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蒼井空看中日軟實力對比

中日釣魚島主權爭議鬧得不可開交之際，日本前成人電影女藝人蒼井空宛如擔任兩國和平大使，發揮其「蒼老師」的影響力，呼籲雙方群眾克制冷靜。無論是在新浪微博展示墨寶呼喚「中日人民友好」，或者在《朝日新聞》訪問期間表達個人意願希望兩國能重拾友好關係，蒼井空的言論在網路世界均造成一陣哄動。即使是反日示威中，更有群眾高舉標語「釣魚島是中國的，蒼井空是大家的！」。似乎除了毛主席肖像外，並無其他人物的人氣程度都能與之匹敵。

蒼井空在中國網路世界的地位一直不同凡響。2010年，有中國網民得悉她的Twitter帳戶後迅速在網路世界瘋傳，國內網民「翻牆」風氣一時無兩，據報粉絲數目以一秒加一人的驚人速度急增。同年，中國發生青海玉樹地震後，蒼井在個人微博發起募捐運動，號召日本人協助災區村民，再次轟動中國網路世界。其後蒼井啟用新浪微博，首日便獲得逾22萬粉絲追隨，據報已榮登最受歡迎的外國用戶寶座。幾個月前，有工作人員更在河南省平頂山市中心「公然」播放「蒼老師」的成人電影，再次惹起網民哄動，足見她人氣程度仍然長盛不衰。

這次釣魚島風波中，蒼井空卻從「娛樂」變成「政治」版人物。最新一期《經濟學人》指出，中國反日示威種種示威標語、言論都反映出中國網民在「愛國」論述中隱含了一套十分矛盾的思想。譬如從反日標語中，網民們恰好描述出中國國人反對日本整個國家「購島」事件，卻想理順自己喜歡蒼井空作為日本人、甚至日本文化象徵的現實矛盾，故此得出「蒼井空是大家的」結論，企圖將政治與文化分割。

中國祟尚日本文化事業並非甚麼新鮮事。無論是日本動漫、演藝、或者個人涵養，在中國素來都有固定市場。311福島地震後日本人展示其民間合作精神更獲得不少網民驚嘆，有部份更以此與中國人災後「發死人財」的行為作對照。然而，中國人對日本政治上普遍帶有偏見歧視，一方面礙於日本侵華的既有歷史，加上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的取態經常觸怒華人；另一方面中日媒體不時渲染雙方威脅，將這種不信任推得更深，而東京稍有任何舉動都將被視為「對華不利」。

如果循這思維推演，中日要達到本質上的友好狀態，並不能單靠政府的外交政策安排，民間非國家個體的功用亦不容少覷。從蒼井空近幾年在中國的正面形象而言，無論中日關係日後往何處發展，相信她作為日本親華的象徵都會有一定市場。話說回頭，中國雖然近年來積極推廣中華文化，廣立「孔子學院」宣揚中國「和平發展」觀，然而中國強行推銷這些軟性產品，與日本並排便有點相形見拙了。

泰柬衝突突顯東盟制度不足

泰國、柬埔寨持續一年多的外交僵局終於有緩和跡象：兩國部隊分別撤離了駐守柏夏威寺（Preah Vihear Temple）附近區域，為該地設立暫時性的「非軍事區」（Demilitarized Zone）。不過國際法庭早於去年七月已經裁定以上安排，雙方卻在事隔一年之後才開始執行撤軍，正好突顯東盟內部缺乏一套有效機制解決成員之間的衝突。

事實上，東盟並非沒有爭端解決機制。根據《東盟憲章》第二十四條，成員國如有任何衝突未能解決，理應按照《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規定，成立高級委員會向爭端國提出解決方法。不過，採取有關安排的前提是，東盟必須獲得所有爭端國同意。否則，問題將會在峰會上討論並商議。

需知道，東盟成立之前，東南亞地區關係緊張，除了對抗共產主義在地區抬頭以外，國家之間仍然受到歷史及殖民主義的餘波影響，關係反覆無常，更隨時爆發出地區戰爭。因此，成立東盟其中一項目的，便是要消除地區惡劣氣氛，利好國家發展經濟促進合作。

有趣的是，爭端處理機制自從東盟成立以來未曾召開過，為什麼呢？雖然東南亞國家簽署加入東盟以後，的確在爭端上表現克制，但並非代表之前的領土紛爭經已自動解決。即使是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菲律賓，這些核心的東盟國家，它們也會間竭爆發邊境衝突，只是衝突不如柏廈威寺般鬧得觸目。

而且，要啟動爭端處理機制必須得到雙方涉事國首肯，這幾乎是無可能的。去年二月，柬埔寨聲稱遭到泰國軍隊侵襲，數度要求東盟派員監察事件，以證明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卻礙於成員國對「共識政治」近乎教條式的信奉，泰國利用這個漏洞阻撓身兼主席國的印尼進行斡旋，最終將事件搬到國際法庭接受裁決。

雖然過往國際法庭亦曾處理馬來西亞與印尼的主權爭議，但當時雙方只有軍事僵持，事件並未演變成軍事衝突。柬埔寨這次繞過東盟機制，直接由國際法庭解決爭端，難免大幅削弱東盟威信及權力。這般造法自然無可厚非，不過先例一開，他日其他國家倘若照版煮碗，東盟作為建立互信的制度一定受到打擊。

再過三年，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便將啟動，在區內加強推行民主管治外，藍圖亦有提倡訂定行為準則規範成員國行為。然而在眾多倡議中，仍然以溝通協商作為處理爭議的手法，即使違規亦未見有條文懲罰。有學者指出東南亞缺乏「東盟意識」，「同為一體」的觀念尚未萌生，導致國家互信不足，故此應該給予更多時間國家學習雙方習性。不過，過了接近半個世紀，東盟在制度化的過程上仍然裹足不前，難以使成員國對機制信服，反而更可能向外力求助。長遠下去，只怕更難建立「東盟意識」。

傳統安全概念仍然困擾亞洲區域合作

在國際關係學術定義上，安全(security)可以簡約地分為傳統(traditional)及非傳統(non-traditional)。前者主要涉及軍事行動，以國家為行動單位。上世紀軍備競賽間接促成兩次世界大戰，目的希望捍衛/擴充國家領土，到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受制於核威脅，講究陣營之間勢力均等。相反，非傳統主要在冷戰終結後才興起，定義較含糊：凡不屬「傳統」的安全考慮，包括恐怖主義、糧食或氣候危機都會被列入其中，由於受影響範圍通常跨越國界，較多以「人」，而非國家，作為考慮因素。

後冷戰時代，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軍事力量遠超其他國家，自然可以著眼於區外的「非傳統安全」議題，保持其影響力。然而，亞洲國家並未受蘇聯解體影響，仍然深受傳統式安全思維決定外交方向，日本、菲律賓等多個美國盟友更憂慮白宮將會撤出地區而驚恐不定。區內國家長期互不信任，就連東盟組織成員國之間亦會偶而發生衝突，因此區域合作從不深入。這個趨勢對逐漸追求「區域化」，以解決「非傳統安全」作為要務的世界潮流，難免產生抵觸。

亞洲國家(主要指東亞及南亞)致力爭取領土完整，對有爭議土地寸土不讓。近三年，中國與越南、菲律賓就南海島嶼主權上經常發生衝突，將美國日本印度等區外大國介入主權糾紛之中，區域緊張局勢急遽上升，國內更有網民支持解放軍硬起來，佔領南海，甚至與越、菲開戰。何況南海純粹區內糾紛的冰山一角，朝鮮核危機、中印矛盾的白熱化等。即使日韓兩國同屬美國盟友，亦時為竹島/獨島的主權進行罵戰。

專門研究軍備買賣的國際智庫組織SIPRI指出，印度的武器進口量已經達到全球第一，亞洲國家亦占全球的首五席。這固然與它們本身對外國武器依賴不無關係，但假如國家對周邊安全有信心，那麼這幾年來增加軍火支出就不乎邏輯了。儘管這可以是外交姿態，事實反映出亞洲國際關係仍然不太和諧。

雖然外間認為亞洲國家可以憑藉打擊跨國販毒、海洋安全等非傳統議題上的合作，增強互信，從而避免發生軍備競賽的傳統安全挑戰。不過亞洲國家本來種族多元化，與拉美、歐洲、中東種族背景類近的地區大相逕庭，而且東亞國家的民族意識十分熾熱，很容易變成國家民族衝突的催化劑。這些問題實際上較難靠簡單的合作解決。反而國家時為領土主權發難，更有機會危及合作關係。而且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的決定通常基於現實需要，對凝聚「區域一體化」意識未必有長遠效用。解決亞洲國家信任情況，只有達到真正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將之具體及制度化，才能除去區域合作的巨大障礙。

增購軍備，東亞、南亞勢將成為戰爭熱點？

著名國際安全研究智庫，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日前指出過去四年（2007年至2011年）的武器交易較上一個年度（2002年至2006年）多出百分之二十四。當中亞洲國家的軍備進口量冠絕全球，印度更取代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軍械入口國，占全球一成，其次是南韓、巴基斯坦、中國，然後是新加坡。由此可見，東、南亞地區仍然十分依賴外國武器。

這個趨勢發展下去，似乎應驗了部份學者預言，亞洲國家將會相繼出現軍備競賽：面對周邊國家的軍械威脅，國家將會購入或研發更多軍備加強自己國土安全，結果觸發其他國家效法，情形似走入無底深淵一樣，大有可能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覆轍。同一時間，亞洲去殖民化的過程未曾完成，國家之間尚為領土問題鬧得僵持。假如國家政府稍為處理失當擦槍走火，戰爭如箭在弦。

筆者不排除以上悲觀發展可能。事實上，早於冷戰結束後已經有學者發出類似警告，特別當時北京與西方國家關係惡劣，加上美國撤出菲律賓，而中國亦逐漸具備挑戰日本的能耐，情況使人憂心。

不過，進口軍備與擁有軍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印度大幅進口軍備，部份原因固然是回應安全考慮，既要面對巴基斯坦、中國等印象欠佳國家的威脅，又要準備迎接國內恐怖份子隨時襲擊，自然要時刻保持一定軍備數量。另一邊廂，依賴外國武器同時反映國家軍械發展質量尚未成熟，即使印度早前曾表態希望大幅增加本土貨品，然而事與願違，必須向俄羅斯這個傳統兵器賣家招手。日本和南韓面臨相近窘境。

相反，中國雖然減少進口軍備，然而國內的軍火生產商卻成功開發大量兵器，過去四年間，中國的出口量急升近一倍，成為全球第六大出口國，更是全亞洲最大的出口國。儘管如此，中國貨品的主要目的地仍是巴基斯坦、伊朗及非洲部份國家，短期內難登大雅之堂。況且，歐美國家對華仍然實行武器禁運，故中國可選擇的進口商有限。

以一個國家進出口多寡來決定該國外交政策方向，難免以偏概全。第一，美、俄、德、法、英依然壟斷了全球軍火出口市場，如果以上述邏輯推拷，最危險的地方似乎是歐洲，因為它們擁有製造軍械的能力，比只能依賴進口維生的國家更可怕。第二，以上數字反映的只是合法及已登記的交易，許多非法走私項目並未列入考慮之列。除了埃及以外，非洲任何一個地方均不是全球二十大軍火進口國之一，然而當地戰亂頻仍，童兵、軍閥問題嚴重，槍從何來？

進口軍火有時候是一種外交姿態，多於一種劍拔弩張的形勢。以星馬為例，兩國同時列入全球首二十軍火進口商之一，不過雙方自獨立以來並未發生過任何軍事衝突。增加軍備其實亦可解讀成為震懾力的表現，從而阻止鄰國輕率發動侵略。自從成立東盟以後，雖然區內偶然發生邊境衝突，然而東南亞地區戰事數量已經大幅下滑。

現時東亞及南亞地區不穩，歸根究底，因為區內國家缺乏互信，現有合作機制就如無牙老虎一樣，無力威嚇違規國家(尤其大國)，加上美國積極介入區域事務，致使國家對軍火仍然十分依賴。要解決現時問題，唯有在現行制度上增添更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文，鼓勵國家減少軍備，才可以增強區內互信，阻止戰事發生。

區域組織介入成員國內政 國家主權只剩軀殼

法國總統大選在即，現任總統薩爾科齊將競逐連任，與社會黨代表奧朗特（Francois Hollande）爭奪總統寶座。不過薩爾科齊形象欠佳，五年施政備受爭議，近來民調更顯示其支持度落後於人。左翼團體在國內形勢大好，眼見有機會重返愛麗舍宮。然而奧朗特打算重新商討歐盟的新財政條約，而且經濟政綱與周邊右翼國家相左，外交關係可見並不樂觀。日前德國、英國、西班牙及意大利領導人分別支持薩氏連任，更表示無意與奧朗特進行會談。歐盟國家如此明目張膽干預盟友內政實屬罕見，而且國外領袖與國內民眾偏好出現落差，突顯出地區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角力及衝突。

冷戰初期，世界各地瀰漫著一種劍拔弩張的氛圍，有國家為求自保免受牽連，與周邊國家建立合作關係，組成區域組織，希望可以保持國家經濟復甦、發展。西歐國家最初組成歐洲煤鋼共同體，東南亞國家建立東盟，均與當時的政治氣候扯上關係。冷戰結束後，這些合作不但沒有因而瓦解；相反，聯合國基於無力制定有效措施應對所有國際問題，選擇採取下放更多權力予區域組織的策略，維繫各地和平。於是，這些組織大多從本質上的經濟和外交合作演變成為跨越政治、經濟、安全範疇的體系，成員國之間合作領域自然愈來愈多，接觸愈來愈頻密。

伴隨著緊密合作的同時，其實隱含了另一種意料不到的效果，那就是蠶食掉國家主權。儘管目前只有歐洲建立了一套凌駕國家主權的合作系統，包括歐洲議會、歐洲中央銀行等等，但區域合作間接都會削弱國家一定程度的自主能力，東盟便是最佳一例。東南亞國家歷史複雜，占地又少，領導人對「妥協國家主權」之說噤若寒蟬，這方面從成立東盟的「曼谷宣言」可見一斑。而且東盟為捍衛成員國主權，它們的決策機制只會透過「磋商、共識」等尋得結論，甚至對評論成員國的國內政治情況都諱莫如深。然而，受到美國及西方國家的輿論壓力影響，東盟終於開口「干涉」成員國內政，先後組成「三頭馬車」介入柬埔寨，又批評緬甸軍政府造成人道危機，最終這兩個國家為保留合作空間，都作出妥協姿態，可見東盟的舉動曲線否決了早前崇尚的「不干涉原則」。縱然妥協是自己選擇的，但上述事例可見國家主權與區域利益產生抵觸，避無可避。

那麼，如果換過頭來，國家選擇不加入區域組織，可以有效保留國家主權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為全球化製造了一個另類政治氣候，催生了許多非國家個體以及跨國問題，已非單憑一個國家可以解決，加入區域合作組織促使成員國之間進行政策協調，固然是應付問題的良方，不過賠上絕對意義上的主權以及部份自主能力，已經成為大勢了。

新加坡菁英管治的政治經濟學

上周四，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宣佈接受國內政治職位薪金檢討委員會的建議，將於一月十六日向國會提出動議，包括他在內所有政府高級官員將接受薪酬下調的命運。李顯龍的年薪將減幅百分之三十六，收入從二百三十萬美元減至一百七十萬；總統及國會議長的年薪減幅更超過一半。儘管如此，李顯龍仍然是全球收入最高的國家領袖。新加坡雖然不過彈丸之地，不過國家素以廉潔治國見稱，高薪政策實在功不可沒。

新加坡現行的政治職位薪金的主要計算方法，從一九九四年開始沿用至今。部長職位的工資主要參考國內銀行家、會計師等六門專業各最高薪金的首八人收入的三分之二，然後補送養老金以及其他津貼、花紅等等。反對派人士一直指責現行制度與私人企業掛鉤，政府只會推行有利富商的經濟措施，保障自己銀包袋袋平安，反而無暇處理窮人關注的民生議題，實際上是聯合富人欺壓窮人的做法。

面對以上指控，新制度廢除了上述直接連繫私企薪酬的計算方法，改為參考方法擴至國內一千名富人的年薪，按其中位數薪金再打六折，並取消養老金及政治職務者特別津貼，作為回應反對派的控訴。即使如此，內閣高官收入仍然太高，年薪仍是過百萬美金，而且新制度依然沒有解決偏袒富商之嫌。薪金檢討委員會在作出建議時強調，政治薪金必須富競爭性，鼓勵有志者從政。事實上，「競爭性」的潛台詞除了是吸納人才外，更重要的是降低領導人貪腐的動機。

新加坡國土比香港還要小，經濟增長自然十分依靠國外直接投資及跨國企業業務。因此要促進外商信心，國家清廉的形象十分重要。根據比較國際廉潔程度的「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最新數據顯示，新加坡、丹麥與新西蘭的政治廉潔位列全球之冠。緊接著新加坡的東亞城市便是香港了。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排名更是差天共地。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東南亞，泰國、印尼等等成為重災區，其中一個核心原因在於當地官商勾結情況嚴重，高級官員的私人網絡偏佈所有經濟體系，貪污風氣日盛不衰，導致架構失衡之餘，許多行業缺乏競爭力，當地政府更無心推行任何有效改革。新加坡雖然受到牽連，但箇中大部份都歸究於國家對外式的經濟發展模型，相反國內的貪腐程度在新加坡長時間得到壓制。

不過，過去一年執政人民行動黨不斷面臨反對派的挑戰，加上民間萌生出不滿聲音，李顯龍改革的方向必須更加面對群眾，改善民生議題。然而新改革方向仍然略為舊酒新瓶，民眾依舊覺得高官仍然是高薪厚職不知民間疾苦，而富魅力的領導李光耀經已退下舞台，來年執政黨只怕依然困難重重。

黃海喋血案反映東亞海洋主權問題

日前黃海發生中韓漁民衝突，導致一名扣押中國漁船的韓國海警被殺。事件激起中、韓兩地爆發民族主義示威，韓國民眾反應激烈，既有民間團體試圖衝擊中國大使館，南韓海洋警察廳更表示考慮日後容許開槍射擊違規的中國漁船。至於中國方面，日前更有示威者對南韓駐華大使館施予襲擊，中韓關係逐步緊張化。


東亞國家自二戰結束以來，國際關係一直受到海洋安全議題纏繞。中國分別在東、南海與日本及東盟成員國發生磨擦；獨島/竹島主權影響日、韓邦交；日、俄在北方領土問題上仍未解決。東南亞一帶更有武裝分子、海賊等非國家勢力干擾地區安全。隨著東盟成員國之間互相合作，對抗非國家個體的成績開始浮現。相反，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主權紛爭，則仍然是地區安全的絆腳石。畢竟凡是涉及主權問題，東亞國家都會變得異常敏感。


中、韓兩國雖然沒有正面的領土主權糾紛，不過是次黃海喋血案，卻源於國際海洋法賦予每國沿海國家的專屬經濟區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根據該法，國家的領海範圍只限於沿岸計起十二海里，不過國家的專屬經濟區則覆蓋該國家從領海基線延伸到二百海里的範圍。而沿海國除外，海洋法並未列明其他國家有權在該經濟區進行捕魚。這次血案，就是由於中國漁船在仁川市甕津郡小青島西南方85公里裡進行「非法捕魚」活動，故此韓國海洋警察廳進行緝捕，並引致悲劇發生。過往中國與日本、越南多番因為漁船及捕魚問題發生糾紛，並因此升上國際層面，成為超越商業上的問題。


就這次漁業問題，韓國一方措詞強硬，總統李明博更表示要劃撥特別預算，強化海警裝備及人力，制定對策防止悲劇再次發生。雖然事件的嚴重性遠不及去年九月中、日就釣魚台撞船一事所引致的外交糾紛，國家之間卻必須加緊國際的海事合作以及成立仲裁機制。例如中、日、韓民間團體致力促成的合作協議草案，早已就三國漁民面對捕撈糾紛的合理應對方法作出指引，希望可以減少暴力事件。然而缺乏政府層面的介入，始終難以規管漁民及海警的行為。各國政府亦應該致力教導漁民盡量遠離兩地邊界地區，更理想的，甚至是鼓勵漁民改變漁業生產方式，免生事端。

東亞峰會與亞洲地區整合的特色

第六次東亞峰會將於下月在峇里島舉行，屆時將會有兩項焦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美國及俄羅斯將會正式加入，成為會議第十七及第十八名會員國。第二、早前南海問題鬧得面紅耳赤，東亞峰會將會成為涉事國領袖的外交角力場。東亞峰會作為亞太區元首級的官方活動，它的結構卻反映出會員國依然對東亞地區發展取向缺乏共識。

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的東亞國家，認為除了透過「東盟+3」機制紓緩地區緩經濟問題，亦開始憧憬一個制度化的政治及經濟共同體，促進地區合作之餘，亦可以建立一種嶄新的「亞洲」身份認同。東亞國家成立東亞峰會，就是要成為共同體的基礎，為國家之間建立互信。

不過在這個藍圖之上，東亞國家卻偏偏因為峰會作為共同體雛型的特點，對峰會的組成及結構產生分歧。中國提倡以「東盟+3」作為峰會的主軸，藉此捍衛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江湖地位；日本卻致力拉攏印度、澳洲和新西蘭加入峰會，引入親美勢力抗衡中國壟斷東亞的野心。

與此同時，東盟成員國一心希望將自己的一套合作框架及模式擴充下去，不須偏袒中、美、日任何一方，仍然保持自己在地區上的話語權。不過，東盟當時相對擔憂中國將會在區內逐步擴張，於是大部分成員都接納日本方案，去年更歡迎美國、俄羅斯申請，將一個本來屬於東亞的區域網路擴大到亞太層面。

東亞峰會的結構反映了當地地區整合的一大特色，這就是亞洲人對東亞或者亞太的模糊界定。與歐洲峰會不一樣，東亞峰會的成員國不止是亞洲國家，反而更將美國、澳洲、新西蘭等地理上不屬於歐亞大陸的國家都囊括入內。當東亞峰會變成了大國外交的競技場，現實政治的顧慮蓋過文化層面上的認同，這無疑窒礙了建立「亞洲人」身份認同的步伐，亦即是與峰會的本意背道而馳。

東亞峰會的另一個要點，便是東盟在亞洲整合中的軸心角色。峰會在設定上規定了會員國必須先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且要承諾遵守東盟文化，透過共識與諮詢作為解決問題的辨法。其實這份文件是東盟成立後所制定的和平條約，所有東南亞國家在加入東盟以前，必須先簽定這份文件。另外，峰會亦限制了會議的主辨地點，指定必須要在東南亞舉辦。同時，中、日兩國互相猜疑對方動機，因此許多地區組織都不得不由東盟領導。

從以上分析所得，東亞峰會所勾勒的政治藍圖與歐洲整合的方向截然不同。歐盟的成立一方面塑造出「歐洲人」的身份認同，另一邊廂制定一系列嚴謹的決策機制通過方案。相反，東亞峰會中有三分一的會員國根本就不是傳統上的東亞國家，文化、歷史經歷上的差距使它們難以建立一種超越國族的身份認同。而東盟以及一眾東亞國家一直反對成立一個制度化的合作機構，擔心會從而剝奪國家主權。由此推論，即使將來成立東亞共同體，它的模式肯定與歐盟大異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