒體卻甚少著墨他對改革國政的倡議。其中一點被視為「最激進」的，必然是其矢志廢除參議院的決心，鼓勵國家領導人由直接選舉產生。假如他的計劃得以實現，政黨便失去用武之地。如此激進，難怪有部份日本反對聲音斥他為「日本薄熙來」。然而，如果日本政治形勢朝著現今這個方向發展，假以時日，對自民黨─民主黨的輪替執政格局一定造成嚴重打擊，更可能鼓勵出更多橋下徹一類帶有民粹色彩或激進右翼的政治人物，屆時國內國外定會出現變化。

巴西調查軍政府歷史難關重重

巴西總統羅塞芙（Dilma Rousseff）本週宣佈正式成立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矢志要就二戰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八八年）國內所有涉及侵犯人權的行為展開調查。調查過程必然牽涉到六十至八十年代間軍政府的惡行，而左翼出身的羅塞芙因曾經參與遊擊隊對抗軍政府，遭受軍方拘禁虐待，招致軍方擔心此舉純粹總統個人「報復」心態。

冷戰時期，拉丁美洲多個國家軍人發動政變奪權，而且打壓異己手法招人垢病，造成民眾不滿。以巴西為例，軍政府首任總統布朗庫（Castelo Branco）頒布了新憲法，賦予聯邦政府特權，打擊任何針對國家安全、政治和社會秩序的「犯罪活動」。名義上這是朝著巴西的左派人士而來，實際上卻方便軍方震懾民眾。

六十年代末，軍政府權力幾近不受制肘，一方面透過法律途徑禠奪政治犯權利[1]；另一方面，對付羅塞芙等參與綁架外交人員的激進馬克思主義者，軍方則採取嚴刑拷打的手法逼供。軍政府任內發起多次鎮壓回應反對者，造成多名政治犯外逃、失蹤、甚至死亡，牽起人權爭議。

雖然軍政府在還政於民前經已下令赦免部份政治犯，並承諾不會對任何參與「血腥行為」的左翼分子作出檢控，但該赦免法亦適用於軍隊人物。換言之，除非特定情況下，所有涉及違反人權的舉動將不會受到法律制裁。該法近年在巴西最高法院獲得肯定。聯邦政府在三月曾對一名前上校提出起訴，控告他與多名失蹤案件有關，起訴最終遭法院否決。從此推算，赦免法不能在羅斯芙任內推翻或修改，委員會任何調查成果難對軍隊成員造成法律上的影響。

再者，前總統盧拉及羅斯芙成立真相委員會挑起軍隊神經。軍中有受訪者質疑二人曾在六十年代末被逮捕並囚禁，擔心委員會的目的並非協助了解其他失散家人下落，而是公開當時的機密文件，公布下令鎮壓群眾的「幕後黑手」身份，製造輿論，秋後算賬。早於盧拉提出有關建議時，內閣國防部長及軍隊司令已「放風」準備辭任抗議。歷史對左翼政黨以及軍人之間造成的矛盾，可見一斑。

下屆世界杯及奧運碰巧將會在巴西舉行，政府除了需要加快發展基建設施配合，拓展旅遊業務外，更需要加強警方與軍隊合作對付國內毒梟，配合軍隊在國外的維和行動，改善國家形象。真相委員會的存在是政治多過「報復」心態的，主要為回應拉丁美洲近年批評個別國家軍政府時期違反人權的暴政，以免日後失去大國所需的道德高地，而非挑起軍隊內部不安。繼承盧拉務實取態的羅斯芙應該深深明白，在這個時候與軍隊攤牌，可能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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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在六八年四月里約熱內盧發生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引致軍方鷹派實行「第五號制度法」，指控千餘人，並取消了百餘名聯邦參、眾議員、接近二百名州議員及市議員的選擇權。

泰王與泰國民主化：魚與熊掌？

各位準備前往泰國渡過甜蜜聖誕的朋友請留意：假如你曾經在網上公開批評或羞辱泰國王室，那麼你們這趟旅行必須小心。一名生於泰國的美籍汽車商人曾經在網上張貼了一份被泰國當局禁止刊登的文件，並將其翻譯成泰文。由於文件牽涉大量與泰王普密蓬(King Bhumibol Adulyadej)有關的資料，該名商人於五月到訪泰國時候被當局拘捕，日前更被泰國法院以欺君罪名宣判監禁兩年半。

事件惹來美方以及人權組織關注，一方面他們對盟友曼谷的王室表示尊重，但另一方面他們亦需要捍衛國民的言論自由。況且，「侵犯」或「侮辱」王室的定義可以很遼闊，一不小心可以被政黨挪用，作為針對政敵的武器，「莫須有」的味道十分濃烈。面對反對聲音，曼谷政府卻依然故我，並聲稱將會關閉所有涉及侮辱王室的網站。由此可見泰國普遍民眾對王室仍然十分敬重，王室人員依然不能隨便拿來開玩笑。

雖然泰國奉行君主立憲制，參照外國的慣例，國王的地位只屬於象徵式，實權欠奉，甚至應該盡量迴避談及國家內政，英女王正是箇中典範。泰國於一九三二年轉型，首次實行這種政治制度，泰國王室的影響力卻絲毫未見減退。以當今泰王為例，他多次在政局不安之時發表講話暗批政府，間接讓反對派獲得認受性，促使後者推倒政權。七十年代，泰國出現反政府浪潮，軍隊血腥鎮壓群眾企圖平息亂事。事件導致泰王介入，並透過講話暗示對軍方不滿。最後政府出現真空，由泰王親自選出首相執掌臨時政府。

同時，泰王與軍隊關係密切，而且後者不受民間歡迎，軍人不得不順應民間「尊王」的文化，藉此改善形象。近二十年，泰國軍方更儼如泰王的忠實支持者。二OO五年，俗稱「黃衫軍」的人民民主聯盟(People’s Alliance for Democracy)進行街頭抗爭，要求當時首相他信(Thaksin Shinawatra)下台，後來軍方發動政變，他信流亡海外至今。泰王在事件中的身份，一直眾說紛紜。走民粹路線的他信向來與泰王不咬弦，當時更有陰謀論盛傳他信有廢王之心。許多人都認為軍方事前得到泰王首肯，才決定推翻他信。只是現今證據不足，難以確認泰王的介入程度。況且泰國如要突顯自己的民主制度，更不能表明為人尊敬的國君竟然就是破壞制度的其中一人。

儘管如此，身處這個網絡盛行的年代下，泰國當局必須承認民眾輿論的力量愈來愈強大，同時愈來愈難壓制。加上泰王近年健康狀況急轉直下，繼任人魅力卻遠不如父親得到群眾認同，外界揣測軍方勢力未必再聽命於中央，屆時可能亂象頻生。從西方民主化學界角度推拷，君權與民主難以並存。站在十字路口的泰國如何平衡民主、君權，及軍方的勢力，是災後政府必須面對的議題。

大馬廢除國內安全法啟示

九月中旬，馬來西亞首相納吉(Najib Razak)宣佈廢除國內安全法，將這道奉行逾半世紀的法律正式畫上句號。自從1957年馬來亞獨立起始，巫統一直執政至今，當中內安法的確發揮了不少作用。

不過，近幾個月來，大馬示威不斷，反映大馬人民對納吉及巫統的管治手法越趨不滿。七月，反對派在吉隆坡發動一場反貪腐選舉行動，要求政府進行選舉改革。按舉辦單位所指，有大約五萬名群眾參與是次運動。這個數字，對於「遊行多過食飯」的香港人來說只是小數目，但對於實行著內安法的威權國家，卻傳來陣陣危機的味道。

有分析指出，只要納吉廢除了內安法，就可以順利在國會選舉中取得連任。到底內安法有多可惡呢？二戰結束，英屬馬來亞政府受到馬來亞共產黨威脅，下令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六O年代，馬來亞獨立，緊急狀態宣佈結束。但為了穩定國家安全，所有緊急法令都被收編入普通法，成為內安法，並融入大馬人民的日常生活。內安法其中最為人垢病的地方，就是它賦予內政部至高無上的權力：只要內政部長認為有人危害社會安全，警方可以毋須經過任何審訊的情況下，將「暴亂份子」拘留。至於拘留時限，一般慣例為六十日。但只要政府下命令，便可將犯人扣押兩年，而內政部長更有權力無限延長拘留期。除此之外，以「維穩」之名打壓言論、集會等個人及政治自由，自然少不了。

巫統一黨獨大，與內安法其實不無關係。前總理馬哈蒂爾(Mahathir Mohamad) 一直受到反對派指控，藉內安法打擊異己。一九八七年，警方逮捕了百餘名反對派人士，馬哈蒂爾利用內安法賦予的權力，否決一切司法覆核的要求。另一個著名受害者，就是馬氏的副總理安華(Anwar Ibrahim)。金融風暴發生後不久，安華公開質疑馬氏施政失誤，以及任人唯親的作風。安華被逐出政府後，聯合反對派，要求政府進行經濟改革。結果馬氏透過內安法，拘捕安華以及幾名反對者。九一一發生後，政府更可借國家安全之名借題發揮，壓制反對聲音。

事實上，納吉兩年前上臺，亦無跡象打算廢除惡法。政府在七月的示威浪潮中，更動用內安法拘捕了接近一千五百名示威者。不過近兩三個月，國際層面發生了些許變化，為納吉帶來一個訊息：政府假如不改革，其認受性只會不斷受到質疑。近至新加坡國會及總統大選、遠至中東的利比亞革命，再加上國內反對派民主行動黨開始搶佔國會席位，都為大馬執政聯盟亮起警號。如果政府不想面對從下而上的暴力革命，那就只可以透過政治改革，從上而下的開放政體。這也許是香港特首可以參考的地方。

革命。

古巴，一直都被一塊神秘的薄紗遮蔽。即使在全球化的交通便捷年代下，即使依舊社會主義，仍然是「這麼近，那麼遠。」對古巴的背景本來並不深刻，除了領袖卡斯特羅(Fidel Castro)、革命(精)神哲‧古華拉(Ernesto "Che" Guevara)以及其紅色革命以外，對她都可算是零認識。多謝丁學良教授的作業，才對這個「不結盟運動」主席(所屬的)國家提起興趣。認識，由零踏步到零點零一。進步無限。我從前對社會主義的單純鄙視，發展到今日同情憐憫憂慮忡忡百般滋味在心頭，多得古巴革命不少。

一九五五年，《歷史將宣判我無罪》(La Historia Me absolvera) 早已鬧得滿城風雨，卡斯特羅流亡到墨西哥，認識古華拉。翌年，八十一人坐「大飛」格拉瑪(Granma)回到古巴打遊擊，繼續推翻親美巴蒂斯塔(Batista)政權事業。後來政府就連美國這個大靠山也弄失了，加上古華拉的遊撃策略，卡斯特羅對工農的承諾，勝利女神卒之把冠冕賜予革命份子。一九五九年，夏灣拿建立新政府，赤色風暴席捲拉丁美州。真正的革命，這才開始。

卡斯特羅的社會主義革命目的並非單單為了資源重新分配，又或者革走帝國主義，而是希望建立一個「重人道」的理想國。當然，土地改革資源重新分配，效果如何好壞參半。大地主被革走了，資源曾經平均分配過。不過自從東歐變天，大阿哥蘇聯解體以降，單一社會主義的一系列經濟問題陸續浮現。最後，革命事業還是要停下來，社會主義還是逃不過(部份)資本化的局面，貧富縣殊一再加劇。今日，夏灣拿變成外匯劵天堂，大卡斯特羅走下台，小卡斯(也快將八十了)實行務實政治(還好，不然古巴可能更苦，至少是物質上更苦)。

不過想回頭。革命，到底是革了舊制的命，還是革了理想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