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杜羅當選委國總統挑戰重重

委內瑞拉總統補選告一段落，一如所料，由號稱「查韋斯之子」的副總統馬杜羅成功連任。不過馬杜羅僅以百分之一點六的優勢取勝，有報導指差距之少實屬近四十年來首次，相較去年十月查韋斯「失手」以百分之十點八拋離同一對手卡普里萊斯相比，確實教人大跌眼鏡。

從這次投票數據中 ，可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卡普里萊斯雖然落敗，但無論是得票率及實質票數比上次高，能夠在一個月內成功集結支持者，反映了委國反對派及親商派之間找到共識，而且具備驚人的統戰能力。第二，馬杜羅得票較之前民調結果差距甚大，極有可能與馬杜羅二月宣佈貨幣貶值三成造成經濟民生狀況惡化有關，以致失去部份遊離票的支持。

當兩個候選人支持度這般叮噹碼頭，相信國內的二元對立日後會更白熱化。選舉後反對派的大型示威活動，「選舉舞弊」、「政變陰謀」的指責此起彼落，只不過是執政黨與反對派的一場預演。

當然，卡普里萊斯畢竟只是眾黨派妥協之作，經歷兩次「突襲」都無緣問鼎總統一職，地位受到質疑。早在補選前夕已有激進派不滿卡氏過份軟弱，而且卡氏領導反對派能力不足，未能及時阻止選舉後的暴力事件，大有機會為政敵帶來口實；而且反對派由多個政黨組成，合作機制相當鬆散，規模較小的政黨批評大黨壟斷決策，有違「直接民主」原則。同一時間，這次選舉失利必定會導致路線分歧，反對派應該轉軚走經濟主導的「新自由主義」路線；抑或繼續奉行溫和派提倡的「巴西模式」，強調社會福利保障，相信會成為另一個潛在憂慮。

即便如此，卻不代表馬杜羅地位穩如泰山。第一、選舉結果導致不少「查粉」失望，領導層內部亦將罪過歸究到馬杜羅的個人魅力身上，日後可否駕馭軍方或者國會議長卡貝友等政治力量，仍然是一大疑問；第二、卡普里內斯在這次選舉中承諾沿用部份「查韋斯時代」民粹政策，包括工人最低工資提高四成、打擊貧窮問題等，反映了兩者間的政策方向逐漸模糊。倘若馬杜羅不能在民生問題—尤其是罪案頻仍、供電不足、糧食危機—多下功夫，長遠下去，兩者只能靠個人魅力分辨優劣。況且，查韋斯時代獨靠石油換取民生的施政方法不利發展，委國始終需要徹底的經濟改革。倘若馬杜羅在處理以上問題一概未能達標，屆時，缺乏個人風釆的「查韋斯之子」只怕兇多吉少。

中菲「非法捕撈」事件背後的政治考慮

中國漁船日前涉及闖入菲律賓南部圖巴塔哈群礁海洋保護區「非法捕撈」，在水域一帶擱淺，十二名中國漁民遭菲海岸警衛隊拘捕，更被視為中國間諜，登時上演另一幕外交風波。去年四月，兩國亦因為有中國漁民在黃岩島一帶捕魚，觸發雙方軍事對峙。不過，這次事發地點是獲聯合國教科文憑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之一，同時亦位於菲國境內，與黃岩島的邊界爭議不能相提並論。


由於事發地點屬於菲國主權範圍之內，肇事的海洋保護區更擁有特別待遇受菲國法律約束，加上菲國國內民情支持政府大力執法，幾名中國漁民似乎難逃制裁。假如事件發展成這個地步，只怕會重新激起中、菲兩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再一次上演去年的外交僵局。


中菲兩國關係自去年黃岩島一役後稍有好轉，不過今年一月菲律賓建議將黃岩島主權爭議交由國際海洋法法庭仲裁，中菲關係已經再度展開一輪爭執。中國素來對多邊仲裁存有保留，擔心過往做法及慣例與國際法不符，甚至觸發連環效應，導致其他國家紛紛仿傚，把所有雙邊爭議國際化，這是中國拒絕接受的。況且，習近平接任黨國領導權力以後，對外政策暫時傾向以民族主義作核心主導。倘若此次捕漁事件最終與南海主權爭議構起關係，北京較大機會在主權問題上以強硬姿態回應馬尼拉。


雖然日前東盟主席國汶萊蘇丹哈桑納爾向華訪問期間，獲得中國積極回應，並以堅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對話協商精神解決南海紛爭；但是畢竟〈宣言〉只是表現出政治姿態，本質上並無任何約束力。縱然中國口裡表示為制定具法律效力的《南海行為準則》作為目標，直至今日卻仍然只聞樓梯響。上週，中國更宣佈對外開放西沙群島作為旅遊景點，勢激起越南反感。中國藉著汶萊此行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會否被視為中國「微笑外交」重新起步，抑或只是分化東盟內部的殺手鐧，相信四月下旬的東盟峰會將會有目共睹。


另一邊廂，菲律賓五月進行中期選舉，由前總統艾斯特拉達為首的反對黨「聯合國家主義聯盟」(UNA)狠批阿奎諾政府執政以來在外交政策上過份軟弱，包括未有為入侵沙巴的「蘇祿皇家軍」提供法律援助，又指責部份執政自由黨參議員「賣國」將國家利益舉手奉送到中國等。即使是次菲國選舉中，議員似乎更集中火力主張修改憲法，不過凡涉及國家利益議題放諸選舉都會造成一定影響力。


在今年一月期間，美國一艘掃雷艦碰巧在同一事發海域上觸礁，引起國內學生激烈示威，並將事件牽涉到美駐菲軍隊問題，最終美方向菲國賠款了事，情況相當尷尬。有見國內民族主義升溫之際，這一趟倘若政府處理失當，難免會為選舉對手帶來口實。中菲兩國即使外交政策及政治制度南轅北轍，但是回到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始終仍然逃不過制肘。

亞洲擺脫核威脅的最佳方法？

北韓近日強硬回應美國上週派出B-52轟炸機演習挑釁刺激，會否促成部份網上評論口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暫時仍然存疑，但是朝鮮核問題自冷戰結束後對東亞地區安全長期製造不穩，一直透過「邊緣策略」(Brinkmanship)爭取國家利益，對六方會談等多邊合作機制模稜兩可，周邊國家對北韓可謂束手無策。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屆上任以來本欲冷淡處理北韓威脅策略，但礙於與南韓、日本的同盟關係，始終不能太過抽離，最終還是身陷泥淖。

許多學者已經就核擴散議題提出各種應對方法，當中猶以新現實主義大師華爾茲(Kenneth Waltz)去年就伊朗應否擁有核武的見解最為顯著。華氏認為美國及以色列應該支持伊朗加入核武俱樂部，好讓德克蘭政府滿足保護自己國家安全的需要，從而與以色列達到「共同毀滅」共識，產生互相制衡的效果，反而有助地區穩定及安全。

華氏的理論自然有值得參考的地方，不過近日北韓的反應開始令人質疑平壤政府的理性程度是否足以令金正恩政權甘願接受「共同毀滅」原則規範，特別是平壤政府的行為甚有可能顛覆外界對北韓政權穩定的認知。因為假如不幸發生核戰爭，關島受襲，對美國的威脅不至致命，反而會鼓勵美國以強硬手段回應，透過美國第七艦隊及美韓同盟進行大規模還擊，中國基於維穩需要，對北韓會否全力支持，又或者是「明撐北韓，暗反金家」，這都是未知數。以現況為例，即使北韓連串舉動純屬虛張聲勢，但造成的緊張氣氛有機會導致擦槍走火，仍然會挑動戰局。無論如何，持久戰事對中美朝韓都不會提升安全度，甚至有違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

事實上，北韓對地區安全最大的挑戰並非在於核武器這個客觀存在，而是周邊國家對北韓政權的不信任以及它們將「無核化」信作為穩定地區安全的靈丹妙藥。北韓之所以成功震懾其他國家，就因為大家都深信核武破獲力驚人，而並非因為它「非理性」的表現行徑。若果今日北韓持有的只是常規武器，我們幾乎肯定沒有其他國家會關注朝鮮半島問題。所以，倘若國際社會不再視擁有核武為一件太新奇刺激的事，又或者當北韓「接受」核武並不能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它便自然減低對核武的依賴。

這種想法雖然聽似不著邊際，但過去卻非無先例可尋。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前任總統列根的「星戰計劃」，僅靠宣傳和傳播吹捧出一套當時並不可行的防禦系統，令其他國家包括主要對象蘇聯信以為真，核彈頭頓時成為廢物，促使莫斯科投身軍備競賽，結果經濟破產，不得不與美國進行談判和實施改革。同一道理，以北韓現時的狀況，核彈已經是唯一可依賴的最後及唯一殺著，假如這武器根本不能為國家安全帶來增值，平壤的核威脅很大可能就會迎刃而解。

土耳其庫爾德和解志在入歐

自1999年一直在囚的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PKK)領袖厄賈蘭周四透過盟友宣佈停火協議。厄賈蘭在信中呼籲黨員內放下槍械，並盡快撤離土耳其邊境在庫爾德人曆法中的元旦作出充滿歷史性的宣言，意味持續近三十年的種族武裝衝突有望結束。儘管過去土庫兩國多次未能履行停火協議安排，但這次無論是土國總理埃爾多安、抑或是厄蘭賈德，都似乎有意進行讓步。

土庫衝突的起因可以追溯到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巴黎和會。當時的戰敗國之一、土耳其的前身─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在《色佛爾條約》中向列強承諾准許國內的庫爾德人進行民族自決，建立「庫爾德斯坦」。然而帝制在兩年後便遭到土耳其民族主義份子推翻，而後來與列強再簽訂的《洛桑條約》亦再沒有提及「庫爾德斯坦」的任何安排。

隨著戰後政治新版圖得到確立，庫爾德人的聚居地亦被劃分兼納入不同國家的領土內，包括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敍利亞等，分散各地的庫爾德獨立運動亦因此飽受當地政府鎮壓。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伊拉克政府便與當地庫爾德部落進行兩次戰爭，死亡人數多達十幾萬，是土庫衝突的三倍。

遊散各地的庫爾德人無疑讓這些國家頭痛不已，雖然不少庫獨組織，包括PKK在內，都已經打消獨立建國的念頭，但一方面土耳其政府不願提升庫爾特人的種族地位，對他們諸加歧視，特別是語言政策上的制肘，去年便釀成數百名庫族人絕食抗議；另一方面，庫獨內部的激進派對長期受壓逼感到不滿，偶爾進行恐怖襲擊，被歐美分別認定為恐怖分子行列，導致雙方一直未能履行停火協定。

埃爾多安及正義發展黨(AKP)在2003年執政以來曾經多次對庫爾德族伸出橄欖枝，為土耳其三十年代對庫族造成的大屠殺道歉，並提倡修改威權時代遺留下來的憲法，加強國家民主化及多元政制，保障庫族人權利。埃爾多安的妥協態度與其一貫強硬作風有異，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與土耳其入歐盟的願望有關。

土耳其自從六十年代便已經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准會員，在埃爾多安執政期間更加積極參與加入歐盟的部署。不過，除了土國自己的宗教信仰與政制保守，與歐盟「入會」要求不符之外，歐洲成員國對土庫關係亦相當關注。在這個背景下，便不難理解AKP修憲目的所在。雖然土耳其過去幾年對入歐的熱情冷卻，但假如埃爾多安能夠成功爭取入歐，同時解決國內血腥衝突問題，一定為其總統之路帶來重要籌碼。

民間需慎防過分解讀「日本右轉論」

中日關係停滯不前，除了因為爭奪領土主權、歷史問題外，民間的影響力亦是其中一個主因。隨著兩國領導人紛紛落實，中日兩國關係緩和期望看似落空，更甚者，無論是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或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有意識地提出「民族復興」或「永不當二等國家」論述，為中日兩地增添不少互疑，甚至過分解讀對方行為往往只為針對自己。如果社會潛移默化地接受這套信念，那麼武力衝突便只是朝夕之事了。

自從安倍去年獲舉薦成自民黨黨魁以來，其言行舉止使不少媒體認定日本會「更右轉」。安倍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正主義」歷史觀超出許多人的預期，無論是對「慰安婦」及「東京大審判」的態度、修憲，都被標籤「極右」表現。安倍在言論態度上與石原慎太郎、橋下徹等「極右」人士並無二致。

不過，到目前為止，安倍除了在言論上相對激進，及安排保守派修改教科書外，他在許多外交行為上仍算克制，例如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縱然安倍經常放風透露自己「後悔」過去放棄參拜，但至今仍未作出行動；同樣，安倍上任後並無高調處理台灣問題，與過去「更右的」首相有明顯分歧；安倍希望促進美日同盟關係，但媒體卻自動解讀成「圍堵中國」，忽視了上任後曾經派遣特使及執政聯盟盟友到華修補關係的平衡策略。

事實上，我們經常誤會日本的軍事目標只有中國，卻忘記了日本對北韓的恐懼及不安其實遠超中國。畢竟，在許多日本人眼中，北韓行徑比中國更難捉摸，不管是火箭或是潛艇，對日本本土帶來更直接的威脅。

有趣的地方是，安倍七年前接替小泉純一郎後其實亦曾發表相近的「極端」言論，然而所促成的迴響遠不如今日。這種反應跟外界期望有一定關係，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眾在比較外交政策上的取材不夠廣泛。日華關係在小泉純一郎的五年任期內長期陷入低潮，當外間已經標籤日本為右翼國家的時候，自然對安倍言論不感詫異。

如今問題是，自福田康夫出任首相以來，日中關係有明顯改善。尤其是民主黨執政期間，坊間對日本「脫美入亞」充滿憧憬。儘管菅直人及野田佳彥任內出現釣島紛爭，但至少兩國處理手法並無意刻意借事件大做文章，或者與修憲等「敏感議題」牽線，故此民主黨的外交政策多被視為親華或屬中間派。在這種氣氛影響下，安倍的強硬言論便顯得格外突出。同樣是強調美日同盟關係、同樣是提倡日本走向「正常國家」，不過卻因為前任首相的外交取態，導致民間社會出現一種相異的解讀。

沙巴亂局的政治盤算

馬來西亞政府與自稱「蘇祿皇家軍」的武裝份子已經在沙巴事件上擾攘了一個月。上週馬國警方與蘇祿軍展開激烈衝突後，馬國派出戰機與軍隊將行反攻。即使前日「蘇祿軍」領袖、自封蘇丹的賈馬魯爾‧基拉梅三世提出停火協定，馬國首相納吉布堅持停戰協議只可在武裝份子無條件投降的情況下進行。面對只有三百來人的「皇家軍」，馬來西亞的兵力自然迎刃有餘，加上大選在即，納吉布的強硬姿態與執政聯盟的政治盤算不無關係。


納吉布自2009年擔任馬來西亞首相，任內作風惹來不少爭議。一方面，納吉布宣佈將會廢除備受爭議的國安法，過去「未審先判」的年代似乎即將完結。大馬政府亦嘗試推動種族融和，藉此為國內經濟帶來一絲春風，與過去強調凡事以馬來人為先的政策出現微妙變化。


但同一時間，納吉布仍然十分依賴地方土豪維護政權穩定，無助改善民生議題。對公民社會的手法同樣遭受外間批評，特別是過去兩次「淨選盟」抗議集會，政府分別發動「撐政府」集會抗衝反對聲音，以及派出武警驅散示威人士，惹來民意反彈。禍不單行，近幾年執政聯盟國民陣線內部傳出黨派分裂，代表馬來人的巫統與代表華人的馬華公會鬧出嚴重分歧，假如雙方在選舉前鬧翻，鐵定影響國陣的華人票源，對整個國陣無疑弊多於利。


透過外交或國土安全問題凝聚國內選票是一個常用的選舉策略，假如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勝利，更有助打擊對手的吸票能力。另外，有陰謀論指出基拉梅三世曾經與反對派領袖安華會面，暗示兩者有關連。有心人只要將事件放大，便可以將安華打造成為出賣國家領土主權的叛國者，重創民聯形象，屆時反對派便會瞬間瓦解。政府亦可借宣佈「緊急狀態」延遲沙巴州這個關鍵地的大選，為國陣爭取時間吸納選票。


然而，馬來西亞當局在考慮選舉問題之時，亦需要顧及鄰國菲律賓民意反彈的可能性。儘管「蘇祿軍」在菲南並未得到廣泛支持，甚至同為國內回教少數派的摩洛民族解放陣線亦與之劃清界線，然而不少菲律賓民眾見同胞遭受馬來西亞戰機轟炸鎮壓，較同情「蘇祿軍」一方。況且，沙巴州一地涉及菲、馬兩國之間的主權爭議，有可能牽起菲民「收復失地」的念頭。菲律賓五月將會進行國會選舉，沙巴州主權問題會否成為其中一項議題，值得納吉布關注。

從教育改革著手打破墨西哥金權問題

過去幾十年，許多政體雖然在制度上存在著政黨制度，然而實際上卻是一黨獨大，無疑挑戰「政黨輪替」的理念，當中包括日本、墨西哥、台灣等等。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上許多時候都存在著金權勾結的弊病。雖然後來它們都出現政壇變天，在野黨與執政黨都出現權力輪替的現象，但時至今日，「黑、金、政」的三位一體仍然纏繞著這些地方，阻礙政府推動社會改革。


墨國現任總統培尼亞涅托（Enrique Piena Neto）上臺僅僅三個月，便企圖大刀闊斧削弱國內的貪腐集團。首當其衝的就是墨西哥最「著名」的教育界。墨西哥教育分佈一直出現分佈不均問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曾發表統計報告，發現當地有逾半數15-19歲青少年失業兼失學。


儘管「雙失」表面上只涉及當地教育問題處理不善，但事實上墨西哥的暴力及販毒率高企不下，與學業問題息息相關。正因為當地低學歷情況普遍、再加上墨西哥受到北美貿易協定規限，對美國開放貿易邊境，促成嚴重的高通脹及高失業困境，才導致更多青少年加入犯罪集團。前總統卡德隆過去六年藉高壓手段向國內毒梟宣戰，治標不治本，反而造成更多暴力罪案，無助解決問題。


培尼亞涅托的改革方案，卻主要針對「全國教師工會」（SNTE）及其終生主席葛迪洛（Elba Esther Gordillo）的權力。該工會自八十年代成形，起初主力爭取提升教師權益，不過許多批評指責工會與建制革命黨關係密切，即使是葛迪洛主席一職，亦與時任總統薩利納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向該工會施壓有關。如今工會會員數目達一百四十萬人，足以形成政治勢力左右政壇發展。同一時間，葛迪洛掌握教師生殺大權，即使受聘人士如何不濟，但只要向工會購買教師職務，便可自動從受政府資助的學校獲取薪酬。這種不受規管的手法造成相當嚴重的貪污風氣。


更無奈的，是這個龐大的工會集團掌握了一百四十萬選票，成為墨西哥各個政黨爭相競逐的對象。坊間曾有戲言，指任何總統候選人都必須得到葛迪洛「祝福」才可有勝選機會。前總統卡德隆亦蒙幸得到「祝福」，才足以藉些微差距贏得總統席位。亦正是這種政治權力失衡分佈，讓墨國的教育改革工作舉步為艱。


無獨有偶，政府宣佈推動教育改革翌日，葛迪洛便即時以「挪用公帑」罪名被捕。假如培尼亞涅托此舉能夠打破工會壟斷勢力，不但有利於政府財政上的效用，減少資源浪費，「造王者」下馬，更能為建制革命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的形象帶來一番新氣象，打破過去金權掛勾的負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