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網絡監控醜聞對中美關係影響

美國政府及其國家安全局的一連串監控國民爭議愈演愈激烈。英國《衛報》發現，白宮原來在電訊網絡外，在互聯網上亦進行一個名為「PRISM」的行動，監控本土與外國用戶的對話資料（內容除外），而且覆蓋層面極度廣泛。

調查又揭出國安局秘密成立的「無國界告密者」程式（Borderless Informant, BI）具備儲存及分析功能，統計及按國家歸納採集所得的數據，而且以上程式所搜集的情報已經多達970億，華府再多解析都擺脫不了白宮侵犯私隱的罪名，官方論述恐怕會被視為低劣的政治化妝，隱隱散發出「此地無銀」的氣味。

雖然輿論焦點暫時集中在國內政治層面，但由於華府聲稱監控目的涉及國家安全策略、外交方向等，筆者相信其影響很快便會延伸到國際層面，尤其對中美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將會發揮一定作用。

在一般情況下，情報是政策制訂的重要元素，所以從國安局搜集情報的多寡，可以粗略評估指定國家對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從BI近六年的的數據分析顯示，中東局勢似乎遠較亞太區重要。據《衛報》透露，970億項情報中，伊朗獨占14億、其次是巴基斯坦、約旦和埃及。雖然受「關注」程度未必證明美國與該國關係人好壞，但是從宏觀的局勢而言，資訊卻相當符合美國在中東的地區利益。伊朗的核發展、巴基斯坦的反恐戰爭、約旦與沙特阿拉伯的盟友關係、埃及作為「阿拉伯之春」的催化劑成效，統統有跡可尋。

中國在以上排名中位置處於中游一帶，受監控程度與美國本土接近；至於亞太地區除印度以外，其他國家的受監控程度都相對低。假如「重返亞太」或者所謂「圍堵中國」論不是近一兩年才醞釀的外交政策，以致情報數量落後於中東主要國家，那麼似乎只有兩個可能：一，是「重返亞太」戰略的重要性被外間誇大，美國的戰略考慮仍然處於中東地區；二，是中國的防監控功能十分強橫，以致美國情報人員不能搜出情報。

另一影響，則直接涉及中美在網絡安全上的合作。「習奧會」前，中美互相指控在幕後指使黑客風波，入侵對方安全系統盜取國家機密。縱然兩國元首會面後，雙方達成共識，願意循外交途徑確保網絡安全，不過坊間對此普遍不寄厚望。如今媒體接二連三爆出PRISM及BI醜聞，使奧巴馬在民權立場上的道德高地突然崩塌；相反，北京則可以照板煮碗，借「國家安全」名義向網絡空間施予更多限制，進行更嚴厲的監控，即使雙方在政策執行及問責機制上有分別，但美國亦難從原則層面指責中國。兩個大國尚且如此，全球網絡安全不知該從何說起。

告密者的引渡問題同樣對中美關係產生隱憂。昨日告密者史諾登公開身份，透露自己正藏身香港，表示期望北京政府不會把他引渡到美國受審。告密者行蹤曝光，無論是白宮或國會，都急於要求北京交人，中國大可向美國提出條件交換利益，亦可挾著「習奧會」中美和諧氣氛，將兩國關係推上一層樓。然而，假若中國贊成將史諾登遺返，將「人民英雄」送回美國受審，形同表示北京政府身受「黑客入侵」的說法自相矛盾，到時候同樣損害中國與其他鼓勵網絡空間自由化的國家的友誼。

可幸的是，中美之間並沒有簽署「引渡條約」，所以有關引渡的責任將會落在與美國有協議的香港身上，按道理最後決定遺返的權力歸於終審法院。不過，相關協議存在灰色地帶，本港立法會議院湯家驊表示未必適合於政治罪犯，加上香港過去並沒有接觸過相似案件，至今仍然難料史諾登的命運。

筆者相信事件將會再次引起世界各地對網絡安全及保障私隱權利的關注；同一時間，美國以「道德主義」為論述核心的外交政策都會很難找到受眾。