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印尼總統大選見證民主化新一頁

印尼今日將舉行五年一度的總統大選，現任總統尤多約諾（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任期屆滿不得連任，因此這次選戰由兩個在野黨候選人對撼。一邊廂是鬥爭派民主黨（PDI-P）代表、具有「印尼奧巴馬」稱譽的雅加達市長佐科（Joko Widodo）；對手是前總統蘇哈托前女婿（現已離婚）、大印尼行動黨（Gerindra）的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印尼在十年前正式實行普選制度，這已是第三次直選。然而，有別於過去兩次選舉，這次大選激戰連場，引來當地及國際媒體大肆報導，除了因為候選人之間對經濟改革、外交、民生議題政綱存有明顯差異，選舉結果涉及投資者利益外，雙方對國家政制前途的看法更是南轅北轍，難怪有媒體將今日一戰比喻成印尼民主路的試金石。

普拉博沃會讓民主化開倒車嗎？

這次選舉有幾個亮點特別值得關注。第一點，普拉博沃的人權記錄向來是海外媒體垢病之處。普氏自八十年代起一度擔任印尼特種部隊（Kopassus）指揮官及司令，有傳言指他曾參與策劃一九九八年的反華暴動，涉及綁架反對蘇哈托的民運人士，有侵犯人權之嫌。基於以上原因，白宮至今仍然拒絕普氏入境簽證的申請，而後者的選舉政綱亦對美國擺出較強硬姿態。另外，印尼社會近年對政府接二連三的施政醜聞表示不滿，普拉博沃挾著民間懷念蘇哈托熱潮之勢，多番暗示當選後將會推動修改憲法。假若事成，總統權力便會大幅提升，以「共識政治」取代直接選舉的民間授權，藉此矮化立法機關，回復到印尼獨立階段的半獨裁體制（或稱「指導性民主」）。雖然普拉博沃後來澄清自己僅反對直選的負面效果，但上述因素趕去不少親改革人士。

佐科與梅嘉瓦蒂的「主僕」關係？

如果對政治自由的熱誠是普拉博沃的死穴，那佐科的弱點就是他與黨主席梅嘉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的關係了。梅嘉瓦蒂的身份在印尼政治系譜中相當特殊，她既是「國父」蘇卡洛（Sukarno）的女兒，而且曾經擔任總統一職，在黨內地位不容置疑。事實上，梅嘉瓦蒂在過去兩次直選中相當活躍，多番與尤多諾約周旋，不過往往無疾而終。據當地傳媒報導，佐科一早打算參選，不過黨內派系意見不一，梅氏又似乎對「首任普選產生女總統」一名銜鍥而不捨，因此耽誤了不少時間和民望。在過去幾星期的拉票活動中，梅嘉瓦蒂更一度強調佐科的黨員身份，暗示他當選後仍需要效忠於她這位黨主席。民間支持佐科的原因，不外乎他擔任雅加達及梭羅市市長期間的優異政績和親民作風，不遺餘力打擊貪污與提高地方政府透明度。這些利好因素無一與梅嘉瓦蒂扯上關係。相反，假若群眾認為佐科僅是梅嘉瓦蒂的傀儡─而梅嘉瓦蒂執政年代正好目擊貪污問題出現惡化跡象─他們一定會質疑佐科到底有何能耐打擊貪腐，推動改革。今年四月國會選舉前夕，佐科本是各黨代表中民意最高的一人，如今普拉博沃能夠從三十幾點差異窮追至三、四點的距離，梅嘉瓦蒂的因素少不了。

軍隊及官僚組織保持中立？

即使印尼軍隊在政壇上的活躍程度不及泰國，而且現時憲法有條文禁止全職軍人參政，但軍方的影響力對當地政治仍然舉足輕重，例如尤多約諾、普拉博沃等都是軍人出身的。過去兩次直選中，早已有傳言表示軍隊及地方官員透過動員郊區群眾投票，支持他們心目中的最佳人選。根據智庫組織安全治理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Governance）分析，過去傳媒集中焦點到主要城市，甚少觀察郊區舞弊情況，縱容了這些貪官污吏進行非法活動。雖然總統尤多約諾近日連番要求士兵保持政治中立，但最近美國記者奈恩（Allan Nairn）在網誌揭露印尼特種部隊與情報機關已經準備聯手干預選舉，確保普拉博沃出勝。「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普拉博沃曾經指揮特種部隊，而且他保守的意識形態十分適合軍方脾胃，難避瓜田李下之嫌。

與此同時，上週日印尼當局在本港舉行的海外投票程序中出現許多錯漏，部份處理方法亦有違一貫印尼活動的作風。由於多數海外人士都傾向支持佐科，印尼選舉委員會的做法不禁讓人質疑，官僚組織可否捍衛政治中立的條件。

伊斯蘭組織及政黨的立場？

宗教向來都是印尼總統選舉不可分割的一環。印尼是全球最多穆斯林的國家，大約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七。雖然印尼並沒有設立國教，但迄今為止印尼總統都必定信奉伊斯蘭教，否則在目前極其複雜的選舉制度下，候選人根本無法獲得其他伊斯蘭政黨支持。有分析指出，高舉宗教多元的佐科在這次選舉中不斷遭受外間抹黑，誣衊他是華人、是基督徒的「事實」，令人氣本身遙遙落後的普拉博沃急速躍升。佐科為表清白，更急在競選冷靜期間飛往穆斯林聖城麥加「朝聖」，爭取國內教徒支持。消息一傳出，佐科人氣立即反彈，可見宗教立場的威力不容少覷。

相反，普拉博沃的競選團隊則帶有十分清晰的宗教立場。大印尼運動黨雖然主要鼓勵民族主義，但普拉博沃一方面受到當地最大穆斯林團體「伊斯蘭教士會」領袖的「祝福」，另一方面又與其他穆斯林政黨結盟，當中更不乏曾經反對美國歌手Lady Gaga到訪演出的「伊斯蘭捍衛者」（FPI）和「伊斯蘭論壇」（UI）等強硬派。除此之外，普氏盟友的民族授權黨（PAN）、民族覺醒黨（PKB）和聯合發展黨（PPP）等政黨都有意欲在印尼推廣伊斯蘭律法。倘若普拉博沃在總統大選中得勝，少不了要把部份政府職位分配到這些政黨手中。這個趨勢相信對什葉派、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團體，都會產生一定憂慮，擔心新政府有可能對個別宗教群組進行打壓，掉頭破壞印尼的民主根基。

金權政治會否借屍還魂？

最後，普拉博沃當選後的另一隱憂，便是蘇哈托時代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會借屍還魂，讓總統家族及盟友壟斷國家經濟命脈。普拉博沃出身於政治世家，離開軍旅在流亡約旦後一度棄政從商，掌控印尼努沙登加（Nusantara Group）商業王國，資產逾一億美元，而且他有個超級富商弟弟哈希娒（Hashim Djojohadikusumo）作為財源金主，雄厚家底遠遠超越平民出身的佐科。家人之外，普拉博沃的政治聯盟專業集團黨（Golkar Party）黨魁巴克利（Aburizal Bakrie）是當地傳媒大亨，旗下集團更控制全國四成電視觀眾，兩者結盟方便團隊「親近」民眾，讓後者人氣一躍而升。這種關係網絡自然不會簡單純情，畢竟政治歸政治，這些人情債務終有償還的一天。普拉博沃在政綱上明言減少外資，加強保護及推動本土經濟，表面上讓國內中產階層與大型企業受惠，但有機會變成政治分贓，將國家資源優先分配到個別組織手上，形成「裙帶資本體制」。事實上，自從蘇哈托下臺後，不少傳統受惠企業失去靠山，大家都希望透過具有蘇哈托影子的普拉博沃重建勢力版圖。

當然，佐科出身相對寒微，表面較普拉博沃「乾淨」；但他的團隊其實也吸納不少地區資本家與媒體大亨蘇雅（Surya Paloh）的捐贈，群眾對佐科肅貪的信心僅僅建立於他兩次擔任市長的政績與走入群眾的親民作風。長遠而言，佐科能否打倒這種金權政治的劣根性，壓下地區資本鼓吹的「山頭主義」，落實改革印尼醫療、保健等社福制度，仍然有待觀察。

印尼貴為全球第三大民主國家，其民主化歷程只有短短十年。這次選舉的激烈程度是歷史以來最熾烈的一回，兩位候選人支持度叮噹馬頭，坊間更有人揣測其中一方會不承認選舉結果，導致觸發暴亂。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論有一套「兩次輪替檢定說」（two turn-over test），意指進行民主轉型的國家必須經歷過連續兩次符合民主而和平的條件轉移政權，才可達到「民主鞏固」效果。適逢這次是第三次總統直選，正好便是印尼民主路的一大考驗。

（原文載於：http://goo.gl/RIUsx3 ）

泰國特赦法背後的政治角力

泰國國會眾議院周四以300票贊成，124票反對下，首讀通過由執政「為泰黨」提交的特赦條例草案，並決定成立委員會專門針對及修訂法律條文內容。這份草案主要針對2006年至2012年間曾先後被控參與反政府示威及造成社會騷亂的民眾，藉法律條文赦免有關指控。

相關條例在泰國牽起政治暗湧：一方面，提出草案的「為泰黨」議員沃拉猜（Worachi Hema）認為特赦法可以幫助當年蒙冤受屈的政治犯，並且有利推進國內和解；相反，民主黨等反對派懷疑草案旨在大赦前總理他信。假若草案變成法例，他信的貪污罪行亦可能因此得到豁免，更可光明正大回國重整旗鼓，絕非民主黨等反對派所樂見。

特赦條例牽起的反對聲音已經超越政黨層面，連人權組織都發聲表態，關注通過草案會縱容那些有份參與政變、侵犯人權的罪犯，特別是一眾曾經參與武力鎮壓暴亂的軍警。人權觀察組織亞洲主任日前表示，特赦條例只會讓這些武裝份子逍遙法外，擔心會打破先例，長遠削弱泰國的民主及人權發展。

從近幾年泰國政治局勢而言，特赦條例的影響其實不言而喻。自從2006年軍隊發動政變將總理他信推翻以後，支持與反對他信的政治板塊一直角力至今。反對他信封政的「黃衫軍」以中產、尊皇為核心價值，他們普遍不滿他信權力過大，有意挑戰泰皇至高無上的君權；另外「紅衫軍」大多以鄉郊農民為主，他們受惠於他信的農業政策，對推翻他信的民主黨嗤之以鼻。雙方在過去幾年多次進行正面衝突釀成死傷，即使在現總理英祿治下稍有改善，但彼此芥蒂仍然深刻，明顯缺乏互信。

「為泰黨」占眾議院過半數席位，要通過二讀、三讀等程序難度不大，但倘若英祿及其內閣官員無視這些聲音，強行通過法例，一定會造成民意反彈。在這次國會會議當中，曼谷當局在個別區域援引「國內安全法」應付反對派大規模的示威集會，可見雙方互信基礙欠奉。雙方在此役表現克制，未有釀成任何暴力事件。泰國近年「支持VS反對」的惡性循環導致國內政經局面不穩，假如未能改變這種政治生態，泰國經濟問題只會繼續惡化，更遑論處理國內的分離勢力。

津巴布韋的民主哀歌

非洲國家津布巴韋週三進行總統及國會大選，由執政逾三十年的總統穆加貝（Robert Mugabe）與總理茨萬吉拉伊（Morgan Tsvangirai）互相爭奪權力寶座。如無意外，穆加貝應該以逾半數支持下獲勝，自動越過第二輪選舉，以八十九歲高齡第七度連任。雖然津國在今年三月透過公投啟動修憲程序，名義上將總統權力大幅收窄，並通過一系列人權法案加強人民政治權利；但是回顧穆加貝過去政績，倘若一如他所言「管治到九十五歲」，津布巴韋民主發展及經濟復元的前景似乎一片黯淡。


港人對津巴布韋的認識，大概源於總統親屬與香港的淵源：例如2009年穆加貝夫人格蕾絲來港購物時毆打本港《南華早報》記者；千金波娜在城市大學讀書等花邊新聞。相反，除了津國一度推出過面額一百兆的紙幣淪為世紀奇聞以外，該國的發展狀況甚少成為關注對象。

津巴布韋今日是非洲中最貧乏的國家之一，失業率一度高達百分之九十五的遠超周邊國家的標準，連最嚴重的納米比亞，也只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口失業；通脹率在2008年直逼250,000,000%，據說花三萬億才可乘搭巴士。不過，在穆加貝上任總統前，津巴布韋一度是區內數一數二的經濟體，而且英國在殖民地時代遺下不少基建設備，本來讓津國足夠在保護主義的思潮下自給自足。


但是穆加貝的極端社會主義思想主導下實施激進土地改革，沒收許多農民的私有土地，並將其分配到親信手上；又藉排外民粹主義打擊外商投資，鞏固權力基礎；在其他社會福利政策花費極巨，嚴重破獲國家財政穩健。九十年代中葉，穆加貝漠視介入剛果內戰帶來的經濟壓力，終於導致國家陷入通脹危機，直到2009年，茨萬吉拉伊與穆加貝在非洲南部開發共同體（SADC）號召下達成和解共組政府後，前者的經濟政策才讓問題得以舒緩。


名義上，津巴布韋行政體制每五年由普選產生，選民理應可以投過選票將穆趕下臺。不過，津國在實行選舉時與柬埔寨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同樣從合法及非法的途徑影響選票結果。根據《經濟學人》與《衛報》報導發現，津國的已登記選民出現極不尋常的跡象：例如年輕、合資格選民出奇地少，但年逾百歲的選民卻有十萬人。這些「鬼魅」選民來自何處，他們的投票意向等等，自然成為其中一大疑團。執政黨與親穆加貝的民兵團關係亦是另一關鍵要素。在上屆大選中，初選領先的反對派成員受到襲擊，而且有部份反對派支持者被警方拘捕、打壓、甚至擊斃，令許多有心人卻步。再加上穆加貝擅長煽動民情，以「外國勢力入侵」等口號鼓動群眾，滋生暴力事件，讓選舉變成十分危險的政治活動。


由於穆加貝這次幾乎是注定獲勝，茨萬吉拉伊難從正常途徑否定這場選舉的合法性。但假如後者借群眾運動挑戰前者，似乎國內仍然未有共識，隨時會變成當年的泰國一樣，長時間陷入支持、反對者的「非我即敵」之爭，對津國的前途絕無益處。另一方面，茨氏與穆加貝為了這次選舉幾乎已經撕破臉，雙方互相批評對方抹黑，加上積蓄已久的心結，相信雙方要花許多功夫才能重新合作。這個時候，或許只有透過SADC、非盟等區域組織的仲裁下，才可避免國家陷入分裂。

反對派回歸 「救國夢」蓄勢待發？

流亡法國的柬埔寨反對派領軍人物桑蘭西（Sam Rainsy）上周獲柬埔寨國王特赦，昨日凱旋回歸首都金邊，在講話中表示此行矢志「拯救國家」，似乎為他帶領的救國黨下了一道強心針，讓本月二十八日的大選增添火藥味。儘管如此，桑的政敵─人民黨領袖兼首相洪森─之所以冠冕堂皇以「和解精神」為由，並要求國王發出特赦令，全因為洪森早已在幕後操盤，禁止「帶罪在身」的桑蘭西參與選舉過程。換言之，桑不但無法在這次選舉中與洪森競逐首相寶座，更連投票權利亦被剝奪，人民黨執政地位很大機會穩如泰山。

洪森借人民黨的軀殼延續其政治壽命，讓家族網絡壟斷國家政商系統，官商勾結的例子俯拾皆是，導致國內的民權狀況每況愈下。黨政官員強霸土地的問題尤其嚴重，政府常以經濟發展為由，以廉價租約將土地經營權外判予人民黨政要轄下企業，縱容後者巧取豪奪當地居民的住屋，在黨政共同操控國家司法制度的情形下，平常人家的權利根本不能得到保障。去年金邊萬谷湖（Boeung Kak）的和平示威活動，最後以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柬埔寨雖然名義上實行民主選舉，每五年進行一次國會選舉，表面上容許各政黨參選角逐議席；但是，根據政治學者分析觀察所得，柬埔寨實際上已經是一黨專政，人民黨在選舉期間一直干預全國選舉工程，甚至採用違法手段打擊異己，當中包括操控候選人名單、阻止政敵在媒體上宣傳政綱理念、篡改選民資料、「一屋七姓十三票」的種票網絡等，均是耳熟能詳的政壇舊聞。

以上月為例，有二十八名反對派議員被議會其中一個委員會開除議席，原因竟是他們合併及另組新黨，導致他們失去當選時候的代表性。這些話聽起來似是而非，不過執政黨幾乎掌握國家所有政治經濟體制，反對派與之相比實力懸殊，前者要指鹿為馬確非難事。而且洪森每次選舉前總能向選民提供種種福利，特別讓小商店老闆、城鄉居民感到方便，自然會將票投給人民黨。近日有統計顯示，近八成柬埔寨居民認同人民黨的發展方向，反對派要打擊其根基，宛如愚公移山。

然而，柬埔寨的政治經濟穩定一直是洪森的選票來源，因此選民才對人民黨的粗暴手段視而不見。倘若這種社會契約被打破，上述的社會弊端定然陸續浮現，更能凝聚反對派群眾，人民黨在選戰中肯定失去不少勝算。鑑於歐盟四年前已經開始減少對柬的借貸，而美國的援助金額亦有前設，金邊已經愈來愈靠攏北京。中國的經濟發展路線近日出現不少負面猜測，對柬埔寨經濟有一定影響，加上國內民眾對中國普遍沒有特別好感，持續的經濟合作可能加劇柬國的財富分配問題，出現民意反彈。那便是桑蘭西實現救國夢的時機了。

伊朗大選成溫和派絕地反擊機會？

伊朗將於本週進行總統選舉，近日不斷傳出候選人落馬消息。由憲法監護委員會於五月通過參選名單開始，已有三名重量級人馬被篩選，剩下八人角逐。過去兩日，再有二人被勸退，僅餘六人爭奪總統寶座。


從意識形態角度歸納，現時的候選人當中只有一人屬於溫和派陣型，四人來自保守陣營，一名獨立候選人。假如屬於溫和派的魯哈尼（Hassan Rohani）能夠堅持到周日，按目前以一敵五的局面，有利他集中選票，很大機會可以支撐到第二輪選舉。自從2009年大選，改革派候選人穆沙維落敗，指責現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選舉舞弊的「綠色運動」面臨種種打壓，運動領導人至今仍遭到軟禁，元氣未曾恢復。外間正在關注溫和派以及改革派支持者可否把握機會，重整旗鼓。


魯哈尼在這次選舉中具有幾個優勢：第一、他是唯一一個以教士身份的候選人，而且他對伊斯蘭革命及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一向表示尊重，可以獲取中間派人士及溫和派教士支持；第二、他與改革派人脈關係不錯，提倡保障公民權利，日前更獲得改革派領軍人物、前總統拉夫桑賈尼高調支持，加上如今改革派別無選擇，只可以支持魯哈尼。


第三、他與今屆政府無直接關係，可以對艾氏的經濟政策大加鞭撻。艾哈邁迪內賈德任內實行民粹政策，即使面對西方制栽，仍然大灑金錢提供福利，通脹率更高達百分之三十二，失業率卻仍占百分之十三，導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這次選舉中，保守派候選人似乎仍未汲取教訓，在經濟政策上仍然傾向以「派錢」作招徠，或者推動私有化加劇貧富差距，相信會失去不少城市選票。由於魯哈尼曾經擔任首席核談判代表，其溫和立場獲得英美接受，有利爭取西方國家取消制裁，因此較受年輕選民支持。


然而，溫和派回朝的最大隱憂，就是哈梅內伊的個人喜好。雖然伊朗自稱為「中東最民主的國家」，擁有一套較完善的選舉制度，國會及總統由普選產生等等；不過，選舉結果需要得到最高領袖認可，所以倘若魯哈尼不合哈梅內伊脾胃，最高領袖擁有權力否決選舉結果。另外，最高領袖隨時可以修改總統權力，將總統完全邊緣化，前總統拉夫桑賈尼、甚至現任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都因為一度開罪哈梅內伊而遭到「懲罰」，權力大不如前。最高領袖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甚至有機會凌駕選民認受，這就是「伊朗式民主」的一大特色。

緬甸民主挑戰難短期內解決

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上星期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期間，明言自己有意參選總統選舉，角逐該國元首寶座。昂山素姬及其所屬政黨全國民主聯盟（NLD）在國內獲得廣泛支持，遠遠拋離執政聯邦鞏固與發展黨（USDP），有資格成為緬甸第一位女元首，有望確立緬甸的民主化改革。

不過，昂山素姬如果要達成心願，建立一個成功的民主制度，仍需要幾個因素支持。

首先，緬甸軍政府在2008年成立的新憲法當中，規定總統候選人的伴侶不可是外國人。加入此項限制目的，便是藉「杜絕外國勢力干預」為名，阻止身為英國人妻子的昂山素姬改朝換代。雖然今年3月國會通過成立憲法檢討委員會，重新討論憲法的原則問題，不過USDP議員早已表示此舉只為檢討部份民族的自治性。昂山素姬早前亦坦言修改憲法是「全世界最難的事」。

另外，緬甸緬 11toral College)經濟雖然逐步開放，包括實行《海外投資法》，開放國內資源市場吸引外資發展國家經濟，加速國家城市化；但假如政策短時間內未能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或者國家資源落入權貴手上，很容易鼓吹排外思想及民粹主義。由於緬甸經濟需要大量外援，仇外主義導致經濟發展難有起色，而且跟民主精神越走越遠。

緬甸的種族衝突同樣對建設民主制度造成相當大的挑戰。除了近來若開邦羅興亞族人飽受僧侶與若開族人攻擊外，緬甸政府與其他民族的關係仍然相當脆弱。即使政府去年與大部份民族簽訂停火協議，但過去有不少例子證明任何一方會隨時破壞協定，令雙方重返戰場。登盛政府身於權力核心，不過軍隊幾乎不受其指揮，成為實踐和平方案另一絆腳石。本來昂山素姬父親昂山將軍生前提倡的聯邦制，以包容不同民族作為大前提，提升民族治權，加強各方代表性，是一個可行的辦法。然而，面對軍隊及部份緬甸人的保守態度，改革方案純屬紙上談兵。

全民盟以及整個國家對民主制度的見解觀念都有一定重要性。今年三月全民盟進行領導層選舉，釀成黨內「少壯派」與「主流派」的分歧。前者批評決策全盤由年老的「主流派」壟斷，任由昂山素姬說了算，幾乎沒有討論空間，更遑論任何公平和透明原則。即使批評對全民盟的支持度未見造成太大打擊，倘若這種管治方式延伸到國家層面上，那麼昂山素姬主張的民主觀念恐怕會讓許多人失望。

最後，國民支持全民盟的原因，有極大部份歸究於他們對昂山素姬及其父親的景仰；相反，全民盟提倡的聯邦制度、民主理念相對抽象，難以單憑概念獲取民眾支持。這種重視個人色彩的政治模式，對國家建立穩定民主制度相當危險。因為只要這個領導人離開崗位，或者政策效果有違民意導致群眾幻想破滅，整個制度將會很容易崩潰，國家甚至隨時陷入混亂局面。尤其昂山素姬身體機能開始退化，更需要把握時間擺脫國民對「支持昂山素姬=民主」的錯誤投射。

馬杜羅當選委國總統挑戰重重

委內瑞拉總統補選告一段落，一如所料，由號稱「查韋斯之子」的副總統馬杜羅成功連任。不過馬杜羅僅以百分之一點六的優勢取勝，有報導指差距之少實屬近四十年來首次，相較去年十月查韋斯「失手」以百分之十點八拋離同一對手卡普里萊斯相比，確實教人大跌眼鏡。

從這次投票數據中 ，可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卡普里萊斯雖然落敗，但無論是得票率及實質票數比上次高，能夠在一個月內成功集結支持者，反映了委國反對派及親商派之間找到共識，而且具備驚人的統戰能力。第二，馬杜羅得票較之前民調結果差距甚大，極有可能與馬杜羅二月宣佈貨幣貶值三成造成經濟民生狀況惡化有關，以致失去部份遊離票的支持。

當兩個候選人支持度這般叮噹碼頭，相信國內的二元對立日後會更白熱化。選舉後反對派的大型示威活動，「選舉舞弊」、「政變陰謀」的指責此起彼落，只不過是執政黨與反對派的一場預演。

當然，卡普里萊斯畢竟只是眾黨派妥協之作，經歷兩次「突襲」都無緣問鼎總統一職，地位受到質疑。早在補選前夕已有激進派不滿卡氏過份軟弱，而且卡氏領導反對派能力不足，未能及時阻止選舉後的暴力事件，大有機會為政敵帶來口實；而且反對派由多個政黨組成，合作機制相當鬆散，規模較小的政黨批評大黨壟斷決策，有違「直接民主」原則。同一時間，這次選舉失利必定會導致路線分歧，反對派應該轉軚走經濟主導的「新自由主義」路線；抑或繼續奉行溫和派提倡的「巴西模式」，強調社會福利保障，相信會成為另一個潛在憂慮。

即便如此，卻不代表馬杜羅地位穩如泰山。第一、選舉結果導致不少「查粉」失望，領導層內部亦將罪過歸究到馬杜羅的個人魅力身上，日後可否駕馭軍方或者國會議長卡貝友等政治力量，仍然是一大疑問；第二、卡普里內斯在這次選舉中承諾沿用部份「查韋斯時代」民粹政策，包括工人最低工資提高四成、打擊貧窮問題等，反映了兩者間的政策方向逐漸模糊。倘若馬杜羅不能在民生問題—尤其是罪案頻仍、供電不足、糧食危機—多下功夫，長遠下去，兩者只能靠個人魅力分辨優劣。況且，查韋斯時代獨靠石油換取民生的施政方法不利發展，委國始終需要徹底的經濟改革。倘若馬杜羅在處理以上問題一概未能達標，屆時，缺乏個人風釆的「查韋斯之子」只怕兇多吉少。

從教育改革著手打破墨西哥金權問題

過去幾十年，許多政體雖然在制度上存在著政黨制度，然而實際上卻是一黨獨大，無疑挑戰「政黨輪替」的理念，當中包括日本、墨西哥、台灣等等。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上許多時候都存在著金權勾結的弊病。雖然後來它們都出現政壇變天，在野黨與執政黨都出現權力輪替的現象，但時至今日，「黑、金、政」的三位一體仍然纏繞著這些地方，阻礙政府推動社會改革。


墨國現任總統培尼亞涅托（Enrique Piena Neto）上臺僅僅三個月，便企圖大刀闊斧削弱國內的貪腐集團。首當其衝的就是墨西哥最「著名」的教育界。墨西哥教育分佈一直出現分佈不均問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曾發表統計報告，發現當地有逾半數15-19歲青少年失業兼失學。


儘管「雙失」表面上只涉及當地教育問題處理不善，但事實上墨西哥的暴力及販毒率高企不下，與學業問題息息相關。正因為當地低學歷情況普遍、再加上墨西哥受到北美貿易協定規限，對美國開放貿易邊境，促成嚴重的高通脹及高失業困境，才導致更多青少年加入犯罪集團。前總統卡德隆過去六年藉高壓手段向國內毒梟宣戰，治標不治本，反而造成更多暴力罪案，無助解決問題。


培尼亞涅托的改革方案，卻主要針對「全國教師工會」（SNTE）及其終生主席葛迪洛（Elba Esther Gordillo）的權力。該工會自八十年代成形，起初主力爭取提升教師權益，不過許多批評指責工會與建制革命黨關係密切，即使是葛迪洛主席一職，亦與時任總統薩利納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向該工會施壓有關。如今工會會員數目達一百四十萬人，足以形成政治勢力左右政壇發展。同一時間，葛迪洛掌握教師生殺大權，即使受聘人士如何不濟，但只要向工會購買教師職務，便可自動從受政府資助的學校獲取薪酬。這種不受規管的手法造成相當嚴重的貪污風氣。


更無奈的，是這個龐大的工會集團掌握了一百四十萬選票，成為墨西哥各個政黨爭相競逐的對象。坊間曾有戲言，指任何總統候選人都必須得到葛迪洛「祝福」才可有勝選機會。前總統卡德隆亦蒙幸得到「祝福」，才足以藉些微差距贏得總統席位。亦正是這種政治權力失衡分佈，讓墨國的教育改革工作舉步為艱。


無獨有偶，政府宣佈推動教育改革翌日，葛迪洛便即時以「挪用公帑」罪名被捕。假如培尼亞涅托此舉能夠打破工會壟斷勢力，不但有利於政府財政上的效用，減少資源浪費，「造王者」下馬，更能為建制革命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的形象帶來一番新氣象，打破過去金權掛勾的負面形象。

改得太遲：敍利亞政權窮途末路之謎

敍利亞總統阿薩德周日發表演說，提倡全盤計劃「擴充政府」，重新啟動朝野和談，並進行全民公投通過新憲章；但同一時間他在言論中譴責由「蓋達」領導的反對派系，要求國際社會停止對叛軍提供外交及軍事援助，並表明此次將會是一場「保家衛國」的戰爭，無意短時間內下臺，甚至終結戰事。多份報導認為阿薩德此行純粹回應去年年底聯合國特別化表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的「索馬利亞論」─即敍國將會分裂成不同宗派部落，軍閥割據互相砍伐，人民會任由部落領袖玩弄，儼如今日的索馬利亞一樣。

阿薩德拋出橄欖枝，原意是奪取道德高地，逼使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停止在軍械上支持反對派。從敍利亞政權角度出發，阿薩德的言論無疑對歐美、抑或其他海灣國家，都是一個合時的下台階。近日《衛報》報導，許多已經公開承認反對派「全國聯盟」的國家都未有履行承諾，向他們提供軍事援助，導致反對派內部開始出現不滿聲音。敍利亞政府看準這個虛位，企圖離間兩者關係，然後來個漁翁得利，擊潰反對派，穩定局面。

到時候，改革與否已經不再是問題：因為聯合國安理會內，任何有關制裁敍國的議案都肯定會由中、俄聯手否定；敍利亞的防空守線較鄰國利比亞牢固，因此北約成員國將不會冒險設立「禁飛區」；同時，伊朗在幕後支持足以制約美國進行鹵莽的干預行動。

不過，阿薩德的如意算盤響了嗎？

首先，阿薩德的言論瞬間激起多個國家指控，批評所謂「和平方案」不過空話一則。即使是言辭相對溫和的歐盟外交高級代表艾希頓，都明確指出阿薩德必須交出政權，政治和談才可順利展開。儘管歐美國家礙於經濟原因未必希望支援反對派系，不過「全國聯盟」大可藉此機會證明敍利亞政權根本無心改革，惟有在短時間內合力推翻，敍國才會回復和平，西方國家才可集中精神應對經濟問題。

另外，敍國堅定盟友的取態至今愈見曖昧，至於在危急關頭下會否伸出援手，仍然存在很大疑問。例如俄羅斯一直都在聯合國極力支持阿薩德政權，但上月下旬總統普京卻表示自己「不太關注」阿薩德政權命運，暗示隨時可能倒戈相向，呼籲阿薩德下台；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亦在去年高調勸喻阿薩德應藉選票證明政權獲得認受性，而非透過戰爭或武力鎮壓。況且伊朗即將進行大選，候選人為爭取選票，更難預料下一步行動。

最後，即使阿薩德順利延續政權，但基於阿薩德此前一直無心改革，事態發展到不能扭轉的地步，敍國只會長期陷入長期不穩定的局面。敍利亞公開呈現出兩極化的現象，朝野已經造成不能痊癒的傷口。即使國家不至於發展到索馬利亞作為「失敗國家」的例子，但亦有可能出現蘇丹南北分裂的情況，雙方衝突常態化，生靈塗炭。

波多黎各公投結果啟示

美國總統大選完滿結束，上週筆者分析到奧巴馬連任對美國內政外交影響。不過與大選同樣值得媒體關注的，還有波多黎各自治區日前進行的全民公投。結果顯示多數選民支持「就與美國關係改變現狀」兼「成為美國其中一個州」，持續近半世紀的「入美拉鋸戰」總算告一段落。當然，公投結果不具約束力，合併與否仍取決於美國國會決定，經濟與治安問題可能成為一大隱憂。然而波多黎各這次公投結果對美國日後管理其他美屬地區的方法具有參考價值。

波多黎各處於加勒比海海域，屬西印度群島其中一個島嶼，毗鄰多明尼加共和國以及英屬處女島，與美國本土反而並沒有任何土地接壤。十九世紀末，美國與西班牙發生戰爭，西班牙戰敗並將僅存的西半球殖民地─關島、菲律賓、波多黎各(容許古巴獨立)─統統割讓到美方手上，自此波多黎各便成為其中一個美屬土地。波多黎各的總督亦改由美國總統任命，將美國的政治制度移植到當地，甚至通過法令賦予當地居民美國公民權。二戰後，美國提高波多黎各自治權，包括容許民選總督、制定憲法成立自治邦，與美國建立「聯邦」關係。即便如此，波多黎各居民除了兩黨初選外，並無權投票選出美國總統。

波多黎各曾就­「與美國關係改變現狀」議題進行過三次公投，惟獨每次結果均以反對票占過半票數收場。不過四年前支持加入美國的政黨「新進步黨」強勢入主自治政府內閣，大概預兆了這次公投運動的結果。加上奧巴馬四年前入主白宮以後，的確提高了對波多黎各的關注：不但任內推動「波多黎各民主法案」鼓勵居民自決政治前途(議案遭參院否決)，並成為五十年來首位出訪該地的美國總統。縱使這些舉措對公投未必有實質影響，但無疑加強了波多黎各建州派的理據。

波多黎各的政治命運仍然需要得到美國兩院通過才可落實，但假設兩黨對公投結果表態支持，筆者認為對美國內外政策都有一定影響及啟示：

一、國內政治形勢：波多黎各失業率比美國本土高出一倍，外間批評當地發展停滯不前，國家負債情況嚴峻導致當地暴力及販毒問題惡劣，因此經濟問題將會是首先一項挑戰。另外，波多黎各居民以拉丁裔為主，而且部份長居佛羅里達州，兩屆大選都是奧巴馬的支持者，加入美國理應有利民主黨吸納選票；共和黨經歷今次大選慘痛，大有可能改變其種族策略，以宗教和道德牌拉攏拉美族群，大可以波多黎各為試點。這次公投結果選擇「入美」的只有八十萬人，仍有近五十萬人對此有保留，另外亦有五十萬人沒有表態。把這些數據仔細分析，其實建州派的支持者不見得是主流民意，所以白宮處理該地問題更必須小心翼翼，避免重新點燃七十年代「波獨」狂熱，或者促成另一個北愛爾蘭問題。

二、外交方向：假如波多黎各加入美國，外交關係受影響的首先會是一眾拉丁美洲國家。近年拉美地區大吹左傾風潮，一直希望與擺脫美國的干預尋求獨立自主，故此以委內瑞拉為首的玻利瓦爾聯盟，甚至加勒比海及拉美國家都對「波獨」支持有加。加上波多黎各與美國本土中間夾著幾個國家，當中更包括古巴，對於白宮會否利用第五十一個州的特殊位置對中美洲「輸出民主」，難以預料，後者鼓勵「波獨」便更加不遺餘力。

細心分析之下，波多黎各入美的形式其實與夏威夷的情況相近：兩者本來並不屬於美國「天然」領土，而是美國透過外間壓力推動「政權更迭」所占領的土地，再由後者不斷「美國化」這些領地，然後名正言順的將之合併。假如這道方程式是成立的，那麼下一個最有可能成為美國第五十二個州分的相信便是關島。雖然外間有學說認為關島較傾向成為主權國家，再與美國進行協議建立聯盟；然而關島現時主流的公投方式代表性不足，勢必削弱公投結果的認受性；不過如果將持票人擴大到其他移民，那加入美國的機會便會大幅提升。當美國的邊界覆蓋到關島時，「重返亞洲」的理由便更冠冕堂皇。

查韋斯須從理想主義走回現實

委內瑞拉總統大選結束，現任總統查韋斯獲得百分之五十四的得票率，擊敗對手卡普里萊斯，成功第四度當選委國總統。雖便如此，與過往拋離對手至少百分之二十的幅度相比，這次選舉查韋斯卻僅以百分之九的得票差距連任，堪稱歷次大選中贏得最「悲壯」的一次，可見反對聲音在這六年間不斷凝聚。查韋斯要鞏固政權，提防任內再出現政變，相信在政策上需要逐步進行調整，既可履行對支持者的承諾，亦可緩和反對聲音，方可有效延續管治。

大選過後，美國保守報章一致認為查韋斯會維持「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激進路線實現「玻利瓦爾革命」，繼續以石油受益大幅注資與基層有關的民粹政策，剝削社會中、高收入人士，壓抑所有不利「玻利瓦爾革命」的聲音。對外方面，他們更狠批查韋斯反美先鋒的角色，與其他心懷不軌的國家同流合污…簡而言之，查韋斯連任將造成「委內瑞拉的不幸」。

即使保守報章的社評未必全盤客觀，委內瑞拉確實陷入一個關鍵的交叉點。首先，查韋斯的社會經濟政策覆蓋面十分龐大，推動全民高等教育、土地改革都耗費龐大，而國家收入大部份建基於石油價格，所以理論上委國的經濟基礎十分不穩定。金融海嘯一度導致油價急跌，對委國經濟及社福政策即接造成衝擊，正好反映「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的漏洞。

外交方面，過去查韋斯致力推行區域政經合作，不過前提往往是對抗「美帝國主義」，希望成立一個撇下美國因素的拉美共同體。查韋斯任內成立的「美洲玻利瓦爾聯盟」(ALBA)、南方銀行(BancoSur)等區域組織框架，均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反美色彩，經濟合作的利益反被邊緣化，難以引來地區經濟強國阿根廷與巴西的招徠。長此下去，不但無法靠地區合作為委國帶來額外貿易收支，反而為了維持查韋斯「老大哥」的身份形象，不得不「泵水」援助這些落後國家，徹底本末倒置了。

不過，與上次選舉過後大聲疾呼「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萬歲的氣燄比較，查韋斯這次明顯收斂得多，呼籲國家團結同時，並承諾會「改善作風」。獲勝不足一周，查韋斯便急不及待宣佈與南美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的整合計劃，從經濟基建方面打入智利、阿根廷及巴拉圭市場；另一邊廂，在國內講話中又多次強調無意破壞私人產業；口裡再鞭撻美國外交政策也好，也不忘強調個人對奧巴馬連任予以支持。

即使強人對社會主義道路仍然堅持，不過「二十一世紀」的口號變得空洞無物，功用甚有可能變成下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改革提供彈性，縱然保留一定的政治左翼色彩，但是在經濟、外交政策中作出些微讓步，緩和過去幾年激進左翼路線造成的負面影響。

日本獨立選民急增 有利橋下徹維新夢

近十年來，日本政壇主要由自民黨及民主黨壟斷。縱然國會選舉早已引入比例代表制成份，本來理應有利多黨制發展；不過選舉制度上仍較偏袒兩黨(例如比例代表名額占不足一半)，因此公明黨、國民新黨等小黨永遠只能依附以上兩黨，合組聯合政府，只有在少數情形下才能對政治環境發起重大影響力。二OO九年以前，在一個「混合兩黨制」的格局下，日本國民尚對形象新鮮的民主黨充滿寄望；然而事隔三年，民主黨連番施政失誤，要麼政策受到自民黨控制的參議院阻撓，要麼似消費稅一類政策民意反彈太強，導致今時今日民主黨民望只有不足百分之十。

不過，反對民主黨繼續執政並非表示輿論普遍支持勁敵自民黨。事實上，自民黨最近的支持率亦不過百分之二十五，而早前日本共同社進行的民調更顯示，兩黨之中「下屆首相最佳人選」石破茂(自民黨)竟然只有百分之九點八，共有百分之三十五表示「不知道」或選擇「其他人」，從此可見社會民眾對兩大黨表現不滿。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教授田中愛治日前公開研究數據，發現國內的「獨立」選民會隨著執政黨的呈現反方向變化，無論是以往執政的自民黨也好，當今的民主黨也好，獨立選票的走勢就宛如一面倒影與最大黨的支持率剛好相反。有趣的是，這些獨立選民內部近來都出現了一股新趨勢：年紀較大的整體都是政治冷感，或是對政黨政治毫不熱衷的；不過愈年青、愈有學歷的選民卻愈是單純地對自民、民主兩黨反感，他們大部份對國際事務及社區問題特別感興趣，反而不太過問本土的政治議題。

過去，日本同樣出現過類似現象，年青積極的獨立選民極其渴望由一個富魅力的政治人物代表他們，政綱甚麼的都不再重要，結果他們選出戰後日本政壇唯一一個「長命首相」─小泉純一郎。小泉之所以成功當選，事實上與他個人政綱無太大關係，反而是他成功擺脫了自民黨總裁一貫保守的形象，以「全面結構變革」作為競選口號為他換取支持。今日，獨立選民將相同激情投放在另一人選身上，他便是代表日本「維新派」的大阪市長，年僅四十三歲的橋下徹。

橋下徹本人素來口才出眾，領導能力更遠超一般日本政客，挾著過去主持電視節目的人氣，成功包裝自己，更以一倍的票數超越對手當選大阪府知事。橋下本人財政立場十分保守，上任後實行財政改革兼大幅削減開支，轉虧為盈；他最有名的「大阪都」構想更是鼓勵「都府合一」，建立屬於關西的東京都，除了表現其激進的政治野心，意圖提升地方自治權外，最主要原因卻是打破了行政架構重叠造成的資源浪費。橋下為達成夢想，更毅然辭去府知事職位，改去參選市長一職，其鮮明形象，再配合他在關西的「實驗」，鞏固了國民對他的印象。

不過，許多人卻忽視了橋下在文化與教育都同樣有保守的一面。例如，他創立的「大阪維新會」曾經提出《教育行政基本條例》修正案，設定教育目標的最終權限由教育委員會改為市長負責，該案於今年五月獲得通過；對公務員體系的要求則更加嚴格，不但實施禁酒令，又安排每兩年一次評核判斷員工去留，早前更成立專責小組監察公務員身上是否有刺青。據說橋下更一度認為公務員有唱國歌的義務。即使橋下本人亦不諱言，指「如今日本政治最重要的就是獨裁」。

橋下成立「大阪維新會」作為地域政黨，為他嬴取大阪市及府的政權，如今他已準備複製同一模式，組織新黨參與國會選舉。他染指國政的決心，早在其《維新版‧船中八策》中可見一斑，然而華文媒體卻甚少著墨他對改革國政的倡議。其中一點被視為「最激進」的，必然是其矢志廢除參議院的決心，鼓勵國家領導人由直接選舉產生。假如他的計劃得以實現，政黨便失去用武之地。如此激進，難怪有部份日本反對聲音斥他為「日本薄熙來」。然而，如果日本政治形勢朝著現今這個方向發展，假以時日，對自民黨─民主黨的輪替執政格局一定造成嚴重打擊，更可能鼓勵出更多橋下徹一類帶有民粹色彩或激進右翼的政治人物，屆時國內國外定會出現變化。

戰亂促使哥倫比亞「第三勢力」崛起

哥倫比亞西南部考卡地區(Cacua)托里比奧市(Torlibio)近幾星期不斷發生暴力事件，政府的安全部隊與反政府的革命武裝力量遊擊隊(FARC)進行戰爭，造成當地部落村民民不聊生。最終由於雙方對受影響原居民的要求毫不理會，終於促使後者還擊：突襲警察戰略要點，審判叛軍將領，務求將兩者逐出地區。事件重新帶出了哥倫比亞國內的民族問題。

哥倫比亞的原居民在國內地位長時間遭到貶抑，直到九十年代國家重新修訂憲法，賦予所有居民平等權利，他們在法律上的地位才得到提升。但是，制度上的認同並未消去政府與印第安人之間的誤解。

以這事為例，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聞言得悉原居民納薩族人的要求後，曾一度斥責他們「選擇了支持革命軍遊擊隊」，更有流言傳出中央政府在過去數月一直拘捕當地「參與革命活動」的原居民。然而，他們顯然忘記了村民早已飽受革命軍戰火蹂躪，而且後者在考卡地區從事走私販毒業務，對地區治安構成滋擾，當地居民難以對叛軍存有好感。如今無論是政府、親政府的少數民族組織、又或者革命軍同樣無視納薩族人要求，分別透過輿論和槍彈聲拒絕一切撤退的呼叫。如果劇情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反而有助促成國內少數民族團結起來。

根據非政府組織估計，哥倫比亞國內非裔或印第安人占全國四分一人口，與玻利維亞六成原居民的情況有明顯差距。雖然哥倫比亞原居民在參議院內有固定兩席議席，但除此以外，代表原居民的政黨在選舉永遠表現平平，只能擔當議會的極少數派。在這個環境底下，哥倫比亞印第安人的利益不獲主流重視，更遑論仿效玻利維亞由原居民執政。

其中效果最明顯的，便是國內經濟政策。哥倫比亞受到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影響，貧富問題日益嚴重。即使桑托斯強調改善國內福利措施，但去年與美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受美國補貼的農業大幅湧入哥國，對許多依賴農業為生的原居民造成經濟衝擊，累積了不少怨氣。一個觸發點大有可能將他們凝聚起來反抗。

而且，在政治制度上，考卡地區確實擁有培育「第三勢力」的潛力。第一、國家修訂憲法後，(諷刺地，政策概念受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中央權力大幅下降，地區政府的自治權上昇，不論行政、立法機關都要向區內選民負責。由於地方利益、政治氣候各有差異，政黨在地區選舉的影響力有限，相反，個人魅力對地方選舉更有關鍵。如果在考卡地區坐擁十一萬人口的納薩族能善用這項優勢，揀選魅力型領袖參選，帶出原居民與經濟政策議題構連，足以組成一股政治勢力。

第二、考卡地區一直是哥倫比亞原居民的「聖地」，過去托里比奧市更多番見證原居民組織政治運動，為印第安人爭取權益。過往這些運動受到各種內部問題阻撓，例如區內原居民的最大組織只關注單一議題─最顯著的包括土地分配不均情況─繼而忽視國內原居民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自治權利。所以，假如政府和叛軍在事件上仍然擺出一副毫不妥協的姿態，這將加快促成國內「第三勢力」抬頭。屆時中央政府推行全國政策，便不得不把原居民利益放入考慮之列了。

巴基斯坦「司法政變」 扎爾達里政途堪虞

巴基斯坦總統扎爾達里與國內司法機關的對立關係日趨惡化，總理吉拉尼被最高法院罷黜其總理職務，地方法院又向準備接替的候選人夏哈布丁(Makhdoom Shahbuddin)發出拘捕令。如今無人接管政府運作，伊斯蘭堡幾乎陷入癱瘓狀態。今次最高法院高調捲入政治事件，美國《華爾街日報》將此形容為「司法政變」(Judicial Coup)，槍頭明顯是朝著總統扎爾達里與執政巴基斯坦人民黨一行人。扎爾達里此前面臨內憂外患，這場「司法政變」無疑雪上加霜。

巴國最高法院對國家政治發展舉足輕重，近年在政治上的活躍程度更足以成為「政府─軍方─司法」角力的其中一名要員。尤其是首席法官喬德里(Iftikhar Chaudhry)挑戰前總統穆沙拉夫執政的合法性，打破「法官要效忠軍方」的禁忌，成為人民英雄。他矢志打擊貪污的決心，更促成最高法院借機發動這次「司法政變」，希望逼使內閣成員就範，提供扎爾達里的罪證，絆倒執政人民黨。不過事件產生了一個疑問：到底「政變」一事是出於最高法院的司法獨立判斷，抑或種種行為只不過是最高法院靠攏軍方，好讓軍方復辟的先兆？

畢竟巴基斯坦民眾對穆沙拉夫的政權怨恨很深，軍方如今正受伊斯蘭武裝份子困擾，進行軍事政變只會換來國內國外輿論批評，更可能使美國大條道理放棄巴基斯坦，這對軍方反恐政策百害無一利。至少，軍隊應該無暇準備發動政變推翻扎爾達里。

雖然如此，扎爾達里卻仍然面對反對派在國會推動彈劾議案的危機。反對黨領袖之一的沙拉夫(Nawaz Sharif)近來已經發動攻勢，要求扎爾達里提早解散國會進行大選。尤其是媒體早前爆出「備忘錄門」，伊斯蘭堡被揭與美國進行檯底交易，以巴基斯坦的外交決策方向，作為換取白宮阻止巴國軍方發動政變的酬勞。扎爾達里被沙拉夫狠批認同賣國，駐美大使因此黯然下台。加上最高法院已經受理案件，結果隨時成為反對派攻擊口實。

事實上，如今喬德里亦面對包庇兒子貪污的指責，甚有可能「優先」處理扎爾達里的案件轉移群眾視線。扎爾達里的貪污案件一日未解決，事情最後亦可能朝著「罷免漩渦」的方向發展：即任何總理候選人上台，最終都會被最高法院或豁下機關阻撓。除非扎爾達里或喬德里任何一邊突然下台，漩渦可能持續到翌年總統大選才可。

宗教衝突突顯緬甸改革挑戰

上週五，緬甸若開邦孟都鎮爆發宗教衝突，事件迅速擴散到邦內其他地方。總統登盛上任以來首次宣佈緊急狀態，派出軍隊進駐若開邦戒嚴，並接管該地的所有行政工作。這場衝突涉及佛教徒與回教信徒的糾紛之餘，其實亦牽連到緬甸改革面臨的兩大難題：網絡言論和少數民族管治。

雖說若開邦一連串以暴易暴的騷動，源於兩週前佛教信眾姦殺案；邦內回、佛信徒心存芥蒂，卻自十九世紀已開始累積。據稱擁有孟加拉血統的洛興雅族（Rohingya）一直篤信伊斯蘭教，在英國殖民地時代遷徙到若開邦，輸入廉價勞工，逐漸與該地信奉佛教的居民發生磨擦，更在二戰期間促成屠殺。緬甸軍政府執政後，仍然以高壓手段統治他們，且不承認他們的國民地位，只以非法移民的心態待之。

這次騷動為日後的少數民族管治帶來幾點啟示。

第一，緬甸國內擁有許多少數民族，單是官方認可種族的數量已經多達一百三十五，散佈二十一個邦區（包括自治區），部份種族與政府關係更相當惡劣。登盛接任總統一職，爭取改革國家政治經濟，於是向少數民族拋出橄欖枝。近幾個月，軍方及政府高層積極與撣邦、卡欽與克倫這幾個反對聲音最熾烈的地方進行談判，嘗試執行《停火協定》。有報章提出，登盛的目標是促成「全國民族大會」，擴大這些民族的自治權滿足當地群眾，作為解決種族矛盾的終極方案。

不過，這些民族未必全部信奉佛教，例如這年才簽署停戰的卡欽族，有超過三成居民是基督徒，習俗傳統不一，需要一定時間磨合。再加上兩地缺乏互信，齟齬可能變成武裝衝突的導火線，屆時將和平進程的計劃毀於一旦。而且，國內尚有其他不獲認可的少數族群，政府如何處理他們的訴求呢？

第二，騷亂能夠迅速蔓延，與中央政府解除互聯網封鎖有關。國民在互聯網未開放的年代，對網絡的使用方法與資訊接收渠道欠缺認知。如今，政府一下子解禁網絡言論，網民無所適從，有的對所有資訊照單全收，囫圇吞棗；有的將個人情感表現無遺，在討論區以「侵略者」及「恐怖分子」稱呼洛興雅人，頓時加劇族群衝突。政府一下子解封了網路言論，是鐵定不能走回頭了，不然只會造成更深的民怨，改革便白費心機。國家能夠做的，便是鼓勵新聞資訊如實公佈，不偏不倚地擴大接收層面，減少不知情者對事件的誤會，從而加深族群衝突。

巴西調查軍政府歷史難關重重

巴西總統羅塞芙（Dilma Rousseff）本週宣佈正式成立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矢志要就二戰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八八年）國內所有涉及侵犯人權的行為展開調查。調查過程必然牽涉到六十至八十年代間軍政府的惡行，而左翼出身的羅塞芙因曾經參與遊擊隊對抗軍政府，遭受軍方拘禁虐待，招致軍方擔心此舉純粹總統個人「報復」心態。

冷戰時期，拉丁美洲多個國家軍人發動政變奪權，而且打壓異己手法招人垢病，造成民眾不滿。以巴西為例，軍政府首任總統布朗庫（Castelo Branco）頒布了新憲法，賦予聯邦政府特權，打擊任何針對國家安全、政治和社會秩序的「犯罪活動」。名義上這是朝著巴西的左派人士而來，實際上卻方便軍方震懾民眾。

六十年代末，軍政府權力幾近不受制肘，一方面透過法律途徑禠奪政治犯權利[1]；另一方面，對付羅塞芙等參與綁架外交人員的激進馬克思主義者，軍方則採取嚴刑拷打的手法逼供。軍政府任內發起多次鎮壓回應反對者，造成多名政治犯外逃、失蹤、甚至死亡，牽起人權爭議。

雖然軍政府在還政於民前經已下令赦免部份政治犯，並承諾不會對任何參與「血腥行為」的左翼分子作出檢控，但該赦免法亦適用於軍隊人物。換言之，除非特定情況下，所有涉及違反人權的舉動將不會受到法律制裁。該法近年在巴西最高法院獲得肯定。聯邦政府在三月曾對一名前上校提出起訴，控告他與多名失蹤案件有關，起訴最終遭法院否決。從此推算，赦免法不能在羅斯芙任內推翻或修改，委員會任何調查成果難對軍隊成員造成法律上的影響。

再者，前總統盧拉及羅斯芙成立真相委員會挑起軍隊神經。軍中有受訪者質疑二人曾在六十年代末被逮捕並囚禁，擔心委員會的目的並非協助了解其他失散家人下落，而是公開當時的機密文件，公布下令鎮壓群眾的「幕後黑手」身份，製造輿論，秋後算賬。早於盧拉提出有關建議時，內閣國防部長及軍隊司令已「放風」準備辭任抗議。歷史對左翼政黨以及軍人之間造成的矛盾，可見一斑。

下屆世界杯及奧運碰巧將會在巴西舉行，政府除了需要加快發展基建設施配合，拓展旅遊業務外，更需要加強警方與軍隊合作對付國內毒梟，配合軍隊在國外的維和行動，改善國家形象。真相委員會的存在是政治多過「報復」心態的，主要為回應拉丁美洲近年批評個別國家軍政府時期違反人權的暴政，以免日後失去大國所需的道德高地，而非挑起軍隊內部不安。繼承盧拉務實取態的羅斯芙應該深深明白，在這個時候與軍隊攤牌，可能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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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在六八年四月里約熱內盧發生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引致軍方鷹派實行「第五號制度法」，指控千餘人，並取消了百餘名聯邦參、眾議員、接近二百名州議員及市議員的選擇權。

回望東亞的黑金政治

這次香港特首選舉幾近撕裂建制陣營，先有「感情缺失論」，後有「西九風波」、「僭建門」等醜聞，娛樂味道十足，港人對政聞的投入感亦算前所未聞。最近一摏「黑金風暴」將梁營捲入政治旋渦，使人聯想起日本、韓國、台灣等地方的黑金醜聞。縱使這些地方的民主發展比香港先行一步，然而黑金問題往往與政府領袖扣上，難免令人質疑，到底民主制度是否會催生黑金政治呢？

無論是台灣、日本、以及韓國，三個地方的黑幫勢力，早於在政體進行民主化之前，已經各種政治勢力建立關係。三地之中以日本為先，日本黑幫勢力早在明治維新初期組成政商關係網，招攬建築工人擴大組織，並開始靠攏政治人物，希望撈取利益，有部份黑幫人物更與政府合力打擊反對派活動。三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山口組等黑幫甚至加入極右民族主義政團，成立地下組織，協助軍事集團進行暗殺活動，換來的經營合法及非法經濟活動的權利。後來二戰結束，美國佔領日本，曾經企圖打斷黑幫與政府的羈絆。不過礙於外間冷戰氛圍，加上白宮有意栽培日本國內的保守勢力，黑幫組織才得以捲土重來。而他們開始改組自己的形象包裝，與國會(主要右翼)議員的關係更加緊密，更有右翼組織透露自己大部份成員都身兼黑社會要職。最重要一點，日本的黑幫是合法組織。

韓國與台灣的黑金政治跟日本有點相近，同樣與國外的政治氣候有密不可切的連繫，政府情願容忍，甚至鼓勵黑道人物打擊左翼運動，即使國內充斥暴力風氣，政府通過都選擇視而不見。他們同樣嘗試將黑幫收入投資到正當生意，透過洗錢進行利益輸送，不過實力自然無法與日本山口組匹敵，相比三地，韓國的黑幫介入政治倒不如台、日。台灣的黑金政治在李登輝治下更加發揚光大，容許黑道人物進行貪污賄選，造成「黑道治國」的局面；一O年，五都選舉期間發生的槍擊事件，保護國民黨參選人連勝文的，正是台灣黑社會竹聯幫堂主。

三地的政治體制轉型，催生了更多所謂「黑白共生」的情況，這是民主制度的一項敗北嗎？這些地區的黑幫勢力強盛，與民主改革前的政治狀況有關。政府對他們的容忍，間接培育出一個接著一個勢力龐大的跨國販罪集團。加上改革初期，這些團體懂得動用政治網絡鞏固政客及黑幫之間的利益。一般情況下，政客需要大量選舉經費支持，而且黑幫人物財雄勢力，故他們無意與飯碗作對。久而久之，這種關係制度化了，尾大不掉。不過選舉制度的出現，只是將黑金政治掛勾的方法轉換了形式，而非導政黑金政治的原因。相反，一個政治制度封閉的國家 (如蘇哈托時期的印尼政府) 更有推動黑金政治的動機，既需要與他們合作走私軍火糧食毒品，而且制度缺乏透明度，政治人物毋須對民眾問責，大可慷慨解囊讓非法集團肚滿腸肥。

香港有幸，黑金與政治的扣連未如以上地區嚴重，而且財力似乎遠不及地產富商。但除了將「黑金政治」當作茶餘飯後的話題外，政府及執政者必須認真考慮，如何杜絕事件發生。

巴新兵變落幕 無助解決雙頭政府紛爭

巴新總理(?)奧尼爾

去年八月，南太洋國家巴布亞新幾內亞政壇發生地震，前總理索馬雷（Sir Michael Somare）遭到國內多名議員罷黜，後者「轉軚」支持時任財相的奧尼爾（Peter O’Neill）「替補」成為新總理。然而最高法院在上月中旬宣佈奧尼爾非法奪權，要求重新恢復索馬雷的職位。奧尼爾拒絕依從安排，新舊首相於是各自組成內閣，更各自向不同的總督宣誓，各自聲稱自己是合法總理，巴國於是出現了雙頭政府。索馬雷得到國家總督及法院承認地位，而奧尼爾的主要粉絲則來自立法機關，雙頭爭持不下，對峙局面似乎會延續至今年六月的國會選舉。

上周四，巴國國內卻發生了一段小插曲。擁護索馬雷的退役上校薩撒（Yaura Sasa）發動兵變，在首都莫爾斯比港國防部一個軍營中，將支持奧尼爾的國防軍司令軟禁。薩撒在新聞發佈會中表明自己只是接替司令一職，事件純粹正常的程序，薩撒更威脅奧尼爾下台，要求他將權力歸還索馬雷，並暗示自己可能會動用有需要的行動達到目的。兵變證實獲得索馬雷陣營支持，翌日更有報章刊出一份疑似預先準備好的文稿，文中索氏呼籲國民冷靜面對軍營發生的任何事端，宛如未卜先知一樣。兵變陣營後來索性對外承認有關行動獲得索馬雷許可，後者藉此硬銷自己的合法性，並煽動更多軍方及警察加入行列。

巴新(前?)總理 索馬雷

薩撒最終以兵變罪名被捕，國防軍司令獲釋，兵變在三十小時內便告失敗。然而事件似乎無助解決國內的政治異像，索馬雷更不會因為兵變告吹便乖乖走下政治舞台。首先，索馬雷的政治背景比奧尼爾更加複雜，更富戲劇性。前者在六十年代開始踏足政壇加入國會，後來更領導巴國人民脫離澳洲統治，成為「國父」及首任總理。以上背景為他帶來大量的政治籌碼及粉絲團。索馬雷的政治生涯之中，有十八載總理的履歷，近十年來一直為建立自己的家族王國內舖路。例如在上屆政府任期期間，索馬雷經常借助自己在國會坐擁大多數的議會優勢避開任何政治抨擊，更可隨時隨地解散國會，表面上確保政治穩定，實際上卻為索氏貪污帶來方便，免受問責。外間一直謠傳索馬雷有意推舉愛兒繼任成為總理，索氏大可利用近兩三年的經濟成果為自己及家族爭取聲望。假如索馬雷主動放棄以上機會，不但無法「家天下」，更可能需要面對拖欠財務收益的指控。

與此相反，奧尼爾似乎有力改革巴國的政經問題。自上台以來，他進行了多項社會改革提升國內教育水平以及婦女地位，加上他對國內官員態度較索氏開放，比起前總理的「一
言堂」作風更能贏取少數族群及國內官員的掌聲。這些改革自然為奧尼爾形成壓力，想退也退不得。儘管如此，巴國有法例規定，國會議員不能在國會任期最後十二個月內，對內閣進行彈劾或作出不信任動議。由此推斷，除非索馬雷突然辭世，巴國的政治僵局只怕會維持到數月後的選舉。

安華獲釋素姬參選 東南亞民主風再起

先後兩日，馬來西亞與緬甸的政壇都發生了變動：吉隆坡高等法院宣判大馬反對派領袖安華三年前涉及的另一宗雞姦案由於證據不足，獲得無罪釋放；緬甸全國民主聯盟日前則對外確認，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將會競選四月舉行的國會議席補選。兩名反對派領袖如此高調重返政治舞臺，自然為當地政治發展及體制改革推波助瀾。不過，與中東波不一樣，假如兩地政壇成功開放，當權者的貢獻功不可沒。

安華獲釋後，反對派陣營民聯聲威大振，並揚言腐敗的政府將被基層力量推翻。反對派在過去一年間勢力逐漸擴大，去年七月更在吉隆坡籌備「淨選盟2.0」遊行（Berish 2.0），向大馬政府要求改革選舉制度。事件最後招致極大迴響，親政府組織的參與以及大馬警方的鎮壓行為不但削弱執政黨巫統國內的威信，而且國際媒體一致發表輿論批評政府手法不當，破壞馬來西亞的民主制度。反對陣營從中站在道德高地，賺取不少同情分有利日後選舉。

緬甸軍政府執政期間造成民不聊生，加上昂山素姬先天的特殊身份（開國昂山將軍之女）及後天悲劇的政治命運，為反對派陣營立下不少優勢。去年九月，新政府面對國內民眾壓力，被迫放棄興建與華合作的水力發電站。總統登盛（Thein Sein）回應有關決定，指出這是根據「人民意願」的答覆，與傳統作風迥然不同，甚有怯於反對聲音之勢。日前，昂山素姬重新接任黨主席，宣佈出選國會補選，故勿論是勝是敗，短期內都有助反對黨凝聚力量。

相比起中東波由下而上式的政治革命，馬緬兩國政府似乎更加明暸民眾示威力量銳不可擋，分別對國內異見聲音主動作出讓步。國內安全法在大馬執行了接近半個世紀，被外間認定是打壓反對聲音的惡法。大馬首相納吉（Najib Razak）經歷了「潔淨盟」後，痛定思痛，在幾個月後宣佈廢除該法。今次對安華事件中，納吉亦標誌自己並未有干擾司法機關栽決，種種決定有助確立該國民主化。

至於緬甸政府的改革開放措施比起馬來西亞來得更急速大膽。登盛上臺後幾日，緬政府便釋放昂山素姬，並且不斷釋出其他政治囚犯，減少針對私營媒體機構的檢察等等。而且登盛對昂山素姬態度尚算積極，不但沒有阻撓她進行全國訪問，更表示歡迎後者加入政府擔任要職。

當然，兩地政府的開放取態與國內政治形勢有關：納吉希望透過政經改革嬴取雪州政權，鞏固巫統地位；登盛則希望在政治改革上作出讓步對西方釋出善意，換來其他國家放棄制裁甚至協助國內經濟發展。

泰王與泰國民主化：魚與熊掌？

各位準備前往泰國渡過甜蜜聖誕的朋友請留意：假如你曾經在網上公開批評或羞辱泰國王室，那麼你們這趟旅行必須小心。一名生於泰國的美籍汽車商人曾經在網上張貼了一份被泰國當局禁止刊登的文件，並將其翻譯成泰文。由於文件牽涉大量與泰王普密蓬(King Bhumibol Adulyadej)有關的資料，該名商人於五月到訪泰國時候被當局拘捕，日前更被泰國法院以欺君罪名宣判監禁兩年半。

事件惹來美方以及人權組織關注，一方面他們對盟友曼谷的王室表示尊重，但另一方面他們亦需要捍衛國民的言論自由。況且，「侵犯」或「侮辱」王室的定義可以很遼闊，一不小心可以被政黨挪用，作為針對政敵的武器，「莫須有」的味道十分濃烈。面對反對聲音，曼谷政府卻依然故我，並聲稱將會關閉所有涉及侮辱王室的網站。由此可見泰國普遍民眾對王室仍然十分敬重，王室人員依然不能隨便拿來開玩笑。

雖然泰國奉行君主立憲制，參照外國的慣例，國王的地位只屬於象徵式，實權欠奉，甚至應該盡量迴避談及國家內政，英女王正是箇中典範。泰國於一九三二年轉型，首次實行這種政治制度，泰國王室的影響力卻絲毫未見減退。以當今泰王為例，他多次在政局不安之時發表講話暗批政府，間接讓反對派獲得認受性，促使後者推倒政權。七十年代，泰國出現反政府浪潮，軍隊血腥鎮壓群眾企圖平息亂事。事件導致泰王介入，並透過講話暗示對軍方不滿。最後政府出現真空，由泰王親自選出首相執掌臨時政府。

同時，泰王與軍隊關係密切，而且後者不受民間歡迎，軍人不得不順應民間「尊王」的文化，藉此改善形象。近二十年，泰國軍方更儼如泰王的忠實支持者。二OO五年，俗稱「黃衫軍」的人民民主聯盟(People’s Alliance for Democracy)進行街頭抗爭，要求當時首相他信(Thaksin Shinawatra)下台，後來軍方發動政變，他信流亡海外至今。泰王在事件中的身份，一直眾說紛紜。走民粹路線的他信向來與泰王不咬弦，當時更有陰謀論盛傳他信有廢王之心。許多人都認為軍方事前得到泰王首肯，才決定推翻他信。只是現今證據不足，難以確認泰王的介入程度。況且泰國如要突顯自己的民主制度，更不能表明為人尊敬的國君竟然就是破壞制度的其中一人。

儘管如此，身處這個網絡盛行的年代下，泰國當局必須承認民眾輿論的力量愈來愈強大，同時愈來愈難壓制。加上泰王近年健康狀況急轉直下，繼任人魅力卻遠不如父親得到群眾認同，外界揣測軍方勢力未必再聽命於中央，屆時可能亂象頻生。從西方民主化學界角度推拷，君權與民主難以並存。站在十字路口的泰國如何平衡民主、君權，及軍方的勢力，是災後政府必須面對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