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需慎防過分解讀「日本右轉論」

中日關係停滯不前，除了因為爭奪領土主權、歷史問題外，民間的影響力亦是其中一個主因。隨著兩國領導人紛紛落實，中日兩國關係緩和期望看似落空，更甚者，無論是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或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有意識地提出「民族復興」或「永不當二等國家」論述，為中日兩地增添不少互疑，甚至過分解讀對方行為往往只為針對自己。如果社會潛移默化地接受這套信念，那麼武力衝突便只是朝夕之事了。

自從安倍去年獲舉薦成自民黨黨魁以來，其言行舉止使不少媒體認定日本會「更右轉」。安倍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正主義」歷史觀超出許多人的預期，無論是對「慰安婦」及「東京大審判」的態度、修憲，都被標籤「極右」表現。安倍在言論態度上與石原慎太郎、橋下徹等「極右」人士並無二致。

不過，到目前為止，安倍除了在言論上相對激進，及安排保守派修改教科書外，他在許多外交行為上仍算克制，例如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縱然安倍經常放風透露自己「後悔」過去放棄參拜，但至今仍未作出行動；同樣，安倍上任後並無高調處理台灣問題，與過去「更右的」首相有明顯分歧；安倍希望促進美日同盟關係，但媒體卻自動解讀成「圍堵中國」，忽視了上任後曾經派遣特使及執政聯盟盟友到華修補關係的平衡策略。

事實上，我們經常誤會日本的軍事目標只有中國，卻忘記了日本對北韓的恐懼及不安其實遠超中國。畢竟，在許多日本人眼中，北韓行徑比中國更難捉摸，不管是火箭或是潛艇，對日本本土帶來更直接的威脅。

有趣的地方是，安倍七年前接替小泉純一郎後其實亦曾發表相近的「極端」言論，然而所促成的迴響遠不如今日。這種反應跟外界期望有一定關係，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眾在比較外交政策上的取材不夠廣泛。日華關係在小泉純一郎的五年任期內長期陷入低潮，當外間已經標籤日本為右翼國家的時候，自然對安倍言論不感詫異。

如今問題是，自福田康夫出任首相以來，日中關係有明顯改善。尤其是民主黨執政期間，坊間對日本「脫美入亞」充滿憧憬。儘管菅直人及野田佳彥任內出現釣島紛爭，但至少兩國處理手法並無意刻意借事件大做文章，或者與修憲等「敏感議題」牽線，故此民主黨的外交政策多被視為親華或屬中間派。在這種氣氛影響下，安倍的強硬言論便顯得格外突出。同樣是強調美日同盟關係、同樣是提倡日本走向「正常國家」，不過卻因為前任首相的外交取態，導致民間社會出現一種相異的解讀。

安倍「二等國家論」解日右翼對美屈結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周五到美國與總統奧巴馬會晤，不少華媒認為此行與釣島主權、北韓核試、以及日圓貶值等國際議題有關。由於釣島與北韓問題將會涉及到《美日安保條約》之中美國對日本的防禦承諾，所以奧巴馬的態度多少會影響中日、甚至東北亞安全局勢，同時亦可窺見奧巴馬第二任期的亞太策略佈局。會面結果似乎沒有讓中國失望，奧巴馬並未提及到「中國」二字，更遑論任何牽涉釣魚島問題的字眼，安倍亦表示將會繼續冷靜處理釣魚島紛爭。


但整個訪美旅程最有趣的，還是安倍在會面後發表題為《日本回來了》的演講。演講除了講述「安倍經濟學」對日本出入口的正面影響外，更重要是道出日本自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爆破以來的種種困擾，當中最核心的便是：日本永不會做二等國家。這或許道出日本右翼近年開始贏得市場的原因。


在七、八十年代，日本國力主要投放在出口工業產品上，一度贏得「世界工廠」的美譽，甚至一度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日本產品更充斥全球市場。日本右翼人物代表石原慎太郎更一度出版《日本可以說不》，鼓勵日本提高自主權反對美國霸權思想。


然而受到《廣場協議》及國內企業結構問題拖累，日本不但經濟力量大幅下滑，甚至在東亞地區內的議題都受制於美國。例如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日本一度提倡「亞洲貨幣基金」向受困國家撥款，惟獨最終礙於美國反對而作罷。二OO九年，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上任，毅然「脫美入亞」，卻因為美國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弄得焦頭爛額，更導致辭任首相一職。後來繼任者買了教訓，只好繼續以日美同盟為主軸，在外交領域上變相失去許多彈性。這個背景下，不難理解國民、甚至右翼人士為何希望藉釣魚島爭端反守為攻，主動把美國拖下水。安倍貴為右翼人物，在第一任期本欲修改和平憲法，及一切有關美占時期的文獻，但始終國內、黨內仍難達成共識，而且自民黨人氣度急遽下降，修憲之說不成氣候。


安倍這番「二等國家論」論，固然難以換取奧巴馬的同情。但是在解讀以上言論時，除了把對象假設針對成中國外，還需把美國、日本國民都包括在內。對中國，當然是要作出「主權不能妥協」的姿態，意即不會受制於中國威脅；對日本國民，那便是換取政治資本，表示自己立場堅定未變，為七月參議院選舉爭取民意支持。假如安倍所屬的自民黨在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那便大有可能加速修憲，為國家軍隊「正常化」發展，與美關係有機會產生微妙變化，這便是奧巴馬要考慮的地方。

北韓核試驗 東亞地區安全再起波濤

北韓周二向中美宣佈成功進行地下核試驗，引起國際輿論譁然。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翌日公開譴責平壤政府，指其違反安理會決議案；美國、歐盟、南韓、日本等國亦旗幟鮮明支持制裁北韓。就連中國這個傳統盟友，亦有不少網民對北韓核試無視中國面子的問題表達不滿，贊成對「金家王朝動真格」。雖然國內亦有新左派人士高度表揚北韓核試成功，不過相信他們的力量仍然無阻北京支持制裁。

中國對北韓的依賴源來有自，筆者亦在多篇文章中曾經述及，在此不贅。鑒於此次核試驗並非意料之外，事實上周邊地區國家都應該預料到事件終究會發生，畢竟核試前未有任何談判曝光。相反，在試射前夕更多次傳出中國與北韓秘密會談不果，北京企圖擔任仲裁者的角色告吹，斡旋失敗。

北韓核試驗其中一點最大的啟示，反映了金正恩政權與北京政府之間的關係產生了微妙變化。一方面，北京對平壤的影響力似乎開始下滑，觀乎近兩月凡涉及朝鮮半島安全問題的事項中，北京定必派員阻止平壤進行「過激」行為，例如十二月金正恩宣佈試射火箭及衛星後，中國已經出面勸阻，然而北韓最終堅持按照原定計劃進行。同樣，核試前夕，中國北韓半島事務特別代表武大偉「到最後一秒都在盡外交努力」，結果有目共睹。

但是，一如以往，另一個最讓中國憂心的問題，是「後試射」東北亞地區安全的局勢。兩年前，學者Jooyoung Song分析中國在過去十年對朝鮮半島危機取態（包括天安艦事件、金正日兩次核試驗），事實上相當取決於白宮的態度，以及事件對北韓政權穩定的影響。根據該學者分析，假如美國會以武力回應北韓，而且不會招致平壤政府倒臺，那中國將較傾向接受制栽方案；但其他情況下（美國不作出武力回應，或者回應會危及北韓政權）中國則會選擇否決安理會的制裁案。

從Song的模型分析，其實與中國外交大策略脗合。中國在過去十年期間雖然強調「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甚有改變國際社會現狀的作風，然而在領土安全上，中國除了捍衛國家「核心利益」的領土外，對其他國家邊界仍然希望能夠維持原狀。北韓「金家王朝」的安危對中國境內外安全更是悠關重要。中國加入制裁行列，首先出於北韓政府不會倒台的前提，既可滿足「負責任大國」的道德要求，亦可確切反映政府內部對金家的不滿，教訓北韓。

不過，有一點還是需要留意的。北韓核試後，美國雖然一如以往加緊與日韓的軍事同盟，但是日韓兩國本質上的反應似乎較兩次核試更為激烈。南韓不但按慣例部署巡航導彈，進行海上軍演，表明將會在兩年內開發及部署防空及導彈防禦系統，配有「先發制人」的阻嚇功效，國內更開始醞釀研發核彈的相關輿論；日本方面，則可利用機會加速推動修憲，為國家及自衛隊「正常化」舗路，甚至為國家進行「先發制人」戰術提供充足理據。這種幾近軍備競賽的發展，再加上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看在北京眼內有明顯針對中國安全的威脅成份，這只怕才是北韓核試射最大的後遺症。

美國調整「重返亞洲」須慎防重犯戰略模糊錯誤

美國總統奧巴馬本周進行連任儀式，象徵著美國外交大方向將不會呈現太大變卦。雖然外交官員有調動，例如克里將會取代希拉里出任國務卿一職、國防部長由共和黨的黑格爾問鼎，不過觀乎奧巴馬近日的演說內容，白宮似乎無意大幅調整外交政策。

奧巴馬四年前從布殊手上接任總統職務以降，以務實及合作姿態重建美國形象，與布殊的「價值觀外交」出現明顯分歧。不過，根據《經濟學人》分析報導，奧巴馬雖然致力改善美國外交關係，但基於新政府的「務實」態度，所有決策都經過利益及帳目盤算，導致白宮四年來處理國際問題都流於表面，即使奧巴馬有意提升美國國際地位的初衷，但依然成效不彰。

近日鬧得熱烘烘的釣魚島問題上，美國始終予人一種模稜兩可的感覺：一方面希望調解中日兩國的緊張情緒，呼籲兩國和平談判，並要求雙方克制不要進行射擊，以防挑動地區安全不穩；但另一方面美國又不欲開罪日本，與自衛隊頻頻進行軍事演習，前日更在美國西岸進行歷來最大型的「鐵拳」奪島軍演，作為抗衡中國在釣島海域的挑釁行為。受到美國債務問題所困，白宮理應希望中日兩國糾紛可以和平處理，迴避履行《美日安保條約》中保護日本的責任。

可惜，無論在中國抑或日本眼中，美國種種匪夷所思的行為卻有機會促成兩國開戰的決心。中國領導人見美國極力斡旋釣島問題，自然明白美國不想介入爭端，所以連日來派戰機及海監、漁政到釣島水域巡航，一來可以向日本發出「釣島主權不容侵犯」的訊息，逼使日本承認釣島主權有爭議，方便日後談判；二來可以贏取日漸強硬的解放軍人心；三來可以向美國測試底線，了解奧巴馬會在甚麼情況下作出反彈。須知去年中菲就黃岩島主權問題弄得劍拔弩張，希拉里卻明言《美菲共同防禦條約》不適用於南海爭議上；相反，在這次中日爭端中，美國參議院卻釣島主權問題符合啟動《日美安保條約》。中國大概打算從此次爭端向美國「摸底」，作為日後重申海洋島嶼主權問題的參考。

至於日本，它的取態卻與菲律賓走得甚近，而且基於美國承諾《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便對採用強硬立場更樂觀，加上與美軍不停進行演習，宛如持有「空頭支票」一樣無限量支援。況且，日本正需要一場國際及外交危機推動修憲運動，加速國家實現「正常化」(即擁有軍隊及國防事務)，重新索回一個正常國家應有的主權。面對國內右翼民情上漲，首相安倍晉三更是騎虎難下。

中日兩國關係持續惡化，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上漲自然有份促成現狀，不過美國的角色亦相當關鍵。假如美國不再調整態度，甚至有機會重犯當年台海飛彈危機「戰略模糊」的失誤，將外交問題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面，更容易擦槍走火。

東亞「向右走」區域國家建立互信難

東北亞地區主要國家的大選已經塵埃落定，顯然各國的右翼勢力都獲得大多數民眾支持。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回朝，再加上日本維新會突圍而出成為國會第三大黨，象徵強硬右派已經重整旗鼓；南韓新世界黨朴槿惠擊敗左翼民主統合黨候選人文在寅，保住國內保守派領導地位；習近平接任共產黨總書記一職後，已經兩次談論「民族復興」，富國強軍之說挺合外交右派的脾胃；明年東盟秘書長換屆，由越南副外長黎良明擔任，鑑於中越兩國近年衝突頻仍，招人憂慮東盟日後會將國家主權問題與其他合作事項掛勾混為一談。再加上長年政策欠透明度的北韓，似有意來年再進行「火箭外交」，東亞地區局勢似乎將再陷入不穩狀態。

這些「右傾」因素，並非依照本土「建設派 VS 破壞派」或 「建制派 VS 民主派」的二元式刻劃；相反，在國際關係上，這些因素強調捍衛國家主權，國際之間的對等關係。他們往往對國族較有一種優越感，這種特質並不一定局限於威權國家，民主國家如英國，國內的右翼近年再次掘起，高舉脫離歐盟的旗幟號召支持者。右派發展到極致甚有可能滋生軍國主義，情形跟二戰時期的軸心國一樣。 這種狀況，在打著共產主義名號、走「先軍政治」為實的北韓相當合得來。

東亞地區雖然一直有右翼聲音存在，過往日本曾出現教科書爭議、南韓亦不時強調「種族優越論」，表示宋代居於中國邊境地區的女真族乃南韓人，一度統治中國北部等等，不過卻甚少情況會出現一致「向右彎」的情況。如今幾乎所有國家右翼人士得道，再加上中日、日韓、中國與東盟成員國之間今年重新燃起主權爭議，難料明年將有重大突破，東亞地區安全來年相信並無太大改變。反而，由於這些國家及地區組織執著於主權爭端，現行互信機制產生裂痕，必會阻礙國際安全合作，甚至出現倒退趨勢。

被忽視了的沖繩居民

美國日前在沖繩普天間基地為「魚鷹」運輸機進行試飛，一如既往以和平姿態「重返亞太」的論調為舉動護航，但仍難掩過坊間媒體以「挑釁」及「撐日」去解讀有關造法的聲音。然而甚少媒體關注，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卻可能是一群名不經傳的沖繩居民。

美國在1989年研製「魚鷹」運輸機後，曾經經歷多次奪命意外，被謔稱為「寡婦製造者」，儘管設計不停改良，仍難阻止坊間對其安全性能揣測。因此，即使日美兩國於1996年已有計劃在普天間機場添置「魚鷹」，但日本擔憂民意反彈始終未有納入草案。直到兩年前，美軍對外公佈重新部署24架「魚鷹」到普天間基地後才再次惹起民間關注。雖然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一度退讓，要求「魚鷹」確認安全檢驗前方可在本土進行試飛，然而禁令隨著中日外交風波升溫而得到解除。美國昨日進行試飛，自然引來市民眾批評政府忽視他們安危。

美國前官員早前承認，「魚鷹」進駐普天間目的確實離不開釣魚島。從日本政府角度出發，美國介入釣魚島糾紛的確可以震懾中國，以防局勢升級到小規模衝突。但是「魚鷹」有別於其他軍用直升機，它擁有更高速度及配備更大容量。對於戰略重心向東移的美國，「魚鷹」不但方便介入釣魚島糾紛，更可以短時間內派遣軍隊到達台灣、南韓，更有可能在南海、「北方四島」等受爭議地區向中、朝、俄施壓。一方面可以平衡國際勢力，另一方面則向盟友表示支持，以勉其影響力逐漸消退。由此可見，假如美國大選後並無其他如「九一一」一樣的國土安全問題，美國理應會沿著這條外交路線走下去。

而日本方面，野田佳彥執政期內亦不會再挑戰《美日安保條約》的任何條文，更不會觸碰普天間基地問題，畢竟同屬民主黨的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便是敗於搬遷問題上，慘淡收場。加上民主黨小澤派幾月前退黨自立，「脫美」派失勢，同一時間野田又爭取加入TPP，在外交政策都只能繼續暫時向美國妥協。除非有意外發生，否則野田難有藉口「自打嘴巴」反對「魚鷹」部署。

至於剛剛獲選為自民黨黨魁的安倍晉三，無論是基於他本人親美反華的立場，抑或是奉行現實主義為上的自民黨傳統外交路線，都斷不容許他挑戰美國的外交政策決定。過往自民黨執政，只有在國家經濟強盛下才刻意擺脫美國影響；但以目前東亞環境而言，中日關係鬧僵，日本經濟問題重重，都只會繼續依照美國意思。

至於沖繩居民，則只能繼續默默的反抗著。

從蒼井空看中日軟實力對比

中日釣魚島主權爭議鬧得不可開交之際，日本前成人電影女藝人蒼井空宛如擔任兩國和平大使，發揮其「蒼老師」的影響力，呼籲雙方群眾克制冷靜。無論是在新浪微博展示墨寶呼喚「中日人民友好」，或者在《朝日新聞》訪問期間表達個人意願希望兩國能重拾友好關係，蒼井空的言論在網路世界均造成一陣哄動。即使是反日示威中，更有群眾高舉標語「釣魚島是中國的，蒼井空是大家的！」。似乎除了毛主席肖像外，並無其他人物的人氣程度都能與之匹敵。

蒼井空在中國網路世界的地位一直不同凡響。2010年，有中國網民得悉她的Twitter帳戶後迅速在網路世界瘋傳，國內網民「翻牆」風氣一時無兩，據報粉絲數目以一秒加一人的驚人速度急增。同年，中國發生青海玉樹地震後，蒼井在個人微博發起募捐運動，號召日本人協助災區村民，再次轟動中國網路世界。其後蒼井啟用新浪微博，首日便獲得逾22萬粉絲追隨，據報已榮登最受歡迎的外國用戶寶座。幾個月前，有工作人員更在河南省平頂山市中心「公然」播放「蒼老師」的成人電影，再次惹起網民哄動，足見她人氣程度仍然長盛不衰。

這次釣魚島風波中，蒼井空卻從「娛樂」變成「政治」版人物。最新一期《經濟學人》指出，中國反日示威種種示威標語、言論都反映出中國網民在「愛國」論述中隱含了一套十分矛盾的思想。譬如從反日標語中，網民們恰好描述出中國國人反對日本整個國家「購島」事件，卻想理順自己喜歡蒼井空作為日本人、甚至日本文化象徵的現實矛盾，故此得出「蒼井空是大家的」結論，企圖將政治與文化分割。

中國祟尚日本文化事業並非甚麼新鮮事。無論是日本動漫、演藝、或者個人涵養，在中國素來都有固定市場。311福島地震後日本人展示其民間合作精神更獲得不少網民驚嘆，有部份更以此與中國人災後「發死人財」的行為作對照。然而，中國人對日本政治上普遍帶有偏見歧視，一方面礙於日本侵華的既有歷史，加上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的取態經常觸怒華人；另一方面中日媒體不時渲染雙方威脅，將這種不信任推得更深，而東京稍有任何舉動都將被視為「對華不利」。

如果循這思維推演，中日要達到本質上的友好狀態，並不能單靠政府的外交政策安排，民間非國家個體的功用亦不容少覷。從蒼井空近幾年在中國的正面形象而言，無論中日關係日後往何處發展，相信她作為日本親華的象徵都會有一定市場。話說回頭，中國雖然近年來積極推廣中華文化，廣立「孔子學院」宣揚中國「和平發展」觀，然而中國強行推銷這些軟性產品，與日本並排便有點相形見拙了。

日本獨立選民急增 有利橋下徹維新夢

近十年來，日本政壇主要由自民黨及民主黨壟斷。縱然國會選舉早已引入比例代表制成份，本來理應有利多黨制發展；不過選舉制度上仍較偏袒兩黨(例如比例代表名額占不足一半)，因此公明黨、國民新黨等小黨永遠只能依附以上兩黨，合組聯合政府，只有在少數情形下才能對政治環境發起重大影響力。二OO九年以前，在一個「混合兩黨制」的格局下，日本國民尚對形象新鮮的民主黨充滿寄望；然而事隔三年，民主黨連番施政失誤，要麼政策受到自民黨控制的參議院阻撓，要麼似消費稅一類政策民意反彈太強，導致今時今日民主黨民望只有不足百分之十。

不過，反對民主黨繼續執政並非表示輿論普遍支持勁敵自民黨。事實上，自民黨最近的支持率亦不過百分之二十五，而早前日本共同社進行的民調更顯示，兩黨之中「下屆首相最佳人選」石破茂(自民黨)竟然只有百分之九點八，共有百分之三十五表示「不知道」或選擇「其他人」，從此可見社會民眾對兩大黨表現不滿。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教授田中愛治日前公開研究數據，發現國內的「獨立」選民會隨著執政黨的呈現反方向變化，無論是以往執政的自民黨也好，當今的民主黨也好，獨立選票的走勢就宛如一面倒影與最大黨的支持率剛好相反。有趣的是，這些獨立選民內部近來都出現了一股新趨勢：年紀較大的整體都是政治冷感，或是對政黨政治毫不熱衷的；不過愈年青、愈有學歷的選民卻愈是單純地對自民、民主兩黨反感，他們大部份對國際事務及社區問題特別感興趣，反而不太過問本土的政治議題。

過去，日本同樣出現過類似現象，年青積極的獨立選民極其渴望由一個富魅力的政治人物代表他們，政綱甚麼的都不再重要，結果他們選出戰後日本政壇唯一一個「長命首相」─小泉純一郎。小泉之所以成功當選，事實上與他個人政綱無太大關係，反而是他成功擺脫了自民黨總裁一貫保守的形象，以「全面結構變革」作為競選口號為他換取支持。今日，獨立選民將相同激情投放在另一人選身上，他便是代表日本「維新派」的大阪市長，年僅四十三歲的橋下徹。

橋下徹本人素來口才出眾，領導能力更遠超一般日本政客，挾著過去主持電視節目的人氣，成功包裝自己，更以一倍的票數超越對手當選大阪府知事。橋下本人財政立場十分保守，上任後實行財政改革兼大幅削減開支，轉虧為盈；他最有名的「大阪都」構想更是鼓勵「都府合一」，建立屬於關西的東京都，除了表現其激進的政治野心，意圖提升地方自治權外，最主要原因卻是打破了行政架構重叠造成的資源浪費。橋下為達成夢想，更毅然辭去府知事職位，改去參選市長一職，其鮮明形象，再配合他在關西的「實驗」，鞏固了國民對他的印象。

不過，許多人卻忽視了橋下在文化與教育都同樣有保守的一面。例如，他創立的「大阪維新會」曾經提出《教育行政基本條例》修正案，設定教育目標的最終權限由教育委員會改為市長負責，該案於今年五月獲得通過；對公務員體系的要求則更加嚴格，不但實施禁酒令，又安排每兩年一次評核判斷員工去留，早前更成立專責小組監察公務員身上是否有刺青。據說橋下更一度認為公務員有唱國歌的義務。即使橋下本人亦不諱言，指「如今日本政治最重要的就是獨裁」。

橋下成立「大阪維新會」作為地域政黨，為他嬴取大阪市及府的政權，如今他已準備複製同一模式，組織新黨參與國會選舉。他染指國政的決心，早在其《維新版‧船中八策》中可見一斑，然而華文媒體卻甚少著墨他對改革國政的倡議。其中一點被視為「最激進」的，必然是其矢志廢除參議院的決心，鼓勵國家領導人由直接選舉產生。假如他的計劃得以實現，政黨便失去用武之地。如此激進，難怪有部份日本反對聲音斥他為「日本薄熙來」。然而，如果日本政治形勢朝著現今這個方向發展，假以時日，對自民黨─民主黨的輪替執政格局一定造成嚴重打擊，更可能鼓勵出更多橋下徹一類帶有民粹色彩或激進右翼的政治人物，屆時國內國外定會出現變化。

主權問題源於日本失去外交主導權

日本民主黨政權岌岌可危，國內外分別有多股勢力挑戰野田內閣。近月日本面對國外接二連三挑戰「領土主權」，使野田內閣疏於處理外交的弱點盡露人前；國內以自民黨為首的在野黨派又趁機向民主黨攻擊，自民黨總裁谷桓禎一更不惜透過「不信任動議」要脅野田九月前解散眾議院，民主黨執政的日子應不久矣。

三年前，日本民主黨前黨魁鳩山由紀夫領導日本政壇「變天」，強過與自民黨的外交政策有所不同，企圖重奪《日美安保條約》間接蠶食的外交自主。不過，鳩山「脫美入亞」的宏願最終不能實現，無論接任的菅植人或野田佳彥，都不能繼承其意志，原因是他們兩人都失去外交主導權。

事實上，近兩屆民主黨政府受到國內民情影響，根本無暇處理外交關係，許多情況都只在事後作出回應，尤其在備受爭議的國際問題上都顯得被動。即使是這次釣魚島事件中，野田佳彥明顯受制於石原慎太郎的購島計劃，才會作出由日本政府收購釣魚島的反計劃，激起本港民間保釣人士進行登島計劃，最終產生日本右翼團體的「喪權辱國論」。

同樣，在竹島爭議上，野田只能在李明博作出「挑釁行為」後才進行回應，並由閣員以個人名義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反擊」李明博要求日皇道歉的言論，將鳩山以來民主黨與自民黨剩餘的差別都完全消弭。一方面，民主黨閣員在處理敏感議題上未能取得共識，即使野田曾經表明任內不會參拜神社，卻未能阻止閣員行動。另一方面，這亦可解讀成「爭取選票」策略，野田容許閤員參拜，可能希望重建民主黨強硬形象，減低對手指責外交軟弱帶來的傷害性。

但正因為野田在外交問題上失去主導權，對待主權問題希望左右逢源，反而變得模稜兩可，雙方都不能討好：右翼勢力嫌他不夠激進，鄰國又指責傷害兩國邦交。假若日本民主黨最終下臺，下屆政府應該汲取教訓，主動與其他爭議國家進行秘密會談低調處理主權糾紛，以防問題牽涉到民間層面，尾大不掉，政府被民粹主義牽著鼻子走，問題只會再白熱化。

野田政府今屆推出的種種內政都極具爭議性，重啟核電廠、改革稅制、提出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等等，都換來國內極大迴響。不過，由於多項國內政策，尤其稅制改革，都是經多黨妥協而生，所以即使野田佳彥與民主黨下臺，相信接任的自民黨都不會把政策推倒重來。那唯一分辦自民黨和民主黨分別的，就只剩下外交政策。所謂「進攻是最佳的防守」，下屆政府必先爭取外交主導權，才可控制到形勢發展。

東亞海域這年多事之秋，南海風波、釣魚島主權風波未平，日、韓又為獨島(竹島)主權爆出紛爭。面對南韓總統李明博登島挑釁，日本已經透露風聲，打算將獨島問題再次搬上國際法庭。

不過國際法庭只會在雙方同意下才審理提案，過去東京兩次提告都被首爾拒絕，相信這次結果日方也會徒勞無功。況且即使國際法庭成功開審，裁決結果未必讓日本滿意，甚至可能使日韓陷入更多外交困局。我們大可參照印尼、馬來西亞的事例。

印尼、馬來西亞曾經在六十年代達成共識，承諾將兩個爭議島嶼─利吉丹島及西巴丹島─維持現狀，但是八十年代大馬立法將島嶼列入國家管轄範圍，大力發展旅遊業務，印尼政府表達不滿，於是雙方進行長期交涉不果，最終決定交由國際法庭審理。

海牙法庭在二OO二年裁定兩島主權歸馬來西亞所有，雖然印尼政府接受裁判結果，但事件卻引來國內民意反彈。當時印尼先後受到金融風暴、東帝汶獨立大挫銳氣，裁判結果無疑「喪權辱國」，激起國內民族主義反彈。有愛國份子直斥政府妄顧國家利益，一時間將所有怨憤轉向針對馬來西亞，導致反馬情緒高漲。

印尼政府懂得國際法庭的裁決準則，於是往後都以強硬態度回應來西亞在爭議領土上的種種行為。二OO五年，印尼副總統更親自號召反馬陣線，差點與馬來西亞就另一爭議地開打。

日韓爭議假如交由國際法庭審理，必然就「有效管理權」進行討論：因為馬來西亞獨立前已經在該島開始建設各種設施，而且有立法規管兩島旅遊業務，反映大馬一直擁有實質兼有效的管理權；另一邊廂，雅加達直到六十年代中葉才發難反對大馬侵犯主權，故有利大馬贏得裁決。

相反，獨島爭議遠較馬印兩島爭議激烈，裁判結果的不可測性更高。南韓在一九五二年經已將獨島納入國家主權範圍，但日方一直強烈反對，當中涉及日本作為殖民宗主國的歷史，較難判斷哪一方擁有「有效管理」權。

無論判決結果如何，鑒於兩國民族主義思潮對國家主權完整十分執著，只要有任何一方贏得主權，都必然招致另一方強烈不滿，甚至促成排韓/排日運動。剛好兩國的執政黨民意認受性低落，甚有可能以強硬態度回應主權爭議轉移視線。雖然美國對事件關注，奧巴馬亦理應為日韓雙方進行斡旋，但是白宮的務實派為防兩面不討好，不能太積極干涉問題。

日本改組內閣背後的政治角力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第二次宣佈改組內閣，撤走五名大臣。學者出生的森本敏以民間人士身份接替被譏為「防衛白紙」的田中直紀出任防衛大臣，史無前例，成為這次改組的最大賣點。

森本敏現任拓殖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學術領域上專門研究日本的安保政策及日美同盟，過去多次強調美日同盟作為平衡中國崛起的重要性，堅持妥善解決「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立場與野田佳彥十分接近。任用森本，一方面可視為對美國釋出善意，以示自己不會重返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脫美入亞」的路線；另一方面，一川保夫與田中直紀這兩位前防相對外交事務一竅不通，成為了在野黨攻擊民主黨的最大話柄，森本的專業知識可彌補以上過失，減少尷尬場面。

不過，改組最重要的對象，似乎是黨內以小澤一郎為首的派系，以及最大在野黨自民黨。野田佳彥上場後，致力繼承菅直人意志，推動增加銷售稅法案，然而始終未能與黨內親小澤派達成共識。其實，兩人一直屢有齟齬，無論在起用前內閣官房長官、親菅植人的枝野幸男出任經濟產業大臣，抑或是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TPP）等議題上，小澤都公開反對野田決定，兩人政見可謂南轅北轍。

自四月開始，民主黨內部分裂情況已經相當明顯：先有二十九名國會議院因增加銷售稅法案辭去黨務；其後小澤被判無罪重返民主黨，壯大黨內反增稅派。改組前夕，野田與小澤曾經進行兩次會談，希望可藉此消除分歧，團結黨內聲音。結果小澤堅持加稅只會違反零九年立下的「政權公約」─亦即民主黨與選民之間的選舉承諾。這才促使野田向自民黨伸出橄欖枝，打算在人事安排上妥協，放棄小澤親信田中直紀，改讓立場親自民黨的森本敏入閣，圖謀換取自民黨支持法案。

不過自民黨的合作條件實際上相當苛刻，除了要求執政黨撤換問責大臣，更要接受自民黨社保改革方案的內容，以及放棄民主黨的「政權公約」。假如野田接受了所有要求，小澤派必定「造反」逼走野田佳彥，甚至另組新黨，屆時民主黨分裂，只會將最大黨地位重新交還自民黨。

民主黨內部分裂對外交政策將會造成影響。以防相用人為例，田中直紀既是小澤親信，也是前首相田中角榮的乘龍快婿，對中國態度較和善，田中亦曾表示希望建立更密切的中日軍事關係，外交方向與小澤相近。如今鷹派的森本敏入閣，再配合收購釣魚島一事促成的緊張氣氛，美日只會走得更近，中日關係亦可能短期內走入低谷。

回望東亞的黑金政治

這次香港特首選舉幾近撕裂建制陣營，先有「感情缺失論」，後有「西九風波」、「僭建門」等醜聞，娛樂味道十足，港人對政聞的投入感亦算前所未聞。最近一摏「黑金風暴」將梁營捲入政治旋渦，使人聯想起日本、韓國、台灣等地方的黑金醜聞。縱使這些地方的民主發展比香港先行一步，然而黑金問題往往與政府領袖扣上，難免令人質疑，到底民主制度是否會催生黑金政治呢？

無論是台灣、日本、以及韓國，三個地方的黑幫勢力，早於在政體進行民主化之前，已經各種政治勢力建立關係。三地之中以日本為先，日本黑幫勢力早在明治維新初期組成政商關係網，招攬建築工人擴大組織，並開始靠攏政治人物，希望撈取利益，有部份黑幫人物更與政府合力打擊反對派活動。三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山口組等黑幫甚至加入極右民族主義政團，成立地下組織，協助軍事集團進行暗殺活動，換來的經營合法及非法經濟活動的權利。後來二戰結束，美國佔領日本，曾經企圖打斷黑幫與政府的羈絆。不過礙於外間冷戰氛圍，加上白宮有意栽培日本國內的保守勢力，黑幫組織才得以捲土重來。而他們開始改組自己的形象包裝，與國會(主要右翼)議員的關係更加緊密，更有右翼組織透露自己大部份成員都身兼黑社會要職。最重要一點，日本的黑幫是合法組織。

韓國與台灣的黑金政治跟日本有點相近，同樣與國外的政治氣候有密不可切的連繫，政府情願容忍，甚至鼓勵黑道人物打擊左翼運動，即使國內充斥暴力風氣，政府通過都選擇視而不見。他們同樣嘗試將黑幫收入投資到正當生意，透過洗錢進行利益輸送，不過實力自然無法與日本山口組匹敵，相比三地，韓國的黑幫介入政治倒不如台、日。台灣的黑金政治在李登輝治下更加發揚光大，容許黑道人物進行貪污賄選，造成「黑道治國」的局面；一O年，五都選舉期間發生的槍擊事件，保護國民黨參選人連勝文的，正是台灣黑社會竹聯幫堂主。

三地的政治體制轉型，催生了更多所謂「黑白共生」的情況，這是民主制度的一項敗北嗎？這些地區的黑幫勢力強盛，與民主改革前的政治狀況有關。政府對他們的容忍，間接培育出一個接著一個勢力龐大的跨國販罪集團。加上改革初期，這些團體懂得動用政治網絡鞏固政客及黑幫之間的利益。一般情況下，政客需要大量選舉經費支持，而且黑幫人物財雄勢力，故他們無意與飯碗作對。久而久之，這種關係制度化了，尾大不掉。不過選舉制度的出現，只是將黑金政治掛勾的方法轉換了形式，而非導政黑金政治的原因。相反，一個政治制度封閉的國家 (如蘇哈托時期的印尼政府) 更有推動黑金政治的動機，既需要與他們合作走私軍火糧食毒品，而且制度缺乏透明度，政治人物毋須對民眾問責，大可慷慨解囊讓非法集團肚滿腸肥。

香港有幸，黑金與政治的扣連未如以上地區嚴重，而且財力似乎遠不及地產富商。但除了將「黑金政治」當作茶餘飯後的話題外，政府及執政者必須認真考慮，如何杜絕事件發生。

東亞峰會與亞洲地區整合的特色

第六次東亞峰會將於下月在峇里島舉行，屆時將會有兩項焦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美國及俄羅斯將會正式加入，成為會議第十七及第十八名會員國。第二、早前南海問題鬧得面紅耳赤，東亞峰會將會成為涉事國領袖的外交角力場。東亞峰會作為亞太區元首級的官方活動，它的結構卻反映出會員國依然對東亞地區發展取向缺乏共識。

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的東亞國家，認為除了透過「東盟+3」機制紓緩地區緩經濟問題，亦開始憧憬一個制度化的政治及經濟共同體，促進地區合作之餘，亦可以建立一種嶄新的「亞洲」身份認同。東亞國家成立東亞峰會，就是要成為共同體的基礎，為國家之間建立互信。

不過在這個藍圖之上，東亞國家卻偏偏因為峰會作為共同體雛型的特點，對峰會的組成及結構產生分歧。中國提倡以「東盟+3」作為峰會的主軸，藉此捍衛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江湖地位；日本卻致力拉攏印度、澳洲和新西蘭加入峰會，引入親美勢力抗衡中國壟斷東亞的野心。

與此同時，東盟成員國一心希望將自己的一套合作框架及模式擴充下去，不須偏袒中、美、日任何一方，仍然保持自己在地區上的話語權。不過，東盟當時相對擔憂中國將會在區內逐步擴張，於是大部分成員都接納日本方案，去年更歡迎美國、俄羅斯申請，將一個本來屬於東亞的區域網路擴大到亞太層面。

東亞峰會的結構反映了當地地區整合的一大特色，這就是亞洲人對東亞或者亞太的模糊界定。與歐洲峰會不一樣，東亞峰會的成員國不止是亞洲國家，反而更將美國、澳洲、新西蘭等地理上不屬於歐亞大陸的國家都囊括入內。當東亞峰會變成了大國外交的競技場，現實政治的顧慮蓋過文化層面上的認同，這無疑窒礙了建立「亞洲人」身份認同的步伐，亦即是與峰會的本意背道而馳。

東亞峰會的另一個要點，便是東盟在亞洲整合中的軸心角色。峰會在設定上規定了會員國必須先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且要承諾遵守東盟文化，透過共識與諮詢作為解決問題的辨法。其實這份文件是東盟成立後所制定的和平條約，所有東南亞國家在加入東盟以前，必須先簽定這份文件。另外，峰會亦限制了會議的主辨地點，指定必須要在東南亞舉辦。同時，中、日兩國互相猜疑對方動機，因此許多地區組織都不得不由東盟領導。

從以上分析所得，東亞峰會所勾勒的政治藍圖與歐洲整合的方向截然不同。歐盟的成立一方面塑造出「歐洲人」的身份認同，另一邊廂制定一系列嚴謹的決策機制通過方案。相反，東亞峰會中有三分一的會員國根本就不是傳統上的東亞國家，文化、歷史經歷上的差距使它們難以建立一種超越國族的身份認同。而東盟以及一眾東亞國家一直反對成立一個制度化的合作機構，擔心會從而剝奪國家主權。由此推論，即使將來成立東亞共同體，它的模式肯定與歐盟大異小同。

從日本介入南海反映日本、東盟關係

上月二十七日，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與日本新任首相野田佳彥達成協議，將日菲關係升級為「戰略性伙伴」。除了加強經貿合作，兩國更承諾要保護海上安全及和平，當中野田更明言支持菲國，在南中國海成立一個符合國際法，並且具法律約束力的守則。日本高調支持菲國行為，雖然不至於挑起北京政府神經，但是野田在東亞峰會前夕擺出明確姿態，卻十分值得玩味。這是否意味日本重新投入亞洲呢？

二戰結束後，日本宣佈放棄所有戰前在南海擁有的控制權。所以在當代南海主權紛爭之中，日本的角色一直比較次要。儘管如此，日本偶爾會就南海安全發話，立場主要是維持當地安全。原因有三：

第一，日本在南海的立場，正正反映它在釣魚島主權紛爭上的立場。假如日本不把握機會向中國表態，表示自己關注中國的「霸權」行為，那自然削弱日本在東海問題上的籌碼。更甚者，韓國、俄羅斯亦會就島嶼主權向日本施壓，屆時日本便會成為國際博奕的大輸家。

第二，南海以及馬六甲海峽掌握了日本最主要的海上交通線，其中包括大量石油入口。假如當地持續發生衝突，將會影響日本國內的經濟生產，甚至造成能源危機。基於經濟考慮，日本甚至積極拉攏東盟成員國，大力打擊海盜滋生。

第三，日本二戰時期佔領了大部份東南亞，管治手段一直惹人垢病。為了一洗戰前的兇殘形象，日本一直致力在金錢上支援東南亞國家發展。加上後來面對中國崛起，日本有感必須爭取當地國家歡心，阻止中國成為東亞地區的龍頭。經濟層面上，日本已經追不上中國起飛；在安全問題上，中國與東盟國家時常發生爭執，反而有利日本靠邊站。

有學者曾經提出，日本在東南亞的身份，不過是投射中日兩國之間的政治及外交角力。這種邏輯思維，在未成形的東亞共同體上可見一斑。日本不斷倡議成立「東盟+6」，支持澳洲、新西蘭以及印度加入東盟系統；中國對這項建議嗤之以鼻，認為日本將所有親美國家拉進來，目的只為沖淡中國的勢力。

本周，日本外相將會出訪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三國，爭取透過多邊合作解決南海問題。中國素來希望事件由雙邊談判化解問題，自然反對日本此舉。然而，日本對多邊網絡及亞洲的「忠誠」向來都備受質疑。須知道，日美安保同盟是現代日本外交關係的核心，亦是美國對中國最重要的一道防線。野田是眾所周知的親美派，絕無理由放棄這段逾半世紀歷史的關係。短時間內，估計日本投入多邊合作框架出於現實政治考慮，而不是日本「脫歐入亞」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