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和平計劃失敗 歐美勢單邊制裁敍利亞

安南辭去聯合國敍利亞危機特使一職，臨離任前不忘指責安理會內部分裂，導致任內提倡的六點和平計劃無法實現。安南此行離去，歐美國家的鷹派勢力勢進一步行動封鎖敍國，加強對反對派支援。雖然「人道干預」代價不菲，但安南此去確實移除了軍事行動的絆腳石。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近年來支持中東國家推翻獨裁政權，分別在伊拉克、利比亞進行軍事介入，並協助反對派系奪權。在安南重返聯合國前，歐美與阿盟對敍利亞政府長期不肯讓步的強硬立場失去耐性，中俄兩國在安理會上又經常反對制裁方案，於是它們內部出現進行人道干預的聲音，企圖介入敍利亞問題並推翻巴沙爾政權。

安南的和平方案為求折衷反對派(包括西方國家)與保皇派(包括中俄)的顧慮，既要求巴沙爾政權尊重人權及展開包容的政治進程，另一方面堅持用和平手段處理敍利亞亂局，強調雙方即時停火，由聯合國監察組織提供人道支援，防止歐美重施故技借北約(NATO)「人道干預」名正言順軍事介入敍國政治。

儘管支持及反對派口裡支持，但雙方顯然不願落實和平方案，促使歐美國家密謀繞過聯合國以武力手段進行政權更迭。土耳其軍機六月在敍國上空墜毀，奧巴馬被揭近來秘密授權中情局支援反對派推翻敍國政權，這些舉動都挑動到巴沙爾神經。

隨著愈來愈多政府支持者轉投叛軍陣營，相信巴沙爾必定會短期內「絕地反擊」，敍國首都大馬士革與北部城市阿勒頗的戰事極可能做成更多傷亡。況且巴沙爾「承認」國內藏有生化武器，歐美國家即使無法從安理會獲得授權發動制裁(因為中俄必定反對)，仍然可以仿傚過去介入科索沃及利比亞一樣為干預別國內政獲得廣泛認受性。

雖然北約在過去幾月有許多理由介入敍利亞內戰，然而缺乏有力的合理依據(例如為何土耳其軍機會出現在敍國領空；政府軍與反對軍雙方的人權紀錄備受質疑)，出兵無名。而且歐美國家受國內經濟問題影響，經過利比亞一役都不願承擔軍費。

不過，最近國際形勢出現變化，大概會改變北約成員國初衷。一、伊朗作為巴沙爾盟友，指責有國民被武裝份子綁架，似乎暗示將會作出舉動支持政府軍；二、美國總統大選在即，羅姆尼在外交政策上定會針對奧巴馬在人權問題放軟手腳。而且伊朗若有任何舉動，必然刺激以色列。羅娒尼可大打以色列牌，批評奧巴馬犧牲盟友「國家安全」，奪去更多奧巴馬的猶太裔票倉。

安南此行離職，正好放出一個「和平路線非不為也，屬不能也」的訊號，完全放手干預行動。就算歐美不打算將行動升級成「人道干預」，短期內可以預料它們會放棄聯合國的多邊路線，轉而加強單方面制裁敍利亞，向反對軍提供更多軍事物資以及「技術支援」，必要時直接介入敍國內戰。

戰亂促使哥倫比亞「第三勢力」崛起

哥倫比亞西南部考卡地區(Cacua)托里比奧市(Torlibio)近幾星期不斷發生暴力事件，政府的安全部隊與反政府的革命武裝力量遊擊隊(FARC)進行戰爭，造成當地部落村民民不聊生。最終由於雙方對受影響原居民的要求毫不理會，終於促使後者還擊：突襲警察戰略要點，審判叛軍將領，務求將兩者逐出地區。事件重新帶出了哥倫比亞國內的民族問題。

哥倫比亞的原居民在國內地位長時間遭到貶抑，直到九十年代國家重新修訂憲法，賦予所有居民平等權利，他們在法律上的地位才得到提升。但是，制度上的認同並未消去政府與印第安人之間的誤解。

以這事為例，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聞言得悉原居民納薩族人的要求後，曾一度斥責他們「選擇了支持革命軍遊擊隊」，更有流言傳出中央政府在過去數月一直拘捕當地「參與革命活動」的原居民。然而，他們顯然忘記了村民早已飽受革命軍戰火蹂躪，而且後者在考卡地區從事走私販毒業務，對地區治安構成滋擾，當地居民難以對叛軍存有好感。如今無論是政府、親政府的少數民族組織、又或者革命軍同樣無視納薩族人要求，分別透過輿論和槍彈聲拒絕一切撤退的呼叫。如果劇情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反而有助促成國內少數民族團結起來。

根據非政府組織估計，哥倫比亞國內非裔或印第安人占全國四分一人口，與玻利維亞六成原居民的情況有明顯差距。雖然哥倫比亞原居民在參議院內有固定兩席議席，但除此以外，代表原居民的政黨在選舉永遠表現平平，只能擔當議會的極少數派。在這個環境底下，哥倫比亞印第安人的利益不獲主流重視，更遑論仿效玻利維亞由原居民執政。

其中效果最明顯的，便是國內經濟政策。哥倫比亞受到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影響，貧富問題日益嚴重。即使桑托斯強調改善國內福利措施，但去年與美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受美國補貼的農業大幅湧入哥國，對許多依賴農業為生的原居民造成經濟衝擊，累積了不少怨氣。一個觸發點大有可能將他們凝聚起來反抗。

而且，在政治制度上，考卡地區確實擁有培育「第三勢力」的潛力。第一、國家修訂憲法後，(諷刺地，政策概念受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中央權力大幅下降，地區政府的自治權上昇，不論行政、立法機關都要向區內選民負責。由於地方利益、政治氣候各有差異，政黨在地區選舉的影響力有限，相反，個人魅力對地方選舉更有關鍵。如果在考卡地區坐擁十一萬人口的納薩族能善用這項優勢，揀選魅力型領袖參選，帶出原居民與經濟政策議題構連，足以組成一股政治勢力。

第二、考卡地區一直是哥倫比亞原居民的「聖地」，過去托里比奧市更多番見證原居民組織政治運動，為印第安人爭取權益。過往這些運動受到各種內部問題阻撓，例如區內原居民的最大組織只關注單一議題─最顯著的包括土地分配不均情況─繼而忽視國內原居民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自治權利。所以，假如政府和叛軍在事件上仍然擺出一副毫不妥協的姿態，這將加快促成國內「第三勢力」抬頭。屆時中央政府推行全國政策，便不得不把原居民利益放入考慮之列了。

泰柬衝突突顯東盟制度不足

泰國、柬埔寨持續一年多的外交僵局終於有緩和跡象：兩國部隊分別撤離了駐守柏夏威寺（Preah Vihear Temple）附近區域，為該地設立暫時性的「非軍事區」（Demilitarized Zone）。不過國際法庭早於去年七月已經裁定以上安排，雙方卻在事隔一年之後才開始執行撤軍，正好突顯東盟內部缺乏一套有效機制解決成員之間的衝突。

事實上，東盟並非沒有爭端解決機制。根據《東盟憲章》第二十四條，成員國如有任何衝突未能解決，理應按照《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規定，成立高級委員會向爭端國提出解決方法。不過，採取有關安排的前提是，東盟必須獲得所有爭端國同意。否則，問題將會在峰會上討論並商議。

需知道，東盟成立之前，東南亞地區關係緊張，除了對抗共產主義在地區抬頭以外，國家之間仍然受到歷史及殖民主義的餘波影響，關係反覆無常，更隨時爆發出地區戰爭。因此，成立東盟其中一項目的，便是要消除地區惡劣氣氛，利好國家發展經濟促進合作。

有趣的是，爭端處理機制自從東盟成立以來未曾召開過，為什麼呢？雖然東南亞國家簽署加入東盟以後，的確在爭端上表現克制，但並非代表之前的領土紛爭經已自動解決。即使是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菲律賓，這些核心的東盟國家，它們也會間竭爆發邊境衝突，只是衝突不如柏廈威寺般鬧得觸目。

而且，要啟動爭端處理機制必須得到雙方涉事國首肯，這幾乎是無可能的。去年二月，柬埔寨聲稱遭到泰國軍隊侵襲，數度要求東盟派員監察事件，以證明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卻礙於成員國對「共識政治」近乎教條式的信奉，泰國利用這個漏洞阻撓身兼主席國的印尼進行斡旋，最終將事件搬到國際法庭接受裁決。

雖然過往國際法庭亦曾處理馬來西亞與印尼的主權爭議，但當時雙方只有軍事僵持，事件並未演變成軍事衝突。柬埔寨這次繞過東盟機制，直接由國際法庭解決爭端，難免大幅削弱東盟威信及權力。這般造法自然無可厚非，不過先例一開，他日其他國家倘若照版煮碗，東盟作為建立互信的制度一定受到打擊。

再過三年，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便將啟動，在區內加強推行民主管治外，藍圖亦有提倡訂定行為準則規範成員國行為。然而在眾多倡議中，仍然以溝通協商作為處理爭議的手法，即使違規亦未見有條文懲罰。有學者指出東南亞缺乏「東盟意識」，「同為一體」的觀念尚未萌生，導致國家互信不足，故此應該給予更多時間國家學習雙方習性。不過，過了接近半個世紀，東盟在制度化的過程上仍然裹足不前，難以使成員國對機制信服，反而更可能向外力求助。長遠下去，只怕更難建立「東盟意識」。

剛果維和任務應重新定位

中非國家剛果兵變叛亂仍然持續，前任軍閥恩塔甘達（Bosco Ntaganda）在東部奇夫省脫離國家軍隊疑似發動「M23」兵變後，剛果政府軍與聯合國駐剛果部隊携手合作，企圖阻止叛軍再進一步進攻東部重要城市戈馬（Goma）。聯合軍駐當地部隊一反常態，在行動中採取先發制人策略，似乎意圖扭轉外間對它「無所作為」的指責。

聯合國在一九九九年開始派遣穩定特派團到剛果（MONUC/MONUSCO），以維和部隊身份負責監察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剛果的和平進程。至今日為止，特派團軍隊人數高達一萬七千多人[1]，冠絕聯合國駐其他地區的維和部隊，而所需開支在短短一年間更需要接近十五億美元。

雖然成立維和部隊代價高昂，不過它對剛果穩定的效益經常遭人垢病。尤其是維和部隊成立初期，聯合國安理會顯然欠缺周密安排，以為派遣維和部隊到剛果，以中立身份進行調停工作，執行中非國家簽署的停戰協議，和平便自然降臨。這種危機處理機制明顯仍然依循著聯合國的傳統維和路線與手法，安理會希望可以降低聯合國的參與程度，減少干預國家自主權。

上述考慮確實反映後冷戰時代聯合國對干預成員國內政的迴避態度，特別是美國對索馬里的「人道干預」行動慘淡收場後，許多國家吸取經驗，對介入主權國傾向一個模稜兩可的立場，焦點更著眼於實際利益。不過，這種心態最終對幾乎分裂的剛果全無任何幫助。

相反，維和部隊多番被人權組織批評，斥其並未履行「保衛平民」的責任。結果，維和部隊進駐剛果期間，仍然有暴徒到處肆虐殺人，姦殺婦女的情況無所改善。無論行兇者是紀律鬆散的國家軍隊，或者是佔領一隅的軍閥領袖。另一方面，部隊後來協助金沙薩政府，將曾與政府為敵的軍閥成員重新融入社會，是次起事領袖恩塔甘達便是其中之一。最終，恩塔甘達再次發動叛亂。

這次事件突顯聯合國的策略全盤失誤，安理會必須重新審視維和方法。第一、恩塔甘達能組織聯合一眾圖西族人，發動兵變，剛好反映維和部隊對前軍閥的了解未夠深入。文化因素自然是其中一個原因。聯合國維和部隊成員國來自五湖四海，「雜排軍」對當地多元種族間的衝突缺乏了解，即使靠強攻硬闖，也只是治標不治本，更可能加深雙方怨恨，無助移除衝突原因。安理會成員反而應該多派非武裝部隊到當地進行訪問、交談，建立互信基礙，才可以發揮聯合國的調停角色。

另一方面，M23的成員多為圖西族人，即使盧旺達多次否認有份參與，聯合國成員顯然明白它在背後暗助叛軍一把。因為圖西族人與剛果東部的胡圖族人一直有宿怨，難料事件會否激起當地族人自行武裝，保衛民族安全，民族間互相猜疑，這樣要重新團結國家便難上加難。聯合國此時此刻，固然要積極阻止M23進軍戈馬，另一方面，更應該派員到盧旺達進行交涉施壓，切斷叛軍背後的援助。只有這樣，聯合國才可以開始建立真正的和平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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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site/pp.aspx?c=glKWLeMTIsG&b=8102689

調查「阿拉法特事件」將以巴關係推向火線

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死因案再次成為國際新聞焦點。最新證據顯示，這名巴人民族英雄八年前突然患病辭世，懷疑與釙中毒有關。如今種種跡象顯示以色列大有可能參與甚至策劃事件，相信日後開棺驗屍的結果定會將以巴關係白熱化。

製造釙這種高放射性物質的過程十分困難，主要用在軍事及科研項目上。而且元素不能隨便在市場購入，基本上用家必須要有大型核反應堆才能正常運作。這些考慮起碼大大降低了個人行為的可能性，畢竟有關操作理應需要大量人手，而且核反應堆設施並非輕易能夠進出，所以欠缺重量級人物或組織支持，根本難以行動。雖然以色列一直表示自己並無研發任何核武器科技項目，不過外間揣測以國藏有大量核武器，而且美國大有可能在背後支援，絕對有能力生產釙元素。

客觀因素而言，以色列政府有需要對阿拉法特進行暗殺嗎？若論九十年代，以巴關係受惠於《奧斯陸和平協議》（Oslo Peace Accords）締結的和平氛圍影響，縱然雙方偶有衝突，然而整體上以色列政府對付的都是哈瑪斯。然而踏入千禧，以巴關係迅速惡化，阿拉法特重新發動「起義」（Intifada），恐怖襲擊在以國境內屢見不鮮，以色列則加速在巴勒斯坦境內拓展殖民區，且一度要求將阿拉法特驅逐為藉口，將他軟禁，更數度向阿拉法特住處範圍施予襲擊。從這些表面跡象顯示，當時以色列政府派員暗殺阿拉法特，似乎不無可能。至於行兇者是否聞風喪膽的摩薩德集團，這個就不得而知了。

這篇評論並非偵探小說，無意猜度行兇者的身份。事實上，無論行兇者是誰也好，自從偵察報告刊出以後，許多人都將事件與以色列構上關係，便自動對以巴關係造成壓力，巴人自治政府執政黨法塔赫（Fatah）與領袖阿巴斯（Mahmoud Abbas）更將首當其衝。阿巴斯當選出任巴人自治政府總理後，致力推動外交渠道與以色列達成和解。不過，自治區內經濟低迷，已經釀成民怨四起，加上巴人自治政府在西岸周圍設置圍牆，西岸已有激進組織討論發動第三次「起義」對抗自治政府。

在這個客觀形勢下，阿巴斯斷不會低調處理事件。第一，外交關係緊張可有助法塔赫轉移視線，分散國內反對派力量。第二，調查事件對巴人的負面影響甚少，假如証實以色列有份參與事件，大可為巴人提高道德高地，在國際舞台爭取更多同情心，畢竟以色列的政治暗殺行為素來惹人非議，調查結果可以突顯以色列的非法性，為巴人換取理據支持獨立，加速實現「兩國論」。況且，即使事件與以色列無直接關係，巴勒斯坦亦無虧損，畢竟事件只為調查民族英雄死因，阿巴斯事後大可指調查絕無他意。所以，無論如何，阿巴斯將會高調處理事件，至少這應該是區內普遍支持的做法。

墨西哥大選 禁毒戰線勢退讓

墨西哥總統選舉在即，在野建制革命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形勢大好，甚有機會推倒執政國家行動黨(National Action Party, PAN)，捲土重來，重奪總統府寶座。過去十二年，外間一度對國家行動黨寄予厚望，希望改變當時建制革命黨統治逾七十一年的貪腐局面，刺激疲憊不堪的經濟狀況。不過，兩位總統政績平平，國家經濟更加靠攏美國然而經濟發展持續失衡。現任總統卡德隆(Felipe Calderon)當選後更隨即向國內組織嚴密的販毒集團宣戰，至今造成五萬人死亡。難怪有輿論表示，這次選舉實際上是對國家行動黨繼續執政的公投運動[1]。云云項目當中，相信這場「毒品戰爭」的方向更是其中一項關鍵議題。

墨西哥土壤適合種植大麻及冰毒，加上邊境與美國接壤，方便從事販毒轉售，成為不少販毒集團的天堂。尤其是九十年代中葉以後，南美哥倫比亞的兩大毒梟積弱，墨西哥毒販順理成章擴張地盤，進行跨國毒品經營，與本地黑幫進行勾當，將地盤覆蓋到軍火走私及人口販賣。這些毒梟有的結盟，有的互相廝殺，對墨西哥與中美洲國家治安造成嚴重影響，同時對墨西哥的邦交關係帶來齬齟。

不過，卡德隆對毒販集團開戰，反而加劇了國內安全問題。首先，以強硬手段對抗毒梟鼓勵後者進行以暴易暴。在短短五年間，墨西哥國內有三十一名市長、前市長、或者市長候選人死於與毒品戰爭有關的案件。他們對付平民百姓的手法更骸人所聞，當中包括斬首行動。在五月首兩星期，短短十四日已有八十一人死在這種手法當中。

卡德隆固然善用機會打造威脅論，暗示毒販透過恐怖手法志在奪權，從而統戰各方鞏固國民行動黨政權。但這種幾近小布殊式的「稻草人辯證法」似乎不攻自破。畢竟至今為止，毒梟並無跡象要取代現政府。更諷刺的，是傷亡率在「毒品戰爭」開始以後大覆上升，意味著戰爭造成更多不穩。

最主要的原因，是卡德隆輕視了國內貪腐程度。事實上，墨西哥警察與軍隊成員素來行事欠透明度，更大有可能遭到對方滲透，自然會向毒梟「放水」。上週在墨西哥首都機場發生警員同袍槍擊事件，就是一例。再者，卡德隆政府以鐵腕對抗同時，卻缺乏懷柔政策向小型毒販招手，導致許多無以為計的小混混轉而加入其他幫派，野火燒不盡，毒草吹又生。假如卡德隆在背後向他們施予經濟誘因，收買人心，至少可以削弱地區毒梟幫派。

顯然，建制革命黨參選人潘尼亞尼托(Enrique Pena Nieto)汲取卡德隆低民望的教訓，嘗試在全面停火與全面對抗之間找個平衡點。一方面，他聘請了哥倫比亞的專家，諮詢哥國整肅毒販心得。另外，他亦提出擴大準軍事化的武警以守衛地區安全為主要目標。第二項政策措施明顯與卡德隆的做法有顯著分別，尤其是潘尼亞強調減少傷亡率，而非捕獲毒梟首領，暗示戰事將會息微。同一時間，有潘尼亞托亞的競選團隊成員透露，他們有意將毒品合法化，藉法律途徑打擊黑市。以上方法難免會引起道德上的爭議，然而持續六年的「毒品戰爭」成效既然存疑，從商業手法削弱非法販毒集團理應比較可行。相反，國民行動黨候選人堅持沿用卡德隆路線，無視現任總統的民望教訓，似乎將會賠上總統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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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抱此輿論心態的，主要將投票視為對國家行動黨的支持或反對，而非建基於對其他黨派治國理念方針的認同。

巴基斯坦「司法政變」 扎爾達里政途堪虞

巴基斯坦總統扎爾達里與國內司法機關的對立關係日趨惡化，總理吉拉尼被最高法院罷黜其總理職務，地方法院又向準備接替的候選人夏哈布丁(Makhdoom Shahbuddin)發出拘捕令。如今無人接管政府運作，伊斯蘭堡幾乎陷入癱瘓狀態。今次最高法院高調捲入政治事件，美國《華爾街日報》將此形容為「司法政變」(Judicial Coup)，槍頭明顯是朝著總統扎爾達里與執政巴基斯坦人民黨一行人。扎爾達里此前面臨內憂外患，這場「司法政變」無疑雪上加霜。

巴國最高法院對國家政治發展舉足輕重，近年在政治上的活躍程度更足以成為「政府─軍方─司法」角力的其中一名要員。尤其是首席法官喬德里(Iftikhar Chaudhry)挑戰前總統穆沙拉夫執政的合法性，打破「法官要效忠軍方」的禁忌，成為人民英雄。他矢志打擊貪污的決心，更促成最高法院借機發動這次「司法政變」，希望逼使內閣成員就範，提供扎爾達里的罪證，絆倒執政人民黨。不過事件產生了一個疑問：到底「政變」一事是出於最高法院的司法獨立判斷，抑或種種行為只不過是最高法院靠攏軍方，好讓軍方復辟的先兆？

畢竟巴基斯坦民眾對穆沙拉夫的政權怨恨很深，軍方如今正受伊斯蘭武裝份子困擾，進行軍事政變只會換來國內國外輿論批評，更可能使美國大條道理放棄巴基斯坦，這對軍方反恐政策百害無一利。至少，軍隊應該無暇準備發動政變推翻扎爾達里。

雖然如此，扎爾達里卻仍然面對反對派在國會推動彈劾議案的危機。反對黨領袖之一的沙拉夫(Nawaz Sharif)近來已經發動攻勢，要求扎爾達里提早解散國會進行大選。尤其是媒體早前爆出「備忘錄門」，伊斯蘭堡被揭與美國進行檯底交易，以巴基斯坦的外交決策方向，作為換取白宮阻止巴國軍方發動政變的酬勞。扎爾達里被沙拉夫狠批認同賣國，駐美大使因此黯然下台。加上最高法院已經受理案件，結果隨時成為反對派攻擊口實。

事實上，如今喬德里亦面對包庇兒子貪污的指責，甚有可能「優先」處理扎爾達里的案件轉移群眾視線。扎爾達里的貪污案件一日未解決，事情最後亦可能朝著「罷免漩渦」的方向發展：即任何總理候選人上台，最終都會被最高法院或豁下機關阻撓。除非扎爾達里或喬德里任何一邊突然下台，漩渦可能持續到翌年總統大選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