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特赦法背後的政治角力

泰國國會眾議院周四以300票贊成，124票反對下，首讀通過由執政「為泰黨」提交的特赦條例草案，並決定成立委員會專門針對及修訂法律條文內容。這份草案主要針對2006年至2012年間曾先後被控參與反政府示威及造成社會騷亂的民眾，藉法律條文赦免有關指控。

相關條例在泰國牽起政治暗湧：一方面，提出草案的「為泰黨」議員沃拉猜（Worachi Hema）認為特赦法可以幫助當年蒙冤受屈的政治犯，並且有利推進國內和解；相反，民主黨等反對派懷疑草案旨在大赦前總理他信。假若草案變成法例，他信的貪污罪行亦可能因此得到豁免，更可光明正大回國重整旗鼓，絕非民主黨等反對派所樂見。

特赦條例牽起的反對聲音已經超越政黨層面，連人權組織都發聲表態，關注通過草案會縱容那些有份參與政變、侵犯人權的罪犯，特別是一眾曾經參與武力鎮壓暴亂的軍警。人權觀察組織亞洲主任日前表示，特赦條例只會讓這些武裝份子逍遙法外，擔心會打破先例，長遠削弱泰國的民主及人權發展。

從近幾年泰國政治局勢而言，特赦條例的影響其實不言而喻。自從2006年軍隊發動政變將總理他信推翻以後，支持與反對他信的政治板塊一直角力至今。反對他信封政的「黃衫軍」以中產、尊皇為核心價值，他們普遍不滿他信權力過大，有意挑戰泰皇至高無上的君權；另外「紅衫軍」大多以鄉郊農民為主，他們受惠於他信的農業政策，對推翻他信的民主黨嗤之以鼻。雙方在過去幾年多次進行正面衝突釀成死傷，即使在現總理英祿治下稍有改善，但彼此芥蒂仍然深刻，明顯缺乏互信。

「為泰黨」占眾議院過半數席位，要通過二讀、三讀等程序難度不大，但倘若英祿及其內閣官員無視這些聲音，強行通過法例，一定會造成民意反彈。在這次國會會議當中，曼谷當局在個別區域援引「國內安全法」應付反對派大規模的示威集會，可見雙方互信基礙欠奉。雙方在此役表現克制，未有釀成任何暴力事件。泰國近年「支持VS反對」的惡性循環導致國內政經局面不穩，假如未能改變這種政治生態，泰國經濟問題只會繼續惡化，更遑論處理國內的分離勢力。

「中國威脅論」化解美越宿怨？

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近日訪問華盛頓，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晤期間宣佈建立「全面夥伴關係」作為合作框架，對兩國戰略、經濟發展悠關重要。美越關係升級，相信讓中國部份鷹派人物加深美國「重返亞太」、「圍堵中國」的焦慮，在軍事戰略上作出更強硬姿態，可能本末倒置，反而挑起東南亞的局勢不穩。

張晉創這次訪問目的引起傳媒注意，原因是過去越南元首甚少主動訪問美國。自從美越關係在1995年正常化以後，只有前國家主席阮明哲曾經出訪美國。因此，外間普遍預料張氏此行意義重大，有可能借經濟合作為名，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為實。

這種帶有陰謀論味道的推論，確實並非空穴來風。近月來，中國、越南就南海的主權爭議雖然有平息的跡象，不過情況不等於問題已經擱置，雙方仍然會為漁船越界驅逐漁民等執法問題喋喋不休。張晉創更在會晤中向奧巴馬抗議中國在南海的挑釁行為，反映主權爭議對會談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越南與中國近年來同樣積極擴充軍備，雙方十年間的軍費各自增加超過一倍。當中國解放軍積極擴充航空母艦及潛艇數量的時候，越南亦分別從俄羅斯、印度、加拿大等地購入先進軍備。加上美國盟友菲律賓周三發動全球反華示威，有謠言傳出獲得越南支持，兩者勢要在外交政策上留難中國政府，更讓中國憂心美越全面夥伴關係具針對性。
然而，越南美國之間的共同興趣不只中國。假如將所有外交合作都視為美國「圍堵中國」的工具，難免把國際關係看得太過簡單。

越南近年經濟發展碰壁，急需美國開放市場，才可保持高速增長穩定民心。上月越南國會對國家領導人投信任票，越共第三號人物、負責經濟政策的國家總理阮晉勇民望低迷，「低信任」的得票比例接近三分一，反映越南社會對經濟狀況不滿。張晉創此行正希望催促奧巴馬盡快落實「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讓越南可以加強出口。況且，美國是越南第二大出口目的地，河內與華府建立更緊密關係，保持國家經濟增長，對越共合法性絕對有益。

另外，美國越南在人權立場上態度南轅北轍，無論是貪污、個人自由、政治犯以及居於美國的越南裔人士，都成為美國朝野政黨的攻擊理由。況且，鑒於美越八年戰爭的心理陰影仍然存在，兩國如要建立美日、美韓一樣的同盟關係，相信不會在這幾年內發生。

波士尼亞大屠殺與人道干預迷思

7月11日是波士尼亞斯瑞布雷尼察（Srebrenica）大屠殺的18週年紀念日，當地有逾一萬五千人出席悼念活動，紀念這場巴爾幹人民的歷史悲劇，以哭聲控訴歷史對當地居民的暴行。斯瑞布雷尼察的慘案對西方社會造成極大震撼，他們對人道干預的觀點亦產生了一定變化。

波士尼亞在1992年脫離南斯拉夫統治，宣佈獨立，隨即引來國內的塞爾維亞族人反對，雙方更因此開戰。由於戰聯合國安理會在1993年通過在斯瑞布雷尼察建立安全區，派遣維和部隊、軍人、警察在當地進駐。後來歐美國家見外交途徑失去效用，於是倡議設立禁飛區，授權北約進行空襲。儘管如此，西方國家卻無法阻止塞族攻陷安全區，導致塞族軍人姦殺屠城，造成人間悲劇。北約事後進行大規模轟炸活動，逼使塞族進行和談，卻始終無法挽回屠殺失去的八千條生命。相關慘劇的聆訊過程仍然在國際法庭戰爭罪行法庭進行，參與發動大屠殺的塞族領袖卡拉季奇前途未卜，控訴歷史的聲音始終不會消失。

大屠殺一事，對歐美國家的外交政策產生一定警惕，特別是面對潛在的人道危機時，這些聲音亦會隨之變得響亮。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近日西方國家在回應「阿拉伯之春」後利比亞、敍利亞的內戰時，曾經借用斯瑞布雷尼察屠殺的「錯誤決定」─ 即未能及時作出反擊阻止慘劇發生 ─ 作為人道干預的理據。自從巴沙爾政權被指藏有生化武器後，相關論述更是高唱入雲。

在討論國際關係，人道干預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課題，尤其是當國家在選擇干預行動時，背後一定牽涉到「主權」與「人權」的優次排序：如果支持干預，即國家可以進行軍事行動介入別國內政，意味人權比主權重要；反之亦然。歐美國家普遍認同人權優先於主權，而亞洲國家則傾向於後者。

事實上，外間輿論不應將反對人道干預與冷酷無情畫上等號。過去有不少例子證明西方國家武力介入別國內戰，總會將問題變得更複雜。歸根究底，國家在選擇應否進行干預時都沒有設下一個周詳計劃，以致每次介入行動終結後便拂袖而去，無意解決種族宗教糾紛、經濟不均等根源問題。另一方面，近年西方國家介入紛爭每每以推翻當地政權作為介入目標，不但遠離了「保護人權」口號的本質，甚至會加深對戰雙方的恨意，釀成另一波更嚴重的衝突：伊拉克、利比亞局面至今仍然混亂，大概說明了反對介入者的考慮。

「海洛英教父」與跨國販毒問題

外號「海洛英教父」的金三角毒梟羅星漢上周去世，以八十歲高齡結束其輝煌的富豪人生。過去叱吒東南亞的販毒「三巨頭」─坤沙、羅星漢、魏學剛─當中，羅星漢是最早發跡的一人，他對緬甸獨立後中央政府與地方武裝派系之間的角力互動發揮一定作用。

國共內戰後，有部份國民黨殘軍在緬北建立武裝勢力，並接管英國人遺留下來的鴉片種植販賣事業，成為緬甸政府的眼中釘。羅星漢受惠於這種敵對關係，在1960年成立孟洞公司，分化當地族人，並獲得政府許可經營鴉片業務權，借軍隊負責押運邊境一帶販賣。通過這種中央─地方互相合作原則，羅星漢與緬甸政府共同擊潰國民黨殘軍、緬共、獨立軍勢力，並承認中央政府的合法性。

在這種互惠互利邏輯推動下，羅星漢的事業終於擴展到歐美地區，在六、七十年代成為金三角的大毒梟，美國政府更一度重金懸賞將他緝捕。雖然後來緬甸軍政府與羅星漢就裁軍一事發生衝突，羅因而先後被判死刑及無期徒刑，據說他仍然獲得優人一等的待遇。後來羅星漢金盤洗手，一方面充當「和事佬」協助軍政府與部份武裝販毒集團進行和談；另一方面「棄武從商」，建立王國「亞洲世界集團」（Asia World Group），搖身一變成為緬甸首富，經常接獲與中資企業有關的計劃項目，當可涉及中央政府在背後操弄。

雖然羅星漢晚年表示自已支持政府實行禁毒措施，但外間有聲音對緬甸的將來感到悲觀。第一、泰國政府近年致力推動禁毒大有得著，而老撾向來所占不大，唯獨緬甸的毒品生產率卻不跌反升。根據《時代週刊》早前報導所得，緬甸有大約三十萬住戶種植大麻鴉片，以此來彌補內戰造成的經濟損失，透過販賣毒品維持生計，滿足其經濟需要。第二、緬甸地方反對勢力為了維持運作，大規模種植毒品，藉此換取資金。第三、緬甸總統登盛雖然積極內政，不過政府內部有軍隊一直覬覦販毒帶來私利，於是吸納部份前毒梟，發展其販毒大計，部份更懂得借助商業包裝，用販毒所賺得的黑錢進行投資，當局更難追蹤去向。而且緬甸政策向來只針對買家，無力禁止貨源生產，軍人與毒梟互相勾結，又擁有實權，大可置政府禁毒的命令於不顧。

「教父」雖死，但只要緬甸政府一日無法改善軍隊貪腐、種族衝突及經濟發展三個源頭，販毒問題永遠不能得到解決。

奧巴馬訪非志在收復失地

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式展開一星期的非洲訪問行程，分別與塞內加爾、坦桑尼亞、南非三國領導人會面。奧巴馬自從2009年出任總統以來，對撒哈拉以南的國家關注有限。上屆總統任期中，更只曾出訪過加納，而且訪問時間更只有22小時，較一般訪問短暫，可見非洲當時不屬於白宮外交考慮因素。如今奧巴馬一連八日訪問三國，碰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外訪亦包括南非及坦國，不禁讓外界懷疑華府會否改變外交方向，加強關注非洲事務─特別是撒哈拉以南一帶─藉此制約北京。


不過，如果將這次訪問理解成「擴充美國勢力」，似乎以「收復失地」更加貼切目前狀況。首先，奧巴馬身為美國首位黑人總統，非洲國家自然對他期望甚殷，然而過去四年白宮低調處理雙方關係，卻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第一，奧巴馬與非洲有血緣羈絆，其父是生長於肯雅的盧歐族人，在擔任總統前多次到訪肯雅尋根，讓外間認為奧巴馬會更關注「同胞」狀況； 第二，奧巴馬在2009年訪問加納時候，表示美國與非洲國家應該以互相尊重作為兩國關係的基礎，突出非洲對全球社會的重要性，讓當地不少國家對奧巴馬政府抱有極大幻想； 第三，前總統克林頓及喬治布殊在任期間對非洲投放極多資源。前者打破慣例，成為第一位在任內多次訪問非洲的美國總統，更通過《非洲發展與機會法案》，允許部份非洲產品可以免稅出口，現時更有35個非洲國家、6000項貨品從中獲得優惠；後者則成立援助機構「千年挑戰公司」向有需要國家提供援助，致力打擊當地愛滋病散播問題，同時協助蘇丹及利比利亞內戰達成停火協議，更在離任後積極到非洲推舉當地健康意識。這些先例自然讓外間對奧巴馬產生一定期望。


其次，美國這次訪問專門挑選當地較為民主及穩定的國家為主：塞內加爾政府相對開放，至於坦桑尼亞在布殊年代一直都有接受白宮援助，而南非更是揉合了經濟發展與民主制度的國家，在非盟裡有一定影響力。再者，美國過去一直都有總統訪問以上國家，因此外交人員挑選這些國家作為外訪對象，其實做法相當合理。至於抗衡中國的說法，當中可能亦有盤算，但只怕算不上是主因。


事實上，白宮四年外交政策作風現實，優先處理國家安全與經濟復甦，阿富汗、中東及亞太區成為焦點重心；相反，美國與非洲關係似乎愈來愈落後於後者與中國、巴西、土耳其的經濟合作，其中中國在非洲的貿易總額更在過去十年間翻了十倍。奧巴馬面對新興國家在非洲的政治經濟實力日漸膨脹，似乎終於發現美國的影響力相對萎縮，才逼於盡快執行訪問任務收復失地。

煙霧危機揭露東南亞跨國合作漏洞

印尼蘇門答臘自從六月中旬起出現森林大火，產生嚴重的煙霧問題，加上受到氣候變化、熱帶風暴影響，導致周邊國家受到大火濃煙籠罩，促成更廣泛的空氣污染情況。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顯示，當地空氣污染指數已經達到有史以來的高位，破天荒錄得401點，級別屬於「威脅病人及老人生命」程度，大幅拋離1997年印尼森林大火所錄得的226點。

林火問題除了造成一定的環境破壞外，亦會觸發其他「界外效應」，隨時令損失倍增。以1997年的煙霧問題為例，事件起源於印尼經濟發展需要，鼓勵企業生產大量棕櫚油、橡膠等產品，同時農民為開墾耕地，不惜砍伐焚毀大片森林。兩者造成的林火問題，經過「厄爾尼諾」現象洗禮，蔓延到東南亞大部份國家，當中包括星、馬、泰、汶萊。環境問題由一個國家造成，卻成為跨國災難，地區經濟虧損了90億美元，東盟成員國關係因而出現裂縫，足以證明「界外效應」的威力。

這次煙霧危機對新加坡造成一定程度打擊，由於空氣污染指數極高，不少市民情願困在室內亦不願外出，短期內對新加坡的餐飲、旅遊業務有負面影響；況且，空氣質素是新加坡營商環境的一大賣點，這個優勢在過去吸走不少駐紮本港的外資企業；長遠而言，定前的煙霧瀰漫或會趕走部份外企。

不過，從表面分析，印尼中央政府受制於國內的利益板塊牽引，難以大刀闊斧杜絕林火源頭。試舉一例，印尼的棕櫚油企業為國家經濟帶來近百分之五收入，因此在國內擁有龐大影響力。他們透過自已的政經地位，建立一個錯綜複雜的關係網，與各個政黨、官員都有相當豐富的脈絡，就連印尼的環境部長的工作亦遭學者批評只不過是協調企業間的利益考慮，而非為政府辦事。利益及商業考慮成為政府改革的一大阻力。

印尼作為區域大國，理應負上一定程度的「大國責任」，改變印尼過去在環境問題的保守態度。一方面，煙霧危機源頭始於蘇門答臘、婆羅洲等印尼領土範圍，中央政府的確有道德責任改善伐木問題；另一方面，印尼欲透過東盟延伸其政治利益，那麼維繫東盟團結便成為其中一項先決條件，否則定必削弱其認受性。與此同時，國際社會早有共識將環境保護議題定調為國際法的基本元素，倘若印尼部份國會議員繼續逃避責任，以干預主權之名阻撓通過《東盟跨國煙霧污染協定》，無論對東盟、抑或印尼也絕非好事。

美國網絡監控醜聞對中美關係影響

美國政府及其國家安全局的一連串監控國民爭議愈演愈激烈。英國《衛報》發現，白宮原來在電訊網絡外，在互聯網上亦進行一個名為「PRISM」的行動，監控本土與外國用戶的對話資料（內容除外），而且覆蓋層面極度廣泛。

調查又揭出國安局秘密成立的「無國界告密者」程式（Borderless Informant, BI）具備儲存及分析功能，統計及按國家歸納採集所得的數據，而且以上程式所搜集的情報已經多達970億，華府再多解析都擺脫不了白宮侵犯私隱的罪名，官方論述恐怕會被視為低劣的政治化妝，隱隱散發出「此地無銀」的氣味。

雖然輿論焦點暫時集中在國內政治層面，但由於華府聲稱監控目的涉及國家安全策略、外交方向等，筆者相信其影響很快便會延伸到國際層面，尤其對中美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將會發揮一定作用。

在一般情況下，情報是政策制訂的重要元素，所以從國安局搜集情報的多寡，可以粗略評估指定國家對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從BI近六年的的數據分析顯示，中東局勢似乎遠較亞太區重要。據《衛報》透露，970億項情報中，伊朗獨占14億、其次是巴基斯坦、約旦和埃及。雖然受「關注」程度未必證明美國與該國關係人好壞，但是從宏觀的局勢而言，資訊卻相當符合美國在中東的地區利益。伊朗的核發展、巴基斯坦的反恐戰爭、約旦與沙特阿拉伯的盟友關係、埃及作為「阿拉伯之春」的催化劑成效，統統有跡可尋。

中國在以上排名中位置處於中游一帶，受監控程度與美國本土接近；至於亞太地區除印度以外，其他國家的受監控程度都相對低。假如「重返亞太」或者所謂「圍堵中國」論不是近一兩年才醞釀的外交政策，以致情報數量落後於中東主要國家，那麼似乎只有兩個可能：一，是「重返亞太」戰略的重要性被外間誇大，美國的戰略考慮仍然處於中東地區；二，是中國的防監控功能十分強橫，以致美國情報人員不能搜出情報。

另一影響，則直接涉及中美在網絡安全上的合作。「習奧會」前，中美互相指控在幕後指使黑客風波，入侵對方安全系統盜取國家機密。縱然兩國元首會面後，雙方達成共識，願意循外交途徑確保網絡安全，不過坊間對此普遍不寄厚望。如今媒體接二連三爆出PRISM及BI醜聞，使奧巴馬在民權立場上的道德高地突然崩塌；相反，北京則可以照板煮碗，借「國家安全」名義向網絡空間施予更多限制，進行更嚴厲的監控，即使雙方在政策執行及問責機制上有分別，但美國亦難從原則層面指責中國。兩個大國尚且如此，全球網絡安全不知該從何說起。

告密者的引渡問題同樣對中美關係產生隱憂。昨日告密者史諾登公開身份，透露自己正藏身香港，表示期望北京政府不會把他引渡到美國受審。告密者行蹤曝光，無論是白宮或國會，都急於要求北京交人，中國大可向美國提出條件交換利益，亦可挾著「習奧會」中美和諧氣氛，將兩國關係推上一層樓。然而，假若中國贊成將史諾登遺返，將「人民英雄」送回美國受審，形同表示北京政府身受「黑客入侵」的說法自相矛盾，到時候同樣損害中國與其他鼓勵網絡空間自由化的國家的友誼。

可幸的是，中美之間並沒有簽署「引渡條約」，所以有關引渡的責任將會落在與美國有協議的香港身上，按道理最後決定遺返的權力歸於終審法院。不過，相關協議存在灰色地帶，本港立法會議院湯家驊表示未必適合於政治罪犯，加上香港過去並沒有接觸過相似案件，至今仍然難料史諾登的命運。

筆者相信事件將會再次引起世界各地對網絡安全及保障私隱權利的關注；同一時間，美國以「道德主義」為論述核心的外交政策都會很難找到受眾。

Larry King過檔展示威權國家打造軟實力困境

美國著名時事評論員Larry King日前宣佈重出江湖，再次主持電視清淡節目。他自從2010年宣佈結束在CNN的金牌節目後，一直退而不休，去年更在網絡電視繼續主持節目訪問社會賢達名人。不過，Larry這件「喜訊」卻引來各界震驚，因為他的新僱主居然是俄羅斯國營電視頻道「今日俄羅斯」(簡稱RT）。

對於一位自認是自由主義者的節目主持，竟然選擇加盟一個備受自己盟友鞭撻的國家官方喉舌，難怪有網民批評他只不過是為了金錢「將自己賣給敵人」。《外交政策》有評論員發佈網誌，要求Larry應先把RT的節目翻看幾遍才考慮簽約安排。按其說法，RT部份節目違反中立原則，包括一些清談節目缺乏應有的批判風格，對親俄外交立場的言論照單全收，甚至認同「俄國在敍利亞問題上態度中立，適合調查敍國政府軍有否動用化武」等驚人見解。

美國網民討論Larry過檔，除了關注老人家貞節牌坊會否失守外，言論更深一層的涵義不乏美俄冷戰對立思維的影子，以及普遍群眾懷疑威權政府大力推行軟實力立心不良。

中國政府近年借官方媒體擴張海外打造軟實力，推銷中國文化，以圖打破中國的負面形象，同樣遭受不少美國輿論批評。有不少美國媒體認為，央視美洲頻道、新華社這些官方媒體，任何報導事先必定受過國家監管過濾，所有涉及中國的新聞消息都遭到威權體制「去敏感化」，既有違專業操守，又無法滿足觀眾獵奇。因此，無論RT、央視等頻道收購多少當地著名評論員，耗資幾多億元，眾所周知，這些都難以觸動觀眾心靈。

威權國家擴張海外媒體另一個制肘，便是它們與美國在國際戰略層面上的關係。事實上，就連一些較有質素保證的媒體在打入美國市場期間都面對類似挑戰。卡塔爾半島電視台近年積極拓展英文頻道，但基於美國國內對阿拉伯人的偏見根深蒂固，以為半島英文台只是另一個反猶太、反美的軀殼，蓋過其獨立編採的立場和報導手法的多元性。

RT的情況相信比半島電視台情況更堪虞：它既是官方喉舌頻道，難以採取獨立報導，更遑論是任何批評普京及其外交政策的空間；另一邊廂，美俄關係雖然開始升溫，但無論如何這種妥協關係仍然相當不穩定，政府間的友好能否轉化成民間互信亦需要一段長時間醞釀，特別是兩國如今對敍利亞危機共識不足，美俄隨時受到當地利益影響改變合作初衷。

RT宣揚俄國軟實力的阻力極巨，相信連Larry King這位老手亦難以推動；相反，可能在網民倒采的聲浪下，令其金漆招牌蒙上污點。

敍利亞和談成效全賴美俄取態

全賴美國國務卿克里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合力拉攏下，敍利亞朝野雙方終於有望展開和談，有機會為持續達兩年的內戰畫上休止符。過去聯合國曾經多次號召朝野雙方進行和談不果，但時至今日，政府軍面對持續不下的膠著狀態，反對派的道德光環隨著接二連三的醜聞幾近殆盡，再加上國際社會對雙方不斷施壓，終促成這次會談。

敍利亞局勢持續混亂，表面上是阿薩德政權與反對派各部落之間的權力鬥爭造成，但雙方保持均勢，兼且無意向對方示意妥協，敍利亞的將來唯有依賴國際社會參與。雖然敍利亞問題屬於國家事務，但無論是軍火買賣、政府與反對派的國際認受性、敍國內部不同教派造成的邊境衝突，都已經超越個別單位能夠獨力處理的能力範圍。芸芸國家之中，美俄關係更是全盤棋局的重要一著。

2009年惜逢美俄兩國元首換人，兩國關係「重新啟動」，雙方達成多項協定，但瞬間便受到俄國的「反美主義」衝擊，去年普京獲選總統後，美俄關係更直達谷底。不管是牽涉俄國人權的「馬格尼茨基事件」，或是兩國之間的軍事競賽，雙方之間不和阻止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任何有關譴責阿薩德政府的草案。外交途徑失效，間接促成敍國部份反對派以更激進手段回應政府軍。

同一原理，美俄銳意改善關係，有利雙方共同籌備和平會談。兩國關係緩和，可從近日俄國對間諜風波的態度中略知一二。美俄之間向來不乏間諜戰，2010年俄籍間諜安娜查普曼身份被揭，事件以雙方互換間諜告終，不過，媒體高調跟進導致美俄關係冷卻。相反，克里姆林宮這次面對美國中情局尋獲線人的行動卻以低調手法處理，與普京過去刻意營造的反美氣氛截然不同，顯然雙方已有共識要減少分歧。

事實上，只有美俄達成協議，才可分別動員敍國政府與反對派加入和談。若果和談缺少任何一方，對敍利亞進程根本亳無作用。而且，美俄在區內的影響力不可或缺，特別在這個關鍵時刻，美國必須有限度對其區內盟友─特別是土耳其及以色列─施壓，阻止他們對敍利亞進行軍事行動，以免挑起阿薩德神經退出和談；同樣，俄羅斯亦須透過外交方法勸止阿薩德政府採取挑釁行為，暫停向政府提供軍火，以免將辛苦經營的和談條件毀於一旦。

東盟路線對「新亞太條約」的借鏡

印尼外交部長馬提（Marty Natalegwa）在訪美期間倡議成立一條覆蓋亞太地區的新條約，希望藉此加強國家互信，打破亞太地區近日接二連三的緊張局勢。馬提建議新條約應該參照東盟骨幹條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作為藍本，並強調區內不能接受單一國家在地區內「具有不受制約的優勢」，以及任何由大國紛爭造成的不穩定狀況。雖然相關建議重彈舊調，似乎只是複製「東盟模式」〈ASEAN Way〉到亞太地區，但對建構亞太地區合作制度的意義重大。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東盟五國在1976年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從國際法角度承認成員國之間的主權範圍，為成員國之間建立互信基礎。冷戰結束後，東盟擴張，條約成為了東南亞國家加入的必要條件。為保持東盟在區內的影響力，東盟將條約延伸到其他地區組織，包括「東盟＋３」、東亞峰會等國際合作領域上，要求所有合作對象先承認東南亞國家主權。


條約背後的邏輯主要有二：第一、透過有國際法律效力的條約，為東南亞國家之間帶來適當規範。東南亞國家在獨立初期互相敵視，擔心鄰國侵犯自己領土，再受到冷戰意識形態對立的氛圍影響，國家需要尋求共識承認領土邊界，確保鄰國遵守條約精神，從而集中資源到國家經濟發展，穩外安內。


第二、條約最初版本主要針對東南亞國家，東盟成員國透過此條約建構出一個共同身份，從社會文化角度建立互信，長遠而言，更有助規範國際爭議。「東南亞」這個概念直到二戰前仍然相當模糊，例如，日本推舉大東亞共榮圈政策時，便用「南洋」形容今日東南亞地區以及部份太平洋島國；東南亞盟軍司令部反擊日本時，便將東南亞視為「要將日本人驅逐的地方」。大概直到東盟成立，成員國鼓吹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今日的「東南亞」才出現一個載體。條約的作用便是將這個共同概念制度化，讓東盟有效代表東南亞。


縱然東盟成員國之間屢有紛爭，但這些問題都沒有升溫到武裝衝突，與條約背後的精神不無關係。印尼提倡的新條約，從表面上看確實只是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重新包裝，但如果條約將對象從東南亞擴大到亞太區，要求簽署國承認區內國家主權，透過國際法約束國家解決紛爭的途徑，對「無秩序狀態」的亞太地區意義重大。

台灣國際地位尷尬 無力應對台菲漁船槍擊案

(圖片來源：聯合報)

5月9日，台灣一艘屏東縣琉球籍漁船遭菲律賓公務船開槍攻擊，船長家屬更被殺害。事件發展成外交風波，台灣外交部已提出抗議及譴責，並要求菲政府正式道歉、緝兇及賠償。根據台方說法，縱然案法地區與菲律賓的「專屬經濟海域」重疊，但畢竟仍屬台灣二百海浬的範圍內，勢必牽連到中國、台灣、菲律賓的海洋主權爭議。

台菲兩地執法線邊界模糊，經濟海域卻有近半重疊，因此漁業導致外交風波並不罕見。事實上，自從菲國在1998年公佈實施新漁業法後，雙方漁業衝突加劇，台灣漁船更多次遭到菲國扣押，即使後來簽署合作備忘錄，卻一直無法達到增強交流合作的目標。七年前，台灣另一艘漁船亦在菲律賓海北方海域捕魚期間遭菲水警開槍掃射，導致一人死亡，案件最終卻不了了之。

有學者認為，台菲應該參考《台日漁業協定》，透過已簽署的《台菲農漁業合作暸解備忘錄》建立工作小組，劃設「特別合作海域」讓台灣漁民免受菲國公務船騷擾。以上提議固然是解決問題的理想方法，不過在執行上卻甚為艱巨。

第一、台灣的國際地位十分尷尬，雖然在實體上具有無異於一般國家的權力，但始終不是國際法上認可的「主權國」。當台灣人認為台菲關係對等，馬尼拉卻可以因為兩地無邦交關係，不承認台灣的「主權」身份而擱置簽訂協議。況且，亦因為台灣的國際身份特殊，無法受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保障，而且雙方簽訂的《備忘錄》沒有明確指定雙方責任，難以用國際法對「條約」的觀點約束菲國行為。由此可見，台灣在整個漁業邊界協定上處於相當被動的位置。《台日漁業協定》能夠達成，與日本的外交政策考慮有關，並無改變台灣處於被動的事實。

第二、中國在經過《台日漁業協定》一役後，肯定會改變過往低調的角色，積極介入台菲漁業爭議上。無論是官方新華社或是中國外交部，俱在血案發生後瞬間發表報導及講話，狠狠批評菲律賓的「野蠻行為」，新華社更指責菲國「軍艦血腥屠殺中國漁民」。中國反應如此高調，自然離不開兩岸關係的「主體性」，這番表態與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強調在兩岸關係中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議程降低中國因素影響，可謂互相呼應。另一方面，礙於黃岩島主權爭議，中菲關係交惡，中國高調為台灣站台，大有可能產生反效果。

第三、即使台菲兩國能夠排除萬難，清楚介定執法邊界，雙方在執行上仍然面臨不少難題。最重要的，是南海地區較東海地區更難執法。撇除現時國家對海洋主權邊界爭議，南海地區一帶仍然飽受海盜肆虐。菲律賓雖然對南海部份島嶼宣稱擁有主權，但面對海盜問題則束手無策，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體制腐化無力應對，甚至可能藉攻擊漁船進行敲詐。即使菲國在阿奎諾三世領導下，國家腐敗狀況有所改善，但整體水平依然遠低於國際標準。如果中央政府根本無法管治地區執法人員，《協定》的功效將會事倍功半。再者，涉事地區盛產收益不菲的黑鮪魚，菲律賓這個靠漁業支持經濟的國家不會輕易作出讓步。

中菲「非法捕撈」事件背後的政治考慮

中國漁船日前涉及闖入菲律賓南部圖巴塔哈群礁海洋保護區「非法捕撈」，在水域一帶擱淺，十二名中國漁民遭菲海岸警衛隊拘捕，更被視為中國間諜，登時上演另一幕外交風波。去年四月，兩國亦因為有中國漁民在黃岩島一帶捕魚，觸發雙方軍事對峙。不過，這次事發地點是獲聯合國教科文憑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之一，同時亦位於菲國境內，與黃岩島的邊界爭議不能相提並論。


由於事發地點屬於菲國主權範圍之內，肇事的海洋保護區更擁有特別待遇受菲國法律約束，加上菲國國內民情支持政府大力執法，幾名中國漁民似乎難逃制裁。假如事件發展成這個地步，只怕會重新激起中、菲兩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再一次上演去年的外交僵局。


中菲兩國關係自去年黃岩島一役後稍有好轉，不過今年一月菲律賓建議將黃岩島主權爭議交由國際海洋法法庭仲裁，中菲關係已經再度展開一輪爭執。中國素來對多邊仲裁存有保留，擔心過往做法及慣例與國際法不符，甚至觸發連環效應，導致其他國家紛紛仿傚，把所有雙邊爭議國際化，這是中國拒絕接受的。況且，習近平接任黨國領導權力以後，對外政策暫時傾向以民族主義作核心主導。倘若此次捕漁事件最終與南海主權爭議構起關係，北京較大機會在主權問題上以強硬姿態回應馬尼拉。


雖然日前東盟主席國汶萊蘇丹哈桑納爾向華訪問期間，獲得中國積極回應，並以堅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對話協商精神解決南海紛爭；但是畢竟〈宣言〉只是表現出政治姿態，本質上並無任何約束力。縱然中國口裡表示為制定具法律效力的《南海行為準則》作為目標，直至今日卻仍然只聞樓梯響。上週，中國更宣佈對外開放西沙群島作為旅遊景點，勢激起越南反感。中國藉著汶萊此行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會否被視為中國「微笑外交」重新起步，抑或只是分化東盟內部的殺手鐧，相信四月下旬的東盟峰會將會有目共睹。


另一邊廂，菲律賓五月進行中期選舉，由前總統艾斯特拉達為首的反對黨「聯合國家主義聯盟」(UNA)狠批阿奎諾政府執政以來在外交政策上過份軟弱，包括未有為入侵沙巴的「蘇祿皇家軍」提供法律援助，又指責部份執政自由黨參議員「賣國」將國家利益舉手奉送到中國等。即使是次菲國選舉中，議員似乎更集中火力主張修改憲法，不過凡涉及國家利益議題放諸選舉都會造成一定影響力。


在今年一月期間，美國一艘掃雷艦碰巧在同一事發海域上觸礁，引起國內學生激烈示威，並將事件牽涉到美駐菲軍隊問題，最終美方向菲國賠款了事，情況相當尷尬。有見國內民族主義升溫之際，這一趟倘若政府處理失當，難免會為選舉對手帶來口實。中菲兩國即使外交政策及政治制度南轅北轍，但是回到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始終仍然逃不過制肘。

亞洲擺脫核威脅的最佳方法？

北韓近日強硬回應美國上週派出B-52轟炸機演習挑釁刺激，會否促成部份網上評論口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暫時仍然存疑，但是朝鮮核問題自冷戰結束後對東亞地區安全長期製造不穩，一直透過「邊緣策略」(Brinkmanship)爭取國家利益，對六方會談等多邊合作機制模稜兩可，周邊國家對北韓可謂束手無策。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屆上任以來本欲冷淡處理北韓威脅策略，但礙於與南韓、日本的同盟關係，始終不能太過抽離，最終還是身陷泥淖。

許多學者已經就核擴散議題提出各種應對方法，當中猶以新現實主義大師華爾茲(Kenneth Waltz)去年就伊朗應否擁有核武的見解最為顯著。華氏認為美國及以色列應該支持伊朗加入核武俱樂部，好讓德克蘭政府滿足保護自己國家安全的需要，從而與以色列達到「共同毀滅」共識，產生互相制衡的效果，反而有助地區穩定及安全。

華氏的理論自然有值得參考的地方，不過近日北韓的反應開始令人質疑平壤政府的理性程度是否足以令金正恩政權甘願接受「共同毀滅」原則規範，特別是平壤政府的行為甚有可能顛覆外界對北韓政權穩定的認知。因為假如不幸發生核戰爭，關島受襲，對美國的威脅不至致命，反而會鼓勵美國以強硬手段回應，透過美國第七艦隊及美韓同盟進行大規模還擊，中國基於維穩需要，對北韓會否全力支持，又或者是「明撐北韓，暗反金家」，這都是未知數。以現況為例，即使北韓連串舉動純屬虛張聲勢，但造成的緊張氣氛有機會導致擦槍走火，仍然會挑動戰局。無論如何，持久戰事對中美朝韓都不會提升安全度，甚至有違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

事實上，北韓對地區安全最大的挑戰並非在於核武器這個客觀存在，而是周邊國家對北韓政權的不信任以及它們將「無核化」信作為穩定地區安全的靈丹妙藥。北韓之所以成功震懾其他國家，就因為大家都深信核武破獲力驚人，而並非因為它「非理性」的表現行徑。若果今日北韓持有的只是常規武器，我們幾乎肯定沒有其他國家會關注朝鮮半島問題。所以，倘若國際社會不再視擁有核武為一件太新奇刺激的事，又或者當北韓「接受」核武並不能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它便自然減低對核武的依賴。

這種想法雖然聽似不著邊際，但過去卻非無先例可尋。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前任總統列根的「星戰計劃」，僅靠宣傳和傳播吹捧出一套當時並不可行的防禦系統，令其他國家包括主要對象蘇聯信以為真，核彈頭頓時成為廢物，促使莫斯科投身軍備競賽，結果經濟破產，不得不與美國進行談判和實施改革。同一道理，以北韓現時的狀況，核彈已經是唯一可依賴的最後及唯一殺著，假如這武器根本不能為國家安全帶來增值，平壤的核威脅很大可能就會迎刃而解。

土耳其庫爾德和解志在入歐

自1999年一直在囚的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PKK)領袖厄賈蘭周四透過盟友宣佈停火協議。厄賈蘭在信中呼籲黨員內放下槍械，並盡快撤離土耳其邊境在庫爾德人曆法中的元旦作出充滿歷史性的宣言，意味持續近三十年的種族武裝衝突有望結束。儘管過去土庫兩國多次未能履行停火協議安排，但這次無論是土國總理埃爾多安、抑或是厄蘭賈德，都似乎有意進行讓步。

土庫衝突的起因可以追溯到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巴黎和會。當時的戰敗國之一、土耳其的前身─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在《色佛爾條約》中向列強承諾准許國內的庫爾德人進行民族自決，建立「庫爾德斯坦」。然而帝制在兩年後便遭到土耳其民族主義份子推翻，而後來與列強再簽訂的《洛桑條約》亦再沒有提及「庫爾德斯坦」的任何安排。

隨著戰後政治新版圖得到確立，庫爾德人的聚居地亦被劃分兼納入不同國家的領土內，包括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敍利亞等，分散各地的庫爾德獨立運動亦因此飽受當地政府鎮壓。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伊拉克政府便與當地庫爾德部落進行兩次戰爭，死亡人數多達十幾萬，是土庫衝突的三倍。

遊散各地的庫爾德人無疑讓這些國家頭痛不已，雖然不少庫獨組織，包括PKK在內，都已經打消獨立建國的念頭，但一方面土耳其政府不願提升庫爾特人的種族地位，對他們諸加歧視，特別是語言政策上的制肘，去年便釀成數百名庫族人絕食抗議；另一方面，庫獨內部的激進派對長期受壓逼感到不滿，偶爾進行恐怖襲擊，被歐美分別認定為恐怖分子行列，導致雙方一直未能履行停火協定。

埃爾多安及正義發展黨(AKP)在2003年執政以來曾經多次對庫爾德族伸出橄欖枝，為土耳其三十年代對庫族造成的大屠殺道歉，並提倡修改威權時代遺留下來的憲法，加強國家民主化及多元政制，保障庫族人權利。埃爾多安的妥協態度與其一貫強硬作風有異，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與土耳其入歐盟的願望有關。

土耳其自從六十年代便已經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准會員，在埃爾多安執政期間更加積極參與加入歐盟的部署。不過，除了土國自己的宗教信仰與政制保守，與歐盟「入會」要求不符之外，歐洲成員國對土庫關係亦相當關注。在這個背景下，便不難理解AKP修憲目的所在。雖然土耳其過去幾年對入歐的熱情冷卻，但假如埃爾多安能夠成功爭取入歐，同時解決國內血腥衝突問題，一定為其總統之路帶來重要籌碼。

民間需慎防過分解讀「日本右轉論」

中日關係停滯不前，除了因為爭奪領土主權、歷史問題外，民間的影響力亦是其中一個主因。隨著兩國領導人紛紛落實，中日兩國關係緩和期望看似落空，更甚者，無論是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或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有意識地提出「民族復興」或「永不當二等國家」論述，為中日兩地增添不少互疑，甚至過分解讀對方行為往往只為針對自己。如果社會潛移默化地接受這套信念，那麼武力衝突便只是朝夕之事了。

自從安倍去年獲舉薦成自民黨黨魁以來，其言行舉止使不少媒體認定日本會「更右轉」。安倍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正主義」歷史觀超出許多人的預期，無論是對「慰安婦」及「東京大審判」的態度、修憲，都被標籤「極右」表現。安倍在言論態度上與石原慎太郎、橋下徹等「極右」人士並無二致。

不過，到目前為止，安倍除了在言論上相對激進，及安排保守派修改教科書外，他在許多外交行為上仍算克制，例如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縱然安倍經常放風透露自己「後悔」過去放棄參拜，但至今仍未作出行動；同樣，安倍上任後並無高調處理台灣問題，與過去「更右的」首相有明顯分歧；安倍希望促進美日同盟關係，但媒體卻自動解讀成「圍堵中國」，忽視了上任後曾經派遣特使及執政聯盟盟友到華修補關係的平衡策略。

事實上，我們經常誤會日本的軍事目標只有中國，卻忘記了日本對北韓的恐懼及不安其實遠超中國。畢竟，在許多日本人眼中，北韓行徑比中國更難捉摸，不管是火箭或是潛艇，對日本本土帶來更直接的威脅。

有趣的地方是，安倍七年前接替小泉純一郎後其實亦曾發表相近的「極端」言論，然而所促成的迴響遠不如今日。這種反應跟外界期望有一定關係，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眾在比較外交政策上的取材不夠廣泛。日華關係在小泉純一郎的五年任期內長期陷入低潮，當外間已經標籤日本為右翼國家的時候，自然對安倍言論不感詫異。

如今問題是，自福田康夫出任首相以來，日中關係有明顯改善。尤其是民主黨執政期間，坊間對日本「脫美入亞」充滿憧憬。儘管菅直人及野田佳彥任內出現釣島紛爭，但至少兩國處理手法並無意刻意借事件大做文章，或者與修憲等「敏感議題」牽線，故此民主黨的外交政策多被視為親華或屬中間派。在這種氣氛影響下，安倍的強硬言論便顯得格外突出。同樣是強調美日同盟關係、同樣是提倡日本走向「正常國家」，不過卻因為前任首相的外交取態，導致民間社會出現一種相異的解讀。

沙巴亂局的政治盤算

馬來西亞政府與自稱「蘇祿皇家軍」的武裝份子已經在沙巴事件上擾攘了一個月。上週馬國警方與蘇祿軍展開激烈衝突後，馬國派出戰機與軍隊將行反攻。即使前日「蘇祿軍」領袖、自封蘇丹的賈馬魯爾‧基拉梅三世提出停火協定，馬國首相納吉布堅持停戰協議只可在武裝份子無條件投降的情況下進行。面對只有三百來人的「皇家軍」，馬來西亞的兵力自然迎刃有餘，加上大選在即，納吉布的強硬姿態與執政聯盟的政治盤算不無關係。


納吉布自2009年擔任馬來西亞首相，任內作風惹來不少爭議。一方面，納吉布宣佈將會廢除備受爭議的國安法，過去「未審先判」的年代似乎即將完結。大馬政府亦嘗試推動種族融和，藉此為國內經濟帶來一絲春風，與過去強調凡事以馬來人為先的政策出現微妙變化。


但同一時間，納吉布仍然十分依賴地方土豪維護政權穩定，無助改善民生議題。對公民社會的手法同樣遭受外間批評，特別是過去兩次「淨選盟」抗議集會，政府分別發動「撐政府」集會抗衝反對聲音，以及派出武警驅散示威人士，惹來民意反彈。禍不單行，近幾年執政聯盟國民陣線內部傳出黨派分裂，代表馬來人的巫統與代表華人的馬華公會鬧出嚴重分歧，假如雙方在選舉前鬧翻，鐵定影響國陣的華人票源，對整個國陣無疑弊多於利。


透過外交或國土安全問題凝聚國內選票是一個常用的選舉策略，假如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勝利，更有助打擊對手的吸票能力。另外，有陰謀論指出基拉梅三世曾經與反對派領袖安華會面，暗示兩者有關連。有心人只要將事件放大，便可以將安華打造成為出賣國家領土主權的叛國者，重創民聯形象，屆時反對派便會瞬間瓦解。政府亦可借宣佈「緊急狀態」延遲沙巴州這個關鍵地的大選，為國陣爭取時間吸納選票。


然而，馬來西亞當局在考慮選舉問題之時，亦需要顧及鄰國菲律賓民意反彈的可能性。儘管「蘇祿軍」在菲南並未得到廣泛支持，甚至同為國內回教少數派的摩洛民族解放陣線亦與之劃清界線，然而不少菲律賓民眾見同胞遭受馬來西亞戰機轟炸鎮壓，較同情「蘇祿軍」一方。況且，沙巴州一地涉及菲、馬兩國之間的主權爭議，有可能牽起菲民「收復失地」的念頭。菲律賓五月將會進行國會選舉，沙巴州主權問題會否成為其中一項議題，值得納吉布關注。

安倍「二等國家論」解日右翼對美屈結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周五到美國與總統奧巴馬會晤，不少華媒認為此行與釣島主權、北韓核試、以及日圓貶值等國際議題有關。由於釣島與北韓問題將會涉及到《美日安保條約》之中美國對日本的防禦承諾，所以奧巴馬的態度多少會影響中日、甚至東北亞安全局勢，同時亦可窺見奧巴馬第二任期的亞太策略佈局。會面結果似乎沒有讓中國失望，奧巴馬並未提及到「中國」二字，更遑論任何牽涉釣魚島問題的字眼，安倍亦表示將會繼續冷靜處理釣魚島紛爭。


但整個訪美旅程最有趣的，還是安倍在會面後發表題為《日本回來了》的演講。演講除了講述「安倍經濟學」對日本出入口的正面影響外，更重要是道出日本自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爆破以來的種種困擾，當中最核心的便是：日本永不會做二等國家。這或許道出日本右翼近年開始贏得市場的原因。


在七、八十年代，日本國力主要投放在出口工業產品上，一度贏得「世界工廠」的美譽，甚至一度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日本產品更充斥全球市場。日本右翼人物代表石原慎太郎更一度出版《日本可以說不》，鼓勵日本提高自主權反對美國霸權思想。


然而受到《廣場協議》及國內企業結構問題拖累，日本不但經濟力量大幅下滑，甚至在東亞地區內的議題都受制於美國。例如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日本一度提倡「亞洲貨幣基金」向受困國家撥款，惟獨最終礙於美國反對而作罷。二OO九年，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上任，毅然「脫美入亞」，卻因為美國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弄得焦頭爛額，更導致辭任首相一職。後來繼任者買了教訓，只好繼續以日美同盟為主軸，在外交領域上變相失去許多彈性。這個背景下，不難理解國民、甚至右翼人士為何希望藉釣魚島爭端反守為攻，主動把美國拖下水。安倍貴為右翼人物，在第一任期本欲修改和平憲法，及一切有關美占時期的文獻，但始終國內、黨內仍難達成共識，而且自民黨人氣度急遽下降，修憲之說不成氣候。


安倍這番「二等國家論」論，固然難以換取奧巴馬的同情。但是在解讀以上言論時，除了把對象假設針對成中國外，還需把美國、日本國民都包括在內。對中國，當然是要作出「主權不能妥協」的姿態，意即不會受制於中國威脅；對日本國民，那便是換取政治資本，表示自己立場堅定未變，為七月參議院選舉爭取民意支持。假如安倍所屬的自民黨在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那便大有可能加速修憲，為國家軍隊「正常化」發展，與美關係有機會產生微妙變化，這便是奧巴馬要考慮的地方。

北韓勢強硬 「六方會談」恐遙遙無期

聯合國安理會上月一致通過決議草案，就北韓發射火箭一事加強制裁。議案獲得中國、俄羅斯支持，觸怒北韓領袖金正恩，不但招來北韓媒體發難批評，金氏更暗示以核試驗作為威脅，向安理會成員國進行報復。如果屬實，那便是金正恩出任國家元首以來的首次公開核試驗，無論成功與否，都具有一定象徵意義，順勢將北韓與中國之間的裂痕牽引出來了。


過去外間對這名「八十後」元首施予厚望，希望北韓終於走出金日成金正日的「先軍政治」陰霾，但是一年間的「金正恩時代」似乎引證了北韓領導層對核武的依賴，況且即使金正恩在外交場合上表現出一副妥協姿態，最終他仍然會選擇以硬實力回應一切威脅。


雖然只有短短一年，不過金正恩的外交路線及模式卻似乎展現了一點端倪。去年二月，美國與北韓進行雙邊會談，本來已經達成共識，以凍結核試驗及長程導彈測試作為換取美國糧食的條件。此後不久，金正恩卻宣佈發射運載衛星的火箭「銀河三號」，導致國際社會震驚，糧食援助計劃告吹，北韓亦表示重新研究核試驗，第一次的「破冰」旅程無疾而終；同樣，年初金正恩發出的新年賀詞當中，提及希望妥善解決兩韓僵局的建議後，美國新墨西哥州前州長理查森聯同Google執行主席施密特以私人名義訪問北韓，讓外界以為美朝能夠重返談判桌上，但卻演變成北韓準備啟動核試驗的結果。


而有趣的是，中國在兩次事件中擺出一種不耐煩的姿態：去年首次試射「銀河三號」前兩星期，《環球時報》社評便表示中國不會受到衝突各方受綁架，不乏對平壤政府的暗示；近日《環時》與北韓《勞動新聞》唇槍舌劍，比過去一次更加嚴正，大概展現了北京當局對平壤政府的態度。而且，有新聞報導流出中國向北韓駐華大使池在龍大打「口水戰」，反映出北韓對核試驗的態度志在必得，明顯與中國外交政策出現衝突。


中國月來已經受釣島主權一事弄得自己在東亞圈內孤立無援，不欲再給北韓弄得焦頭爛額，尤其擔心美國會借機在其東亞安全網絡上加重佈防，間接針對中國。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亦必須承認國內出現民族主義高漲的局面，特別是他們普遍不滿北京過去被平壤牽著鼻子走。這些因素聚集起來，中國再不能夠似金正日時代一樣對北韓處處保護。


中國是「六方會談」的召集人，假如中朝關係繼續搞僵，「六方會談」根本無可能實現；但假如金正恩選擇與美進行雙邊交涉繞過中國的話，無疑對北京帶來外交醜相。如今中國政府手上的牌似乎有限，要是北韓繼續「去馬」，北京只怕需要向經濟制裁下手了。

北韓核試驗 東亞地區安全再起波濤

北韓周二向中美宣佈成功進行地下核試驗，引起國際輿論譁然。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翌日公開譴責平壤政府，指其違反安理會決議案；美國、歐盟、南韓、日本等國亦旗幟鮮明支持制裁北韓。就連中國這個傳統盟友，亦有不少網民對北韓核試無視中國面子的問題表達不滿，贊成對「金家王朝動真格」。雖然國內亦有新左派人士高度表揚北韓核試成功，不過相信他們的力量仍然無阻北京支持制裁。

中國對北韓的依賴源來有自，筆者亦在多篇文章中曾經述及，在此不贅。鑒於此次核試驗並非意料之外，事實上周邊地區國家都應該預料到事件終究會發生，畢竟核試前未有任何談判曝光。相反，在試射前夕更多次傳出中國與北韓秘密會談不果，北京企圖擔任仲裁者的角色告吹，斡旋失敗。

北韓核試驗其中一點最大的啟示，反映了金正恩政權與北京政府之間的關係產生了微妙變化。一方面，北京對平壤的影響力似乎開始下滑，觀乎近兩月凡涉及朝鮮半島安全問題的事項中，北京定必派員阻止平壤進行「過激」行為，例如十二月金正恩宣佈試射火箭及衛星後，中國已經出面勸阻，然而北韓最終堅持按照原定計劃進行。同樣，核試前夕，中國北韓半島事務特別代表武大偉「到最後一秒都在盡外交努力」，結果有目共睹。

但是，一如以往，另一個最讓中國憂心的問題，是「後試射」東北亞地區安全的局勢。兩年前，學者Jooyoung Song分析中國在過去十年對朝鮮半島危機取態（包括天安艦事件、金正日兩次核試驗），事實上相當取決於白宮的態度，以及事件對北韓政權穩定的影響。根據該學者分析，假如美國會以武力回應北韓，而且不會招致平壤政府倒臺，那中國將較傾向接受制栽方案；但其他情況下（美國不作出武力回應，或者回應會危及北韓政權）中國則會選擇否決安理會的制裁案。

從Song的模型分析，其實與中國外交大策略脗合。中國在過去十年期間雖然強調「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甚有改變國際社會現狀的作風，然而在領土安全上，中國除了捍衛國家「核心利益」的領土外，對其他國家邊界仍然希望能夠維持原狀。北韓「金家王朝」的安危對中國境內外安全更是悠關重要。中國加入制裁行列，首先出於北韓政府不會倒台的前提，既可滿足「負責任大國」的道德要求，亦可確切反映政府內部對金家的不滿，教訓北韓。

不過，有一點還是需要留意的。北韓核試後，美國雖然一如以往加緊與日韓的軍事同盟，但是日韓兩國本質上的反應似乎較兩次核試更為激烈。南韓不但按慣例部署巡航導彈，進行海上軍演，表明將會在兩年內開發及部署防空及導彈防禦系統，配有「先發制人」的阻嚇功效，國內更開始醞釀研發核彈的相關輿論；日本方面，則可利用機會加速推動修憲，為國家及自衛隊「正常化」舗路，甚至為國家進行「先發制人」戰術提供充足理據。這種幾近軍備競賽的發展，再加上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看在北京眼內有明顯針對中國安全的威脅成份，這只怕才是北韓核試射最大的後遺症。

準法國介入馬里 突顯中國國際法觀

聯合國安理會日前就法國軍隊宣佈介入馬里內戰一事舉行特別會議，罕有地一致支持（註：並非通過決議）總統奧朗德的武裝行動，協助馬里政府打擊盤踞北方的反對派系。中國與俄羅斯貴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之一，素來對軍事介入相當忌諱，尤其是兩國擁有三次否決制裁敍利亞政府的「前科」在身，已經觸怒不少西方國家。


驀然回首，中國自從一九七一年入聯以後，堅持高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權平等的旗幟，多番阻撓聯合國授權西方國家進行所謂「人道干預」介入其他國家內政。近年來，北京政府唯一例外「通過」的（實況是中國代表缺席），就只有兩年前在利比亞一役中授權北約軍隊在當地設立「禁飛區」，懲罰卡達菲殘酷鎮壓人民。不過，事後中國譴責西方國家將設立「禁飛區」演變成軍事介入，無視國家主權，扭曲議案原意。此例一直成為中國與歐美在聯合國合作上的芥蒂，使北京日後處理介入主權國的相關議題上特別小心謹慎。


每逢面對「人道干預」問題，中國都喜愛沿著一套「尊重國家主權」的說法蒙混過去，似乎暗指其他國家無視別國主權一樣。但細心觀察下，中西的分別不過是先後次序問題。中國與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在戰後好不容易擺脫列強控制，因此對外國介入領土主權十分忌憚，信守《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款中對傳統絕對主權（Absolute Sovereignty）的定義。其他國際合作領域都只會在互相承認主權的條件下進行。況且許多發展中國家認為國際法很多條文都是專門為發達國家度身訂做，甚有機會鑽研法律漏洞對自己構成威脅，導致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牢牢握緊這項條文保護領土安全。


相反，無論英國或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外交政策從過去針對軍事安全，轉為推展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觀。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同樣主張，人權一類「普世價值」應該在國家主權之上，假如別國政府無法解決國內人民需要，國際社會在此絕對有責任從旁協助，必要關頭更需要派兵拯救那些飽受壓迫的「陌生人」。這種思路假設每個政府都有「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在前殖民宗主國中大為盛行，難免與中國及第三世界的認知出現矛盾。


不過，如果這種解說成立的話，那麼中國斷不可能容許法國「明目張膽」介入馬里的。到底是甚麼改變了北京政府的態度呢？


事實上，中國在馬里一例中採取合作的立場，最直接的原因有三：第一、中國需要尋找機會展現其「盡責任大國」的一面，推銷軟實力。中國過去受到不少西方國家譏諷為專門「坐順風車」，對國際事務缺乏承擔；第二、「介入」乃由馬里政府親口要求，假如中國否決，反而更突顯它「不尊重」馬里政府的主權，有自打嘴巴之嫌；第三、肇事的反對派有一部份是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分子，而且有分裂國家的傾向，儼如中國境內時常警惕的三股勢力（即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兩者目標一拍即合。再加上中國在西非一帶擁有巨額投資，馬里亂事持續始終對中國不利，故此北京政府不得不在立場上選擇性讓步，卻並非是中國在國際法的態度出現重要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