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印尼總統大選見證民主化新一頁

印尼今日將舉行五年一度的總統大選，現任總統尤多約諾（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任期屆滿不得連任，因此這次選戰由兩個在野黨候選人對撼。一邊廂是鬥爭派民主黨（PDI-P）代表、具有「印尼奧巴馬」稱譽的雅加達市長佐科（Joko Widodo）；對手是前總統蘇哈托前女婿（現已離婚）、大印尼行動黨（Gerindra）的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印尼在十年前正式實行普選制度，這已是第三次直選。然而，有別於過去兩次選舉，這次大選激戰連場，引來當地及國際媒體大肆報導，除了因為候選人之間對經濟改革、外交、民生議題政綱存有明顯差異，選舉結果涉及投資者利益外，雙方對國家政制前途的看法更是南轅北轍，難怪有媒體將今日一戰比喻成印尼民主路的試金石。

普拉博沃會讓民主化開倒車嗎？

這次選舉有幾個亮點特別值得關注。第一點，普拉博沃的人權記錄向來是海外媒體垢病之處。普氏自八十年代起一度擔任印尼特種部隊（Kopassus）指揮官及司令，有傳言指他曾參與策劃一九九八年的反華暴動，涉及綁架反對蘇哈托的民運人士，有侵犯人權之嫌。基於以上原因，白宮至今仍然拒絕普氏入境簽證的申請，而後者的選舉政綱亦對美國擺出較強硬姿態。另外，印尼社會近年對政府接二連三的施政醜聞表示不滿，普拉博沃挾著民間懷念蘇哈托熱潮之勢，多番暗示當選後將會推動修改憲法。假若事成，總統權力便會大幅提升，以「共識政治」取代直接選舉的民間授權，藉此矮化立法機關，回復到印尼獨立階段的半獨裁體制（或稱「指導性民主」）。雖然普拉博沃後來澄清自己僅反對直選的負面效果，但上述因素趕去不少親改革人士。

佐科與梅嘉瓦蒂的「主僕」關係？

如果對政治自由的熱誠是普拉博沃的死穴，那佐科的弱點就是他與黨主席梅嘉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的關係了。梅嘉瓦蒂的身份在印尼政治系譜中相當特殊，她既是「國父」蘇卡洛（Sukarno）的女兒，而且曾經擔任總統一職，在黨內地位不容置疑。事實上，梅嘉瓦蒂在過去兩次直選中相當活躍，多番與尤多諾約周旋，不過往往無疾而終。據當地傳媒報導，佐科一早打算參選，不過黨內派系意見不一，梅氏又似乎對「首任普選產生女總統」一名銜鍥而不捨，因此耽誤了不少時間和民望。在過去幾星期的拉票活動中，梅嘉瓦蒂更一度強調佐科的黨員身份，暗示他當選後仍需要效忠於她這位黨主席。民間支持佐科的原因，不外乎他擔任雅加達及梭羅市市長期間的優異政績和親民作風，不遺餘力打擊貪污與提高地方政府透明度。這些利好因素無一與梅嘉瓦蒂扯上關係。相反，假若群眾認為佐科僅是梅嘉瓦蒂的傀儡─而梅嘉瓦蒂執政年代正好目擊貪污問題出現惡化跡象─他們一定會質疑佐科到底有何能耐打擊貪腐，推動改革。今年四月國會選舉前夕，佐科本是各黨代表中民意最高的一人，如今普拉博沃能夠從三十幾點差異窮追至三、四點的距離，梅嘉瓦蒂的因素少不了。

軍隊及官僚組織保持中立？

即使印尼軍隊在政壇上的活躍程度不及泰國，而且現時憲法有條文禁止全職軍人參政，但軍方的影響力對當地政治仍然舉足輕重，例如尤多約諾、普拉博沃等都是軍人出身的。過去兩次直選中，早已有傳言表示軍隊及地方官員透過動員郊區群眾投票，支持他們心目中的最佳人選。根據智庫組織安全治理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Governance）分析，過去傳媒集中焦點到主要城市，甚少觀察郊區舞弊情況，縱容了這些貪官污吏進行非法活動。雖然總統尤多約諾近日連番要求士兵保持政治中立，但最近美國記者奈恩（Allan Nairn）在網誌揭露印尼特種部隊與情報機關已經準備聯手干預選舉，確保普拉博沃出勝。「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普拉博沃曾經指揮特種部隊，而且他保守的意識形態十分適合軍方脾胃，難避瓜田李下之嫌。

與此同時，上週日印尼當局在本港舉行的海外投票程序中出現許多錯漏，部份處理方法亦有違一貫印尼活動的作風。由於多數海外人士都傾向支持佐科，印尼選舉委員會的做法不禁讓人質疑，官僚組織可否捍衛政治中立的條件。

伊斯蘭組織及政黨的立場？

宗教向來都是印尼總統選舉不可分割的一環。印尼是全球最多穆斯林的國家，大約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七。雖然印尼並沒有設立國教，但迄今為止印尼總統都必定信奉伊斯蘭教，否則在目前極其複雜的選舉制度下，候選人根本無法獲得其他伊斯蘭政黨支持。有分析指出，高舉宗教多元的佐科在這次選舉中不斷遭受外間抹黑，誣衊他是華人、是基督徒的「事實」，令人氣本身遙遙落後的普拉博沃急速躍升。佐科為表清白，更急在競選冷靜期間飛往穆斯林聖城麥加「朝聖」，爭取國內教徒支持。消息一傳出，佐科人氣立即反彈，可見宗教立場的威力不容少覷。

相反，普拉博沃的競選團隊則帶有十分清晰的宗教立場。大印尼運動黨雖然主要鼓勵民族主義，但普拉博沃一方面受到當地最大穆斯林團體「伊斯蘭教士會」領袖的「祝福」，另一方面又與其他穆斯林政黨結盟，當中更不乏曾經反對美國歌手Lady Gaga到訪演出的「伊斯蘭捍衛者」（FPI）和「伊斯蘭論壇」（UI）等強硬派。除此之外，普氏盟友的民族授權黨（PAN）、民族覺醒黨（PKB）和聯合發展黨（PPP）等政黨都有意欲在印尼推廣伊斯蘭律法。倘若普拉博沃在總統大選中得勝，少不了要把部份政府職位分配到這些政黨手中。這個趨勢相信對什葉派、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團體，都會產生一定憂慮，擔心新政府有可能對個別宗教群組進行打壓，掉頭破壞印尼的民主根基。

金權政治會否借屍還魂？

最後，普拉博沃當選後的另一隱憂，便是蘇哈托時代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會借屍還魂，讓總統家族及盟友壟斷國家經濟命脈。普拉博沃出身於政治世家，離開軍旅在流亡約旦後一度棄政從商，掌控印尼努沙登加（Nusantara Group）商業王國，資產逾一億美元，而且他有個超級富商弟弟哈希娒（Hashim Djojohadikusumo）作為財源金主，雄厚家底遠遠超越平民出身的佐科。家人之外，普拉博沃的政治聯盟專業集團黨（Golkar Party）黨魁巴克利（Aburizal Bakrie）是當地傳媒大亨，旗下集團更控制全國四成電視觀眾，兩者結盟方便團隊「親近」民眾，讓後者人氣一躍而升。這種關係網絡自然不會簡單純情，畢竟政治歸政治，這些人情債務終有償還的一天。普拉博沃在政綱上明言減少外資，加強保護及推動本土經濟，表面上讓國內中產階層與大型企業受惠，但有機會變成政治分贓，將國家資源優先分配到個別組織手上，形成「裙帶資本體制」。事實上，自從蘇哈托下臺後，不少傳統受惠企業失去靠山，大家都希望透過具有蘇哈托影子的普拉博沃重建勢力版圖。

當然，佐科出身相對寒微，表面較普拉博沃「乾淨」；但他的團隊其實也吸納不少地區資本家與媒體大亨蘇雅（Surya Paloh）的捐贈，群眾對佐科肅貪的信心僅僅建立於他兩次擔任市長的政績與走入群眾的親民作風。長遠而言，佐科能否打倒這種金權政治的劣根性，壓下地區資本鼓吹的「山頭主義」，落實改革印尼醫療、保健等社福制度，仍然有待觀察。

印尼貴為全球第三大民主國家，其民主化歷程只有短短十年。這次選舉的激烈程度是歷史以來最熾烈的一回，兩位候選人支持度叮噹馬頭，坊間更有人揣測其中一方會不承認選舉結果，導致觸發暴亂。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論有一套「兩次輪替檢定說」（two turn-over test），意指進行民主轉型的國家必須經歷過連續兩次符合民主而和平的條件轉移政權，才可達到「民主鞏固」效果。適逢這次是第三次總統直選，正好便是印尼民主路的一大考驗。

（原文載於：http://goo.gl/RIUsx3 ）

反對派回歸 「救國夢」蓄勢待發？

流亡法國的柬埔寨反對派領軍人物桑蘭西（Sam Rainsy）上周獲柬埔寨國王特赦，昨日凱旋回歸首都金邊，在講話中表示此行矢志「拯救國家」，似乎為他帶領的救國黨下了一道強心針，讓本月二十八日的大選增添火藥味。儘管如此，桑的政敵─人民黨領袖兼首相洪森─之所以冠冕堂皇以「和解精神」為由，並要求國王發出特赦令，全因為洪森早已在幕後操盤，禁止「帶罪在身」的桑蘭西參與選舉過程。換言之，桑不但無法在這次選舉中與洪森競逐首相寶座，更連投票權利亦被剝奪，人民黨執政地位很大機會穩如泰山。

洪森借人民黨的軀殼延續其政治壽命，讓家族網絡壟斷國家政商系統，官商勾結的例子俯拾皆是，導致國內的民權狀況每況愈下。黨政官員強霸土地的問題尤其嚴重，政府常以經濟發展為由，以廉價租約將土地經營權外判予人民黨政要轄下企業，縱容後者巧取豪奪當地居民的住屋，在黨政共同操控國家司法制度的情形下，平常人家的權利根本不能得到保障。去年金邊萬谷湖（Boeung Kak）的和平示威活動，最後以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柬埔寨雖然名義上實行民主選舉，每五年進行一次國會選舉，表面上容許各政黨參選角逐議席；但是，根據政治學者分析觀察所得，柬埔寨實際上已經是一黨專政，人民黨在選舉期間一直干預全國選舉工程，甚至採用違法手段打擊異己，當中包括操控候選人名單、阻止政敵在媒體上宣傳政綱理念、篡改選民資料、「一屋七姓十三票」的種票網絡等，均是耳熟能詳的政壇舊聞。

以上月為例，有二十八名反對派議員被議會其中一個委員會開除議席，原因竟是他們合併及另組新黨，導致他們失去當選時候的代表性。這些話聽起來似是而非，不過執政黨幾乎掌握國家所有政治經濟體制，反對派與之相比實力懸殊，前者要指鹿為馬確非難事。而且洪森每次選舉前總能向選民提供種種福利，特別讓小商店老闆、城鄉居民感到方便，自然會將票投給人民黨。近日有統計顯示，近八成柬埔寨居民認同人民黨的發展方向，反對派要打擊其根基，宛如愚公移山。

然而，柬埔寨的政治經濟穩定一直是洪森的選票來源，因此選民才對人民黨的粗暴手段視而不見。倘若這種社會契約被打破，上述的社會弊端定然陸續浮現，更能凝聚反對派群眾，人民黨在選戰中肯定失去不少勝算。鑑於歐盟四年前已經開始減少對柬的借貸，而美國的援助金額亦有前設，金邊已經愈來愈靠攏北京。中國的經濟發展路線近日出現不少負面猜測，對柬埔寨經濟有一定影響，加上國內民眾對中國普遍沒有特別好感，持續的經濟合作可能加劇柬國的財富分配問題，出現民意反彈。那便是桑蘭西實現救國夢的時機了。

「海洛英教父」與跨國販毒問題

外號「海洛英教父」的金三角毒梟羅星漢上周去世，以八十歲高齡結束其輝煌的富豪人生。過去叱吒東南亞的販毒「三巨頭」─坤沙、羅星漢、魏學剛─當中，羅星漢是最早發跡的一人，他對緬甸獨立後中央政府與地方武裝派系之間的角力互動發揮一定作用。

國共內戰後，有部份國民黨殘軍在緬北建立武裝勢力，並接管英國人遺留下來的鴉片種植販賣事業，成為緬甸政府的眼中釘。羅星漢受惠於這種敵對關係，在1960年成立孟洞公司，分化當地族人，並獲得政府許可經營鴉片業務權，借軍隊負責押運邊境一帶販賣。通過這種中央─地方互相合作原則，羅星漢與緬甸政府共同擊潰國民黨殘軍、緬共、獨立軍勢力，並承認中央政府的合法性。

在這種互惠互利邏輯推動下，羅星漢的事業終於擴展到歐美地區，在六、七十年代成為金三角的大毒梟，美國政府更一度重金懸賞將他緝捕。雖然後來緬甸軍政府與羅星漢就裁軍一事發生衝突，羅因而先後被判死刑及無期徒刑，據說他仍然獲得優人一等的待遇。後來羅星漢金盤洗手，一方面充當「和事佬」協助軍政府與部份武裝販毒集團進行和談；另一方面「棄武從商」，建立王國「亞洲世界集團」（Asia World Group），搖身一變成為緬甸首富，經常接獲與中資企業有關的計劃項目，當可涉及中央政府在背後操弄。

雖然羅星漢晚年表示自已支持政府實行禁毒措施，但外間有聲音對緬甸的將來感到悲觀。第一、泰國政府近年致力推動禁毒大有得著，而老撾向來所占不大，唯獨緬甸的毒品生產率卻不跌反升。根據《時代週刊》早前報導所得，緬甸有大約三十萬住戶種植大麻鴉片，以此來彌補內戰造成的經濟損失，透過販賣毒品維持生計，滿足其經濟需要。第二、緬甸地方反對勢力為了維持運作，大規模種植毒品，藉此換取資金。第三、緬甸總統登盛雖然積極內政，不過政府內部有軍隊一直覬覦販毒帶來私利，於是吸納部份前毒梟，發展其販毒大計，部份更懂得借助商業包裝，用販毒所賺得的黑錢進行投資，當局更難追蹤去向。而且緬甸政策向來只針對買家，無力禁止貨源生產，軍人與毒梟互相勾結，又擁有實權，大可置政府禁毒的命令於不顧。

「教父」雖死，但只要緬甸政府一日無法改善軍隊貪腐、種族衝突及經濟發展三個源頭，販毒問題永遠不能得到解決。

煙霧危機揭露東南亞跨國合作漏洞

印尼蘇門答臘自從六月中旬起出現森林大火，產生嚴重的煙霧問題，加上受到氣候變化、熱帶風暴影響，導致周邊國家受到大火濃煙籠罩，促成更廣泛的空氣污染情況。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顯示，當地空氣污染指數已經達到有史以來的高位，破天荒錄得401點，級別屬於「威脅病人及老人生命」程度，大幅拋離1997年印尼森林大火所錄得的226點。

林火問題除了造成一定的環境破壞外，亦會觸發其他「界外效應」，隨時令損失倍增。以1997年的煙霧問題為例，事件起源於印尼經濟發展需要，鼓勵企業生產大量棕櫚油、橡膠等產品，同時農民為開墾耕地，不惜砍伐焚毀大片森林。兩者造成的林火問題，經過「厄爾尼諾」現象洗禮，蔓延到東南亞大部份國家，當中包括星、馬、泰、汶萊。環境問題由一個國家造成，卻成為跨國災難，地區經濟虧損了90億美元，東盟成員國關係因而出現裂縫，足以證明「界外效應」的威力。

這次煙霧危機對新加坡造成一定程度打擊，由於空氣污染指數極高，不少市民情願困在室內亦不願外出，短期內對新加坡的餐飲、旅遊業務有負面影響；況且，空氣質素是新加坡營商環境的一大賣點，這個優勢在過去吸走不少駐紮本港的外資企業；長遠而言，定前的煙霧瀰漫或會趕走部份外企。

不過，從表面分析，印尼中央政府受制於國內的利益板塊牽引，難以大刀闊斧杜絕林火源頭。試舉一例，印尼的棕櫚油企業為國家經濟帶來近百分之五收入，因此在國內擁有龐大影響力。他們透過自已的政經地位，建立一個錯綜複雜的關係網，與各個政黨、官員都有相當豐富的脈絡，就連印尼的環境部長的工作亦遭學者批評只不過是協調企業間的利益考慮，而非為政府辦事。利益及商業考慮成為政府改革的一大阻力。

印尼作為區域大國，理應負上一定程度的「大國責任」，改變印尼過去在環境問題的保守態度。一方面，煙霧危機源頭始於蘇門答臘、婆羅洲等印尼領土範圍，中央政府的確有道德責任改善伐木問題；另一方面，印尼欲透過東盟延伸其政治利益，那麼維繫東盟團結便成為其中一項先決條件，否則定必削弱其認受性。與此同時，國際社會早有共識將環境保護議題定調為國際法的基本元素，倘若印尼部份國會議員繼續逃避責任，以干預主權之名阻撓通過《東盟跨國煙霧污染協定》，無論對東盟、抑或印尼也絕非好事。

東盟路線對「新亞太條約」的借鏡

印尼外交部長馬提（Marty Natalegwa）在訪美期間倡議成立一條覆蓋亞太地區的新條約，希望藉此加強國家互信，打破亞太地區近日接二連三的緊張局勢。馬提建議新條約應該參照東盟骨幹條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作為藍本，並強調區內不能接受單一國家在地區內「具有不受制約的優勢」，以及任何由大國紛爭造成的不穩定狀況。雖然相關建議重彈舊調，似乎只是複製「東盟模式」〈ASEAN Way〉到亞太地區，但對建構亞太地區合作制度的意義重大。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東盟五國在1976年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從國際法角度承認成員國之間的主權範圍，為成員國之間建立互信基礎。冷戰結束後，東盟擴張，條約成為了東南亞國家加入的必要條件。為保持東盟在區內的影響力，東盟將條約延伸到其他地區組織，包括「東盟＋３」、東亞峰會等國際合作領域上，要求所有合作對象先承認東南亞國家主權。


條約背後的邏輯主要有二：第一、透過有國際法律效力的條約，為東南亞國家之間帶來適當規範。東南亞國家在獨立初期互相敵視，擔心鄰國侵犯自己領土，再受到冷戰意識形態對立的氛圍影響，國家需要尋求共識承認領土邊界，確保鄰國遵守條約精神，從而集中資源到國家經濟發展，穩外安內。


第二、條約最初版本主要針對東南亞國家，東盟成員國透過此條約建構出一個共同身份，從社會文化角度建立互信，長遠而言，更有助規範國際爭議。「東南亞」這個概念直到二戰前仍然相當模糊，例如，日本推舉大東亞共榮圈政策時，便用「南洋」形容今日東南亞地區以及部份太平洋島國；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反擊日本時，便將東南亞視為「要將日本人驅逐的地方」。大概直到東盟成立，成員國鼓吹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今日的「東南亞」才出現一個載體。條約的作用便是將這個共同概念制度化，讓東盟有效代表東南亞。


縱然東盟成員國之間屢有紛爭，但這些問題都沒有升溫到武裝衝突，與條約背後的精神不無關係。印尼提倡的新條約，從表面上看確實只是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重新包裝，但如果條約將對象從東南亞擴大到亞太區，要求簽署國承認區內國家主權，透過國際法約束國家解決紛爭的途徑，對「無秩序狀態」的亞太地區意義重大。

泰柬衝突突顯東盟制度不足

泰國、柬埔寨持續一年多的外交僵局終於有緩和跡象：兩國部隊分別撤離了駐守柏夏威寺（Preah Vihear Temple）附近區域，為該地設立暫時性的「非軍事區」（Demilitarized Zone）。不過國際法庭早於去年七月已經裁定以上安排，雙方卻在事隔一年之後才開始執行撤軍，正好突顯東盟內部缺乏一套有效機制解決成員之間的衝突。

事實上，東盟並非沒有爭端解決機制。根據《東盟憲章》第二十四條，成員國如有任何衝突未能解決，理應按照《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規定，成立高級委員會向爭端國提出解決方法。不過，採取有關安排的前提是，東盟必須獲得所有爭端國同意。否則，問題將會在峰會上討論並商議。

需知道，東盟成立之前，東南亞地區關係緊張，除了對抗共產主義在地區抬頭以外，國家之間仍然受到歷史及殖民主義的餘波影響，關係反覆無常，更隨時爆發出地區戰爭。因此，成立東盟其中一項目的，便是要消除地區惡劣氣氛，利好國家發展經濟促進合作。

有趣的是，爭端處理機制自從東盟成立以來未曾召開過，為什麼呢？雖然東南亞國家簽署加入東盟以後，的確在爭端上表現克制，但並非代表之前的領土紛爭經已自動解決。即使是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菲律賓，這些核心的東盟國家，它們也會間竭爆發邊境衝突，只是衝突不如柏廈威寺般鬧得觸目。

而且，要啟動爭端處理機制必須得到雙方涉事國首肯，這幾乎是無可能的。去年二月，柬埔寨聲稱遭到泰國軍隊侵襲，數度要求東盟派員監察事件，以證明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卻礙於成員國對「共識政治」近乎教條式的信奉，泰國利用這個漏洞阻撓身兼主席國的印尼進行斡旋，最終將事件搬到國際法庭接受裁決。

雖然過往國際法庭亦曾處理馬來西亞與印尼的主權爭議，但當時雙方只有軍事僵持，事件並未演變成軍事衝突。柬埔寨這次繞過東盟機制，直接由國際法庭解決爭端，難免大幅削弱東盟威信及權力。這般造法自然無可厚非，不過先例一開，他日其他國家倘若照版煮碗，東盟作為建立互信的制度一定受到打擊。

再過三年，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便將啟動，在區內加強推行民主管治外，藍圖亦有提倡訂定行為準則規範成員國行為。然而在眾多倡議中，仍然以溝通協商作為處理爭議的手法，即使違規亦未見有條文懲罰。有學者指出東南亞缺乏「東盟意識」，「同為一體」的觀念尚未萌生，導致國家互信不足，故此應該給予更多時間國家學習雙方習性。不過，過了接近半個世紀，東盟在制度化的過程上仍然裹足不前，難以使成員國對機制信服，反而更可能向外力求助。長遠下去，只怕更難建立「東盟意識」。

用零和思維拆解印緬合作

印度總理辛格週日訪問緬甸，成為二十五年來首位出訪緬國的印度總理，雙方領導人會面後更圍繞能源、運輸、及邊界合作等事項簽署了共十二份文件，象徵與實質意義同樣重大。一方面，緬甸軍政府透過昂山素姬選入國會一例，換取歐美解除經濟制裁，恢復外交關係，印緬加強貿易上往來，改善緬甸經濟狀況，挽回軍政府一點面子。另一方面，印緬在如此關鍵時刻展開密切合作，可以釋去西方對德里的外交壓力，又可贏得奈比都的好感，對印度「東望」政策提供一大助力，與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競爭將會越演越烈。


如果以零和心態觀察印緬關係，緬甸親西方的曖昧態度應當犯上「嚴重傷害了中緬六十多年的兄弟情結」的重罪。先是去年九月，登盛為回應國內民眾訴求，放棄與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合作修建的密松水壩（Myitsone Dam）；今年五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又宣佈放棄多年來對緬甸的制裁，並鼓勵美商於當地進行投資。印度此番與緬甸合作項目上，居然包括了兩項新的水電計劃工程，甚有沖著中國而來之勢。


中國印度近幾年關係不佳，對北京而言，這與表現具侵略性的「東望」政策不可分割。印度近二十年間開始崛起，建立大國形象成為歷屆印度政府的重要任務，而且印度國民對六十年代中印邊境戰爭戰敗一事耿耿於懷，於是對東南亞國家虎視眈眈。九十年代中期，德里積極與東盟部份成員合作發展水利以及經濟項目，成為該地「東盟加三」以外的重要國家。最近一年，印度明顯刻意介入南海紛爭，更支持越南立場將問題國際化，這肯定是觸動中國神經。


印緬合作對中國來說，都是百般滋味在心頭。一直以來，印度與緬甸偶然會有雙邊合作的項目進行，例如兩國的水電計劃於二零零四年便開始了，然而一籃子的全方位合作，這次卻是首次。中國既明白緬甸的經濟狀況如今需要外來催化劑，卻亦焦慮緬甸有朝一日變得與東盟成員國一樣，自此與中國貌合神離：在經濟上與中國互惠互利，在安全戰略上卻依賴西方國家，平衡中國威脅。地緣政治考慮上，緬甸一直通過雲南昆明向中國提供天然氣；另一方面，雲南省與緬甸邊境接釀，同時又鄰接孟加拉灣，對中國的海上運輸悠關重要。更重要的，緬甸可以稱得上是東盟唯一一個「真心」支持中國的成員國，尤其以現時鬧僵的中國─東盟關係上，緬甸的政治立場具有絕對的影響力。故此，北京希望能夠在奈比都保持著「大哥」地位，這對中國的外交、經濟及安全都有莫大關係。

柬國土地政策 將成人權問題

柬埔寨著名環保及人權份子楚沃悌（Chhut Vuthy）上周在國內調查非法砍伐期間被憲兵槍殺，兇案震驚國際人權組織，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亦開始介入事件，向金邊施壓。事件讓人一再想起柬埔寨遭外間垢病的人權問題，似乎並未受惠於表面上的和平過渡。相反，國家的土地發展計劃似乎將會成為國內人權進步的絆腳石。

槍擊案與柬埔寨近年來日益嚴重的土地糾紛有關。幾年前，國際環保組織全球見證（Global Witness）發表報告，批評柬國軍方進行非法伐木，並透過武力奪去部份村民居所，將所得的高質木材賣出牟利。金邊政府有不少官員牽涉其中，自然對這些不法活動不聞不問。楚沃悌這次行動，便是希望拍下非法伐木的過程，作為證物控告軍方，最後卻出師未捷身先死。

而軍方牟利的動機，卻源於國家本土及外國企業的投資計劃。上世紀末，金邊通過實施「經濟土地特許經營權」准許國內及國外企業租用大型種植園或農場99年，藉此換取外資。雖然計劃曾經暫停，但不久後又再重新啟動。單是去年，柬埔寨政府已頒發了123張經濟特許地執照，範圍包括75萬公頃土地。再者，柬國的土地法漏洞繁多，無法保障土地原本持有人。這種計劃將會嚴重破壞柬埔寨的動植物生態，甚至危害到許多信奉原始宗教的村民生活，逼使他們流離失所。

事實上，政府的土地分配問題已經觸發多次糾紛與槍擊案，當中除了軍方有份參與外，亦有村民向警方投擲汽油彈。按《柬埔寨星洲日報》的觀察所得，這是該國第一次有村民動用汽油彈。情況持續下去，僵局難免會踏入白熱化階段。

另一方面，槍擊案讓人聯想起八年前在金邊遭暗殺的工會領袖謝威界（Chea Vichea），甚具政治意味。楚沃悌向來狠批軍方與洪森政府剝削村民利益，破壞柬國環境生態，加上其政治魅力，一直被視為軍方的眼中釘。當年的謝威界與洪森敵視的沈良西黨（Sam Rainsy Party）關係密切，加上動員能力強，嚴重挑戰當時支持度低迷的洪森。外間相信政治魅力同樣成為楚沃悌的催命符，如此一來金邊便可除去反對黨的左右臂。

柬埔寨政體並非一個完整的民主制度，即使下議院實行全民選舉，然而選舉經常受到軍隊或國內最大黨人民黨作出威脅，反對黨通常被政府壓制，因此洪森政府認受性一直備受質疑。這種政治背景，加上過去洪森曾經依賴軍隊進行政變奪權，關係錯綜複雜，使洪森極度需要軍方背後的支持，金邊對利益輸送行為表現容忍，加上洪森本人早已有多項貪污醜聞纏身，絕不會推動有效的法制改革制肘自己，相反他只會縱容更多類似非法伐木行動「回報」軍隊。在這種政治氛圍下，柬國的人權狀況難以進步。

傳統安全概念仍然困擾亞洲區域合作

在國際關係學術定義上，安全(security)可以簡約地分為傳統(traditional)及非傳統(non-traditional)。前者主要涉及軍事行動，以國家為行動單位。上世紀軍備競賽間接促成兩次世界大戰，目的希望捍衛/擴充國家領土，到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受制於核威脅，講究陣營之間勢力均等。相反，非傳統主要在冷戰終結後才興起，定義較含糊：凡不屬「傳統」的安全考慮，包括恐怖主義、糧食或氣候危機都會被列入其中，由於受影響範圍通常跨越國界，較多以「人」，而非國家，作為考慮因素。

後冷戰時代，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軍事力量遠超其他國家，自然可以著眼於區外的「非傳統安全」議題，保持其影響力。然而，亞洲國家並未受蘇聯解體影響，仍然深受傳統式安全思維決定外交方向，日本、菲律賓等多個美國盟友更憂慮白宮將會撤出地區而驚恐不定。區內國家長期互不信任，就連東盟組織成員國之間亦會偶而發生衝突，因此區域合作從不深入。這個趨勢對逐漸追求「區域化」，以解決「非傳統安全」作為要務的世界潮流，難免產生抵觸。

亞洲國家(主要指東亞及南亞)致力爭取領土完整，對有爭議土地寸土不讓。近三年，中國與越南、菲律賓就南海島嶼主權上經常發生衝突，將美國日本印度等區外大國介入主權糾紛之中，區域緊張局勢急遽上升，國內更有網民支持解放軍硬起來，佔領南海，甚至與越、菲開戰。何況南海純粹區內糾紛的冰山一角，朝鮮核危機、中印矛盾的白熱化等。即使日韓兩國同屬美國盟友，亦時為竹島/獨島的主權進行罵戰。

專門研究軍備買賣的國際智庫組織SIPRI指出，印度的武器進口量已經達到全球第一，亞洲國家亦占全球的首五席。這固然與它們本身對外國武器依賴不無關係，但假如國家對周邊安全有信心，那麼這幾年來增加軍火支出就不乎邏輯了。儘管這可以是外交姿態，事實反映出亞洲國際關係仍然不太和諧。

雖然外間認為亞洲國家可以憑藉打擊跨國販毒、海洋安全等非傳統議題上的合作，增強互信，從而避免發生軍備競賽的傳統安全挑戰。不過亞洲國家本來種族多元化，與拉美、歐洲、中東種族背景類近的地區大相逕庭，而且東亞國家的民族意識十分熾熱，很容易變成國家民族衝突的催化劑。這些問題實際上較難靠簡單的合作解決。反而國家時為領土主權發難，更有機會危及合作關係。而且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的決定通常基於現實需要，對凝聚「區域一體化」意識未必有長遠效用。解決亞洲國家信任情況，只有達到真正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將之具體及制度化，才能除去區域合作的巨大障礙。

增購軍備，東亞、南亞勢將成為戰爭熱點？

著名國際安全研究智庫，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日前指出過去四年（2007年至2011年）的武器交易較上一個年度（2002年至2006年）多出百分之二十四。當中亞洲國家的軍備進口量冠絕全球，印度更取代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軍械入口國，占全球一成，其次是南韓、巴基斯坦、中國，然後是新加坡。由此可見，東、南亞地區仍然十分依賴外國武器。

這個趨勢發展下去，似乎應驗了部份學者預言，亞洲國家將會相繼出現軍備競賽：面對周邊國家的軍械威脅，國家將會購入或研發更多軍備加強自己國土安全，結果觸發其他國家效法，情形似走入無底深淵一樣，大有可能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覆轍。同一時間，亞洲去殖民化的過程未曾完成，國家之間尚為領土問題鬧得僵持。假如國家政府稍為處理失當擦槍走火，戰爭如箭在弦。

筆者不排除以上悲觀發展可能。事實上，早於冷戰結束後已經有學者發出類似警告，特別當時北京與西方國家關係惡劣，加上美國撤出菲律賓，而中國亦逐漸具備挑戰日本的能耐，情況使人憂心。

不過，進口軍備與擁有軍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印度大幅進口軍備，部份原因固然是回應安全考慮，既要面對巴基斯坦、中國等印象欠佳國家的威脅，又要準備迎接國內恐怖份子隨時襲擊，自然要時刻保持一定軍備數量。另一邊廂，依賴外國武器同時反映國家軍械發展質量尚未成熟，即使印度早前曾表態希望大幅增加本土貨品，然而事與願違，必須向俄羅斯這個傳統兵器賣家招手。日本和南韓面臨相近窘境。

相反，中國雖然減少進口軍備，然而國內的軍火生產商卻成功開發大量兵器，過去四年間，中國的出口量急升近一倍，成為全球第六大出口國，更是全亞洲最大的出口國。儘管如此，中國貨品的主要目的地仍是巴基斯坦、伊朗及非洲部份國家，短期內難登大雅之堂。況且，歐美國家對華仍然實行武器禁運，故中國可選擇的進口商有限。

以一個國家進出口多寡來決定該國外交政策方向，難免以偏概全。第一，美、俄、德、法、英依然壟斷了全球軍火出口市場，如果以上述邏輯推拷，最危險的地方似乎是歐洲，因為它們擁有製造軍械的能力，比只能依賴進口維生的國家更可怕。第二，以上數字反映的只是合法及已登記的交易，許多非法走私項目並未列入考慮之列。除了埃及以外，非洲任何一個地方均不是全球二十大軍火進口國之一，然而當地戰亂頻仍，童兵、軍閥問題嚴重，槍從何來？

進口軍火有時候是一種外交姿態，多於一種劍拔弩張的形勢。以星馬為例，兩國同時列入全球首二十軍火進口商之一，不過雙方自獨立以來並未發生過任何軍事衝突。增加軍備其實亦可解讀成為震懾力的表現，從而阻止鄰國輕率發動侵略。自從成立東盟以後，雖然區內偶然發生邊境衝突，然而東南亞地區戰事數量已經大幅下滑。

現時東亞及南亞地區不穩，歸根究底，因為區內國家缺乏互信，現有合作機制就如無牙老虎一樣，無力威嚇違規國家(尤其大國)，加上美國積極介入區域事務，致使國家對軍火仍然十分依賴。要解決現時問題，唯有在現行制度上增添更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文，鼓勵國家減少軍備，才可以增強區內互信，阻止戰事發生。

新加坡預算出手闊綽 民粹福利政策勢延長？

新加坡上月下旬發表了新一輪的財政預算案，主力打造一個包容社會，並且重組經濟、提升技能及生產力，配合國家長遠發展。雖然新國政府未如去年選戰前席大灑金錢收買人心，然而透過現金、永久補貼資助等積極進行扶貧措施，減輕貧窮人口的經濟負擔，顯然是政府汲取教訓，以圖挽回執政人民行動黨去年大選中的劣勢。不過，政策亦蘊含不少為人垢病之處，反對黨更斥責政府鼓吹民粹主義，慷納稅人之慨，輕視國家長遠發展，與副總理兼財長尚達曼的口號正正背道而馳。

去年選舉，執政黨流失了許多票源，無論是總理一職、抑或是僅含象徵意義的總統一職，人民行動黨都無法以強勢姿態贏得選舉。新加坡發展步伐急速，人民行動黨更成功將這塊彈丸之地打造成亞洲的金融樞紐。然而，國家發展同時卻忽視了星洲基層面對的窘境：貧富懸殊日益加劇。另一方面，外勞問題亦成為了群眾壓力來源：國內三分一的勞動階級都是外地勞工，尤其以製造業和服務業為甚，搶去許多低收入人士的飯碗。庫房水浸，政府卻始終無意解決，終於群眾將不滿反映在選票上，人民行動黨更要賠上前外長楊榮文的議席，而前資政李光耀與吳作棟亦宣佈引退。

以上背景運作下，政府推出預算案前都以這些「過票人士」作為對象，希望扭轉敗局，延續人民行動黨的光輝歲月。針對消費稅，政府推出長久性的補貼措施，按年齡及收入狀況作出資助。簡而言之，年紀愈大或者入息愈少的，都可獲得愈多資助補額。政府更撥出三十六億坡元成立基金，為未來五年的補助注資，以示政府改善貧窮的誠意。同一時間，政府亦針對老弱人士提供更多受聘及醫療資助，既增加年長員工的稅務優惠，亦為有需要人士支付醫療費用。就外地勞工問題，政府將會減少發放外勞的工作證，更聲稱國內空間有限，甚至考慮增收外籍勞工稅項。顯見這些政策旨在回應民間怨言。

不過，預算案中最惹來非議的竟然是政府的交通措施。根據預算案文件，新加坡政府將會動用十一億坡元成立巴士基金，提高巴士的乘載量，減少乘客候車時間，最終改善交通擠塞的問題。反對聲音卻不滿政府動用公帑資助私營巴士公司，而且資助金額如斯龐大，加上成效存疑，難免令人質疑政府有偏袒財團之嫌。另外，政府雖然有措施紓緩國內貧富問題，作為改善生產力的理據，但顯然政府暫時未有實施配套帶領國家轉型，協助中小企的政策上似乎以協助年長人士獲聘為主調，對整體生產力未必有明顯幫助。縱觀而言，新預算暫時仍以政治盤算為先，收買人心為實，民粹味道濃烈，暗示政府未能全力推進國家發展。

自古至今，民粹福利政策向來都由弱勢政府推行，似當年泰國他信上臺，以攻心為上，甚至挑戰國家尊崇備至的泰國王室，最終撕裂社會，分裂心態至今尚存。當然，新加坡發展已久，不會發生泰國城市鄉村對立的局面，而且人民行動黨有固定票源，待民眾平復反對政府心情，政府強調國家的核心價值，無礙延續執政，屆時政府便可重返軌道，重新發展有利國家生產力的政策。香港政府準備換屆，有評論推測兩位建制派候選人打算推行民粹政策穩定民心，與新加坡現狀相近，背景卻不大相同。不過新加坡國民在這方面較我們幸福，至少他們可以投票選擇政府，我們卻連票也沒有。

東南亞如何處理少數族裔問題

Photo credit: Al Jazeera News.

緬甸政府上月開始與國內克耶邦與撣邦的分裂勢力展開會談，逐步達成和平協議，各方面均有意終止內戰狀態。這自然有利緬甸政府與西方國家進行建設性的洽談，盡快解除後者的經濟制裁。少數族裔淪為政治協商的工具，是政治現實催生的必然結果。其實不止緬甸，東南亞多個國家同樣經歷過種族紛爭、種族和解等議題，成效迥異。儘管如此，這些國家的種族政策，對北京政府的管治手法都有參考價值。

東南亞地區種族多元，許多少數族裔在國家獨立前已經立足當地，獨立後為求爭取自主權經常與國內主導種族發生糾紛，甚至演變成武裝衝突。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緬甸與泰國國內分別有民族糾紛，更有少數族裔打着分離主義的旗幟，犯上「分裂國家」這個最壞罪名。各個政府對付這燙手山芋的招數盡不一樣，然而，事實證明了極端的高壓政策通常都不湊效，雙方最終礙於現實問題，進行妥協。畢竟可以在後殖民時期成功獨立，成功「分裂國土」的東南亞國家，其實只有東帝汶。

緬甸的「克倫民族聯盟」及印尼的「自由亞齊組織」被政府打造成為恐怖主義的發言人，一度裴聲國際。與其他組織相比，這兩個獨立運動較傾向以武力獨立，透過正規戰及遊擊戰略與軍方拉鋸超過廿載，緬甸的內戰狀態甚至維持了超過六十年。這兩個組織發起獨立運動，目的在於捍衛民族性質，拒絕接受「外來政權」進行高壓式統治。中央政府覬覦這些地區的管治權，既考慮到國家的完整性，亦關乎當地蘊藏的豐富資源，好支持國家經濟開發策略。亞齊省的金、銅、油、氣；克耶邦的珍貴木材與玉石等等，都間接鼓勵國家以強硬姿態掠奪當地管治權。政府一方面高估了己方軍隊的強盛，亦錯誤判斷了一個民族面對被同化的「生死存亡」所作出的反饋。

事件最後並未有促成任何一方獨立。「自由亞齊組織」在印尼海嘯後與印尼軍方達成和平協議，宣佈放棄武裝，亞齊省亦成為特別行政區，獲得更多自治權，雅加達政府亦不能對當地省長選舉進行干預。至於緬甸奈比都政府似乎亦明白鐵腕政策經已變得不合時宜，加上緬甸改革需要得到西方國家解除經濟制裁，新總統登盛顯然願意作出讓步。雖然外間有質疑軍方有撕毀和平條約的前科，不過從他容許很受少數族裔歡迎的昂山素姬參選，加上克倫族放棄了獨立建國的訴求，緬甸的種族問題似乎重燃一絲曙光。

與印緬的高壓政策不同，泰國一直都傾向種族融和。一方面這與泰國篤信佛教有關，另一方面亦與它在殖民時代保持獨立的情況相連。由於篇幅所限，未能盡述箇中手法，而且他信執政時對南部地區的統治手法不佳，促成區內多次恐怖襲擊。不過以上事例說明，中央政府嘗試透過高壓管治鎮壓少數民族，企圖抹去他們的種族認同，通常只會適得其反；與之相反，中央政府給予自治空間，容許當地進行對本土管治的權利，建立名符其實的特別行政區，反而有利國家進行和平發展。高度自治方針是北京政府可以參考的管治策略，也是香港作為特區政府應該捍衛的核心價值。

印尼越南增軍備 地區安全添變數

去年南海主權紛爭使中國東盟的外交關係變得緊張，美國更藉此機會措辭「重返亞洲」，導致東南亞國家聯手抗衡中國之說甚囂塵上。雖然近日地區國家紛紛轉移視線到北韓，東盟國家並未因而鬆一口氣。近日，印尼對外宣佈大量增購軍備，而越南亦開始致力研發戰艦。當然相關武裝對中國未必構成重大安全威脅，然而兩國舉動正好暗示中國與東南亞的互信停滯不前。

過去十年，印尼中央政府把政制改革放在首位，擔心軍方勢力過盛，重現奪權政變的隱憂，因此軍事現代化一直不獲中央注視。最近，印尼國防部長表示將會購入坦克、潛艇、多管火箭發射系統等，日前更向俄羅斯訂購了六架多用途戰機，大大展示軍部氣燄，更有分析指印尼正逐部重拾地區領導地位。東盟成立初期不願意向美蘇任何一方低頭，印尼身為東盟創立國之一，在非共即資的冷戰時代下，印尼不結盟的態度以及軍事實力讓她成功主導東盟外交方向。不過，冷戰結束後，印尼受制於亞洲金融風暴以及國內挑戰，頓時失去領導者風範。印尼與華雖然在經貿上多有合作空間，然而東南亞國家亦最介意在主權問題上作出任何妥協。重拾軍事強盛不但為國內軍方爭面子，更展示印尼擁有實力贏取盟友信心，重新執掌東盟地位。

另一邊廂，越南海軍逐步現代化，不但從法國購買兵器，國營造船廠的首艘自製軍艦更正式下水。越南海軍發言人明言，新艦主要負責捍衛領海，島嶼及大陸架。越南增購軍備的原因遠較印尼簡單，鼓勵本土重工業生產尚屬次要，更重要的是與中國在南海主權紛爭鬧僵了，故此選擇武裝化自己，展示自己有決心不會在爭拗上退縮。自二OO九年開始，越南在南海爭議上變得主動，不但積極拉攏跨國企業合作開採石油，更與美國達成多項軍事協議，容許美軍在越南金蘭灣（Cam Ranh Bay）進行補給。中國一直不願意將南海問題國際化，偏偏越南主動邀請美國介入，自然惹來中國解放軍及外交部不滿。

以往數十載，東南亞國家大部份由軍人統治，絕非今時今日的文人掌權，更遑論民主政體。故此軍隊主要有兩大用途，一是肅清國內異見份子，二是作為穩定地區安全的首要工具。雖說東南亞國家極大部份都是前殖民地，對歐美國家嗤之以鼻，但邊界劃分模糊卻成為區內國家覬覦對方領土的誘因。所以冷戰結束前，東盟成員國的最大敵人就是其盟友。後冷戰時代，中國威脅雖然為地區安全帶來不穩，卻成功為東盟國家製造明確目標─抗衡中國軍事挑戰。如今南海紛爭纏繞不清，國家選擇武裝自己迎接中國，再加上美國、日本、印度紛紛插手事件，大大增加了擦槍走火的危險。

安華獲釋素姬參選 東南亞民主風再起

先後兩日，馬來西亞與緬甸的政壇都發生了變動：吉隆坡高等法院宣判大馬反對派領袖安華三年前涉及的另一宗雞姦案由於證據不足，獲得無罪釋放；緬甸全國民主聯盟日前則對外確認，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將會競選四月舉行的國會議席補選。兩名反對派領袖如此高調重返政治舞臺，自然為當地政治發展及體制改革推波助瀾。不過，與中東波不一樣，假如兩地政壇成功開放，當權者的貢獻功不可沒。

安華獲釋後，反對派陣營民聯聲威大振，並揚言腐敗的政府將被基層力量推翻。反對派在過去一年間勢力逐漸擴大，去年七月更在吉隆坡籌備「淨選盟2.0」遊行（Berish 2.0），向大馬政府要求改革選舉制度。事件最後招致極大迴響，親政府組織的參與以及大馬警方的鎮壓行為不但削弱執政黨巫統國內的威信，而且國際媒體一致發表輿論批評政府手法不當，破壞馬來西亞的民主制度。反對陣營從中站在道德高地，賺取不少同情分有利日後選舉。

緬甸軍政府執政期間造成民不聊生，加上昂山素姬先天的特殊身份（開國昂山將軍之女）及後天悲劇的政治命運，為反對派陣營立下不少優勢。去年九月，新政府面對國內民眾壓力，被迫放棄興建與華合作的水力發電站。總統登盛（Thein Sein）回應有關決定，指出這是根據「人民意願」的答覆，與傳統作風迥然不同，甚有怯於反對聲音之勢。日前，昂山素姬重新接任黨主席，宣佈出選國會補選，故勿論是勝是敗，短期內都有助反對黨凝聚力量。

相比起中東波由下而上式的政治革命，馬緬兩國政府似乎更加明暸民眾示威力量銳不可擋，分別對國內異見聲音主動作出讓步。國內安全法在大馬執行了接近半個世紀，被外間認定是打壓反對聲音的惡法。大馬首相納吉（Najib Razak）經歷了「潔淨盟」後，痛定思痛，在幾個月後宣佈廢除該法。今次對安華事件中，納吉亦標誌自己並未有干擾司法機關栽決，種種決定有助確立該國民主化。

至於緬甸政府的改革開放措施比起馬來西亞來得更急速大膽。登盛上臺後幾日，緬政府便釋放昂山素姬，並且不斷釋出其他政治囚犯，減少針對私營媒體機構的檢察等等。而且登盛對昂山素姬態度尚算積極，不但沒有阻撓她進行全國訪問，更表示歡迎後者加入政府擔任要職。

當然，兩地政府的開放取態與國內政治形勢有關：納吉希望透過政經改革嬴取雪州政權，鞏固巫統地位；登盛則希望在政治改革上作出讓步對西方釋出善意，換來其他國家放棄制裁甚至協助國內經濟發展。

被眾人遺忘的國度─東帝汶

二OO二年正式獨立的東帝汶，飽受幾十年來從葡萄牙人以及印尼軍隊的戰火蹂躪，現今仍然受制於建國問題，對於如何處理後殖民時代的種種問題一籌莫展，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仍然是曖昧不清。至於國際社會，更似乎經已忘記了這個東亞地區上最後一塊殖民地的存在了。

東帝汶獨立後，雖然正名為國家，不過國內的所有問題仍然遠遠落後於鄰近地區國家的發展。現今東帝汶仍然是全亞洲最貧窮的國家，經濟主要是依賴國際慈善團體贊助以及本土農產品貿易。「解決貧困」(poverty reduction)仍然是東帝汶與聯合國今時今日致力解決的問題之一。

今日東帝汶發展困難重重，其中一部分由歷史遺留下來的，乃自十六世紀葡萄牙政府極少注重當地基建設備等等投資，一心把帝汶島打造成為單純的通商口岸。到七十年代，東帝汶初嚐獨立的滋味。不過甜頭在幾天內就遭到鄰國印尼一下子粉碎了，不但成為了印尼第二十七個省，更有十萬人死於二十多年的抗爭運動。印尼當時出於國家安全考慮出兵吞併，自然不會關注發展東帝汶民生事項。

即使獨立以後，東帝汶仍然飽受國家內鬥的窘局，社會矛盾此起彼落。二OO六年，有軍人因為不滿被栽而發動嘩變，導致政府要向國際社會求救平息亂局，更造成十五萬難民流亡海外。與此同時，政治暗殺依然屢見不鮮，貪污舞弊風氣日盛，國家處於一個相當不穩定的狀態。這種混亂的情況對政府施政造成相當大的阻礙。建國至今仍未解決的土地爭議便是當中的俵俵者。至今東帝汶的土地法內容依然含糊不清，土地分配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大大降低外商的投資意欲。東帝汶要完全實行經濟獨立，似乎還有一點距離。

外交關係中，蘇哈托血腥統治的印尼仍然是兩國建交的一道刺，加上東帝汶與印尼管轄的西帝汶邊境接壤，兩地不時就邊界問題互相向對方譴責。東帝汶與澳洲的關係則要好得多，經濟上兩國合力開採帝汶海的天然氣，作為國內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東帝汶更一直仗著澳洲的維和部隊以及捐款資助才得以維持下去。而中國近日亦開始向東帝汶伸出援手，積極參與該國開勘油田的計劃。

在東南亞地區內，東帝汶卻未獲得周邊國家青睞，接納它成為東盟的第十一位成員國。它尷尬的地理位置少不免是其中一項顧慮，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只怕是其他成員國擔憂它經濟落後的狀況會拖垮東盟的競爭力。假如東帝汶想透過地區組織促進國家發展，當務之急，應該努力出口周邊地區的天然氣資源，改善法律吸引外資，以及解決國內日益頻仍的民生問題，建立一系列現代國家最基本的條件。

泰王與泰國民主化：魚與熊掌？

各位準備前往泰國渡過甜蜜聖誕的朋友請留意：假如你曾經在網上公開批評或羞辱泰國王室，那麼你們這趟旅行必須小心。一名生於泰國的美籍汽車商人曾經在網上張貼了一份被泰國當局禁止刊登的文件，並將其翻譯成泰文。由於文件牽涉大量與泰王普密蓬(King Bhumibol Adulyadej)有關的資料，該名商人於五月到訪泰國時候被當局拘捕，日前更被泰國法院以欺君罪名宣判監禁兩年半。

事件惹來美方以及人權組織關注，一方面他們對盟友曼谷的王室表示尊重，但另一方面他們亦需要捍衛國民的言論自由。況且，「侵犯」或「侮辱」王室的定義可以很遼闊，一不小心可以被政黨挪用，作為針對政敵的武器，「莫須有」的味道十分濃烈。面對反對聲音，曼谷政府卻依然故我，並聲稱將會關閉所有涉及侮辱王室的網站。由此可見泰國普遍民眾對王室仍然十分敬重，王室人員依然不能隨便拿來開玩笑。

雖然泰國奉行君主立憲制，參照外國的慣例，國王的地位只屬於象徵式，實權欠奉，甚至應該盡量迴避談及國家內政，英女王正是箇中典範。泰國於一九三二年轉型，首次實行這種政治制度，泰國王室的影響力卻絲毫未見減退。以當今泰王為例，他多次在政局不安之時發表講話暗批政府，間接讓反對派獲得認受性，促使後者推倒政權。七十年代，泰國出現反政府浪潮，軍隊血腥鎮壓群眾企圖平息亂事。事件導致泰王介入，並透過講話暗示對軍方不滿。最後政府出現真空，由泰王親自選出首相執掌臨時政府。

同時，泰王與軍隊關係密切，而且後者不受民間歡迎，軍人不得不順應民間「尊王」的文化，藉此改善形象。近二十年，泰國軍方更儼如泰王的忠實支持者。二OO五年，俗稱「黃衫軍」的人民民主聯盟(People’s Alliance for Democracy)進行街頭抗爭，要求當時首相他信(Thaksin Shinawatra)下台，後來軍方發動政變，他信流亡海外至今。泰王在事件中的身份，一直眾說紛紜。走民粹路線的他信向來與泰王不咬弦，當時更有陰謀論盛傳他信有廢王之心。許多人都認為軍方事前得到泰王首肯，才決定推翻他信。只是現今證據不足，難以確認泰王的介入程度。況且泰國如要突顯自己的民主制度，更不能表明為人尊敬的國君竟然就是破壞制度的其中一人。

儘管如此，身處這個網絡盛行的年代下，泰國當局必須承認民眾輿論的力量愈來愈強大，同時愈來愈難壓制。加上泰王近年健康狀況急轉直下，繼任人魅力卻遠不如父親得到群眾認同，外界揣測軍方勢力未必再聽命於中央，屆時可能亂象頻生。從西方民主化學界角度推拷，君權與民主難以並存。站在十字路口的泰國如何平衡民主、君權，及軍方的勢力，是災後政府必須面對的議題。

美緬友好對華影響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正式展開訪緬之旅，為迄自緬甸八八革命以後的外交僵局破冰。美國總統奧巴馬自從上月在東亞峰會上高調宣佈「重返亞洲」計劃以後，旋即委派希拉里進行訪問，似乎為解除歷時二十多年的制裁舖路。華府此一步棋，使人聯想到「圍堵中國」政策，畢竟中國鄰近國家都已與美國有軍事合作，假如將緬甸納入包圍鏈內，中國的東邊及南邊都被全面封鎖了。

從地緣政治角度出發，冷戰時期緬甸的位置十分特殊。一方面它與中國雲南省邊境接壤，國共內戰期間有不少國民黨人到緬國撣邦(Shan)避難，更一度被美方中情局視為反共基地。另一方面，緬甸國內擁有大量天然資源，在獨裁軍方上台前更算是東南亞中數一數二的經濟體系，吸引到不少外商在當地投資。後來軍方上場，信奉鬼神之說，手持五行曆法，將經濟推落谷底，大力鎮壓國內學生反對運動，並軟禁民主鬥士昂山素姬。美國在後冷戰時代鼓吹「輸出民主」，自然不容仰光政府發難。自此兩國關係冰封三尺，促成中緬友誼萬歲。

如今美國重回緬甸，既回應了緬甸現任文人政府的政治開放改革，同時挑戰了中國的外交方針。今年九月，緬甸政府宣佈暫停一個由中緬兩國政府合作的堤壩興建項目，外界認為緬甸政府此舉反映它們開始向中國說「不」。同時，美國盟友印度與緬甸早已修補關係。假如緬甸將來實行民主政制，換上親西方政權上場，只要有朝一日中、美進行衝突，美國既可借緬甸要脅中國南部邊境，亦可以切斷緬甸對華的能源輸出，更遑論保障麻六甲海峽運輸及航行安全。配合中國附近所有親美國家，中國始乎避無可避會被圍堵。

事實上，美緬修好對華未必是壞事一樁。首先緬甸國內的分離勢力在中緬邊界進行衝突，2009年緬甸華僑與緬甸軍方在果敢發生糾紛，不但造成大量難民遷徙到中國境內，更有炸彈「不慎」拋入中國邊界範圍。美國介入要求民主化，其實正合他們脾胃，畢竟他們要求的是更多自治權，並且擁有民主制度，對中央有影響力。而且，緬甸過往人權記錄慘不忍睹，西方國家、甚至東盟都施壓要求改革，中國卻礙於盟友身份，不敢公開抨擊軍政府出位行徑，為此感到尷尬不已。假如美緬修好，至少可以減少白宮譴責的頻率，為北京挽回些許面子。其次，緬甸經濟百廢待舉，主要依賴農業及天然氣出口，斷不會為了與美修好而放棄中國這個龐大的商場。作為小國，如何周旋於大國之間從來是一項高深學問。不過登盛屬雞，不是豬也不是龍，應該會懂得這個道理。

東盟走向國際化的喜與憂

第十九屆東盟峰會於本周正式開幕，外界目光主要聚焦在兩大事項，分別是緬甸在2014年會否合資格成為輪值主席國、以及成員國如何處理南海問題。相反，落實東盟發展方向的《峇里協定III》(Bali Concord III) 似乎光彩盡失。事實上，以往最影響東盟深遠的幾次協定，超過一半均在峇里島簽署。

過往東盟分別在1976年及2003年簽署過《峇里協定》，兩者都比較集中對內發展。《峇里協定I》的條文確立了東盟以地區和平作為目標，藉此推動成員國國內的經濟發展，同時並制定了東南亞國家加入東盟的先決條件。《峇里協定II》則視區域合作為東盟近十年的方針，主要設定了東盟共同體的藍圖，就政治及地區安全、經濟合作、社會文化交流三大議題成立機制，向東南亞一體化邁進一步。

有別過往經驗，《峇里協定III》的前言已經重申東盟需要在國際社會上加大發言權，並且需要深化與聯合國的合作關係。協定除了要求成員國對全球問題上作出更一致的口徑外，更承諾加強東盟秘書長的實際權力。換言之，一直迴避制度化的東盟國家同意在某程度上作出讓步，以彰顯《東盟憲章》的精神。

《協定》的合作範圍，仍然以東盟共同體最關注的三大議題為重點。其中尤其於政治及安全合作上最值得討論。《峇里協定II》雖然曾經提及安全共同體的合作性質及規範，不過當時構思的機制仍然將東南亞國家處於被動立場，只是繼續承襲東盟「和平理性」的手段，鼓勵國家透過與其他國家進行對談，作為唯一的合作範式。《協定III》則清楚列明了東盟如何就不同全球問題上作出反應，更推動成員國就維和及建設戰後和平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協定III》雖然並未放棄爭取和平理性，但面對要脅區域安全的挑戰上，東盟顯然更懂得玩弄手上的遊戲咭，將仲裁的責任全部推到國際組織上。這與東盟以往「攬上身」的玩法截然不同。主要原因是東南亞國家的軍力多而不威，不能震懾周邊的強國，如此一來根本不能將安全議題放在檯面討論。相反，把國際法律及國際組織拉進東亞局勢，一方面方便東盟國家製造輿論，逼使違法國就範，將緊張的地區問題暫時壓住；與此同時，東盟此舉旨在暗示自己的議價能力有限。尤其是面對中國一類龐然大國，但凡有成員國指控中國「侵入」南海地區，東盟的表現都是模稜兩可。

要建立更強大的區域認同，東盟必須展現出一定的優勢和震懾力，方能加強區內國家對組織的認同及信任。單是將問題責任推卸到國際組織無疑有助提升自己的道德地位，不過當東盟自己欠缺一套解決問題的方法，長遠發展只會減低組織的可信性。

假如中國在湄公河進行武裝護航

上月初，湄公河發生中國籍貨船遇襲事件，十三名船員集體罹難。事件引起北京以及周邊國家關注。日前中國更表示考慮派出武警到湄公河水域進行護航，日前國防部長梁光烈更罕有地就此表態，暗示解放軍有機會介入地區治安任務。假如北京決定進行武裝護航，鐵定為中國與東南亞近日不穩的關係掀起巨浪。

橫跨中國雲南省、泰國、緬甸、老撾及越南的湄公河是東南亞的第一大河以及世界第六大河，更是維持這些國家農業生態及經濟發展的泉源。亞洲開發銀行於一九九一年開始推動區域合作計劃，鼓勵沿岸國家以持續發展天然資源為目標。後來這幾個國家自行協商，除了落實自由航行之外，更簽署協定為相互船舶提供最惠國待遇。

況且，湄公河一直都有跨國罪案發生，走私毒品及武器彈藥等等，屢見不鮮，沿岸國家就此亦頭痛不已。慘劇發生後，中泰緬老四國亦曾發表聯合聲明，同意盡快落實《湄公河流域執法安全合作協議》，並同意建立執法安全合作機制，進行聯合巡邏執法，打擊跨國犯罪集團。湄公河的例子曾經被視作東南亞國家合作的另一範例，證明它們有成為友好之邦的潛力。

不過這類合作機制一直不被看好。首先，東南亞國家對「捍衛國家主權」的觀念根深蒂固，為聯合執法帶來相當大的麻煩。例如在泰國前總理他信執政時期，差點與緬甸就跨國販毒集團越境執法一事發生武力衝突。其次，部份國家的軍方勢力獨立性及影響力太強，與中央政府的協調未必全然一致。

第三，亦是最重要的，是參與國家勢力不一，很容易造就區域霸權。中國與緬越老泰力量懸殊，後者更深受「中國威脅論」影響，擔心中國勢力入侵地區。假如中國決定武裝護航，不但軍事化這個經濟合作流域，更可能成為日後中國─東南亞衝突帶來另一個憂慮。

更何況，中國與東南亞的友好關係既是雙邊性質，亦只局限在經濟貿易方面。兩者主權糾紛仍然停留在最基本的階段。當倡議了十年的《南海行為守則》仍未成形，外人很難想像湄公河的合作框架能夠有相當大的成效。但假如中國堅持實行單邊武裝護航，東南亞的安全議題肯定會更加波濤洶湧。

東亞峰會與亞洲地區整合的特色

第六次東亞峰會將於下月在峇里島舉行，屆時將會有兩項焦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美國及俄羅斯將會正式加入，成為會議第十七及第十八名會員國。第二、早前南海問題鬧得面紅耳赤，東亞峰會將會成為涉事國領袖的外交角力場。東亞峰會作為亞太區元首級的官方活動，它的結構卻反映出會員國依然對東亞地區發展取向缺乏共識。

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的東亞國家，認為除了透過「東盟+3」機制紓緩地區緩經濟問題，亦開始憧憬一個制度化的政治及經濟共同體，促進地區合作之餘，亦可以建立一種嶄新的「亞洲」身份認同。東亞國家成立東亞峰會，就是要成為共同體的基礎，為國家之間建立互信。

不過在這個藍圖之上，東亞國家卻偏偏因為峰會作為共同體雛型的特點，對峰會的組成及結構產生分歧。中國提倡以「東盟+3」作為峰會的主軸，藉此捍衛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江湖地位；日本卻致力拉攏印度、澳洲和新西蘭加入峰會，引入親美勢力抗衡中國壟斷東亞的野心。

與此同時，東盟成員國一心希望將自己的一套合作框架及模式擴充下去，不須偏袒中、美、日任何一方，仍然保持自己在地區上的話語權。不過，東盟當時相對擔憂中國將會在區內逐步擴張，於是大部分成員都接納日本方案，去年更歡迎美國、俄羅斯申請，將一個本來屬於東亞的區域網路擴大到亞太層面。

東亞峰會的結構反映了當地地區整合的一大特色，這就是亞洲人對東亞或者亞太的模糊界定。與歐洲峰會不一樣，東亞峰會的成員國不止是亞洲國家，反而更將美國、澳洲、新西蘭等地理上不屬於歐亞大陸的國家都囊括入內。當東亞峰會變成了大國外交的競技場，現實政治的顧慮蓋過文化層面上的認同，這無疑窒礙了建立「亞洲人」身份認同的步伐，亦即是與峰會的本意背道而馳。

東亞峰會的另一個要點，便是東盟在亞洲整合中的軸心角色。峰會在設定上規定了會員國必須先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且要承諾遵守東盟文化，透過共識與諮詢作為解決問題的辨法。其實這份文件是東盟成立後所制定的和平條約，所有東南亞國家在加入東盟以前，必須先簽定這份文件。另外，峰會亦限制了會議的主辨地點，指定必須要在東南亞舉辦。同時，中、日兩國互相猜疑對方動機，因此許多地區組織都不得不由東盟領導。

從以上分析所得，東亞峰會所勾勒的政治藍圖與歐洲整合的方向截然不同。歐盟的成立一方面塑造出「歐洲人」的身份認同，另一邊廂制定一系列嚴謹的決策機制通過方案。相反，東亞峰會中有三分一的會員國根本就不是傳統上的東亞國家，文化、歷史經歷上的差距使它們難以建立一種超越國族的身份認同。而東盟以及一眾東亞國家一直反對成立一個制度化的合作機構，擔心會從而剝奪國家主權。由此推論，即使將來成立東亞共同體，它的模式肯定與歐盟大異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